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建议成立三国同盟——边境国家左右为难——苏德接触增加了——李维诺夫的免职——莫洛托夫——英苏谈判——5月19日的辩论——劳合·乔治先生的发言——我对欧洲局势的发言——联俄的必要——太迟了——德意“钢铁公约”——苏联的外交策略。
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关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英德两国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友好关系。希特勒所希望的，只是对英国进行劝说或加以恐吓，要英国任由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张伯伦先生则满心想安抚他，感化他，教他温文知礼。可是现在，已到了英国政府的最后幻想破灭的时候了。内阁终于相信纳粹德国是要打仗的。于是，首相向四面八方的国家，只要不予拒绝的，都提供保证和订立盟约，也不管我们对这些国家能否给予有效的援助。除了向波兰提供保证之外，还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接着又同土耳其结盟。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提到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获得希特勒签名并在赫斯顿下飞机时拿在手里得意洋洋地向群众挥舞的那张倒霉的纸片。在这张纸上，他曾求得了他认为存在于他与希特勒之间、在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两个保证，即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条约。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已把前一个保证破坏无遗了；希特勒现在又要刷掉第二个保证了。
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道：
今天，既然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官方都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反对德国不可这样的观点，为证实这个观点还推行我们所知道的包围德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条约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决定在今天给英国政府一个牒文，说明这项决定。对我们来说，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还希望我们与英国之间能够避免军备竞赛——这只是一种出于自尊心的行动。不过如果英国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再度进行谈判，要是还有可能在我们之间达成明白而坦率的谅解的话，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1
1《希特勒讲演集》，第二卷，第1626页。
在希特勒推行他的政策的重要的关键时刻，英德海军协定显然使他获得很大的好处；而现在他却把这个条约说成是对英国的一种恩惠，为表示德国的不悦，就可以撤回这种恩典。希特勒向英国政府表示，他愿意同英国政府进一步讨论海军问题，也许他甚至希望以前上过他的当的人还会坚持绥靖政策。现在这个海军条约对他已是无关重要的了。他有意大利同他合作，他有空中优势；他还占有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一切。他已经有了“西墙”。仅就海军方面来说，他早就把任何协定置诸不理，尽可能地加快速度来建造潜水艇了。他形式上早就援用条约规定的权利，建造与英国数目相等的潜艇了，但这丝毫不曾限制德国建造潜艇的计划。至于较大的舰只，海军协定对他虽给予慷慨的许诺，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全部消受。因此，他就厚颜无耻地巧妙表演，把条约向着制造这个条约的傻瓜，劈头盖脑地扔回去。
在同一篇演说中，希特勒也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他把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作为直接的理由。他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德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使英国卷入战争的话，这个保证将使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条约义务与我在不久之前同毕苏德斯基元帅所订立的协定是不相容的……所以，我认为波兰已单方面违反了这个协定，因此这个协定已不复存在了。我已经给波兰政府发出一个说明这种意见的牒文……
当时我对这篇演说词加以研究之后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现在纳粹德国的目光非常可能转到波兰身上。希特勒先生的演说，不管能不能说明他内心的用意，但上星期五那一幕戏的主要目标，显然在于孤立波兰。他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对波兰展开猛烈的攻击，对它施加强大的压力。德国的独裁者似乎认为，只要他所提出的要求是限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就可以使英波协定不能实行。他显然希望英国那些过去惯常叫喊“谁会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的人现在也会叫喊“谁会为但泽和走廊地带打仗？”看来他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对慕尼黑协定的背信弃义，已经使英国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他的暴行，已经使英国政府尤其是首相在政策上完全改变了。
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废除，是一个极其严重和具有极大威胁性的步骤。直到本年1月当里宾特洛甫访问华沙时，他还对这个条约一再加以肯定。这个条约和英德海军条约一样，是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经谈判订立的。它也和海军条约一样，对德国显然是有利的。这两个协定都曾在德国还是弱国的时候使德国地位好转。海军协定事实上等于英国宽恕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因而使斯特雷扎阵线的决定和国联行政院的决定都归于无效。德波协定则使德国的注意力得以集中于奥地利，其后集中于捷克斯洛伐克，使这两个不幸的国家惨遭蹂躏毁灭。德波协定在一定时期内削弱了波兰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东欧各国之间不能发展利益休戚相关的团结。现在，当这个协定已为德国效过劳之后，就被单方面的行动所抛弃了。波兰得到了暗示，使它知道它现在正处在可能遭受侵略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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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于它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究竟牵涉到什么实际问题，急须加以考虑。