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平街的故事
中国的报刊，最早是米邻和梁亚发编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发行（1815年8月5日出版），并不在上海。香港的《华文日报》，如《孖剌西报》的《中外新报》，1858年刊出，也比上海的报纸早几年。但说到中国的新闻事业，上海却是一个公认的中心。上海的报纸，如《字林西报》的《上海新报》和《沪报》，并不在望平街（今山东路）；但说到了上海望平街，大家都知道这是上海的报馆街。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
望平街，这条名震中外和世界呼吸相通的街巷，实在短得很；南起福州路，北终南京路，全长不过五六十丈。就在望平街汉口路的转角，矗立着两座大厦，一所坐北向南，那是《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一所坐西向东，那是《申报》。它们一向执了中国报坛的牛耳。在我们乡间，凡是报纸，都称为“申报纸”，可见它是新闻界的老太爷了。由《申报》向南数十步，就在福州路 的转角，巍然巨厦上有七级浮屠，微风吹动，可闻铃声，那便是当年和《申》《新》齐名的《时报》（创于1904年，初为狄平子的企业，继由黄伯惠主持，抗战时停刊了）。这条短街，就给新闻事业笼罩了一切，其他种种，都算不得什么了。《申报》北边，便是外国坟山（今黄浦区体育馆），初期的英租界，到这儿已是极边。一百年前的上海商业中心是棋盘街，即今福州路、广东路一带。当年的南京路乃是郊区，望平街已经是西边的界路了。外国坟山北边，那家有名的马敦和帽庄，一直门庭若市的。那帽庄的小店东马荫良，正是《申报》的主要人物。
上海的报馆，除了洋文报，如《字林报》等，本来都集中在望平街这一线上。抗战前，《申报》馆对面那一排，有《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当年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由叶楚伧、邵力子主持，代表中国政治的激进思想。隔邻的《时事新报》，为研究系机关报，由张东荪、潘公弼主办，代表改良主义的缓进思想。这两张报纸，针锋相对，辩论得非常激烈。“五四运动”前后，《民国日报》附刊《觉悟》，《时事新报》附刊《学灯》，都在推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连带把《申》《新》两位老大哥都拖向前去了。直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民国日报》变成官方报纸，《时事新报》也由孔祥熙的新闻企业收购和《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大晚报》合称四社，迁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领导新文化的工作，又由史量才的《申报·自由谈》来担当，那已经是“九一八”以后的事了。
狄平子初办《时报》，他就说：“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他初办《时报》，有短评，有长篇通讯，有专电，有副刊，比之其他报纸，这是一份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报纸。后来，由黄伯惠接办，首用特大标题，着重“黄色”新闻 （指社会新闻，不一定是色情新闻），也在报坛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五四运动”以后，《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在领导青年思想及文学革命上起了作用；而《时事新报》对面，有一家报纸，便是陈布雷、潘公展所主持的《商报》，其策应国民革命，鼓舞东南人心，还在《民国日报》之上。至于隔邻那家《神州日报》，民初虽曾热闹过一阵，后来却暗淡无光。它的附刊《晶报》（先为三日刊，后来也是日日刊）却成为上海小报的先河。
从《申报》北行，跨过一条马路，转入九江路，那家驰声全国的小型报《立报》（这是属于北平《实报》、南京《朝报》型的小型报，并非带黄色气味的小报。）一开头便以短小精悍的姿态出现，最大的特色是不刊载广告，新闻精编，三个副刊，骎骎日上，与《申报》争一日之长，乃是望平街上一件大事。《立报》（1935年创刊）的销行数字，不仅突破了《申报》的纪录，也曾有过超《新闻报》的纪录。上海报业公会，小报中只有《立报》才够得上做会员。萨空了、成舍我，确乎是报坛的怪杰！
天津《大公报》，本来是华北新闻界的明星；它和北京《晨报》，都比上海的报纸高明些。“九一八”以后，国难严重，《大公报》乃于1936年4月大踏步进入望平街，居然执全国新闻业的牛耳，也是中国新闻史的新页。不过到了抗战前夕，望平街只是上海新闻企业的象征名词，也可以说是上海报纸的发行中枢。实际上，报馆网已经向南移动，冲到爱多亚路去了。那时的《大公报》，正在爱多亚路的南首，和《中美晚报》馆相近。爱多亚路北边，则有《大晚报》《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乃是上海晚报中的先进，在抗战初期发挥很大作用的。）报馆街的地区，慢慢在扩大了。
望平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跃着，四更向尽，东方未 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
我们就从这条马路的脉搏，体会得朝野中外的动态呢！
抗战八年，也可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里程碑，望平街头也就起了剧烈的变化。我军退出了淞沪战线，《大公报》《时事新报》《立报》《民报》（即《民国日报》）都从上海退出，向西南大后方及海外另图发展。孤岛上爱国人士所创办的《文汇报》《正言报》《中美日报》和敌伪报纸在望平街展开恶战。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伪方进占了《申》《新》两报，才在漫漫长夜中，挨着等待天明。
胜利唤醒了望平街的希望，上海新闻界又活跃起来。不过，战后望平街，情势稍有变动，由纵的发展，演成横的扩展。报业重心，稍稍东移，落在河南路与汉口路的交叉线上。《正言报》就在福州路的西首，和在四川中路的《前线日报》《益世报》遥遥相对（《前线日报》后来移往哈尔滨路）。当时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接收了河南路的伪《中国日报》馆址。还有青年党的《中华日报》，黄埔军系的《和平日报》，以及《大公报》，都散布在南京路上。还有那家《商报》，接上了九江路《立报》旧址，《立报》和《民国日报》，都移到北河南路去了。《东南日报》上海版出版最迟，设在北四川路长春路转角，地点尤为偏僻。望平街的视野，比战前广大得多，但一般人观念中，依旧把望平街当作报业发祥地，视线依旧集中在那一角上。每天早晨，百川汇海，不管报馆办在哪儿，印出来的报纸，照例流向那条古老的街头去。谁都没有力量改变这一传统观念，另开市场的。《中华时报》创刊那一天，因为印刷上脱了节，迟到望平街半小时，但见街空人散，找不 到一个报贩，连我买的一份在内，总共销了十一份，也成为望平街上的趣话。
《申》《新》这两家古老报馆，自从太平洋战后，被敌伪所强占，于是它们就永远失去了自由，等候政府当局的支配。胜利后第三周，这两家报馆便奉命停刊整理，等待国民党投入官股，由潘公展主持《申报》，程沧波主持《新闻报》，和冯有真的《中央日报》鼎足而三，支配了整个望平街的命运（幕后则由陈布雷在指挥着）。那时望平街的报纸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天下，所不同者，只是cc或军统或陈布雷的政治关系不同而已。本来，《文汇报》在望平街上露过头角，《正言报》也曾大露锋芒，结果都被当局下令停刊。唯一可以批评党政，带点自由主义气氛的，只有《大公报》。《大公报》经过了抗战时代的历练，已成为全国性报纸，它回到上海时，在本市虽不能与《申》《新》抗衡，在南京和京沪、沪杭两线的城市，销数都比《申》《新》多得多。旧时代望平街上报业，直到今日尚存的，也只有《大公报》了。
那一时期，有一份特殊四开报，便是《时代日报》，那是苏商所办的。要说新闻自由，只在那报上还存在。
《上海新报》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
1845年，上海英租界开埠。1850年，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一种英文刊物，叫作《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周刊，8月3日创刊）。后来《北华捷报》又出刊了一种日刊，名《航务商业日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到了1864年7月1日，才改名《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 ）。这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在《字林西报》前，《北华捷报》又先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名《上海新报》，曾有十二年历史，比《申报》还早了十一年，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
《上海新报》发刊于1861年11月下旬，开始也是每星期一次，到了第二年5月7日，才改为每周发行三次（逢二、四、六出版）。1872年7月2日，才改为日刊，每日出一张，星期日休刊。《新报》发刊就用上等白报纸印行，比十二年后创刊的《申报》用毛边纸（一说用竹连纸，另说用毛太纸）单面印刷讲究得多。 《新报》的篇幅，仅及现行报纸的四分之一，长十八英寸、宽十一英寸，作狭长式。
《新报》的发刊，意在报道市场消息，以商业为主；因此发刊启事中说：“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但把它喂养成长的，却是“战神”。该报创刊时，正当太平军和清军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那时上海租界，来了许多长江下游及浙闽等地的殷富之家，上海市场畸形活跃，这些流寓孤岛人士，对于军息及乡情，非常关心，因此，这份洋人办的中文报，就逐渐为一般人所注意了。1860年，太平军夺取了杭州，继又粉碎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大军直下东南，进迫上海。清廷勾结了洋人，组成洋枪队，助清军攻打太平军。最前锋就在静安寺路跑马厅（今南京西路人民公园）。上海市民，十分注意这些战讯。《新报》所刊“第一等新闻”（即头条新闻）都是从洋人和教会那边得来的。
主编《新报》的西籍教士，先后有华美德（m. f. wood，第一任）、傅兰雅（j. fryer，第二任）和林乐知（y. j. allen，第三任），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另有一位中国助编，为董明甫。到了1868年2月1日，《新报》革新版式，充实内容，改称新第一号，每天一张，长十四英寸、宽二十四英寸，对折为二，两面印刷，共四页，每页各宽十二英寸。内容如次：
第一版：告白。
第二版：中外新闻。选录香港《近事录》及《香港新报》，选录《广州七日报》，选录《中国教会新报》《苏省日报》等。
第三版：告白、船期表、银洋物价表。
第四版：银洋物价表，机器图说。
到了1870年3月24日起，每条新闻上均加简明标题，用头 号活字排印，本文则用四号字。
这份报纸，曾独霸上海新闻界十年之久，直到1872年4月30日《申报》出版，才碰到了劲敌。
维新派报纸
——《时务报》
19世纪后期，发扬舆论，启迪民智，我们还得把时间推早一点，说到维新派的报纸。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容闳（纯甫）创办《汇报》于上海，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助成之，延英人葛理为主笔，黄子韩、贾季良等任编辑。不久，便由葛理承顶，易名《彙报》，延管才叔为主笔。到了第二年六月间，又加新股，易名《益报》，延朱连生为主笔，那年年底也就停刊了。这是国人办报之始。（如《申报》，那是洋人办的汉文报。）清光绪二年十月间，各省商帮办了《新报》，后来并入制造局。
