俞平伯
题解
本文发表在1925年6月22日第32期《语丝》上。俞平伯认为五卅惨案中英日残杀中国民众不是中国人之耻辱，“但却是英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他认为：“御外须先定内”。针对这一观点，郑振铎曾写文章批评俞平伯。二人为此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争辩。过了三年，俞平伯为了“存此以见吾拙”，仍将此文收入他的《杂拌儿》里。
这篇文字曾引起相当的反响与争论。现在看看，有些话自然是“明日黄花”了，至少在万象更新的江南是如此的。但书生论政，本可笑怜，姑存此以见吾拙可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记
先要提明，雪耻与御侮是两件事，不得混为一谈。试言雪耻。我们试想耻是什么？是日本纱厂一案吗？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吗？不是。是汉口英界一案吗？不是。说这些是耻不错，但却是美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若我们独引以为耻，未免贤者之过。残杀是寇盗的耻辱，而被迫害者则“薄乎云耳”。
我们竟然不在耻了吗？不然！我们真羞愧极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国一般人士的眼光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镜子？何以远瞩千里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鲠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远的，在“五卅”惨案未生以前，上海先发生过不堪的下流事：军人官僚商贾朋比而贩烟土，甚至于公开抢夺，互轰毕命。何以竞不闻国民群起而哗，加以督责纠正制止？这不是我们的羞耻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独不想掀动黄浦江的怒潮洗荡这班烟贩烟鬼？
英人诚哉可恶，日人诚哉可杀，他们杀害咱们的同胞数十人之多。数十人多矣，然视数千数万人则又如何？频年内争，杀人盈野，流离荡析，而死者山积，此非黄帝之子孙乎？独非无辜之良民乎？外国人杀害我们罪既不可恕，何以我们自杀就大可容恕乎？爱国之士，给一个圆满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来之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即使谬然以横逆相加，我们就会束手待毙吗？明哲者将知其不然。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内乱外患是同等的国耻了，然雪耻的步骤，必先从定内乱入手，断断乎无可疑。语有之：“未有奸人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外交的胜利，以实力为机捩，未可强求；即侥幸偶获，亦如一现之花，无裨于久远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内乱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随地随时可入，驱不胜驱，防不胜防，幸而驱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体坚强，漫说风寒暑热无缘侵薄，即感受客邪，驱除亦正易易耳。
就名理论，雪耻当先其大，自侮是耻之大者；就利害论，攻病当先其急，自残是病之急者。返观全国，满目疮痍，岂仅南京路上几点血迹？既把数十人的性命看得重于泰山，则数千万人的性命何得轻于鸿毛？要记住，要猛省，我们如早先自觉，英、日人的枪声或者会少响几下的，可惜那时我们都睡着了。长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涂，而晏然以为居天国，唯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号，自慰藉，则帝国主义者的枪声或将累累不绝如连珠，又将奈何，又将奈何！
世上决没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们先以“公理”、“人道”立国，我们先停止自杀，方始有面皮，有力量来防止他人杀我。我们先打倒自国的强盗主义，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国主义。否则总是一死，自杀与被杀又何择呢？同此沉沦，自溺与被溺又何择呢？爱国者闻之，自然怫然了。但恕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偏见。我始终以为国家以建设于正义基石上，而后真可爱。
醒来吧！以外患警惕我们内省的自觉心吧！用黄浦江的怒潮来涤荡自相鱼肉的血腥气吧！
我决不是说因为有了内乱，外侮是应当忍受，不当抵抗的。然抵抗贵有实力，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御侮的法门，最通行而最有效的是宣战。但我们自揣，瘫疽似的军阀兵士们，不全然是冗物吗？他们配对外一战吗？他们的责任心在哪里？恐怕他们错认他们的天责是抢劫、强奸、贩烟土呢。陆军既然如此，海军尤其可笑。一年一年的飘泊着，南方有钱南行，北方有钱北去，娼妓式的海军呀！万一对英、日宣战，想靠他们维护沿江沿海的要塞城镇，岂非是一场再好没有的清秋大梦！
宣战是必败的，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犹嚣嚣然唱和不休。以为唱这高调好听吧？兵凶战危，有什么好听！想借以吓退鬼子吗？只怕未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宣战是必须平日有准备，临时起哄，是以国家为孤注了。真的志士们绝不当闹这种孩子气，仿佛竖起小拳头，喊道：“吓！”
宣战本来是废话咯，于是归到经济绝交。讲经济绝交，似已大让步了，然也谈何容易。上次对日的经济绝交，效验曾有多少？二十一条依然存在，徒然添了“五七”纪念日，使各机关的人员们自在逍遥，这不是前车之鉴吗？我们要想一想，怎样才能脱除这虎头蛇尾的覆辙。
而且对英经济绝交，其收效比对日尤难，日本以中国为它的唯一市场，中国如全国排日，它会受很大的打击的。英国却以全世界为它的市场，中国只占了一部分，必不得已时，它忍忍痛，割舍这块肉，也还过得去；若碰见不彻底的排斥，那更微之又微，不甚觉察了。我们更应当如何的奋勉，打它一下好的。
然而普通坚持的经济绝交，非有组织的民众不为功，我们今日如火如荼的救国运动，骨子里是一盘散沙。团结是平居的训练，仓卒乌合又何益呢！
罢工罢市罢课的音浪可谓高矣。分别视之，对英、日罢工是有意义的，普遍的罢工却是自讨苦吃，罢市亦然。至于罢课更觉微小，书呆子们抛书不读，就堪威服四夷吗？愧我不明白这个奥妙。本家的小孩子不读书，何劳邻舍的忧虑？英、日人若都作如是想，不知学生诸君何以待之？游行演讲劝募有相当的意义，而罢课不得与焉。
处理这类事情，不贵热闹，只要切实，不贵激烈，只要缜密。把外国人推出一分去，咱们便得占进这一分；这方是永恒的排斥，方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逞一时虚矫之气，再而衰，三而竭，烈烈轰轰的来时，冰消瓦解地去了。我们到那时即蹈东海而死，亦无异匹夫匹妇，自径沟渎，与伈伈的偷生有多大的区别？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们自克的机会。我主张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痨病鬼不肯服药养病，反想出去游猎，志诚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们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觅得我们的当然。
让我学古人的口气，以不能为能谓之愚，明知其不能而姑以为能谓之诬。读者们，我希望你们对于一切的话都小心地听，莫自陷于愚而成他人的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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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国难与娱乐》、《闲谈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