这两个保证除非纳入英国同他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体制之内，否则无一具有军事上的价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驻苏大使和李维诺夫终于在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由于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受到那种对待，现在就不能对他们抱有多大的期望了。然而，他们还是在4月16日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这个建议的全文没有公开。苏联的建议还主张这三个国家，如果可能的话还加上波兰，要对中欧和东欧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提出保证。成立这个协定的障碍，就是这些和苏联同一边界的国家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它们和抵抗德的侵略，这样一来，苏联就会顺手把它们并入它们所深恶痛绝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不知道自己所最害怕的究竟是被德国侵略还是接受苏联的援助。正是这种可怕的抉择，使英法两国的政策陷于瘫痪。
不管怎样，即使在事后看来，英法两国无疑地应该早就接受苏联的建议，宣布成立“三国同盟”；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如何进行援助的方法问题，则可留待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盟国之间加以解决。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情绪就大不相同了。
战时的盟国，相互之间总会倾向于听从对方的愿望；前线上一打响，战斗激烈，在和平时所不能接受的权宜之计，也将大受欢迎。在这种本来可能已建立的大联盟之中，一个盟国如果没有得到邀请，要把军队开进另一个盟国境内，这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张伯伦先生和外交部却被这个难解的难题弄得茫然失措了。在这种紧要关头，时局以这样的速度和这样大的规模急剧地发展的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国方面还可以运用优势的力量采取第二个步骤。它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这种境地很可能送掉他的生命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只是当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像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才会出现为挽救世界作出决定的机会。
我们既然已使自己置身于1939年的可怕困境，那我们就要抓住较好的希望，这是最关重要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确定斯大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决定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念头而考虑同希特勒妥协。事实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根据俘获的德国外交部大宗档案，编辑并且出版了一本名叫《1939年到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的书，书中倒是告诉我们若干向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实事。看来早在1939年2月初，两国之间就有过一些接触；
但这些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属于贸易和商务的问题，这是因为受到慕尼黑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所影响，德苏两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在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这类问题又更加多了。俄国曾向捷克政府订购斯科达兵工厂的产品，现在斯科达工厂已成为德国的兵工厂，这些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记载说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递国书的苏联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对他作第一次的拜访。当时他问起斯科达厂的合同，魏茨泽克说：“由于外传俄英法三国成立空军协定和类似的事情，在目前把战争物资运给苏联的有利条件尚待开创。”说到这里，苏联大使立刻把话题由贸易转到政治，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以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运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答复说：
“是的，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加以通过，斯大林就会有所领会，而历史的发展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了。
这条道路无论如何总不会更坏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话来评论当时的局势：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个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阴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民不愿随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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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当一方面正准备采取权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协时，而另一方面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这种拖延，对李维诺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为了同西方国家一起把问题加以明白了当地解决而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现在终于失败了。我们的声望已大大低落。