康有为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光绪二十年间事。在北方由文廷式主倡，设立强学会书局。光绪二十一年，在北京雕印日报，名《中外纪闻》，日销二三千册，这是维新派最早的日报。那年冬天，上海分会发行《强学报》，铅字排印，每天一小册。守旧派大为头痛，御史杨崇伊奏请封禁，南北二报均停。（文廷式着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
《强学报》既被禁，上海强学分会乃改为时务报馆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主笔，继续鼓吹维新变法主张。他的言论，锋利富有刺激性，成为时代的彗星，那是光绪二十二年七月间的事。《时务报》每旬一册，每册二十余页，以连史纸石印，清晰美观，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类别。域外报译占三分之一强，对于当时士大夫，可说富有极强烈的启发性；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各地学会都有他们的刊物，因此维新运动成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时务报》由各方捐款开办，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捐最多，张以报中论说太新，每加干涉。梁氏年少气盛，不能忍耐，第二年冬天，便离开了《时务报》，报事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夏，朝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改《时务报》为官报，由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乃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延梁鼎芬为主笔，另行出版，引起内部的争执。未几，戊戌政变起，康梁出走海外，《昌言》《时务》都停刊了。
梁启超去日本后，又创《清议报》，以攻击慈禧太后及刚毅、荣禄为主。清廷下令禁止入口。庚子后，梁氏又创《新民丛报》，偏重灌输常识，风行一时。光绪三十三年，他又发起政闻社，发行《政论报》，在上海又为清廷所禁。清宣统二年，他又创《国风报》，对各个政治问题作具体的研究，灌输国人以政治常识。他主编《新民丛报》时，又附刊《新小说报》，鼓吹革命；中有一小说名《新中国未来记》，也可说是时代的预言。（戊戌政变后，慈禧复政，下谕严禁报馆，说“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也是妙文。）
党人报纸
——《苏报》
清末革命党光复会所刊行的报纸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苏报》为最早。这份报纸原是胡璋（铁梅）所经营，他的日本夫人生驹悦出面，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由陈范（梦坡）出资购得。陈曾任知县，以教案落职，愤嫉官场的腐败，想以清议救天下。他的主张本来接近保皇党，后来变为革命党。他请吴稚晖等任主笔。那时，东南革命党人以光复会为中心，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都是革命思想的领导人物。而会员徐锡麟、马忠汉、陈伯平、秋瑾都是革命实行家，他们就借《苏报》来鼓吹革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四川人邹容组织爱国学社，发行《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为之作序，《苏报》也专文推介。清廷大怒，密电两江总督及苏抚，转饬上海道，令会审公堂，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务获禀办。一面立将《苏报》馆严行封闭。单开要犯：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以上《苏报》馆主笔；章炳麟 （太炎）、邹容、龙积之，以上伪作《革命军》匪人；陈范即陈梦坡，《苏报》馆主，以上七名，即行按名拿获，解究毋延。那时，陈范刚到日本去，只有他的儿子仲彝和章、邹二氏先后被获。清廷要求引渡，外交团以此案系国事性质，不允，结果，另组额外公堂，派上海县会审，并延律师申述案由。那时，民气激昂，反对清廷判处章邹“谋为不轨，大逆不道”“照律治罪，皆当处决，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领事团对清廷谕旨，亦持异议，相持不能决。移京交涉。到了第二年五月，才改判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做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龙积之省释。这便是有名的《苏报》案。（后邹容瘐死狱中。）
《苏报》既被封禁，《苏报》中人又于同年六月十五日，另办《国民日日报》，由外人高茂尔出面注册。附刊《黑暗世界》由连横（慕秦）编辑，攻击清廷政治黑暗，不遗余力。所载《南渡录演义》，尤足唤起种族革命的观念。清廷因为苏案交涉上的困难，乃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又由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杜其销路，绝其来源，效果也十分可怜。
和《苏报》《国民日日报》相仿佛的，还有蔡元培等所组织的《警钟日报》，那是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间的事。这家报纸，也是被清廷所封禁。于是革命党的报纸，转到日本东京去了。《复报》《民报》先后在东京刊行，前者由刘师培（光汉）主编，后者由张继（溥泉）主编，执笔的有汪精卫、胡汉民等。章炳麟出狱东渡，继任主编，声势更大，销行更广了。这两种报，文字之激烈，旗帜之鲜明，比之《苏报》《国民日日报》更进一步了。而在国内销行之广大，也是清廷所想不到的。
党人报
——《民呼》《民吁》《民立》
大阴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
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南一墓田！
——于右任《民呼报》出版示谈善吾
1924年上巳，于右任、章太炎、张溥泉、李印泉、冯自由、马君武诸氏，同往沪西扫邹容墓，皆有诗。于右任诗云：
廿载而还事始伸，同来扫墓一沾巾。
威丹死后谁收葬，难得刘三做主人。
太炎诗云：
落魄江湖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
只今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围。
张溥泉诗云：
威丹死后无人葬，只赖刘三记姓名。
廿载复仇成大业，敢浇清酒答前盟。
《苏报》之役，邹容瘐死狱中。可是革命狂潮，愈演愈烈。陕人于右任以著书排满，由陕遁至上海，与汪瘦岑、汪秉忠等组织《神州日报》。其后创办《民呼报》（1909年），专事攻击官僚政治的腐败。清廷诬以吞没陕甘账款，拘捕房四十余日，并判于驱逐出境。《民呼报》只办了九十三日便中停。于氏远走日本，于那年秋天，又请谈善吾办《民吁报》，改变论调，攻击日本，又为上海道所封禁，出版共四十二日。于氏乃于次年九月九日，续办《民立报》，执笔的有宋教仁、吕志伊、王印川、章行严，主张急进而无叫嚣之习，日销多至二万份，印机昼夜不停，可见当时民情的激进。《民立报》发刊词为于氏的手笔，词云：
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悲天欤？悯人欤？噫，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我亦悲悯人也。
而孰意万卉将寒之时，独有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者，此何物也？吾爱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气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岂非世人所谓晚节黄花也耶！噫嘻！噫嘻！晚节黄花。
兰有秀兮菊有秀，怀佳人兮未能忘。当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远！……万花环绕，民立现矣！是为 民立发祥之日，是为民立出世之瑞！
这是当时最振奋人心的文字！也正是迎接辛亥革命的文字。
到了民国以后，望平街上乃有“竖三民、横三民”之称。竖三民者便是《民呼》《民吁》《民立》。横三民，乃是戴天仇所创的《民权》报，吕志伊所办的《国民新闻》，邓家彦所创的《中华民报》。在党人报纸中，于右任也可说是一时人杰！
《民国日报》二杰
——叶楚伧与邵力子
在《申报》的对面，一家看似很可怜而又显露时代光芒的报纸，便是国民党的党报，上海《民国日报》。它有一份代表“五四运动”以后前进的文化思想的副刊《觉悟》（还有《星期评论》），我们且看新近出版的《五四运动前后报刊目录》索引，就可以明白这种副刊如何和时代脉搏相呼应。
这家报纸，因为国民党在野工作的艰苦，宣传费实在可怜，写稿子的没有稿费，且不必说了；有时，新闻各版已排好，印报的纸头还没有着落，叶楚伧先生脱下皮袍送往当铺，换下几十令白报纸，才把那天的报纸印出来。这该是多么令人钦佩的革命精神。
有一年阴历年底，报馆实在穷极，债户交集，楚伧先生就写了一张字：“前债未清，免开尊口。”债户只好幽默地一笑走开了。那时，邵力子先生主编《觉悟》，要找电讯；以《民国日报》之穷，除了广州大元帅府有通讯专电外，其他如北京、天津，都派不出 特派记者。有时，邵先生到《新》《申》两报编辑部闲谈，带便也偷看一点电讯回来。报界朋友，传为笑谈。有一回，路透社的电讯稿加价了（本来每月三百元，后来加到每月八百元），《民国日报》实在付不起，无可奈何，只好割爱不用。好在那时读者，不十分注意国际消息，《民国日报》一年不用路透社电，也没有人向报社探问过。
国民党苦斗时期的《民国日报》，不独叶、邵二氏十分卖力，其他工作朋友也很起劲。写稿的不拿一文钱，也写得十分精彩。起先这家报馆开在三茅阁桥（河南路口，面对杨庆和银楼），并不是望平街上。那儿是流莺地区，楚伧先生做了许多有趣的谐诗。我到上海的第二年，1923年，《民国日报》才移到望平街的东首，和《时事新报》贴邻。《时事新报》乃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两派政见冲突，因此骂街的文字就刊在贴邻的两张报纸上。那时《民国日报》代表急进的革命派，《时事新报》代表缓进的改良派，梁启超、张东荪的文字，便针对着叶、邵的言论来斗争，有如清末的《民报》与《新民丛报》。
《民国日报》两巨头，叶楚伧和邵力子，一肥一瘦，相映成趣。楚伧先生苏州人，字小凤，看起来倒像关西大汉；他酷爱杯中物，一面写稿，一面喝酒，酒瓶就放在抽屉中。他的评论，沉着有力。但他是南社诗人，修辞造句，典重富丽，近于李商隐，他也写小说，浅近的文言，写文士生活，可说风流儒雅。在国共合作初期，《民国》内部首先起了分裂，楚伧接近西山会议派，严慎予、陈德征成为他的左右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楚伧便参加党政工作，做过江苏省主席，就和新闻事业脱离了。
