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所谓太平盛世，都是人口比较少，生活比较容易维持的时代。并且在这种所谓太平盛世，不仅整个的人口少，人口中的人才也少。按中国的惯习，人才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在人才少的治世，每个人都可得到安插；少数不能安插的人在家做乡绅，在生活普遍安定之下，也可不致感到太无聊赖，况且随时尚有一官半职的希望。但太平日久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读书人也增加，有出身的人也增加。想做官的人也增加，求官而不得的人也当然增加。至此人口的密度也总是已经高到一般人求温饱而不可得的时候，所以人口压力最大时也就是读书人中失意分子日愈加多的时候。秀才造反，诚然是三年不成，但秀才若与别人联合起来造反，其力之大却不可轻视。历代的乱事，发起的虽非读书人，但事后谋划而使乱事扩大的都是读书人。民国初期的军阀内战，每次都有读书人从中挑拨，这是人所尽知的一个近例，其他较远或更近的例可以毋需列举。人才没有出路，在过去必定造成大乱。历史中若有教训可循，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教训。

今日的中国如何？人才是否过剩？由近代国家的标准讲，我们的人才显而易见的仍然贫乏的可怜。但所可惜的就是我们至今仍未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由中国现有的条件讲，我们社会中求官或求其他职位而不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做官，做公务人员，只是读书人许多出路中的一种，做官以外的出路还多得很。但在中国，做公务人员仍是一般读书人最宽最大的一条途径。若有其他的途径，都是又狭又小，能容的人极为有限。就根本上讲，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至于目前的救急办法，讲起来似乎很不中听，其实这是无从逃避的结论：就是各公务机关对于各项人才应当尽量的予以吸收。讲裁员，讲减政，这是任何人都可讲出一大套无懈可击的道理来的。但这些大道理无补于实际，只有增加社会的不安。半年前政府曾有裁员之议，当时本刊即曾指明其必不可作（见第三期社论），幸而试行后逢到困难，政府未曾严格的执行裁员的计划。各级政府一方面维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教育体系，每年送出大批的毕业生，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毕业生又不设法积极的予以安插，这岂不是最不可解的一种矛盾现象？与其如此，何不少办学校，少收学生？人才既已造成，就不能再听其自生自灭；听其自然，必定招致大祸。每年暑期，必有大批的青年出离校门，奔走前程。盼望政府各机关，社会各部门，都能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同情的考虑。这是助人，也正是自助；这是为个人，也正是为国家。

（原载《周论》一卷二十四期，194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