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须找一个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在5月4日向柏林报告：“直到5月2日，李维诺夫还接见英国大使，在昨天的报纸上，在检阅游行的贵宾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看来他的免职是斯大林临时决定的……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要小心谨慎，以免苏联被卷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保证今后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苏维埃的驻外代表奉命通知驻在国的政府，说明这次人选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改变对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莫洛托夫将继续推行多年以来李维诺夫努力寻求的西方安全政策。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在国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种声明的牵累，不受国际联盟的意见的约束，只要是俄国自卫之所需，什么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实上，他现在可能只走一条路。他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李维诺夫的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德国报纸的评述，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很有意思。5月4日，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华沙通讯，说李维诺夫在辞职之前曾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胆大妄为的俄国人在疏忽时称他为“党的伙计”）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伏罗希洛夫无疑是根据明确的训令，宣称红军没有准备为波兰而战，并以俄国总参谋部的名义指责“过于庞大的军事义务”。5月7日，获得充分情报的《法兰克福报》评述说，李维诺夫的辞职使英法的“包围”政策的前途受到严重的挫折；辞职的可能涵义，也许是在俄国国内关心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军事负担的人，把李维诺夫喝住了。所有这些话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这种重大的转变，必须加上一些掩饰，而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苏联的态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样子。而且，俄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要不然，它又怎么能够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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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
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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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相。
他比谁都更适合充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而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像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暴乱和破坏，他或者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把别人投入其中。
苏维埃的机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确是有了一个干练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结束时都不必经受他所遭受的那种紧张生活，那真是叫我高兴。要是过他那样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来才好。假如人死之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愿意去的话，那么，马扎兰、塔莱朗、梅特涅都一定会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搞外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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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洛托夫当上外交人民委员那天起，他就推行牺牲波兰来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政策。没有多久，法国就知道这种情形。法国《黄皮书》中曾载有5月7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电文，说是根据他秘密得到的情报，他断定第四次瓜分波兰将成为德俄和解的基础。1946年4月，达拉第先生写道：“自5月份以来，苏联进行了两种谈判，其一是同法国的谈判，另一是同德国的谈判。他似乎愿意瓜分波兰而不愿意保卫波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1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1雷诺书中所引，前引书，第一卷，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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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英国政府对4月16日的苏联照会终于作了答复。英国的复文内容没有公布，但塔斯社在5月9日发出了一项消息，列出了英国建议的要点。5月10日，官方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一项公报，大意说：路透社报导英国提出了反建议，即“苏联对每一个邻国都必须分别作出保证；如苏联因为提供了这些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则英国必须保证援助苏联”，但这项报导是不符合事实的。公报说，苏联政府已收到5月8日英国的反建议，其中并未提到苏联向每一个邻国分别提供保证的义务；相反，英国的反建议说，如果英法两国为履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然而，英国的反建议并没有提到苏联若因履行对东欧任何国家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对苏联的援助。
同日晚些时候，张伯伦先生说，政府已承担了对东欧的新义务，但因种种困难没有邀请苏联直接参加。英国政府曾经提议，苏联自己应该发表同样的声明，表示愿意援助可能成为侵略对象的国家，并准备保护它们的独立，如果它们愿意接受的话。