邵力子先生，浙江绍兴人，他早年慧敏，中过举人；到了上海进南洋公学和震旦学院，同于右任留学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 便参加革命的同盟会，做宣传工作。“五四运动”时期，在孙中山还没注意新文化运动时，他所编的《觉悟》已成为新思潮的阵营。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陈望道诸先生，都是他的好友；他们所刊行的《星期评论》，提倡文化、社会文学革命，成为东南的思想灯塔。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国共合作，他主张最力。因此，他在《民国日报》，乃是左派的领袖。北伐以后，他也参加党政工作，和新闻事业分手了。抗日军兴，他一度又出任过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国民党兴，而《民国日报》衰，这也是望平街上的一段故事。
《晨报》的故事
国民党当权以后，《民国日报》（《民报》）黯然失色，只能算是苟延残喘，在望平街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党的宣传中心，已经移到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方面去。但cc干部潘公展却办了《晨报》，胡建中也办了《东南日报》，颇有点特色，为其他党老爷所不及的。
潘公展在“五四运动”前后，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一直在宣传方面做工作，他进《商报》，和陈布雷一同工作，那时的《商报》相当活跃，他们都不是国民党。后来，他们到南昌去走了一趟，被蒋介石吸引了去，才成为国民党员，后来，潘氏便为cc的要角之一。1932年5月1日，《晨报》在望平街产生，这是潘公展现身手的一页。在《晨报》（宓季方任经理）工作的，如何西亚、许性初、王新命，都想有所作为。他们认为，新闻贵精不贵多，凡是不重要的新闻，可以尽量删，他们认为重要的稿件，可以尽量登。他们要在一张对开纸内，编出别人所不能编的新闻，其志不在小 （附刊是《小晨报》）。他们虽没做到如《立报》的精练，也可说面目一新。
（cc当时以潘公展为中心，在上海组织了“干社”，以丁默邨为总干事，以丁默邨、陈白、董行白、蒋建白、方焕如、唐惠民和王新命为七干部。他们志在抓上海教育文化大权。）
《晨报》本来由陶百川任总编，继由陈泽华担任，其后由王新命接任。而主笔室的人选有陶百川、陈泽华、何子恒、梅龚彬和王新命。（《晨报画报》由叶浅予主编，有名的“王先生”，便是那一时期的产物。）在《晨报》的本身说，可以说是相当有朝气，但在cc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所争取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可鄙而又可笑的，而且成为潘公展与吴醒亚的内部斗争。
到了1935年12月间，一件突发事件发生了。那年11月3日，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给上海交易所一个极大的刺激。所有和上海宁波帮有关系的人物，如虞洽卿、王晓籁，掉进了金业交易所，杜月笙也被拖进，他们全做的是空头。后来又参加了纱布的交易，也做的是空头。他们自以为一定会有利益。那时日本的三菱公司以雄厚的实力来对仗，你有多少抛出，它就有多少吸进。等到要交割时，三菱公司操有必胜的把握，绝非宁波帮能抵挡得了的。
在这吃重关头，潘公展就和那些上海大亨一鼻孔出气，由《晨报》写社论来支持空头的大亨。这篇社论一发表，当日上午十时左右，财政部长孔祥熙已得上海中央银行秘书处的签呈，说《晨报》意在破坏法币政策，应请中央即予封禁。孔氏立即禀明蒋介石，严办此案，《晨报》便在如日中天之际，被封掉了。只留下了孤儿：《小晨报》。
早期《申报》
余生也晚，等我有知识之日，《申报》已经从单面有光纸变成双面印的白报纸了。不过，我们乡间，凡是报纸，都叫作“申报纸”，一个专有名词当作普通名词用，可见这家报纸的权威。（六年前，在一处新闻工作同人集会中，毛泽东主席还问起这份报纸的情形，也可见这份报纸销行之广。）徐家汇藏书楼珍藏这一份报纸，就占那么庞大的一层楼。我在这儿要插说几句：用木料做的报纸，它的寿命只有二十五年，过此以往，它就变黄色，脆弱易破，因此旧报纸经不起我们翻读的。当年，我也懂得该教堂主教之意，不曾去翻动过。我这儿所谈的，乃是胡道静先生细看了以后，根据他所说的，加上我自己在杭州文澜阁所见的来谈一谈的。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迄今九十年。比它更早的报纸，只有香港《中外新报》《循环日报》《上海新报》（1861年11月创刊）。创办《申报》的是四位英国人，主要的是安纳斯 脱·美查（ernest major）兄弟，股本一千六百两，先一年5月间组成公司，美查兄弟（哥哥费烈立克·美查）本来是做茶叶生意的，在中国年数久了，精通中国语文。有一年，他们的茶叶生意亏本了，想改行，他们的华人经理陈莘庚（江西人）劝他们办报，他们看了《上海新报》的生意不错，就集资办了起来。事先派钱昕伯到香港调查报业情况。这位钱昕伯和香港《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有密切关系，《申报》的创立，王韬也是助成人之一。
《申报》初刊时，赵逸如任经理，蒋芷湘任主笔。隔日出一号，每号一张，用中国毛太纸单面印刷，分八版，每版高十英寸又八分之一，宽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当时的毛太纸，和抗战时的土报纸不同，只能单面印。我在杭州文澜阁工作，曾收买过这几份《申报》，因为是毛太纸，所以不妨翻动的。毛太纸可以有五六百年寿命。）第一版是本馆告白，次论说序文，又次本埠新闻，外埠新闻，选录香港新闻，译录西字新闻，并载京报及宫门抄，末为广告及各货价格表，轮船进口日期表。全用四号排印，标题也是四号字。（今日香港各报用六号，南洋各地仍用新五号；抗战时，内地多用五号及新五号，战前上海各报用新五号。）
那时报纸每份本埠钱八文，外埠钱十文，批发六文。广告以五十字起码，每刊费二百五十文，两天以上，每天百五十文。字数加多，每加十字，每天加钱五十文，两天以上，每天照加三十文（星期日休刊）。这样的报纸，不知读者看到过没有？我收藏过一份，后来也丢了。
双日刊的《申报》，只出了四号，到了第五号，便改为每日出版了（星期日依旧休刊）。那是1872年5月7日的事（清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编务方面：增加了何桂笙、钱昕伯两人，他们都是熟于“洋务”的人。《申报》创刊时，便公开征求骚人韵士 的竹枝词、纪事诗等，免费刊载，不收“广告费”。稿费二字，在那时是谈不到的。这是后来副刊的雏形。美查是英国人，比较懂得言论自由，他自己也写社论，如议建铁路，议建水池，其意即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申报》六十周年纪念，《申报》月刊特辟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这一倾向，可以说是这六十年中的主要倾向。“现代化”，在清末即为“洋务运动”。《申报》社论一直支持修建淞沪铁路及电信事业的。却也有英人葛理所办的《汇报》著论驳斥，替守旧的中国人在辩护。当时，租界的工部局，表面上是一种建筑工程管理处，实际上乃是政府。美查著论，工部局应有华董参加议事权（1873年8月27日社论），也和一般洋人观点不同。后来，工部局设华董三人，已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到了1874年，日人借口台湾生番杀琉球人及日本人，派兵到台南进攻番社；美查亲往台南探访战讯，这是中国报纸刊载战地新闻之始。国人才知道新闻的重要性，《申报》销数骤增。那年9月11日，改用赛连纸印刷，每天刊行一张，仍分八版，每版高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三，宽十英寸又八分之一。这样刊印了十三年之久，到了1897年12月20日，才改用油光纸。又刊行了十二年之久，到了1909年1月25日，才改用白报纸。我自己家中，阁楼上所积存的《申报》，便是油光纸的一种。《申报》初刊行时，只销六百份；到了1876年，增至两千份；到了1877年，已增至五千份；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已增至七千份了。民初那十年间，销数增加，到了1922年，已经销行五万份，每天四大张。到了1925年，又增加到十万份以上，其明年，增加到十四万多份，其后就一直保持在十四五万份之间，这是抗战以前，中国报纸销行的最高数字。
我们常把上海《新闻报》比作“老爷”，一直那么牛步化；《申 报》则是“少爷”，有时清清醒醒，脚步很健，有时也在那儿踱方步，一步一回头。到了1879年4月间，便打破英国人的星期休息的惯例，星期日也出版了。那时，美查兄弟的茶叶生意颇有转机，他就把报业的盈余投在几种副业上。1876年，他们发行了一种用通俗化白话文写的《民报》。逢周二、四、六出版，各发行一张，每日取费六十五文。其发刊告白，有云：“此报专为民间所设，字句如寻常说话；每句及人地名，尽行标明，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此报发行，上海《字林西报》（等于香港《南华早报》）郑重加以推介。另外，他们发行过《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等一连串的日刊，（前一种四开本，后二种六开本，每价八十文。）1877年9月间，又刊《瀛寰画报》，载世界时事风俗山川图说，为不定期刊，每本十余页，共出五卷。到了1884年5月间，又创刊画报，旬日一本，售洋五分，“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每本八图，便是有名的《点石斋画报》，由点石斋所印刷，故名。
上海是吃母狼奶成长的罗谟鲁斯，我们只要看商务印书馆、五洲大药房、《申报》这些象征产物，便可明白资本主义如何在东方生根。在美查兄弟说，他们办一家报馆，真是无心插上的柳枝，这柳树却是欣欣向荣，一片绿阴了。1881年12月24日（清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天津上海间，有线电报初通，美查便叫驻天津的访员把清廷谕旨用电报传了过来。当天能看到北京的上谕，对东南人士是了不得的惊人之举。（本来，得有七八天才可以看到京报。）到了1884年8月，北京天津间电报线路续成，美查就要驻京记者拍发京中的朝野大事，这才完成了报纸争取时间的理想任务。那时，主笔蒋芷湘中了进士，离沪入京，由钱昕伯继任主笔。钱氏颇有新闻眼光，他就把报上那些不必要的 花絮删掉，尽量增加政治性的国际新闻，《申报》企业便发展得更快了。那年，中法战争起，法军侵入安南。美查特派俄人入法营探取战报，消息详尽正确，引起读者注意。第二年，法舰侵入宁波，他又派人前往观战，还创刊《点石斋画报》，报道战讯，附有插图。这是我国报纸有军事通讯员的开始。那一回的新闻竞争，比《字林沪报》还高了一着。销路大增，广告也激增；他们每天添了附张，还容纳不了。他们用机制油光纸印报，就从那时开始的。
要记叙冒险家在上海的成就是一部大书；美查兄弟也是“英雄传”中的人物之一。1889年10月间，美查兄弟把所营事业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包括（1）江苏药水厂及肥皂作；（2）燧昌自来火局；（3）《申报》新闻纸；（4）申昌书局；（5）《申报》馆房屋地皮，总计资本银三十万两，分作六千股，美查兄弟原来的一千六百两，算作三千股，即合资本银十五万两，即是十五年之间，他们已获利数十倍之巨。他们都变成了巨富，回到英国享福去了。从那以后，这一公司便由董事四人、经理一人来主持了。（董事之中，三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即梁金池。）经理芬林，也是英国人。大权都在英人埃波诺脱（e. o. abulhnot）之手。那时华经理赵逸如已去世，由席裕祺（子眉）代行，主营业部分。编辑方面由黄协埙（式权）主持。
就在《申报》稳步前进的时期，他们碰到了第一个劲敌，便是《新闻报》。《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经营了四年，便打稳了基础。《申报》的读者对象是“官”与“绅”，《新闻报》的读者对象是商人。上海是商业中心，《新闻报》也就随着上海的发展而蒸蒸日上。《申报》那位主笔政的黄协埙，以迎合官绅之故，态度稳重，辞句整饬，除了江浙乡试发榜加倍努力外，其他方面便一天 天和社会脱节了。
