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
我们所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训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
这种对将来的贴现，这种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说：“如购置一架贵重的机器，则该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须足以收回所投下的资本，同时至少要提供普通的利润。用很多劳动和时间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贵重机器相提并论。他所学的工作，须足以超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资，除。收回全部教育费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这必须在相当的时间内实现，原因是如机器的寿命有定一样，人的寿命是不定的”。
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当作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引诱资本家购置一架新机器的动机，除此以外，取得赚钱能力所延续的时间，一般说来，人较机器为长；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较难于逆料，供给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较缓慢而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铁道路堤的寿命比它们的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则的例外。
第二节 父母为其子女选择职业时必须展望整个一代；
预见未来的困难。
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获得该业的充分报酬，其间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该业的性质很可能发生根本变革，其中有些变化也许早有预兆，但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机敏的熟习该业情况的人也是无法预见的。
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级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子女留意有利的职业机会。他们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探听各种情况，如关于各业中的工资以及附带的利益和不利。但是，要确定他们给自己子女所选择的那些职业的未来命运的原因，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样苦思熟虑，多方探究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的人不加思索地断定，各业当时的情况足以说明它的未来；就这种习惯的影响所及，一业中的劳动供给，不论在那一代，有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的趋势。
此外，有的父母看到一业的工资比同类的其他职业高了几年时，就断定以后也要继续涨下去。但是，从前的增加，往往由于暂时的原因，即使以前没有大量劳动流入该业，工资增加以后接着是下降，而不是进一步的上涨。如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该业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过多，则工资在很多年内将低于它的正常水平。
其次我们必须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行业，虽然除了从事该业的人的儿子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很多人都是由他业的同级工人的儿子补充的。因此，当我们认为劳动的供给以负担教育和训练费的那些人的资金为转移时，我们总是以全级，而不是以一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是由用以支付它的生产成本的基金所限制，则不论在哪一级中劳动的供给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该级劳动的工资来决定的。
可是，不应当忘记，社会上各级工人的生殖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审慎计算只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习惯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和舆论是由过去几代的经验形成的。
第三节 成年劳工的移动由于对一般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而日趋重要。
但是，我们不应当忽略那些使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因素；如成年人从一业转向他业，从一级移到他级，从一地移到他地。虽然特别的机会的确有时候可以使下级劳动的潜在能力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发挥，但从一级移到他级很少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某新国家的开辟或美洲战争事件，会从低级工人中间提升许多的人，他们也能担负这种困难和责任，不过这种事情毕竟是罕见的。
但成年人的转业和迁移在有些场合是如此频繁而迅速，以致大大缩短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的时间。从一业易于转向他业的一般能力，较之某工业部门专门需要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知识，是一年比一年重要了。因此，随着经济进步而来的，一方面是工业方法的千变万化，从而，预测下一代对任何一种劳动的需求愈益困难，另方面是纠正供求调节中的错误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
第四节 重申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与补偿任何特定工作中所引起的疲劳的报酬相区别的，技能的特殊报酬的变动。
现在我们转向这一原理，即得自某商品的生产工具的收入，在长期内对该工具的供给和价格，从而对该商品的供给和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短期内，没有时间使得它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我们要问的是，如不把这个原理应用于物质生产工具，该工具只是达到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且又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把它应用于人类本身，他们既是生产的目的，又是生产的手段，同时自己归自己所有，则该原理应当作哪些修正？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工人的增殖较慢，而消耗也较慢，所以，我们对“长期”一词必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我们所讨论的是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而不是普通商品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则“长期”一词一般含有更长的时间。有许多问题存在，其中时间长得足以使普通商品的供给，甚至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质工具的供给和对它们的需求相适应；时间长得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该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正常”价格，看作和它们的正常生产费（就其广义而言）相等；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劳动的供给适应对它的需求。因此，该时期的平均劳动报酬全然不是工人的正常报酬。而这种报酬的决定宁可归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劳动的供给量，另方面是对劳动的需求。这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
第五节 续前。
商品价格的市场波动是由需求同市场上或易于运进市场的商品供给量的暂时关系来决定的。当市场价格高于它的正常水平时，能趁高价格及时供应市场以新商品的人，就能得到额外高的报酬；如果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则此项价格增加的全部都成为他们报酬的增加。
