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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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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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第一次准备退让一吋，也许退让一呎，无论如何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准备作若干让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时，他已经获悉英国舰队实行动员的消息。人的动机是无法知道的；在这两个消息之中，究竟哪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而现在却让步了。我多日以来就催促实行舰队动员。我曾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辞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贝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用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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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发言中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张伯伦先生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尽了他个人的力量，使大家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不能不叙述他对人对事所作出的一连串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并据此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至于他的动机，那是无可非议的；他所采取的路线，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勇气来执行。关于这一点，两年后我在他逝世后的演说中曾大加赞扬。在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间，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数的情况而论，私人关系最多也只是暂时受到影响。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现在激烈要求采取行动的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曾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反对和抨击政府所采取的哪怕是温和折衷的国防措施，希望以此来争取民心。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出一个严重的实际理由，虽然说出来也不能为他们争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严重缺乏战争准备。有谁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积极地证明这一点呢？英国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我们所有的薄弱环节仍没有设防。用来防卫世界最大城市和人口中心的，不过是一百来门高射炮，而且大部分炮手还缺乏训练。如果希特勒是诚实的，持久和平果真得到实现，那么张伯伦先生就是对的了。如果不幸他受了骗，那么，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弥补由于疏忽所造成的最恶劣的状况。这些考虑，以及一般人由于暂时避免了可怕的战争而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感，使政府的支持者表示了衷心的赞同。下院以三百六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四票通过了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三四十名保守党员，除了以弃权来表明他们的反对之外，别无他法。我们一致正式地这样做了。
我在演说中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到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
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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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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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认为，在辩论中引用别人过去说过的话作为自己发言的根据，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四那天，我的处境并不怎么简单。你那篇使我大为欣赏和钦佩的伟大的猛烈攻击的演说，是对政府三年以来的政绩的攻击。
在这三年的时期里，除了最后六个星期之外我始终是政府中的一员。因此，你很难希望我会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赞同。不过，不管你觉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我对于冒犯了你这一件事，总是感到很抱歉的，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你的忠告，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小群朋友，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互相指责，实在是个大错误。唯一的原则是尽可能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伤害——不要让渔翁得利。你擅于词令，应该很容易说明你的立场，无须表明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是恪守这一条规则的。你的发言固然无可非议，但你离开正题来答复我，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怀疑你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尽量把我从反对政府的其他保守党人中孤立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想。你的委婉的来信，使我完全释然。我们人数那么少，我们的政敌又那么多，目标又那么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你的演说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举了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灾难，确实讲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讲稿怎么就能讲得那么全无遗漏。
我对这次辩论，感到非常遗憾。张伯伦现在已毫无牵挂，安然无事。慕尼黑已成过去；防务不足的情况，已被置诸脑后。直到现在，在国防军备上还未见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也将白白浪费掉。我为这些国事而担忧，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饭时，我的态度显得很没有礼貌，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发言开头一段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信赖你的真诚的朋友。
11月1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哈查博士当选补上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的空缺。一个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职。