当时，国内外最重大的变化，有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庚子事变，1904年的日俄战争。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激进，稳健的言论，已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章太炎的《民报》，俨然为言论界的彗星，在青年心目中，《申报》已为“老爷”了。就在望平街那一角上，《中外日报》创立于先（1898年），《时报》继起于后（1904年），它们都以新的风格出现，而且在副刊上，吸引了知识青年。这一来，显得《申报》是老大昏朽，不是奋发有为了。
后期《申报》
“办报如逆水行船，不进则退”，望平街上的风浪，那是比印度洋的惊涛还要险恶，看你怎么支撑下去了。1905年1月下旬（即清光绪三十年腊尽），《申报》首脑人物面对着《时报》社长狄平子的挑战，非着手更新不可。经过了两昼夜的讨论，重新布置，由金剑华任主笔，张蕴和专写社论。2月7日，《申报》年假后出报，便以新面目相见，他们标出新宗旨，说是“世界进化，理想日新，无取袭故蹈常，不敢饰邪荧众”。把迎合政府、詈斥康梁的旧面目揭去。张氏第一篇社论，便引用饮冰室（梁启超）言论，挂起维新派旗子了。从那时起，《申报》每天两大张，上下横截，分列短行，别刊大字，择要标题。（新闻要用大小标题，今日读者，看作是常事，要知道三十年前的省报，还是不讲究版面的。）新版既出，观感一新。《申报》本来在争取新闻上下功夫，美查在运用电讯工具上，每每先人一着。新版后格外在这一方面争胜，专电报道京中政治外交动态及关外日俄战争军讯，那是《时报》 《中外日报》所不及的。在新闻网布置上，除了翻刊日本、欧美各国报刊，还在东京、巴黎、伦敦、纽约各主要城市，选任特约通讯员。一方面，在各省大城市聘请特约记者。这才达成规模完整的全国性报纸。他们对着另一劲敌《新闻报》在商业界的新发展，也着重商情行情、土产外货、销市情形。至于交通运输的详细报道，那是《申报》一贯的特色，和《字林西报》相伯仲。从那年起，他们才着重本地新闻，开辟了本埠版。所以，1905年，在中国新闻史上倒是重要的一页。这一年的《申报》销数，骤增至一万份以上。（那年，沪宁铁路正酝酿借款风潮，其秘密档案，先后由《申报》刊行，颇使读者惊异不已。）
上面，我所说的《申报》华人经理赵逸如退职后，由席裕祺继任，他任职二十六年，1897年12月13日中风病逝，即由其弟席裕福（子佩）继任。就在《申报》革新时期，美查公司股权，属于《申报》部分，有意转让。（股董方面，建议扩充江苏药水厂。）席裕福便以七万五千元的代价购得全部产业，1909年5月31日签约转移产权。洋商报纸改归国人所有，也是望平街上一件大事。恰巧《申报》创办人安纳斯脱·美查于1908年3月病逝伦敦，也可说是这一大事的终结。
1909年1月25日（清宣统元年正月初四），《申报》开始用白报纸两面印刷，这才和我们今日的报纸大体相同；在篇幅上，可说增加了一倍了。到了辛亥那年夏间，编辑方针又有改进。同时增加了《自由谈》，这是《申报》的副刊，（《时报》初刊，便有副刊，影响及于各报。）在政局上，也正临到大变动的前夕了。
有人问我：像《申报》这样的大报馆，那时职工的生活如何？我且节引雷瑨（他是《申报》编辑部主要人物之一）的记述以供参考。雷氏说：
当时《申报》房屋，本甚敝旧，唯西人办公处，尚轩爽洁净，若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
薪水按西历发给，至半月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
当年的“无冕皇帝”，也是这么清苦的。
前半截的《申报》，从营业方面说，可以说是席家的王朝，席裕福（子佩）从美查公司把这份企业承受下来，可说是他的远见。可是不到三年，他又把这份企业转售给史量才，这又是他的短见，他以为他们席家把《申报》抚育成长，既然有利可图，（售价十二万，三年之中得四万五千元的纯利。）不妨转了手，重新来打开别的局面。他们另办《新申报》。殊不知《申报》二字，乃是历史的积累，那不是金钱所能计算的。《申报》一转手，席家企业也就黯然无光了。转售订约，乃是1912年9月底的事，10月20日全部移交。
史量才和他的那些朋友：张謇（他是宪政派领袖之一）、赵竹君（他是张之洞的亲信），都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们明白报纸不仅是一种企业，而是有着政治作用的工具。《申报》到了他们手中，这才步上新的阶段。1915年冬天，席氏忽然醒悟过来，又向史氏要求补偿，经法庭判决补偿前主银二十四万五千两。史氏还是一力承担下来，他明白再多的补偿，也还是值得的。
史家的《申报》，一开头便延请陈冷血（景韩）为总主笔。他聘创办《时报》的张竹平为经理，自己任总经理。在旧的基础上发展开去，采新法，引用新人，这才成为望平街上的霸主，与《新闻报》《时报》鼎立为三。
《申报》本来的印刷机器，每小时只能印三千份（每份四张）。这对于日销二三万份，要赶上火车、轮船时间的“实际”是应付不了的。《申报》新址，1918年10月落成，在这五层大厦中装了新印刷转轮机，每小时可出报三万余份。其明年，又添购了一架印报机。到了1921年，又添购了两架，十余万份的日销数，才可以在两小时中完毕。那一时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变中，国人对国际情势的关心，也刺激了读者对看报的兴趣。世界上的报纸，都是用战争的腥血喂大的，《申报》也不在例外。而报纸发展的历史，正是机器工业发展的历史，这部《申报》发展史，也是最好的注解。当《申报》大厦矗立在望平街时，大家觉得这一五层高楼，百余间房间，未免太舒适了。哪知，他们企业的发展，比预想还要快。到了1930年，史氏在山东路添筑五楼馆屋，这才应付了这样的大场面。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目中，《申报》《新闻报》和棋盘街上的“商务”“中华”两书局一样，都是了不得的。
在史氏的《申报》时期，又碰上了“五四运动”的文化狂潮，守旧的壁垒是守不住了。1919年8月间，增刊《星期增刊》，中载《国际时事专栏》，并译述国外报刊的论著与要闻，已经有了《申报周刊》的轮廓。1920年，又辟《常识》栏，内容分常评、经济、卫生、科学、市政、礼俗、杂录各门，每日并有插图一幅。1921年11月，增刊《汽车增刊》，每周一张，刊载建设公路及汽车性能构造专题介绍文字。1924年，辟《本埠增刊》，刊载集会、游艺市 场专讯，每天出版。在当时，也是吸引读者的新面目。1925年9月间，增辟《艺术界》《教育消息》《商业新闻》各栏，多方面争取读者，也就开了报纸版面的新风格。
在“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新文艺倾向中，望平街上激进领导的原是《民国日报》的《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学灯》。《申报》和《新闻报》反应得很迟钝、缓慢。可是，《东方杂志》和《申报·自由谈》改变了作风，响应新倾向，那就影响得更大，进入文学革命社会革命新阶段了。
1928年11月19日，《申报》发行二万号，馆中举行热闹的纪念会。那天制定了“木铎”的商标（即用“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原意）。一位任职二十六年的老记者张蕴和继任总主笔，马荫良继任经理。（陈冷血、张竹坪二氏均辞职。）回看过去四十六年间的《申报》，在改进印刷、增加篇幅、争取新闻上都做得颇有成绩了；可是，在辅助读者知识这一方面，只有《自由谈》那一副刊。到了1930年，戈公振氏欧游归国，替《申报》主编《图画周刊》，（戈氏曾主编《时报图画周刊》）又接上了《瀛寰画报》和《点石斋画报》的传统。到了1932年，那是《申报》的六十周年纪念。他们在所号召的纪念年上，有了许多新的改进。
《申报月刊》，便是那一年创刊的，是一种政治、经济、文艺的综合性刊物。（本来，综合性刊物，以“商务”的《东方杂志》为悠久；《申报月刊》出版了，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及《东方》鼎足而三，负一时重望。）另外还编印了《申报年鉴》，这是一种综集一年间政治、经济以至社会动态的史册（附有各种统计）。那一年开始绘制的《中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各专家编制，倒是现代文化的一大工作。此外，还编印了《申报丛书》，已出版的有《美日苏三国军备》《苏联现状 论》《欧洲的航空》等册。
在本埠增刊上，增加了《长篇小说》和《店员通讯》两栏，星期日增出《业余周刊》，另外又增出电影、经济、建筑、卫生、教育、国货、科学等副刊。本埠新闻后边，辟《读者通讯》栏（后改为《读者顾问》），《自由谈》以外，增加了《春秋》副刊。大体说来，正如他们所说：“力求使国人知彼，并使自知，同时使其知彼而愈以自知，以求奋发我民族之伟力，锤碎束缚我生命自由之枷锁，而跻我国家民族于自由平等之地位。”
从那一年起，《申报》又在南京路大陆商场设立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及业余补习学校，并设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及服务部（代内地读者购订书刊）。这都是新闻企业以外，为社会文化着眼的工作。那是《申报》全盛时代的开展局面，也正接上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炬。
值得提一提的，倒是那一时期的《自由谈》。1927年以后的《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先后变了质，《时事新报》换了主人，成为孔家的四社之一，当然谈不上新文化的革命精神。黎烈文从法国来，应史氏之邀，主编《自由谈》，担当文化运动的新使命。（那时《语丝》社文士，也纷纷南下，有的就留在上海。）郁达夫、陈子展、李青崖、黄芝冈、陶行知和我都在写稿了，当时，《自由谈》的场面是很热闹的。也来了种种离奇的谣言，以至于鲁迅几乎非每篇换一笔名不可。这些光怪陆离的场面，可看鲁迅的杂文集，其中在前记、后记中说得很有趣的。那一年多的《自由谈》，在有的人心目中，它已成为《申报》的生命要素了。（我在北京东安市场，看到过这一年多的《自由谈》合订本，讨价很贵的。）
那一时期，正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以前，这是国家民族 命运最严重的时期。
我和《申报》的关系很浅，本来只是一个长期的读者，连着先父生前所订阅，先后总有六十多年。在黎烈文兄主编《自由谈》时，才是半固定的写稿人。就在那时，也曾替《申报月刊》《申报周刊》写稿，和俞颂华、马荫良诸兄往来较密。张梓生兄接编《自由谈》，我也替他和写稿朋友找些关系，如此而已。等到王任叔兄接编《自由谈》，我已经离开上海了。颂华兄离开《申报》，准备到广州创办《星粤日报》，我也是伙伴之一。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申报》，他说：“今天的《申报》，已是孤儿了！”并不是说史咏赓是孤儿，而是说《申报》在恶婆婆、长舌姑娘之下，已转入孤儿的命运了。本来，《申报》巨头寄希望于陈冷血（景韩）先生之身，连他老先生也觉得荆棘蔽途，不肯火中取栗，别人更不必说了。（在蒋介石左右中，处于师友地位的，只有黄膺白和陈冷血二人，张季鸾是友，又差一格，陈氏不曾进入蒋的幕府，蒋对他也格外尊敬些。董显光之成为蒋的亲信，还是从陈氏而来的。）江苏省教育会派，不想放弃这一宣传工具，那是显然的，只好拉上海的地方势力来做保镖；这是《申报》成为那地方势力的禁脔的伏因。道静兄当年写《申报》小史，写到这一阶段，着笔甚难，只好用“有话便长，无话则短”，一笔带过。到了抗战初期，淞沪线上，我军既已“转进”，《申报》也和《大公报》《立报》同一步骤，从孤岛撤退（1937年12月15日起停刊）。依《申报》当局的推想，以《申报》历史之悠久，声望之高，转到内地去，依旧可以打开场面，维持全国性的权威地位。哪知岁月不饶人，《申报》已经落后了；到了汉口复刊（1938年1月15日），不仅比不上《大公报》，连《武汉日报》都比不上。这样无声无息出到那年8月1日，汉口版停版，原想在桂林复刊，也不曾实现。
