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共产主义的儿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创巨痛深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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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是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
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免者。
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
“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会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啊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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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
“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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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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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
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
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徬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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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
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
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1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1古希腊作家（约公元46年—120年）。——译者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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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者，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
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或丑陋的儿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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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
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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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1
1引自西格弗里德·萨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