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在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为严格的方案。英国政府认为，尽管这个方案可能有别的一些优点，但它势必引起英国政府所提建议要避免的那些困难。他们因此向苏联政府指出困难之所在。同时，他们把他们的原提议作了某些修改。他们（英国政府）特别明白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希·望·他·们·之·是·否·进·行·干·预·要·视·英·法·是·否·进·行·干·预·而·定，·则·英·国·政·府·也·不·会·表·示·反·对。
可惜这一番话未曾在两个星期之前明白宣布。
这里应该提一提，5月12日土耳其议会正式批准英土协定。我们希望，由于承担了这个新的义务就可以在出现危机时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这是我们对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的答复。正如我们同德国进行谈判的时期已告结束一样，现在我们在实际上同意大利的关系也进入了同样的僵局。
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仍然毫无进展。5月19日，全部问题在下院提出来了。辩论是简短而严肃的，发言的人几乎只限于各党领袖和曾任内阁大臣的重要人物。劳合·乔治先生、艾登先生和我都力促政府必须立即根据平等的条件同俄国订立最广泛的协定。劳合·乔治先生首先发言，他以惨淡的色调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和危险的图画：
目前这种局势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在1918年初春时普遍流传的感觉。那时我们获悉德国快要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但谁都不知道它向哪里攻击。我记得当时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前线将首当其冲；而我国的将军们则认为它将攻击我们。法国的将军们甚至对他们前线的哪个部分将首先受到攻击，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而我们的将军们也同样意见分歧。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反正有一个地方就要受到极为强大的攻击罢了。整个气氛虽不能说是恐惧，至少也是心神不安。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阵线后面极其活跃，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准备。我看，这些都同目前的局势多少有点相像……我们都十分焦虑；
整个世界都感到侵略者正在准备发动另一次进攻。谁都不很清楚这次进攻将在什么地方爆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来扩充军备，尤其是扩充进攻性的武器——坦克、轰炸机、潜水艇。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占领和构筑新的阵地，这些阵地在他们对法国和我国作战时会使他们在战略上占优势地位……他们正在观察和调查自利比亚到北海一带作战时可能十分重要的一切形势。战线后方的活动有一种极端不吉之兆的秘密。
在1918年也有这样的秘密，为的是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为防御作准备……他们不是为了抵抗来自法国、英国或俄国的进攻而进行准备。他们从来未受到威胁。
无论从私人方面或公开得来的消息，我也没有听过有任何暗示或提议，说我们正在考虑对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地点发动进攻；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所有这些准备，都不是为了防御的。这是为了执行某种既定的进攻计划，攻击与我们有利害关系的某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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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先生接着又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
两个独裁者的主要军事目的和计划，就是力求速战速决，避免长期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独裁者来说总是不合适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战争1的长期战争是会把他们拖垮的。俄国的坚强防御，虽然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但终于打垮了拿破仑。
德国的理想，现在是，而且一向就是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1866年的对奥地利的战争，不过打了几个星期；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实际上打了一两个月就告结束了。1914年的作战计划，本来也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几乎获得成功；要是没有俄国，他们或者就获得成功了。但是，只要他们不能迅速取胜，一切就完了。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德国的伟大军事思想家一直在研究这样的问题：1914年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缺少的是什么呢？在下一次大战中，他们又如何能补救这些缺陷，如何纠正或避免这些严重错误呢？
1指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独立战争。——译者
劳合·乔治先生从事实推进到想象，接着又说德国人已经有“两万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这些话远远超过事实，而且不恰当地引起人们的恐惧心。这些年来，我们一小群人，奔走呼号，反复强调要重整军备，为什么他不和我们一起努力呢？他的话使全院为之寒心。两年以前，或者不如说三年以前，这一类的话和演说中所有的悲观主义，一定会受到讥讽和嘲笑。但在那时有的是时间，而现在，不管这些数字是否确切，说这些话就已经太晚了。
首相在回答中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他对苏联建议的看法。
他对这个建议的态度当然是冷淡的，而且的确又是轻蔑的。他说：
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取得苏联的合作和协助以建立和平阵线，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也需要它，重视它。说我们轻视苏联的协助，纯属无稽之谈。至于如何精确估计俄军实力，或如何使俄军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有接受任何未经证实的见解，谁也不致愚蠢到认为这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和资源丰富的大国，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局势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这番话所表现出的缺乏分寸，和我们在一年前见到的他拒绝罗斯福总统建议的话是一样的。
我于是就这个问题接下去讲：