和汉口版同时，《申报》已发行了香港版，而香港版规模之小，营业之差，不独比不上《星岛》，连《立报》也不如，真是出乎我们的意外。那时，他们已作重回孤岛老巢的打算，由洋商出面，那年10月10日又在上海复刊。一回到上海，又回复旧日声威，营业颇不错。这一考验证明真正有全国性意义的报纸，只有《大公报》，香港、汉口、重庆、桂林，处处露光芒。《申报》《新闻报》，还只是东南地区的报纸。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进入租界；《申报》《新闻报》便成为敌伪的宣传工具，那一段时期的内情，我相信有人比我明白得多。我们都在后方流转，难得看见这些报纸的。就在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那三个星期中，我在江西东北角上看到了《申报》，当然又是旧面目了。有一天，成都《中兴日报》忽然发表社论，集中攻击《申报》和《新闻报》，接上来，便是明令停版，听候整理，于是这两家报纸，成为cc派和官邸派的企业。一家由陈布雷的亲弟陈训雷来主持，一家由程沧波做社长，而《申报》乃为官邸派与上海地方势力所分割，当日的望平街，就成为cc派的天下。直到蒋氏王朝结束，《申报》依旧是上海地区的报纸，一出了上海，连南京，都是《大公报》的天下。
《申报》是出版到1949年5月24日结束的，先后发行了七十七年。《申报》结束以后，望平街的气氛也改变了，连那位坐包车的报贩大王也都没落了。今日上海派报，乃是邮政业务之一，和报贩是不相干的了。
《大晚报》与曾虚白
上海之有晚报，那是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事。当时的沪报，试出过夜报，不久便停刊了。因为“南市一至晚间，居民杜门不出，北市正在上市，市民无暇看报”。这样的环境销不得晚报。到了清宣统元年，有张《商情日报》，也出过“晚报”，没多久便停刊了。直到1920年5月，沈卓吾独力创办了《中国晚报》，这在前期要算支撑得最久，几年之间也赔了十多万元，即是说那时上海人，还没看晚报的习惯。不过1920年以后，东南一带，内战频仍，齐卢之战，奉浙之战，就在苏浙地区，上海市民比较关心战局。因此，1924年9月间，上海有过《东南晚报》，同年12月有《江南晚报》，第二年11月有过《申江晚报》，1926年10月有了《上海晚报》，都是和战局相关，战局一停，晚报也就滞销了。
直到“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中日两军就在上海近郊激战，市民才渴望一份传播当天战讯的晚报，而《大晚报》应运而生，这才打定了晚报的天下。《大晚报》着眼在国内外新闻报道， 和日报相同。《大晚报》的电讯，精编综写，文字简洁，为读者所爱好。专栏刊载战地特写，尤为国人所欢迎，在两路沿线城市，也有了销路。《大晚报》和《时事新报》、《申报》电讯社、《大陆报》为孔祥熙系的四社之一，经济上兜得转比较有办法，因此《大晚报》的寿命，在望平街上是最长的一家。
在《大晚报》以后，又有1933年1月间创刊的《大美晚报》（原有英文版），2月间出版的《新闻夜报》（上海《新闻报》的晚刊），1934年3月间出版的《社会晚报》（蔡某所办，和《社会日报》无关），1936年出版的《新夜报》（《晨报》所办）《华美晚报》《大英夜报》。晚报的风格，慢慢和日报相伯仲，销数也颇不错了。1938年创刊《文汇报》，也出过晚刊。1945年以后，迎接胜利的来临，先有《联合晚报》（1947年5月停刊），其他则有《大晚报》《新夜报》《时事新报晚刊》《新民报晚刊》《大众夜报》（即《大英夜报》）《华美晚报》，共有六份之多。1949年春夏间，《前线日报》也发行过四个月的晚刊。到了今天，望平街上只留下《新民报晚刊》一家，其销行数字之大，比以往所有晚报总销数加一倍多，成为全国四大晚报之一。其内容之丰富，也放了报界的异彩了。
《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抗战时在重庆，任国际宣传处处长（后任台湾“中央社”社长）。他的父亲曾孟朴（《孽海花》作者），则是才华盖代。虚白长于英文，久任国际宣传处工作，和董显光相处得很密切，文笔流利清新，他的社论，亦能针砭时弊。《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南北齐名，以评论著称。《大晚报》仿佛是《时事新报》的晚刊，风格也极相近。说起了《大晚报》，就会想起曾虚白，报以人传，人以报传，非偶然也。
《时报》与狄平子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二十九日，《时报》在望平街创刊，这也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件大事。狄葆贤（楚青）号平子，也是维新派志士。他从日本留学回国，便和《湘学报》主笔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中国独立协会，托名东文译社，准备大举。他出卖了所藏古书画来供给志士们的行动经费。他们准备连结各秘密党，乘间入京。恰好庚子拳变起，洋兵攻陷北京，他们就一面在上海张园召集各省代表，组织国会，推举容闳、严复为正副议长，以为对外代表人民的机构；一面运军火到汉口，准备占武汉为起义中心地；事败，唐才常被捕就义。狄氏也就灰心武力革命，乃在上海创办《时报》，从事文字上的鼓吹，请陈冷血（景韩）为主笔，别出心裁，不随旧习。在他们的报上，有时评一栏，分版论评，短小精悍，脱去了长篇大论的宣传腔调。又如译介外国文艺，提倡教育，保存国粹，注重图画。到了欧战后，增加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也开了报界的风气。（今在香港的 余翁包天笑先生，也是当年在《时报》担任译著工作的主角之一。）狄氏创报之初，声言要着手报界革命，他倒真的做到了。
《时报》十七年纪念时，胡适曾在回顾一文中说：“前清光绪三十年二月，我从徽州来到上海，求当时所谓‘新学’。我进梅溪学堂不到二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全国人心大震动。当时几家老报纸，仍旧做古文的长篇论说，仍旧保守那老格式与老办法，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就是那比较新一点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它的内容与办法，确乎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一出版，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宠儿。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专著，都剪了下来，分订成小册子……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第一，《时报》的短评，当时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子里发生有力的影响。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时报》出版后，每天登载‘冷’（陈冷血，即景韩）或‘笑’（包天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也是我国人写新体短篇小说的先导。当日还有狄氏的《平等阁诗话》，对于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时报》为中国报界开辟了一种带文学趣味的附张，也就是报纸之副刊的开始。
狄氏于《时报》外，又创《民报》及有正书局；《民报》延杨荫抗（老圃）为主笔，文字较《时报》为激烈。
陈景韩（冷血）
日前，翻看《上海闲话》，说到左宗棠在新疆用兵，托胡雪岩替他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万两。上海《申报》著论批评攻击，左氏看了大怒，写信给友人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他所指无赖文人，就有杨乃武在其中。那时十分闭塞，朝野人士，都把报馆主笔，轻之为无赖文人。到了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章太炎的《苏报》《民报》出来，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这才转移了社会的视听。可是，报纸之为社会教育事业，我说过，还得等到狄平子来到望平街，创办了《时报》，这才合上现代世界的标准。
在《时报》上写短评、短篇小说及译介欧美小说的“冷”或“冷血”，便是陈景韩。以往如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都是政论家，直到陈景韩来了，才是一本正经的报人，陈氏是《时报》创业的人，后来也是《申报》的巨头。他曾在天虚我生离职时，兼编《自由谈》，也曾在史量才遇难后，主持《申报》董事会会 务。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主持《申报》笔政。
在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谈到《时报》那一章，刊有陈氏的照片，手扶单车，身穿猎装，头戴鸭嘴帽，神采奕奕。前几年，我在上海看到他，已是八十老翁，唇齿不清，虽然担任上海政协委员，已是难于行步了。我们知道从望平街这一龙门跳上政治舞台的，代有其人。只有陈氏可以有进入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的张子房的机会，却留在望平街岗位上，并不以为鸿鹄将至的。这也是难得的了。
蒋介石的政治旅途中，陈其美可说是他的“师”，吴稚晖、黄膺白则在师友之间。邵力子、杨永泰则介乎朋友与幕僚之间。陈布雷只是幕僚，至于陶希圣、张其昀，连幕僚都不够格了。一生是蒋的朋友的，只有张季鸾和陈景韩二人。陈氏一直不肯做蒋氏的“智囊”，蒋氏对他也格外敬重一点，每有大事，蒋氏必到上海访陈，听听他的议论的。膺白死了，景韩已老，只让陶希圣辈趋承鼻息，蒋氏的政治生命，也就日益黯淡了。
《时报》与黄伯惠
狄平子，这位新闻界前辈，他是激进的革命思想家，却又是美术家，他所办的有正书局，影印了许多书画法帖，开了美术大众化的大门。他是诗人，又是佛学家，因此他的《平等阁笔记》，一半谈诗。如《游关外》诗：“关山一任谁家物，触眼吾民百感伤，雪漫长空风满地，汽车载梦过辽阳。”这是感时忧国之诗。而卷二，论慕、论爱、论空、谈人天界说，引了法了上人诗：“到此已无人我别，更从何地说冤亲，陡将亡国无从恨，化作慈悲度众心！”又是自我否定了。《时报》大楼转角，矗立七级浮屠，风吹铃响，引人静思。到了1921年，狄氏衰年病侵，把《时报》转让给黄伯惠，又是一回大变动。
黄伯惠爱好美术，和狄氏颇相近，但黄氏爱好摄影画片及体育，和狄氏的爱好古书画，又有古今之别。（狄氏主办《时报》，曾刊行《佛学丛报》《妇女时报》《小说时报》。）这一个性注入《时报》，乃转向画报及着眼社会新闻的新风格。本来，纽约有一 家午报，每天在首页印大字标题，加以黄色横条，乃有“黄色新闻”之称。《时报》的第一条黄色新闻，乃是“黄慧如与陆根荣”的“主仆恋爱”。黄慧如，上海晏摩氏女校学生，陆根荣乃其家中男工（并非“仆”，“主仆”云云乃新闻记者所加的帽子），两小无猜，陷入情网。根荣以伊兰之劝，毅然离开黄家，而慧如离家相从。中途为侦者所截，慧如乃服毒自杀，根荣也被控入狱。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黄老板的“黄色新闻”方针下，他俩乃成为第一个牺牲者。《时报》开了头，《时事新报》跟了上去，于是各种小报集中在这一件情痴案上。慧如自杀，陆根荣便成了千口交责的罪人了。
“黄色”的罡风，吹遍了望平街，连《新闻报》《申报》这两位老大哥都站不住脚，非靡然从风不可。因此本埠社会新闻，先前只挤在里巷琐闻中占三四行地位，而今整幅长篇，成为本埠版主要新闻。其风虽不像今日香港这么厉害，也已泛滥得可以。那位有名的影星阮玲玉，也就在“人言可畏”的压力下服毒自杀了。当时，自杀、暗杀、盗窃等新闻，占了极大篇幅，引起了社会问题专家的注意，于是《东方杂志》曾编刊专号，研究上海的自杀、失业等问题，那些专家，各有议论，言之成理。当时，上海浚浦局发表了一份三十年来投河自杀统计表，恰好对那些社会问题专家是个正面的讽刺。原来投浦自杀，以1914年为最多，1923年以后，并未增加。即是说，社会问题所以变成严重，乃黄色新闻造成的。
上海报纸，套印红色大字标题，也从黄记《时报》开始。“一·二八”之役，红色“大捷”二字，总有碗口那么大，确乎醒目，引人注意极了。
《大公报》进入望平街
无视望平街的传统，踏着大步进入望平街的，《立报》以后，又来了在天津生根的《大公报》（湖南长沙也有《大公报》，却不曾成为全国性报纸）。当《大公报》在上海出版的那一天，《新》《申》两报曾经用过最卑劣的手段，要使《大公报》不能和读者相见，结果也是枉费心机。
