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28年的感想——对未来的战争的毁灭性恐怖——若干战争技术的预言——协约国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会改变的”——德国的陆军——十万志愿兵的限制——赛克特将军的工作和主张——“第二个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撤销——德国的航空事业——违约与伪装——德国的海军——拉特瑙的军备计划——可以改装的工厂——“十年无大战”的规定。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
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哩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量害怕的那个顶端。
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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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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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
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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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把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来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胜利的协约国，依照劳合·乔治的建议，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禁止征兵，但这一点兵力，却成为一个核心，成为一个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尽管如此，劳合·乔治的防止德国重建陆军的计划，不能说是考虑不周到。在和平的时期中，任何外国的监督都不能控制德国奉准设立的十万兵员的素质。问题不在这一方面。德国仅仅为了防守国境，就得需要三四百万有训练的士兵。而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法国陆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法国的全国规模的军队，不但需要培植骨干，恢复旧日的联队和编制，还要实行国民征兵制度，每年征集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志愿兵、青年运动、警察的扩编、老战友会，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组织，都可以在过渡时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没有实行普遍的国民兵役，则骨架虽全，总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国实行了几年的征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国军队相抗衡的军队。这里有一条非把凡尔赛和约加以明目张胆的破坏就无法越过的界线。在此之前，可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和精细的准备，但总有一天会下最大的决心越过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这样看来，劳合·乔治的原则是对的。假使那时曾运用权力并以审慎的态度来贯彻这个原则，那么德国的战争机器就不可能重新铸造出来。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论在入伍前受过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须在联队或其他单位中至少呆上两年，只有经过了这一个训练时期，才可以把现代陆军所必不可缺的后备军逐渐组成和扩充起来。虽然，法国的人力在上次战争中有大得可怕的损耗，可是它能够有条不紊地、连续地训练每年入伍的士兵，并把受训过的士兵编入后备军籍而成为国家整个战斗人员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国都没有被允许建立这样的后备军。在这些年中，法国的军事体制却能顺利地训练和聚集起有组织的力量，这支力量是长期不断地武装和训练的结果。德国陆军或许可以培养和发扬它的军事精神和传统，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国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梦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来德国陆军的机构和核心的缔造者是赛克特将军。早在1921年，赛克特就秘密地在纸上忙于设计一支完备的德国陆军，并且谦恭地为他的种种活动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德军节节胜利时写道，“假使从1920年到1934年间，领导核心只是适合于小规模军队的需要，那就很难进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尔赛条约规定要把军官团的人数由三万四千人减到四千人。德国人用了种种计策来突破这个致命的界线，而且尽管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种种努力，德国还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陆军的计划。赛克特的传记作者写道：“敌人曾经竭力要消灭参谋部，并得到国内各政党的支持。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根据它的立场，曾有好几年正确地企图把高级参谋的训练搞得非常落后，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参谋部。他们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来了解参谋部的军官究竟是怎样训练的，但是我们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论关于体制或讲授的课程，一点也没有泄露。赛克特始终不让步；因为假使参谋部被破坏，那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参谋部的形式已经被破坏了，但它的内容依然保留住……”实际上，有好几千个穿便衣的参谋部军官和他们的助手，以建设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员的名义，集中在柏林，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还有一段透彻的说明：“没有赛克特，今天（1940年）就没有在德国的意义上的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是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无论军官们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建立起来。概念的连续是为了保证在现实的严重考验中掌握领导权所必需的。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有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多数人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集体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个小型的十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不是也变成了小气派的人，就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还得提倡大规模的体操锻练和军事体育……这倒不是为了训练参谋部，而是要训练一批高级军官。”这些人将能按正规的军事要求来考虑问题。
赛克特认为，必须避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验中引申出错误的理论。那次战争中的一切教训，都经过透彻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拟出了新的训练原则和编订了各种新教程。
一切现有的操典都重新编写，而且不是为那十万兵员的军队而是为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来编写的。为了使协约国查不出来，这些操典的全部项目是用特别的字体印刷的，而且是公开的。但是供内部专用的操典，却是秘密的。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主要原则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种必须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种——如步兵部队、摩托化部队和炮兵部队——必须在战术上密切配合；而且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冲锋枪部队、反坦克武器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其他种种，亦应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战争中，德国各军事将领都认为他们战术上的成功，全仗这种理论。到了1924年，赛克特已能感觉到德国陆军已在慢慢地增加，超过了十万人的限制。他的传记作者说：“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迈的陆军元帅马肯森为赛克特建成德国陆军而向他致贺，而且并非不恰当地把赛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这个沙恩霍斯特在法国于耶拿之役后占领德国的那几年内，曾秘密组织普鲁士军队来反击拿破仑。“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烧着，协约国的管制也没有摧毁德国军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赛克特率领各路指挥官带着参谋人员和通信部队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那时没有军队，但实际上所有的将军、指挥官和参谋部的军官，由此学到了许多战争艺术以及指挥一支正规德国陆军的技术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支军队就能够把德国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对在正式编制之外的士兵进行小规模的短期训练，已有好几年了。这些人被称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从1925年起，这些“黑兵”全部由国防部来领导，由国家经费来维持。