这个茕茕无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长说：“欧洲和世界的一般情况，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德国在11月初把抢来的赃物进行正式的分摊。波兰心安理得地占领了特申。曾被德国用来作棋盘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获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为牺牲，也分得一块肉。英国下议院提出慕尼黑的这些后果时，张伯伦先生解释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国际保证，只是在这个国家受到无故侵略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并不涉及该国现有疆界。“我们现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态度说，“是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的重行调整作证。我不知道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人是否认为一经划定就永远不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些边界难免时常有所调整。把这些人当作非凡的超人，认为他们的眼力可以确定永久性的正确边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边界是否应该时常调整，而是调整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和讨论还是通过战争。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匈牙利边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两国的仲裁来最后决定捷匈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我想，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但不久以后还有得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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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7日我写道：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首相正在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性和极其重要的。他对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着坚定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他有他的见解。他相信与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达成妥协就可以使欧洲和不列颠帝国很好地安定下来。没有人反对他的动机。
没有人怀疑他的信心和勇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力。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或者在我国必须对付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坚信的道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计划对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方面不再作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为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征服和并吞，已经满足了德国纳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许希望说服保守党，同意把现归英国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认为与托管地情况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归还给德国。他相信让德国收复国土就可以导致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他还相信，形成这种友好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削弱我们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以自卫为目的的根本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双方一致同意的，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也许不得不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再说，对方在这次困难的谈判中，也许并不抱有激发首相的那种好意和信义。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我们被迫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也许还不够哩。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最多也只能拖延几个月。·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首·相·对·希·特·勒·先·生·和·德·国·纳·粹·党·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绥·靖·政·策·是·否·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
在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强我们的抵抗力量和国防力量，以防万一首相不幸而错了或受骗上当时，我们还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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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我们时代的和平”作何感想，张伯伦先生总认为必须把意大利和德国拆开来。他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他充满希望地相信，他已获得了希特勒的友谊；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还必须争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为代价高昂的同德国和解的平衡砝码。在他同意大利独裁者重温旧好的过程中，他必须拉着法国和他一起干。大家来一个普天同爱。我们在下一章里，将研究这个建议结果。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巴黎。法国政府对首相访问罗马的建议虽表同意，但并不热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却高兴地知道法国正准备搞个声明，仿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签字的关于英德未来关系的英国声明的榜样。1938年11月27日，在博内先生发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中，叙述法国政府的这个意思。信中说：“昨天在巴黎进行讨论时，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们认为在性质上与英德声明相同的那个声明，明白表示满意，这个声明对国际缓和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贡献。”1为了进行这种讨论，里宾特洛甫带着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国人不仅希望发表一个友好的一般性的声明，而且还希望签定一项具体的经济协定。对于前者，他们有了收获，于12月6日在巴黎签字了，至于后者，甚至博内先生也不愿接受，虽然他也很想充当法德谅解的缔造者。
1《法国黄皮书》第35、37页。
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的使命，内中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动机。正像张伯伦希望离间罗马和柏林一样，希特勒也认为他可以离间巴黎和伦敦。关于这件事，博内先生所叙述的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是有点意思的：
关于英国，我对里宾特洛甫申明，英德关系的改善对缓和欧洲局势的政策的任何发展一定大有帮助，而欧洲局势缓和的政策也是德法之间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德国外交部长力图把目前局势的责任推到英国政府身上。他说，英国政府，尤其是英国的报纸，在慕尼黑事件结束时似乎曾一度表示过某种理解，但其后却对柏林政府采取最令人失望的态度。……
库珀、丘吉尔、艾登和莫里森等人在议会发表政见日见增多，以及某些报纸的评论，使德国极为愤慨；而在德国，是没有人能够限制报纸对此不作出反应的。我再一次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白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1