《大公报》三杰：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本来是望平街上人物，张季鸾本来是《神州日报》《民立报》的工作人员。因此，于右任寿张季鸾五十诗，有“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君莫谈《民立》，同人尽白头”之句。后来，张主《大中华日报》笔政，但他舒展自己的抱负，却从天津《大公报》起。胡政之也是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后来才到北京去做特派员。他们采访新闻，虽比别人高一脚，也不能发展自己的抱负，直到他们三人接办天津《大公报》，这才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权威（胡氏也办过“国闻通讯社”）。
天津《大公报》原是满人英敛之的报纸，他是满族人中有头 脑的一个，他反对西太后的擅权。后来转到张、胡、吴三巨头手中，其改组经过如次：胡政之说：“先是我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1）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2）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兼职。（3）我和张先生以努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4）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5）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选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各个不同时，从张先生。这也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那时，他们通力合作，为办报而办报，其声誉不独超过了上海《申》《新》二报，也超过了北京《晨报》；我们读者心目中，这是伦敦的《泰晤士报》，可以说是能旋转乾坤的有政治影响的报纸。他们的副刊，一向是一本正经，有京派的作风，而星期专论，都是一时人选，为读者所注意的。
到了“九一八”以后，华北情势，日趋严重，他们便决意南迁，在望平街上，不待竞争而居舆论的首座。“八一三”以后，上海成为孤岛，《大公报》随军内迁，到汉口，便压倒一切官私报纸，到重庆也是如此。其在香港创业，也成为“外江佬”办报最成功的一家。后来太平洋战争发生，《大公报》在桂林复刊，声威似乎比以往更高更远，还得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奖，有着世界的荣誉。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只有三份报：《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而以《大公报》居首。胜利以后，《大公报》回上海复刊较迟，除了在上海本市，比不上《申》《新》二报；南京及两路沿线城市，还是《大公报》销得最多。而望平街上报纸，随着时代变迁，到今天依然存在的，也只有《大公报》。（今已移到北京出版，自建九层大楼，比张、胡、吴当年的规模更大了。）
报人张季鸾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
君莫谈《民立》，同人尽白头。
——于右任《寿张季子五十》
望平街上的报人，张季鸾也是有声誉的一位。大家看到了《大公报》，就会想到了张季鸾。
张氏名炽掌，陕西榆林人，和于右任同乡；清末便到了上海，在于氏所主持的《民立报》工作，后来转到民立图书公司去。1913年，他到北京去主持北京《民立报》。宋教仁案起，袁世凯嫉视党人，赣皖兵作，他被囚于军政执法处，经三月才释放。他又回到上海参加胡政之所主持的《大共和日报》任翻译，兼任中国公学教职。1916年，又回北京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 1919年，又回上海，主办《中华新报》。到了1924年冬天，《中华新报》停刊，他又回北京去。那时，胡政之也从上海到了天津，他们联合吴鼎昌，三人接办天津《大公报》，这才发挥了他们三人的才能和抱负。他一生就用全副精神办《大公报》。他也是蒋介石的智囊之一，其影响还在陈景韩之上。邵力子的任陕西省主席和驻苏联大使，还是他所推荐的。不过他是影响蒋氏的政策的人，并不曾进入蒋氏的幕府。
《大公报》的社论，一向很认真，大部分出于他们三人的手笔，而张所执笔的尤多。他在《大公报》一万号上，重叙他们接办《大公报》时的四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他说：“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以上四端，为在当时环境下所能表示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厉之最小限。”
他的文字很简练，却富有煽动性，他所写的社论，耐人细思。抗战初期，南京即将陷落，他在汉口写了一篇《低调和战论》，坚持对日不屈，抗战到底之义，字字有力。他写好以后，却要叫社中人第二天早晨拿给蒋百里去看，听听他的议论。百里一见，便拍桌叫绝，他就十分快慰了。蒋百里和他，也是文字知己。
《立报》三杰
1929年夏间，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在北京挂讨“赤”（那时的“赤”指蒋介石、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而言）旗帜，实行恐怖统治时，北京《京报》的邵振青（飘萍）、《社会日报》的林白水，都被张宗昌枪毙掉了。刀下留人，靠孙宝琦之力，留下一条命的，只有《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他和萨空了都是中国新闻界的奇才。新闻记者很多都有“叛骨”的，成舍我也是有叛骨的人。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成舍我在南京办《民生报》，又触汪精卫之忌，入过狱。出狱的君子协定，是不许他在南京办报。于是，他和萨空了、严谔声，又在上海办了《立报》。
《立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合理想的一种小型报，除了今日的《新民晚报》，中国没有一种报比得上《立报》。依销路说，只有当年北京的《小实报》，才比得上。《立报》是一张四开报纸，一开头就不刊登广告，连中缝和报头都不载。后来，勉强让出报头两方，已是破例了。第一版载国内重要新闻、社论及小专 栏，每一节新闻，都经过精编简写，没有一句重复的话。第二版，国际新闻，把各通讯社稿件精编过来。下面四栏《言林》（副刊），这是知识青年读物，由谢六逸主编。第三版为经济新闻，下四栏《花果山》，原是张恨水主编，这是娱乐性副刊，后来由严谔声接编。第四版为本市版，下四栏为《小茶馆》，是通俗性副刊，由萨空了主编，真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纸在手，琳琅满目。平常销路约十二三万份，在《新闻报》《申报》之间。单就西安一市，就销了三千份，比陕西本市报还多了一倍以上。其在南昌的销路，几乎可以等于南昌各报的总和。假如不是中日战争，我军从淞沪线上退却，《立报》和其他爱国报纸一同撤退，它的前途真是无限的。
可是《立报》转到了香港，以小型报形式出现，一直打不开场面。后来萨空了、茅盾想转到新疆去打场面。《立报》在香港，变成了成舍我的场面，也是黯然无色。胜利以后，《立报》重新回到了上海，转为工商界报纸，也就没有起色。《立报》的朋友，到了近十年间，都成为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的新闻工作人员，他们的脚步，就和《大公报》相一致了。
成舍我够冲劲，仿佛狄平子一样，给望平街一种新的气象。萨空了才气横溢，能写能编，也能经理，可说是多面手。抗战时期，以新疆之行受了打击，局处桂林，某报准备请他做经理。胡政之听了也吃一惊，认为空了出马，定有办法，其为报坛所推重如此。严谔声原是上海《新闻报》老人，也在上海总商会任职，稳重而有朝气。他本来在《新闻报》主编《茶话》，以“小记者”笔名作精练小品，为读者所推重，其主编《花果山》，也是相得益彰的。
《社会日报》与陈灵犀
在上海的小报群中，我举了几种中间性的报纸：《小晨报》《辛报》《社会日报》。说到《社会日报》，就会记起陈灵犀；他是广东潮州人，却和郑正秋一样，和上海文艺戏剧界有密切关系。他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做整理评弹词曲的工作。上回上海评弹团到香港所唱的《三笑》《三约牡丹亭》就是他的手笔。
他真是瘦小得可以，穿起了长袍，简直是烟鬼一般。有一回，他在上海北站被宪兵检查，他浑身只是发抖，宪兵总以为他是带了烟土，闹了大笑话。可是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写的讽刺诗，颇有意绪，下笔成章，和高唐（唐大郎）瑜亮一时。和他诗酒交游的，还有诗人施叔范、书法家邓粪翁（散木）、和尚印西，而汪仲贤（优游）、朱双云、徐半梅（卓呆），也是他的好友。这样，他的《社会日报》，人才济济，多姿多彩了。
《社会日报》和《辛报》《小日报》《立报》一样，是一张四开报，最高纪录，也到过三万六七千份。它和《晶报》一样，是趣味 性报纸，却又和《立报》一样，又是论时述事的报纸。第一版有社评、通讯、综合报道。第二版仿佛是小品散文的附刊，有时也有报告文字及乡土人情风俗的记载。第三版仿佛当时的《晶报》，刊些谐诗、幽默讽刺文字、内幕新闻、文坛掌故、时人行踪之类。有几种连载小说，也就分刊在这两版上。第四版便是娱乐版，和以前的《繁华报》差不多，有名伶名妓的私生活，街头巷尾的小故事。那时，上海的大型报纸，不大考究版面，灵犀在这一方面最留心，这么一来，显得四个版面，变化多端。上海的小报，可以说除了《小晨报》（那是《晨报》的附刊），都是没有自己的印刷所、排字房的。灵犀几乎全副精神，都放在这份报纸上。为了版面有变化，他自己写补白文字。《社会日报》在那一时期的小报中，一直在领先。（《立报》销过十七万份，那是另一型的报纸。）
报纸一涉及时事，那就会碰上政治上的禁忌，那时国民党的政府，设立了新闻检查所，每一种报刊，都得经过检查，才可以发行。我记得有一个月，《社会日报》的社论，被检去了二十一天，有几天，只留下一个题目。可是读者也真怪得很，在这样情形下，销数反而直线上升。
《社会日报》那些人的思想，并不是激进的，多少带点文士的气味，不肯低头，本来可说是小市民的报纸，但外埠也有近万的订户。我到内地旅行，时常会碰到《社会日报》的读者，其销行之远，及于西南各地，有如《新闻报》一样。
《晶报》及其他
上海望平街上，那几家报馆，组有报业公会，可是，必须是以报道时事为主的报纸，才许参加公会。《立报》虽是小型报，但它是一本正经的日报，因此得参加为会员。其他虽有报名的小报，都不能参加公会。这也是望平街上的不成文法。
可是，上海很早就有了小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李伯元创办了《游戏报》；那年十一月，德人鼐普办了《奇闻报》。第二年，《苏报》主笔邹弢，办《趣报》，孙玉声办《采风报》，都用五色纸印行。《字林沪报》也出了一种小报，叫《消闲录》。后来李伯元出让了《游戏报》，又自办《世界繁华报》。孙玉声也办了《笑林报》。这一类小报，旋起旋倒，只有《游戏》《笑林》《繁华》三家支撑最久。报上材料，大致是妓女起居，游戏生活，戏馆京角动态，可以说是“花报”时期。
民国初年，小报冷落下来。到了1916年11月，新世界发行《新世界日刊》。次年，《大世界报》《劝业场日报》《新舞台日报》 出版，这都是代替“海报”的小报，可以说是“戏报”时期。本来的“海报”只有游艺节目，并无其他文字。孙玉声主编《新世界日报》，增加游艺小品，风行一时，于是其他戏报，也就这么做了。