参谋部的1925年计划，企图超出条约限制把军队加以扩充和改进，把现有的合法的七个步兵师增加两倍，然后到三倍，但是赛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个师。从1926年起，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反对。193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过了十万兵员军队的编制。虽然它的实力，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稳步地超过这个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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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迦诺会议后，人们都抱着善意和希望，在这种情绪下，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个虽非无法补救但颇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撤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而代之以一个由国际联盟主持并经各方面同意的调查方案，只要有一国要求，就可以进行调查。据说这种部署可以作为洛迦诺条约的补充。但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福煦元帅的报告虽然指出：德国业已有效地解除武装；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废除军备的。必须要有若干的预防措施。尽管如此，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还是从德国撤退了。当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用许多隐蔽的、不显著的方式来破坏凡尔赛和约，而他们无疑地正在制订使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书面计划。他们有童子军，有士官团，以及由青年和退伍军人所组成的许多没有武装的志愿队组织。但是不论陆军或海军，任何事情总不能大规模进行而不被发觉。至于实行国民征兵制度，建立空军，或超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来建造战舰，那就是公然违背德国应守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会在德国业已参加的国际联盟中被提出来。
至于空军，那是更难作明确的规定。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设立空军，所以在1920年5月，德国空军正式解散。赛克特在他的告别命令中说，他希望空军将再度建立起来，空军的精神亦将依然存在。他极力鼓励这样做。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由以前的有经验的空军军官所组成的特殊团体。这是瞒着协约国委员会暗中成立的，而且连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让知道。这个团体以后逐渐扩大，直到国防部中各个办事机构或监察机构都有所谓“空军细胞”，而空军人员也逐渐被引进陆军各个单位，成为陆军的干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长是一位有经验的战时军官，是赛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发展能够配合军事上的需要。这个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国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陆军或海军中加以伪装的空军单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军军官担任其职务，他们根本没有商务航空的知识。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国全境就已经有了飞机场和民用飞机制造厂的系统，已有训练飞行员和进行消极防空的教练。
那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建立了全国性的滑翔小组网，以鼓励为数众多的德国男女养成“航空精神”。至于准许飞行的民用航空人员在数额上的严格限制，在纸面上还是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则，同许多其他规则一样，都被赛克特蒙混过去了。他得到德国运输部的暗中帮助，为一个有效率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在1926年的情绪支配下，协约国还以为过分抑制德国的这些违约行为，未免太伤害德国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满以为有了禁止德国成立空军这一条原则界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条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界限。
在海军方面，德国人也是实行同样的掩饰手段。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保留小规模的海军，最高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德国就假借种种借口增加人数，超过了限额。各种海军组织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机关之中。赫尔戈兰沿海要塞，虽然按照条约已加以拆毁，但不久又重新修筑起来。潜水艇也私自建造，并在别的国家里训练潜艇的官兵。为了使德皇时代的海军继续存在，为了准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也有重大的进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当他任建设部部长时，就着手大规模地重建德国的军事工业。事实上他曾对将军们说：“他们固然已经毁掉了你们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下一次战争以前无论如何已成为废物。下一次的战争将用簇新的武器来打，而且，最不为陈旧武器所束缚的军队，将占最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德国的参谋人员，在协约国管制下的几年中，总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于销毁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用尽一切欺瞒和阻挠的手段来避开协约国委员会的耳目。偷偷进行的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德国的警察，起先对这种行为还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协同国防部积集武器。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作掩饰，成立了一个保管武器和设备的组织。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在德国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种军器的仓库遍布全德国。还有，为了制造供将来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也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军用或可以改作军用的车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产之用，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通常商业上的需要。为战争而建立的国家兵工厂，并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予以封闭。
一个全面的规划就这样地付诸实行了。根据这个规划，所有用英、美两国建设贷款来开办的新工厂和许多旧工厂，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使之能迅速变为军工厂。他们计划之彻底和周密，可以写成好几部书。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惨遭反犹太的新生的纳粹秘密社团所暗杀。他们切齿痛恨这个犹太人——德国的忠实仆人。1929年取得政权的布吕宁，曾热心而又审慎地继续推行这项工作，所以，当胜利者还因为有一大堆陈旧的军事设备而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巨大潜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来。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曾经作出决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提请帝国国防委员会将这个规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没有人提议修改。1927年，陆军部建议，1919年的决议，单就陆军方面而论，应该延长为“从现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内。这个建议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认可。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那时我就以接受的态度提议：“各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十年内没有大战这句话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这个假定，应该每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予以复核。”
我这个提议为各军事部门或自治政府留了后路，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由他们按情况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使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研究工作就会被忽视，鼠目寸光的见解就会流行起来，而牵涉到财政支出的部门尤其如此。不过，一直等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感到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世界和平看来可以维持，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出新的决定，这并不是在事实上证明我有什么错误。直到1939年秋季，战争还没有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阴是够长的。“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正确地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这个假定业已取消了。
在这段时期中，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的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当我们重温1930年到1938年这八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有过那么多的时间。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了的，绝不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