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首相自称他很希望这样做，还说要按照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广泛而简单的形式进行。
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其他国家如果或希望要从这个联盟得益的话，这个联盟也可以扩大它的互相救助的范围。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
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这个简单的建议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人说：“你能信任苏联政府吗？”我想他们在莫斯科也会说：“我们能信任张伯伦吗？”我希望我们能够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竭诚希望如此……
这个受到普遍接受的土耳其建议，对整个黑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都是一种促成团结和安定的巨大力量。同我们订立这个协定的土耳其，与俄国保持最密切的友好关系。它和罗马尼亚也很密切和友好。这些国家合起来正在互相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
英国和南欧各联合的国家之间有极为一致的利益，但在北欧不是也有同样的一致利益吗？以波罗的海各国来说，彼得大帝就曾经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战。现在，不让这些国家落入纳粹德国之手，是俄国至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北欧的重大利益。我也不必细说关于〔德国进攻〕乌克兰的议论，因为这意味着向俄国本土的进攻。你们可以看到，沿着整个东线，确实和俄国的主要利益都有关连，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他们是会把他们的利益与受到同样影响的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准备在战争中和俄国结盟（这是最大的考验和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你准备在保卫我们曾给予保证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时与俄国结盟，那么，你为什么又害怕现在就同俄国结盟呢？在这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我不懂得所有这些外交上的谨言慎行和迟延不决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幸发生最恶劣的形势，我们和他们一起卷入这种局面之中，还必须尽最大努力和他们一起奋斗。如果困难不至于发生，那很好，我们也可以在最初阶段获得安全。……
英国政府对波兰提出过保证。我听到政府提出这个保证时，我感到震惊。我现在还拥护这个保证，但我在听到时确实震惊。因为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使人感到将会采取这一步骤。我请求委员会注意，劳合·乔治先生在十天前和今天一再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个问题是：在保证提出之前有没有同参谋部商量过，诸如提出这种保证是否妥当，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实现这项保证的方法。全国都知道问题已经提出了，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真使人惶惑不安。
显然，俄国除非得到平等的待遇，其实不只是平等待遇，而且还能使他相信盟国——和平阵线——所采用的办法很有成功的希望，否则俄国是不准备参加协定的。谁都不愿意同犹疑不决的领导人和摇摆不定的政策合作的。政府也须认清，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除非背后有一个与西方各国联合起来的友好的俄国给予他们以巨大而坚强的支持，它们是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大约一年的战争的。我基本上同意劳合·乔治先生这个意见：如果要建立一条强有力的东线——一条东部的和平阵线，或者，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则变为作战的战线——那么，只有获得在东欧国家背后的友好的苏联的强大支持才有可能。
除非建立东线，否则在西线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像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这些国家，即使我们还没有对他们提出保证，一般也认为我们有义务援助他们，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1917年的经验吧。在1917年，俄国的战线已被击溃，士气涣散。革命和兵变使那支有纪律的庞大的军队逐渐丧失了斗志，前线上的情况乱得难以形容；然而，尽管如此，直至和约订立和把战线结束时为止，即使它在毫无战斗力和极其不幸的情况下，还吸住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德国军队。后来那条战线一旦结束，德国的一百万大军和五千门大炮就立即调到西线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这几乎扭转了战争的发展形势，并要迫使我们接受一个灾难性的和平。
东线的问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现在没有人更多关注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当然我不是说要讨好苏联。
现在不是向什么国家讨好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建议，公平的建议，而且照我看来，这个建议的条件，比政府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好些；这是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截了当和更为有力的建议。让我们不要把它扔在一旁，不了了之。我请求政府在脑子里记住这些无情的真理。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政府既曾长期忽略了我们的国防，又已经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全部军事力量所包含的一切，现在对技术问题不加考虑就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又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那么他们就辜负了国民的信任，而且，我还要加上一句，也辜负了国民对他们的宽容。