到了1919年，《神州日报》主人余大雄，约了张丹斧、包天笑等办了一份三日刊，名为《晶报》，那年3月3日创刊。内容包括短评、小说、笔记、俏皮话、剧谈、插画、名优名妓写真、衣食住、新智囊、求疵录等，原是一种新的尝试，不料大得读者爱好，坐稳了十年小报的江山。《神州日报》中停，而《晶报》立足望平街，成为三日刊的开山祖。接着《福尔摩斯》《大晶报》《金刚钻》《罗宾汉》等三日刊，纷纷刊出，也都销得不错。（前几年，香港有一份小报，也就是用了旧报名。）
直到1935年，小报为了适应读者需要，改为每日出版，连三日一刊的《晶报》也变成日日刊。其中有近于小型报的小报，如《小晨报》《社会日报》《辛报》《时代日报》，第一版也有社论、特写，时事报道，第二版也有社会新闻，颇近于香港的《成报》。（香港的《晶报》，那是大型报，与上海《晶报》又不相同。）抗战胜利以后，《铁报》的内容最丰富。到了近十年中，则是《新民晚报》独霸时期，其内容在《立报》与《社会日报》之间，不像《立报》那么严肃，也不像《社会日报》的软性化，可以说是小报与小型报合体的典型刊物，销数在三十万以上。
在小报时期，望平街上还有过《大报》《小报》《小日报》《东方日报》等小报。《晶报》也曾改名为《今报》，不久又停刊了。
《前线日报》与马树礼
时序迁流，新陈代谢，经过了抗战这一场大变动，望平街上面目一新，不独《大公报》以胜利雄姿归来，成为望平街上的霸主，新起的《东南日报》和《前线日报》，对原在上海孤岛中生活的市民，可说是“异军苍头突起”。但在抗战后方人士看来，他们对这两种报纸是熟朋友，在东南沿海一带人士，没有不看《东南》或《前线》的。至于西南大后方人士，他们心目中，一直把《东南日报》和《大公报》相比，胡健中也就以《东南日报》的声誉，才获得蒋介石的看重，到重庆去办《中央日报》的。也就是说，这两份报纸，就因为有了抗战八年的深厚群众基础，才敢到望平街来争一日之长。
《前线日报》也是四开型的小型报，在上饶时期，每天二张，以“报纸杂志化”相号召，也实在做到了，和浙江的权威报纸《东南日报》各放异彩。《前线日报》初到上海，离开日本投降不久，上海人心目中仿佛是《立报》的新生。每份六张，内容有新闻精 编、专栏、特写、若干专刊，保留报纸杂志化的风格。专刊比《立报》多得多，对一般知识青年十分投合。创刊之初，日销三万余份，声势并不小。
本来望平街那条报馆街是南北伸展的，到了抗战胜利后，变成了东北伸展。《中央日报》《益世报》和《前线日报》就在河南路上。《正言报》在福州路的西头。《大公报》《中华时报》《和平日报》都在南京路上。还有许多晚报，都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前线日报》后来移到哈尔滨路《每日新闻》（日文报）旧址，《东南日报》也在长春路创业，广义的望平街，就是如此。
《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江苏涟水人，和顾祝同是同乡，这便是他可以放手在上饶办这份战区报纸的主因。他的身体虽不好，办事却很有气魄。他在上饶时期的报业，乃是小型托拉斯，有他们自己的竹林、纸厂、石灰窑、日报、周刊、通讯社、出版社，在战时能有此规模，是很少的。胜利后，他计划在上海办报，规模更是大极了，可惜结果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前线日报》在上海打头阵，初进望平街，还得力于本来主持编务的宦乡。他是交大毕业生，却有新闻头脑和远大眼光，所以在上海初期的《前线日报》是很激进的，以至于触当局之忌，被迫离职。还有一位任经理的邢颂文，他也能编能写，还是一个顶好的事务人才。他们三人，可说是相得益彰的《前线日报》三杰。
《东南日报》与胡健中
抗战胜利以后的望平街，国民党要造成清一色的天下，陈布雷在幕后支配着。对《申报》《新闻报》加入了官股，由潘公展主持《申报》，程沧波主持《新闻报》，连冯有真的《中央日报》、罗孰伟的《和平日报》，都变成养媳妇了。《大公报》回上海，已经迟了几个月，这是陈布雷所不能支配的唯一报纸，王芸生还可以自己做得几分主。胡健中的《东南日报》进入望平街，已经是1946年年底了；他们的馆址，和望平街隔得最远，远在北四川路底的长春路上。但《东南日报》的销数，仅次于《申》《新》《大公》三报，居于第四位，这便是胡健中的本领。
《东南日报》原是杭州的霸主，他们的馆址在众安桥，堂皇得很。后来随着抗战军事行动，移到了金华，移到了江山，移到了福建南平，都是东南一霸。在战时，乃是唯一可以和《大公报》抗衡的报纸，编排、印刷都不错，战时在贵州可以销三千份。（本来《东南日报》在南昌的销数，比当地各报的总和多一倍以上。）它 的前身，是浙江《民国日报》，许绍棣主其事。后来，改成《东南日报》，由胡健中、刘湘女主报务。他们三人，有东南三杰之称。胡健中的样儿，颇像胡政之。他和刘湘女都是安徽人，而以杭州市民的身份，做了浙江籍的立法委员。《东南日报》复员后，刘湘女主持杭州版，胡健中主持上海版，其在望平街，不作第二人想。
《东南日报》是cc的嫡派报纸，但社中主持编务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少是思想进步的人，这一点，颇和《大公报》《立报》相似。因此，近十多年间，《东南日报》虽已消灭，那些工作人员，依然在望平街上继续工作，有的在《解放日报》，有的在《新闻日报》，有的在《文汇报》。除了三巨头外，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留在上海。
不过，胜利后的那四年间的望平街，销数的多少，都是不相干的，因为销得越多，便越吃亏。那时，报馆的生命线，在白报纸的外汇分配上，如《大公报》的销数大，外汇分配不够白报纸的买价，还得自己赔钱。《东南日报》就只够了本。如《和平日报》《益世报》，每天销不到二千份，那就大赚钱了。因此，那几年的报业公会，只是外汇分配战的场面。其中自有狠手，留得了狠名。白报纸外汇总额抓在冯有真手中，他在香港碰上飞机出事，死在钻石山；这笔外汇，大有不清不楚之处。总之，有人是带了望平街上的白报纸外汇到香港来过“忠贞”生活的。几乎可以说是“忠贞之士”，都是老板阶级，他们袋中的外汇账是见不得人的。
伏唯心照不宣可也！
《字林西报》
——洋人的洋文报（一）
中国的新闻事业，洋人开的头，即如最有名的《申报》《新闻报》，起先也还是洋人创办的。
至于洋人办的洋文报，那是《北华捷报》开头的。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夏间，英人奚安门，他是一家商店的驻沪代表，忽然对新闻事业发生了兴趣，创办那一份周报，他自己一手主持，便于那年8月3日出版。在创刊的首页上，他写道：
如果可能的话，它的结果不是短促的，消灭的，或旋作旋辍的。
他就努力办了五年，到1856年3月，他抛下最后的一张纸，在床上死去了。他的后继者把这份报纸扩展下去，随着英国殖民事业的扩大，又增刊了《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接着又出了一种日报，名为《航务商业日报》。到了1864年7月1日（清同 治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这份日报改为《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依旧每周刊行，倒成为《字林西报》的附刊了。
上海之有《字林西报》，仿佛香港之有《南华早报》，在洋人办的洋文报中乃是最有势力的一种。（先后执笔于《北华捷报》的报人，如奚安门、马诗门、詹美生、盖德润、海单、巴尔福、李德尔、毕尔、葛林，都是很有名的。《捷报》所载上海开埠后情形，足供治史者的参考。）《字林西报》，可以说是纯英国风的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的喉舌，在上海租界颇占势力；其言论，常常和我国人的观念相反，可以看出英国绅士们的意向，直到1949年，终于停刊了，也可说英国殖民命运在中国的终结。
《字林西报》从前在汉口路，后来搬到九江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才搬到外滩十七号，和那炙手可热的汇丰银行为邻，正代表英国在中国殖民的两股大势力；金融与舆论。《字林西报》事业发展时期，有一位大众所称的“巴柏叔”（uncle bob），是很重要的，他名李德立（robolt little），他是英人中的首要人物，做过茶商，也做过上海电力公司秘书和a·d·c剧团台柱，1880年（光绪六年）任工部局总董，1889年以后，任《字林西报》主笔。他爱在黄浦滩边散步，呼吸江潮及四野空气。许多洋资本家，打滩边码头的主意，他以工部局总董地位，领导着反对那种损害自然美的企图。黄浦滩头，这一清静环境，倒是他保留下来的。“巴柏叔”乃是上海人所熟悉的一个洋人，他爱好和街头人士闲谈，颇懂得中国人的心理。这倒是一种很好的记者风度。
《字林西报》的突飞猛进，和路透社在远东的伸展密切相关，它是上海最先独家采用路透社电讯的英文报纸，因此，别的洋文报都不能和它竞争了。
开乐凯：《水星》（《文汇早报》）
——洋人的洋文报（二）
1875年（清光绪元年）英人开乐凯（mr. j. d. clark），他生于英国萨福克，十余岁时就随同意大利加力波从军于欧洲大陆，后来服役于英国海军，再后又投身于南美共和国的海军。1861年开始到了远东，身经下关鹿儿岛之役。其后六年，他倦于海军生活，乃在日本经商。他的好动心理，驱使他到了上海，开始对新闻事业发生了兴趣。那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晚报，名《上海差报》，由名记者费烈德·巴尔福做总编辑。1879年，巴尔福应北京同文馆之聘，担任文学教授。《上海差报》预备改夕刊为晨报。开乐凯动了办夜报的雄心。
他的夜报名叫mercury [1] 。“这个字的含义非常有趣，它是解释为‘水星’，又是商业之神，见罗马神话。把它当作普通名词用，它又可解作‘报纸’或‘买报者’，如用作一种新闻纸的名 称，可真妙极了。”开乐凯又把这份报题了一个中文名称叫《文汇报》。（抗战时期的《文汇报》，便是沿袭这一报纸的中文名而来，也就是今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的初源。）
英文《文汇报》出版于1879年4月17日傍晚（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那份准备改为晨刊的《上海差报》，便受了一激，打消改晨刊之意，跟《文汇报》竞争起来，结果，还是《文汇报》取得了胜利。到了1889年，《上海差报》的馆主，将它的招牌和印刷机，都出让给《文汇报》了。开乐凯对于新闻事业特别有兴趣，他以馆主兼总编辑在上海做了四十多年。以他那么爱流动的性格，却永久地献身于这一社会事业，也是一件怪事。
1920年（民国九年），开乐凯年老多病，辞退馆务，自居顾问地位。1922年10月26日下午3时，病逝上海，葬在静安寺路外国公墓（今改建为静安公园）。其后八年，1930年，这家晚报，归并给《大美晚报》，因此《大美晚报》英文版尾上，有“and mercury”字样。
一位朋友，在一家公寓，发现了一份1885年8月10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一日）的《文汇早报》，才知道这份晚报也曾刊行过早报的，只不知发行了多久。在那一张上有一段有趣的话：
毕林启事
经过多年之不熟虑，我已经断定一生中三件最困难的事情：（1）带一把活的鳗鱼，上峻峭的小山而不泻掉一条。（2）扮演一个公正人于一场狗斗时而不发疯。（3）编辑一张报纸。
而后者较前两者为尤难。
他们毕竟是懂得新闻工作的艰辛的。
* * *
[1] 一般汉译为“墨丘里”。——编者注
法文《上海日报》
——洋人的洋文报（三）
上海有种种洋人，也有种种租界，大体说来，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洋人也都办他们各自的洋文报，即如抗战结束，日军投降，第一个传出这一消息的，乃是当时在法租界出版的一种俄文报。
法国人用法文出版的第一种法文报，叫《上海新闻》（lenduvelliste de changhai ），始于1870年12月5日（清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三日）。执笔者比埃，他的幕后支持者正是法租界公董局，局方决定将每次常会会议记录交给《上海新闻》发表。第二年3月间，一位年老的巴黎天文台助理员，名兰璧茜（他到东方来任北京同文馆教授），他在上海创办一种法文报，叫《进步》（le progress ）。他有意和《上海新闻》吵嘴，吵得很厉害，经过一年之久，《进步》停刊了，《上海新闻》也停刊了。那是1872年1月的事。
