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的辩论——由此而产生的不信任的决议——劳合·乔治在议会中的最后一击——我竭力设法扭转下院的形势——我对首相的劝告——5月9日的会议——德国的进攻——5月10日和首相的谈话——荷兰的苦难——张伯伦先生提出辞职——英王邀请我组织内阁——工党与自由党参加内阁——事实与梦想。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就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动、最迟钝的人们来说，其中有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决定在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非常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们。张伯伦先生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
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人们要他回想一下他在4月5日所发表的演说；当时他在另一种场合下，曾经轻率地说过“希特勒错过了时机”。首相说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军参谋长的关系；并且在答复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质询时，明确地说明在挪威战役中，我还没有取得这种权力。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酷和激愤的态度，攻击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发言者发现他们博得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亮。而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于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的计划归于失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当我看到局势的演变多么不妙时，我始终不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负起全部的责任，并领导舰队进攻。”
他身穿海军元帅的制服，以非常迎合当时下院情绪的态度，提出技术性的详细资料并以他专家的权威，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几句专横的话：
“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罢！”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和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的口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痛心的话。
第二天，5月8日，虽然议会中的辩论，在讨论休会动议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它却具有不信任决议的性质，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对党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求举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来，表示接受挑战，而且在一段不幸的发言中，向他的朋友们呼吁，要求给予支持。他有权利提出这种呼吁，因为他的这些朋友过去对于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曾给予支持，因此，在战前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中，应该分担他的责任。但到了今天，他们自觉惭愧，缄默不语，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反对派方面，进行充满敌意的示威了。这一天，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干预。他在一篇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演说中，对政府首脑进行了充满恶意的抨击。他企图替我开脱说：“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我立即插话申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我也愿意接受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先生警告我不要为了掩护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然后，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说：“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当前的问题要大得多。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的人物，政府必须明确地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后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作为阁员，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都已经发言了。我自告奋勇地来作结束辩论的演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仅是为了要对我所效劳的首长表示忠诚，而且也因为在我们以不够充分的军事力量，冒险企图援救挪威的战役中，我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说，尽管不断地被主要来自工党反对党席位上的发言所打断，但我尽我的最大的努力，设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当我回想到前几年工党的错误和他们奉行的危险的和平主义，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实行征兵，我在发言时，精神非常振奋。我觉得有权提出这种批评的，是我本人和少数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绝不是他们。当他们将我的话打断时，我立即反唇相讥并加以蔑视，有几次喧嚣声震耳欲聋，以致我无法使人听清我的发言。但是自始至终，他们的愤怒显然并非对我而发，而是以首相为对象。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顾一切其他的考虑，为首相进行辩护。到十一点钟我坐下时，议会即举行投票。结果政府获得八十一票的多数，但有三十个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党，另有六十个保守党人弃权。这次的辩论和投票表决，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实际上，无疑强烈地表现出下院对于张伯伦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辩论结束以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对他的情绪持有最严重的看法。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仅仅一个政党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现在必须有人出来组织一个由各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否则，我们就不能度过难关。由于辩论中充满敌意的发言，使我非常激动，同时又感到我本人对有关争端在过去所持的立场极有把握，因此，我坚决倾向于继续战斗下去。“这是一场损害我们的辩论，但你仍有一个可靠的多数。
不要为此事而感到痛心。况且关于挪威的局势，实际上比起向下院所能报告的情形要好些。你应该从各方面加强你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奋斗，直至我们拥有的多数背弃我们时为止。”
我所说的话，内容如此，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当我午夜前后离开他时，心里感到，如果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会坚持牺牲他自己的决心，而不愿尝试由一党组成的政府来领导继续作战。
5月9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却有过下列情况。金斯利·伍德爵士，作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两人长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从伍德爵士那里，我知道张伯伦先生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担任政府的首脑，他愿意让给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够胜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对一般的时局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我听说艾德礼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几分钟后就要来访问，一同进行洽商。
等他们到来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的领袖在没有和他们的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辞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然，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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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
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份。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在那里也许不难想象，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涌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了。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1，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的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就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六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1施利芬为德国在1891年至1907年的总参谋长。他主张在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德国军队的主力应越过比利时与卢森堡进攻法国。——译者
我立即被引见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
“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举国一致的性质。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则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在当前形势下应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实行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罗致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条件是，只要这样的政府能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我告诉国王，我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五名人选。接着，我即告辞，回到海军部。
在当晚七八点钟之间，艾德礼先生应我的邀请来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张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的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对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曾有一个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彼此之间，在前四十八个小时内，曾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职位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允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九点钟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词，都谈到了。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按照我所作的诺言，把五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应该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应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应主管空军部。同时，我兼任国防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范围和职权，却不打算加以规定。
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战斗开始时，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在世界大战的五年零三个月中，我所持有的权力日益扩大，直至最后，当所有我们的敌人，不是已经无条件地投降，就是正在准备无条件地投降时，英国的选民立即解除了我的职务，使我不能再处理他们的事务了。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这些忙乱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感到格外的兴奋。我对事态的发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对于阅读这篇真实记载的读者们，我却不能隐瞒：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