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1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25节〕。（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译者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年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为抚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负起责任，这岂不是最妙的办法吗？兴登堡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的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徬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3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徒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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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作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七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
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点二时。现有口径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时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
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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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后，我在图尔目击法国的苦难时，所有这些仍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媾和的提议时，我只说些安慰和保证的话。我现在引以为快的是，这种保证现在已经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旅行，到了纽约。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几乎把命都送掉的严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了以后，我搞错了，在靠马路的一边下了车，我横过第五街时，根本没想到美国车行靠右的规则刚巧和欧洲相反，也没有注意到在那时英国尚未采用的红灯信号，结果被汽车猛烈碰撞。我变成残废达两个月。后来，我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逐渐恢复，慢慢才可以缓步行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国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讲。整个白天在火车上睡觉，晚上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说。总之，我认为这是我毕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一年中，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方面，国家的生活无声无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议会，鲍德温先生采纳和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被置之不理，也没有让议会有辩论这个法案的机会。我和其他大约七十位保守党员，组织了一个叫作“印度保卫同盟”的团体，在此后的四年内，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斗争到底，并得到人们相当大的支持，有时比数很接近，不过经常仍居少数地位。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像在裁军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它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左右两方坐在前排的头头们之间的纽带。两党头头们的支持者构成了绝大多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团体，把我们斥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支配了整个德国，德国武装力量之迅速的活跃的发展，使我同政府和国内各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从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我除了为大局焦虑之外，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写成的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而且当希特勒的阴影尚未降临之前，在十六个欧洲国家报纸上广泛刊载。我的生活确实是既动口又动手。在这时期内，我陆续写出《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同时我不断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恰特韦尔庄园。生活过得很有趣。那里有两所小屋和宽阔的菜园的围墙，大部分是由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筑成各种假山、喷泉和一个可以把水过滤澄清的大游泳池，还可以加热以补充变化无常的阳光。因此，从早到晚，我没有一刻沉闷和懒散。我同我快乐的一家在家中度过平静的生活。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时初次与他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来是胆子特大的驾驶员才能进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时由于“螺旋下降”几乎产生的致命危险。自1932年以来，我们的接触更密切了，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看来逐渐逼近的危险，一直谈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我的现代战争科学顾问，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种涉及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顾问。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谊，在整个战争时期中仍然继续着。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当陆军元帅黑格挑选刚从战场调回来的青年军官来充实他自己的幕僚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精选人选而被推荐给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他曾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前沿炮兵。他除了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荣誉，子弹穿过他的心脏，虽然子弹还留在他身体里，但他还活得很快乐。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时，我常以总司令的客人的身分访问前线，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偕行。我们参观了战线的许多部分。在这些有时很危险的旅行中，以及在总司令的房子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勇敢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友谊。1919年，当我出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邻居，距恰特韦尔仅一哩之遥。他经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谈话，使我知道许多事情。他在那时以及后来在战时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始终是我最接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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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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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
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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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作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1
1我忍不住要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大会上，他们请我演说。我当时推辞了，但我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小时，由他们向我提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德国是上次战争的罪魁吗？”我说：
“当然是的。”有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留学英国的德国青年站起来说：“对我的祖国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说罢，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踏步走出会场。
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两年后，在德国因为发现他的祖辈中有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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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1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1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哩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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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