不过，在现代工业世界中，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和受价格上涨之利及其下降之害的人，首先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商品时所用的直接开销，即商品的直接（货币）成本以上的纯收入，暂时是以各种形式投于他们企业上的资本（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也包括在内）所得的报酬。但是，当商业景气时，雇主们彼此展开竞争，各人都想扩大企业，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于是竞争的压力使雇主们同意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以便取得他们的服务；即使雇主们的行动一致，一时拒绝作任何让步，他们的雇工的联合也会迫使他们增加工资，否则市场繁荣所提供的利益行将消失。结果一般是，不久这种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工人所得；只要繁荣继续存在，他们的工资总保持正常水平以上。
例如，当1873年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矿工的工资很高，这种高工资是由当时对矿工劳动的需求和现有矿工熟练劳动量（转入矿业的非熟练劳动可以算作具有相同效率的一定数量的熟练劳动）决定的。如果当时不可能输入这种非熟练劳动，则矿工的工资只受两方面原因的限制：一方面是煤的需求弹性，另方面是矿工子孙的逐渐达到工作年龄。事实是，从他业所吸收的人，多不愿离弃本业，因为如留在本业，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资。当时煤铁业的繁荣只是信用膨胀浪潮的最高峰。这些新矿工对地下工作很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适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很坏，同时因缺乏技术知识，工作上的危险有所增加，又因技巧不精，也浪费了他们很多的精力。因此，他们的竞争并不能缩小对矿工熟练程度的特别报酬的增加幅度。
当信用膨胀的浪潮急转直下的时候，那些最不宜于采煤的新矿工都纷纷离开矿场；即使当时留下的矿工，也人浮于事，从而，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下降直到那些最不适宜于煤矿的人可在他业获得较高的工资这一限界为止。这种限界是最低的限界，因为信用膨胀的浪潮，当1873年达于最高点的时候，曾摧残了殷实的企业，损害了繁荣的真正基础，几乎使各业或多或少地处在不健康的萧条状态中。
第六节 续前。
我们已经指出，得自正在消耗的改良品的收益，只有一部分能算作它的纯收入。因为在计算任何纯收入以前，必须从这些收益中扣除等于改良品资本价值的消耗额。同样，要算出机器的纯收入，就必须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和耗损。既然矿工和机器一样易于耗损，在计算他的熟练劳动的特别报酬时，也必须从他的工资中扣除这种耗损。
但在矿工场合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因为机器的所有者一旦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包括耗损在内）之后，并不因机器开工的时间很长而遭受损失，而熟练劳动者则不同，他确实因工作时间很长而有所损失，他所受的额外不便很多，如缺乏休息和没有行动自由等等。设矿工第一周只工作四日，赚工资一镑，第二周工作六日，赚工资一镑十先令，则在这多赚的十先令中只有一部分可当作他的熟练程度的报酬，因为其余部分必须当作他所增加的疲劳和耗损的报酬。
综上所述，可作出结论：各种东西的市场价格，亦即短期价格，主要是由对它的需求和它的现有存量的关系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生产要素（不论人的要素或物质要素）的场合，这种需求是从借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派生”出来的。
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工资的变动，常随产品售卖价格而变动，而不在产品售卖价格没有变动从前，而先变动。
但是由一切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而来的收入和它们将来似能得到的那些收入，不断地对那部分人发生影响，这部分人的行动足以决定那些要素的未来供给。于是有一种不断趋于正常均衡位置的趋势，在正常均衡位置下，各要素的供给和对它的服务的需求所保持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以致给予要素供给者的报酬，足以补偿他们的劳作和牺牲。如果一国的经济条件长期保持不变，则这种趋势本身必可以使需求和供给相适应，从而机器和人一般都能获得和培养与训练劳动的费用大致相等的数额，生活必需品和习惯上的必需品也同时计算在内。但是，即便经济条件本身不变，而习惯上的必需品由于非经济原因的影响也可以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劳动的供给，从而，减少国民收益，并使它的分配有所变动。实际上一国的经济条件是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给的调节点也是不断地移动着。
第七节 稀有天赋才能的报酬提供一种超过培训费用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某些方面和地租相似。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应归于哪一类？因为这种收入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把人的劳力投在生产要素上的结果。所以，乍看起来有充分理由把它看作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是由自然所赐与的生产上的优势而来的。如我们所分析的只是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则这种譬喻是有用的，也是站得住脚的。下列种种问题饶有兴味：成功者的收入有多少是由于机会和时运？有多少是由于较好的立业机会？有多少是特别训练上所投资本的利润？有多少是特殊艰苦工作的报酬？有多少留作因拥有特殊天赋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不过，如我们讨论的是某业的全体成员，又不扣除失败者的低额报酬，则我们就不能任意把成功者的特别高的报酬当作租。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业的劳动供给，是由该业有希望获得的报酬来决定的。参加该业的人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小，结果证明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也许靠着运气，而大发横财；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大，结果一事无成。因此，成功和失败的机遇应当合起来看，如同渔人的捕鱼有得有失，农户的收成有丰有歉一样。当一个青年自己给自己选择职业或父母给他选择职业的时候，势必考虑成功者的巨额报酬，因此，该报酬是在长期内对寻找职业的劳动与能力的供给所支付的一部分价格，从而，它列入该业真正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或“长期”的劳动正常供给价格。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如果某阶层的人生来就有特殊天赋，只适合于某特定职业，而不适合于其他职业，因此，他们无论如何要搞那种职业，那末，当我们讨论一般人的成功和失败的机遇时，他们所得的报酬不能算作额外的报酬。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大半取决于他的才能的发挥和兴趣的增加，而这些除非在他选定职业之后是无法预见的。至少这种预见和拓荒者对供他选择的各块土地的位置优势和未来的肥度所作的预见一样，是靠不住的。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额外收入，与其说近似于古老国家中的地租，不如说近似于拓荒者侥幸选中优等土地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但是，土地和人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种譬喻，如果搞得过火，很容易张冠李戴。所以，生产者的剩余一词如用于特殊能力的报酬，非有绝大的谨慎是不行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篇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关于在几个生产部门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的特别报酬（不论具有租或准租的性质）的论点，也适用于天赋和技巧的报酬。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机器或土地，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头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上涨，虽然上涨的程度不以那些工具在第二种使用中所提供的收入为转移。同样，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技术或天赋，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则前者的供给价格因它的来源缩小而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