1《法国黄皮书》第43—44页。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一年内，人们对于究竟是希特勒还是协约国的实力增加得快些这个问题曾有过争论。在英国，许多知道我们防务空虚的人，看到我们的空军月月扩充，“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也快要大量出厂，因而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空军中队不断有所扩编，高射炮增加了，转入战时工业的部署也不断加快进行，这些改进似乎难能可贵，可是若与德国军备的巨大增长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全国范围的军需品生产计划，需要四年完成：
第一年全无生产，第二年只能有少量产品，第三年有成批的产品，第四年是大量生产，源源不绝。但目前希特勒德国的战备工作，几乎与战时的情形一样紧张而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它早已达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阶段了。而英国则只是在非紧急状态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而且规模也小得多。1938年到1939年，英国全部军事开支的总数是三亿零四百万镑，1而德国的军事开支至少有十五亿镑。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年里，德国的军火生产的总产量可能比英法两国合起来的产量最少超过一倍，或可能超过两倍，而它的一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工厂也已开足马力，全部投入生产。因此他们不断得到比我们多得多的武器。
11937至1938年为二亿三千四百万镑；1938至1939年为三亿零四百万镑；1939至1940年为三亿六千七百万镑。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协约国丧失了捷克军的二十一个正规师和已经动员的十五到十六个后备师，还失去了他们的山地防御工事；这条防线在慕尼黑危机中曾使德国不得不部署三十个师的兵力，或者说，德国的受过完备训练的机动部队主力。根据哈尔德和约德尔两将军在战后受审时的供词，在慕尼黑事件的部署中，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只剩十三个师，其中只有五个师是第一线的正规军。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我们无疑地等于损失了相当于三十五个师的兵力。
此外，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这个中欧第二个最重要的兵工厂也让给了对方。这个工厂在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之间的生产量，与同期内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产量几乎相等。在全德国正在紧张地、几乎像在战时状态那样努力工作的时候，法国的劳工却早在1936年就已争得渴望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了。
更不幸的是，法德陆军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1938年起，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和编制上以及后备队伍的积聚上每月都有所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及其纯熟程度上也是月月有所提高。随着装备的不断扩充，对官兵的训练和一般官兵在技术上的熟练程度也日益取得进展。而法国陆军却没有同样的进展和扩充。它在各方面都被德国超过了。在1935年，法国即使没有前协约国家的援助，可能不必经重大战斗就可以攻入和重行占领德国。到1936年，法国的压倒优势的实力还不至于成为疑问。我们现在根据德国方面的透露，这种情况到1938年仍然存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因为知道了它们自己的弱点，所以才曾极力阻挠希特勒采取各种行动，但正是这些成功的行动使希特勒声望增高。到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慕尼黑事件后的这一年内，德国陆军虽然在有训练的后备队这个方面仍较法国为弱，但它的效率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由于军队的基础在于人口，而德国的人口又比法国多一倍，所以德国军队不论按照任何标准都将胜过法国，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以军队的士气来说，德国人也是占上风的。抛弃盟国，尤其是害怕战争，就会使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被削弱。
被迫屈服之感使官兵精神沮丧。在德国方面，信心、成功和力量日益增强之感，都激发了这个民族的战斗本能，而法国却自认虚弱，使法国各级官兵大为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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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开始赶上德国，使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善。在1938年，用“旋风”式和后来以“喷火”式等新式战斗机替换如“斗士”式一类旧式双翼战斗机的过程还刚刚开始。1938年9月，我们只有五个中队配备了“旋风”式战斗机。而且，旧式飞机的储存和零件，因为此后不能使用，只好抛弃。在新式战斗机的装备上，德国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已有为数甚多的“米式”109飞机，这是我们的旧式飞机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939年整整一年中，由于我们有更多的配备新式飞机的中队，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那年的7月份，我们一共有二十六个新式战斗机中队，每架飞机装配八挺机关枪；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储存和替换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颠空战时，我们可以用来作战的新式战斗机一般有四十七个中队。
在德国方面，其实力增加的数字如下：
1938年 轰炸机 1，466架
战斗机 920架
1939年 轰炸机 1，553架
战斗机 1，090架
1940年 轰炸机 1，558架
战斗机 1，290架
德国空军的扩充，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努力，比起他们迟了差不多两年。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他们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而我们在现代战斗机方面增加百分之八十。1938年，我们在质量上差得太远，到了1939年，虽然对于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我们曾努力补上了一些，但在1940年正式同德国较量时我们还是不行。
在1938年，伦敦是有可能遭受空袭的，我们对此竟毫无准备，实属可悲。不过，除非德国占领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取得了迫近我国海岸的必要基地，否则，决定性的不列颠空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不能使用在当时航程尚短的战斗机来为他们的轰炸机护航。而在1938年或1939年，德军要击败法军还是不可能的。
德国用来突破法国阵线的大规模坦克的生产，是直到1940年起才开始的；法军在西线仍占优势，而东线的波兰又尚未征服以前，德国当然不能像后来在法国被迫投降后的情形那样，集中全部空军力量来对付英国。这还没有把俄国的态度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实行的抵抗估计在内。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时期空军实力的对比的数字提出来，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我所写的结论。
据说我们因慕尼黑事件“获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但根据以上所有的理由，英法两国同希特勒德国的对比，却远较慕尼黑危机时恶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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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在1938年一年内，希特勒把六百七十五万奥地利人，三百五十万苏台德人，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居民、劳苦大众和士兵并入德国，置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毫无疑问，这个可怕的力量对比是转而有利于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