所有这一切现在无疑已嫌太迟了。艾德礼、辛克莱和艾登的发言，概括地说明危险迫在眉睫和与俄国结盟的必要。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在几星期以前还领导他们的党员投票反对全国征兵制度，使他们的地位大受削弱。他们所经常提出的辩解，是因为对外交政策不满，但他们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为后盾；如果全国人民不准备为了产生这种实力而接受必要的牺牲，那么，不管什么外交政策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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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国家为了建立抵抗德国的防御阵线而作出种种努力的时候，对方也在进行同样的活动。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于五月初在科莫举行会谈，获得了所谓“钢铁盟约”的正式的和公开的结果，并在5月22日由两国外交部长在柏林签字。这是对英国给东欧各国提供脆弱的保证的挑战性的答复。
在齐亚诺的日记中，记录了在签订这个盟约时和希特勒的一段谈话：
希特勒说他对这个盟约非常满意，而且确认地中海政策将由意大利主持。他对阿尔巴尼亚很感兴趣，对我们要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控制巴尔干的坚强要塞的计划，表示热烈的赞成。1
1《齐亚诺日记》，第90页。
在签订“钢铁盟约”的第二天，即5月23日，希特勒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他在会上更明显地表露出洋洋自得的情绪。这次谈话的秘密纪要记录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处于爱国主义的热潮之中，另外有两个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意大利和日本。我们对自己过去那段时期的确是很好地加以利用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按照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波兰不是一个“候补敌人”。波兰将总是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的。虽然订立过友好协定，但波兰却总是暗中存心想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害我们。但泽根本不是争论的主题。这是一个我们在东方扩大生存空间和保障粮食供应的问题。因此，毫无问题我们绝对不能饶了波兰，我们不得不决定，一遇适当的机会就进攻波兰。我们不能期望捷克事件的重演。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成功地孤立波兰将是决定性的一着。
如果不能断定德波冲突不至于引起西线的战争，那么战争将主要是对付法国和英国。如果法国、英国、俄国成立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盟，那我就不得不对英法两国给予几次歼灭性的打击。我对于同英国达成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们必须准备打仗。英国把我们的发展看成是将会削弱它的地位的一种霸权的基础，所以英国是我们的敌人。
和英国的冲突，将是生死存亡的战争。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必须由武装部队加以占领。对他们的中立宣言，可以不予理会。
如果英国有干涉波兰战争的意向，我们就必须以闪电的速度来占领荷兰。我们必须致力于夺取从荷兰到须德海的新防线。以为我们可以顺顺当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现在已不是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而是八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或政府，都必须以速战速决为目标。不过政府也必须准备打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
英国知道，战争的失败就是它的世界霸权的结束。英国是反对德国的推动力量。
英国人是骄傲的、勇敢的、顽强的，有坚强的抵抗力和具有组织才能。他们知道怎么去利用每一个新的进展。他们具有爱好冒险和北欧种族的勇敢精神，但一般德国人比他们高出一筹。我们在第一次大战中，如果我们拥有多两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又如果日德兰的海战在早上开始，英国舰队就会被击败，1而英国也就屈膝投降了。我们除了准备进行突然袭击之外，也必须作长期战争的准备。同时，我们必须排除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机会。陆军必须坚守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所必需的基地。如果成功地占领并守住了荷兰和比利时，如果击败了法国，那么打败英国的基本条件也就具备了。25月30日，德国外交部发给驻莫斯科大使如下训令：“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在轴心国家的军队集结和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西方国家和苏联的重要联系已经完结了。5月30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对张伯伦先生5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给予答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两方见解的根本分歧。
〔他说〕远在四月中旬，苏维埃政府与英法政府进行谈判，讨论要采取的必要措施。那时开始的谈判，至今尚未结束。事情早就很清楚，如果对成立一条由和平国家组成的强有力的反侵略阵线具有任何真诚的愿望，则下列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必需的：
1《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167—168页。希特勒显然对日德兰海战的事实一无所知。在这次海战中，英国舰队从头到尾都想把德国舰队引出来进行大决战而未成，如果进行了大决战，则英国舰队的压倒优势的火力，一定会很快就发生决定性作用。
2《纳粹—苏联的关系》，第15页。
由英法苏三国缔结一个纯粹是防御性的、强有力的反侵略互助公约。
由英法苏方面，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毫无例外地包括苏联近邻的一切欧洲国家提出保证，抵抗侵略者的进攻。
英法苏三国缔结明确的协定，规定一旦侵略者发动进攻，三国彼此之间互相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支援以及规定对被保证国家提供直接的和有力的援助的方式和范围。
谈判到了一个看来已无法打开的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虽然接受英国的保证，却不打算接受俄国政府同样方式的保证。在另一个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波罗的海各国，也抱有同样的态度。苏联政府明白表示，苏联所主张的互助公约，必须是把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包括在全面保证之内。现在这四个国家都拒绝了这个条件，也许它们由于害怕早就会拒绝这个条件的。芬兰和爱沙尼亚甚至声明，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而向它们提出保证，它们将把它看作侵略行为。6月7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希特勒就轻易地把那条反对他的迟延不决的联盟的最后防线突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