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方法的重点不在于组织，而在于它对孩子产生的效果。是孩子通过其本能的表现证明了我的教育方法的价值，孩子们本能的表现似乎揭开了人类的内在发展法则。
这样一个简短的对“儿童之家”所采用的教育方法的介绍也许会让读者觉得它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但是，我的教育方法的重点不在于组织，而在于它对孩子产生的效果。是孩子通过其本能的表现证明了我的教育方法的价值，孩子们本能的表现似乎揭开了人类的内在发展法则。也许“儿童之家”会开设一个心理实验室，那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真理，比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要多得多，因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在心理发生领域，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必须是在思想能够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进行。
众所周知，在孩子们工作或是进行其他不惹人烦扰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们都给他们自由。也就是说，我们排除“不好的”混乱，但我们允许那些有秩序的和“好的”活动有进行其表现的最完全的自由度。
我们所获得的成果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孩子们已经表现出了他们对工作和劳动的热爱，尽管孩子们对此毫无察觉，他们的动作中还表现出一种镇静和井然有序的气质，这种镇静有序已经超出了纠正的界限而进入到了“优雅”的境界。自发的纪律性和整个班级随处可见的服从精神是我们教育方法所带来的最鲜明、最显著的成果。
远古那些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哲学争论经常与我的教育方法相提并论，很多支持我的方法的人也曾当场提供人性本善的例证。很多其他的人，相反，他们反对我的教育方法，他们认为给孩子们自由是犯了一个很危险的错误，因为孩子们天生具有向恶倾向。
我看问题喜欢把它放在积极的层面上。
“善”“恶”这两个词包括了最多样化的概念，尤其在实际处理小孩子的事情上，我们经常将两者混淆。
我们诬蔑为恶的、出现在3～6岁的小孩子身上的向恶倾向通常只不过是当我们不理解孩子的需求，却试图限制他们的任何行动，阻止他们去了解世界的各种尝试（通过四下摸摸动动等）时他们制造的那些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烦恼的或可厌的事情。然而，孩子通过这种自然的倾向被引导着去协调自己的行动和聚积各种印象，尤其是触觉上的，因此，在受到阻拦时，他就会反抗，这种反抗几乎就构成了他“顽皮淘气”的全部。
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我们给孩子适合他发展的正确的工具，并给他使用这一工具的绝对自由，他的这种向恶性就消失了，当然反抗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
此外，让欢乐的爆发来代替狂怒的爆发，孩子的精神面貌也会呈现出镇静和亲切的状态，而这会让孩子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是我们激起了孩子为进行真正的生存竞争而表现出的激烈的行为。为了能够根据自己的精神发展需要生存，孩子们经常不得不从我们这里攫取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很有用的很必需的东西。他们必须要逆我们的法则而行，有时他们还需要与其他的孩子竞争以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给孩子生活的手段和工具，这种斗争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力的生活扩展。这个问题牵扯了大脑还在快速发育的艰难阶段中与神经系统有关的卫生学原理，这个问题应该非常吸引那些专于儿科疾病或儿童神经错乱问题的专家的注意。人的精神生活和智力的起源是受特定的法则和至关重要的必需品控制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人类的健康，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些特定的法则和必需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培养和保护孩子精神活动的教育方法不只与学校和老师有关，它是一个涉及到家庭的普遍问题，而且与母亲休戚相关。
通常，正确地回答一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更深入地探讨下去。比如，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为一片面包抗争，我们也许会说：“这些人是多么坏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进到一家非常暖和的餐厅，看到人们静静地找一个地方，互相谁也不嫉妒谁地点自己的饭菜时，我们也许会说：“这些人是多么好呀！”很显然，绝对的善与恶的问题，即引导我们进行表面评价的直觉概念超出了这样的界限。我们可以，比如给所有这些人提供一个很好的餐厅而不直接影响他们的道德问题。有人也许会说，确实也有人这样说，根据外表就判定说吃得好的人比那些吃得不好的民族的人们要更好、更安静而且犯的错误也更少，但是，无论谁从当中得出这样一个认为只要让人们吃好了就足以使其成为好人的结论谁就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食物会是一个获得好的必需因素，对此的理解就是说它能够消除由于缺乏面包而造成的所有的恶行和痛苦。
在这里，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需求——人类精神生活的食物以及它的更高层次的功能。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面包是精神面包，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艰难的课题。
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绩，我们发现我们能够找到让孩子们达到更高层次的镇静和善良的新方法，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建立这些新方法。我们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完全是靠我们发明的这些方法和工具，而这可以总结为两个要点——工作的组织和自由。
工作组织得合理使孩子能够有自我发展的可能，让孩子散发能量，让孩子获得有益的、从容的满足。就是在这种工作条件下，自由引导着孩子不断完善自己的行为和获得很强的纪律性，而这种杰出的纪律性本身就是孩子身上培养出的镇静从容这一新素养的结果。
只有自由而没有工作的组织也是不行的。只给孩子自由而不让他工作，他就会被浪费掉，就像新出生的婴儿，如果不给他喂奶，他就会饿死。因此，工作的组织是“善”这个新结构的基础，但如果不给孩子利用它的自由，不给孩子去扩充自己从最重要的活动中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所有能量的自由，这种组织也是徒劳无用的。
人类的历史中难道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吗？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将组织工作和获得自由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从整体上说，人类的“善”也有所增长，在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中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这么说，罪恶、形形色色的邪恶、残忍和暴力在这个进步过程中逐渐地减少。
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犯罪曾被比喻为文明人中间还残存的一种形式的野蛮。因此，只有通过对工作的更好的组织，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获得更深入的净化，同时，这似乎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寻求推翻它与自由之间最后屏障的途径。
如果这就是我们从社会中所学到的东西，那么，对于3～6岁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们工作的组织是全面的并且他们也有绝对的自由，他们的成绩该有多么大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我们眼里才显得那么得好，就像是希望和拯救的使者。
如果至今，人类痛苦地并带着缺陷地沿着工作和自由的路前行却依然能够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害怕同样的路对孩子们来说会是灾难性的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能说孩子们在自由中获得的“善”能够解决人类绝对的善与恶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我们通过消除障碍对“善”这个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要知道，这些障碍是造成暴力和反抗的原因。
因此，让我们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