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和12月）
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海军情况——康平契先生——北方的水雷封锁线——磁性水雷——一个忠诚的行为——技术方面——扫雷方法——“消磁设备”——磁性水雷的袭击被克服并受到控制——报复方法——莱茵河中的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11月的最初几天，我前往法国和法国海军当局举行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庞德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年和1937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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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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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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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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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