接在《上海新闻》之后，法国人曾出过一种《上海差报》（le courrier de changhai ）的周报，只出了三期，也就不再出版了。一直到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又有法文的《上海回声报》（l'echo de changhai ）出版，出了十个月，又停刊了。其间停了十多年。到了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才有《中国差报》（le courrier de chine）出现。报馆设在福州路，并不在法租界。主笔是卡史退拉和雷墨尔。那年9月间，《中国差报》改名《中国通信》（le messager de chine ），由雷墨尔独任主笔；到1897年4月间，改为日报。那年7月间，由法国三德堂（三德堂乃是天主教神父的资产总机构）所收买，改名为《中法新汇报》。
这份《中法新汇报》，主要成为宗教性的宣传刊物，他们丢开了国际性和地方性的新闻，只留着宗教性的新闻。慢慢地政治性新闻走进这份报纸，而教会掌权者，一直不欢喜这一性质的转变，他们认为混合着政治和宗教，乃是一件困难多而不容易讨好的事。于是经过了长时期冲突，乃于1927年7月10日停刊。
在上海的法国侨民，他们迫切需要一份新的报纸，走的是另一路线，即是抛开宗教路线。法国旅华商会如此决定了，乃组成另一报业公司，派黄德乐到巴黎去物色一位受过新闻学训练的助手，他们于1927年12月间回到上海，法文《上海日报》（lejournal de changhai ）便这么产生了。这份报纸，在短短几年之中，在远东的法国人群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1929年，它的销行数只有三百五十份，到了1934年，便每天出版两大张至四大张，销到二千份以上。马利赛和助理主笔乐伦司的才能是不错的。（黄德乐原为《小巴黎人报》的远东通讯员，《上海日报》创办以后，乃由马利赛任主笔。）
法文《上海日报》有一口号是：“增进良善的意念与健全的意念。”
上海早期出现的日文报
——洋人的洋文报（四）
《上海新报》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一家日文报纸，系1890年6月5日由松野平三郎组织的修文书馆创刊，每周一次，每份定价十钱。其次是1892年由上海日本青年会创办的《上海时报》。这两份日文报均属短命，发行不到一年就先后停刊了。
接着，乍浦路共同活版所发刊的《上海周报》出版，内容侧重日中贸易交往，介绍上海商界情况；还有《佛门日报》，主笔为佐野则吾，以宣扬佛教为主旨。
杉尾胜三于1903年12月26日复刊《上海新报》周刊，又于次年3月16日易名《上海日报》，是一张相当老牌的日文报纸。宫地贯道于1914年10月1日创刊《上海日日新闻》，报道中国政局内幕及经济事务。以上海日本证券交易所为后台的《上海经济新闻》，于1918年11月30日创刊，以经济纪事详尽为特色，到1924年10月改名为《上海每日新闻》。
这是上海早期出现的一些日文报纸的大概。其目的在刺探 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报。
它如，在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大连、沈阳、长春、滨江（即哈尔滨）、汉口、福州、广州以及香港等地，均有日本人办的日文报，有日报、有隔日刊、半周刊、周刊，最早为1905年11月25日在大连创刊的《辽东新报》日刊，较《上海新报》迟了十五年才出版。甚至在东北的抚顺、营口、安东、间岛、铁岭等一些中小城市也有日文报出版，这大概是同当年的侵略阴谋相配合的吧。
此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波多博，于1914年在上海自办东方通讯社，专门搜集中国的消息，以宣传所谓东亚主义，并于1920年开始向中国报纸发华文稿，实行其所谓“在中国表示东京的意见”的使命。
路透社在上海
路透社在旧中国设立了七个分社：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滨江及香港；上海分社，又为远东总经理办事处所在地，为路透社八区之一。
路透社在中国的活动，始于1872年；由伦敦总社派科林兹（henry w. collins）到上海组织远东路透社分社，其主要目的在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供应给总社。趁便向上海的一张权威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稿，这对于《字林西报》是一种独特的权利。因此，《字林西报》在路透社电讯下，写明“本报专稿”字样，英文为“supplied solely to the n. c. daily news”。这对于上海其他洋文报是极大的痛苦，即是任何洋文报都难于和《字林西报》竞争的了。
到了1900年，上海共有四家英文日报：《字林西报》和《益新西报》（shanghai daily press ）都是晨刊，《捷报》及《文汇西报》（china gazette and shanghai mercury ）都是夕刊。 《字林西报》既有工商局的资助，又得路透社的专用电讯，洋文同业便积愤不能忍了。先由《文汇西报》出面挑衅，每天把《字林西报》的路透社电转载过来，而且注明转载字样。《字林西报》便以侵害版权罪起诉，这场官司是《文汇西报》打输了。《文汇西报》总董开乐凯就拿这件讼案向路透社办交涉，打破了《字林西报》的路透电上海垄断权，实际上，倒是《文汇西报》打胜了。路透社便让上海各西报获得平等供应权了。不过《字林西报》还保持一部分路透专稿。《字林西报》还曾刊行过一种汉文的《字林沪报》，路透社电讯的译载，比其他上海报早一天；但那时看报的不十分留意国际新闻，《字林沪报》销数并不好。
到了1911年，即民国元年，上海路透社才向上海华文报发稿，那是上海路透社总主笔科克司（m. j. cox）所决定的。那年秋天，中国报纸订用路透社电讯稿的共有十八家。到了1931年，沈阳事变以后，中央社发展得有点规模了，路透社才把对中国的新闻发播，由中央社转发。中央社和路透社订立了新闻交换合同。（路透社代表邓尔勤、张士乐二氏和中央社代表程天放、陈布雷二氏，在南京国际联欢社签约。）
赵敏恒任路透社南京特派员很久，他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路透社外籍职员厕所门口，写明‘华人不得入内’，这个歧视中国人的恶例，被我打破了。外滩上海俱乐部，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大本营，从来没有中国来宾，科克司有一天请我去吃饭，我在大厅里签名簿上写了我的名字，据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可见当年洋人在上海的气势。而今，路透社在上海当然没有分社了，他们的特派员一直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口的新侨饭店三楼，也属于消息不灵通方面了。
洋人在上海的没落，也正是东风抬头、西风不竟的好注解。
路透社在远东
在新闻王国中，路透社是了不得的。（前几天，路透社总经理去世了，全世界报纸都刊了专电。）在中国，买办式的军政要人，对路透社记者也是另眼相看，即如赵敏恒，他的鼻子不高，眼珠不绿，但是他在南京，在上海，都是“天之骄子”，因为他是路透社的记者。1936年12月的一天上午九时半左右，中枢某要人忽然打电话给赵敏恒，问他西安有无电报来？赵说没有。他再问路透社在西安有无记者？是否有无线电台？赵说没有，那要人就挂断了电话。赵一想，此中定有文章，决定向各方寻找线索，据交通当局告诉他，陇海车只通华阴。他们的判断是兵变。于是路透社那天上午发出第一个惊人电报，是“西安兵变”。到了十一时左右，他听说蒋委员长在西安，同时有极可靠消息，委员长不在西安，而在华清池。他就打电话给某要人，告诉他西安有问题，火车只通华阴，那要人就对他说，委员长恐怕也在西安。敏恒说：就因为路透社的地位，别人会把消息送上门去的。
路透社在中国，和英国的殖民势力是不可分的。处处有他们的通讯网。“九一八”沈阳事件那天晚上，路透社伦敦总社，已经接到了沈阳记者的急电，说日军进攻北大营。他们要赵敏恒设法向国民政府当局证实。赵君午夜访外交部，部方说并没有这样的消息，怕是误传。再过二小时，外交部才接到北平的电报，确有此事。那时张学良正在北京。所以，“九一八”事件，伦敦路透社所接的消息，比国民政府早六小时。所以，“九一八”以后，赵敏恒不仅做了路透社的特派员，还兼了合众社、联合社、国际新闻社、伦敦《每日邮报》的几家报社的特派员，连同盟社也要他代发电讯。中国之有中央社，一家正式的国家新闻机构，比路透社远东分社迟了五十年。在20世纪前半截，路透社乃是中国的新闻权威。（路透社在上海就自设电台。）
赵敏恒的回忆录中，说到“五分钟见了蒋委员长”，是他的得意之作。中国的军政要人，从蒋介石以下，如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他们都是不大见中国记者的，唯一例外，便是赵敏恒，就因为他是路透社特派员。敏恒在南昌见过蒋，抗战初期，就在武汉危急时期，也见过蒋。那时，路透社在衡山就有无线电台，在重庆也有无线电台，至少在通讯工具，可以比得上中央社。就在重庆被日机大轰炸时期，英国兵舰替他拍发电报。当东交民巷王国统治中国时，路透社的声威是煊赫一时的。
航运与铁路
上海港的形成
我们到了上海徐家汇，就会想起明末那位天主教天文家徐光启来。四百年前，那位意大利教士利马窦到了北京，向朝廷贡献了几件天文仪器和科学图书，被明廷所重视。接着葡萄牙教士罗如望也到了南京。那位进士出身的上海绅士徐光启，先在罗如望处受洗礼，又在利马窦指导下翻译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书籍，这是西风吹到上海的第一阵。
清初，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谓“海寇”（指郑氏父子在台湾的反清力量）完全绝灭，第二年，解除海禁；又明年，乃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从那以后，上海港慢慢繁荣起来。据嘉庆《上海县志》称：“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船舶，虑浏河淤滞，辄由吴淞江入，城东船舶如蚁，舳舻尾接，帆樯如栉，似都会焉。”浏河衰而上海兴，这是清初已有的新情势。不过，那县志所说的船舶，乃是中国船。当时的外国船，都从闽粤经华南输入的。那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已有中国的航路，但他们只能 到舟山群岛的定海，在宁波做交易，不曾到过上海。大概从上海出帆的，都是驶往日本、安南、暹罗一带去经营出口贸易的（时有南京船渡航长崎）。依《大清会典》所载；户部条上海江海关税则：安南商船进出入七折课税，东洋商船输出课银百三十两，输入六折征税。所谓“东洋商船”，就是往来日本的。（日人小竹文夫《上海沿革》也说，上海开港，闽粤民船运载洋货到了上海。）
清初上海面积，东西八十六里，南北九十里，人口约计五十多万。衙署有了海防道、县署、主溥署、典史署、黄浦巡检司署、吴淞巡检司署以及右营游击、右营守备等。清廷只许洋人在广州一地通商。英人东印度公司非常不满意。（他们要求舟山、宁波、天津三地为通商口岸，清廷不许。）1816年，英国又派阿马史特到北京办交涉，仍无结果。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黎逊带了德国生长的牧师纽拉甫，经过广东到上海来了。那年6月21日，他们悄悄地到了吴淞，这是到上海来的第一只西洋帆船，名叫“劳特阿马斯特”。他们冒着吴淞炮台炮火，直驶黄浦江，在小东门外天后宫门前登陆。和上海道台闹了一阵子，住了两个星期多才走。他们对上海情形，才有详细的轮廓。据黎逊所作报告：“上海城内店铺都很小，陈列不少货品，也有西洋货。”
据同治年间《上海县志》载：嘉庆年间，上海已有了“洋行街”。到了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东印度公司又派美特哈斯到了上海，中国官厅予以接待，比黎逊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已经和气多了。
洋船
——孔夫子号
《淞南梦影录》载：“公司轮船往往借用地名。尝询之西人，以为并无取义，不过欲其易于辨认耳，如汉阳、重庆、南京、北京、台湾、鸡笼 [1] 、上海、安庆之类。就沪地各洋行而论，已属指不胜屈，最奇者，昔十余年前，英公司有一船，专走长江，名曰‘孔夫子’。”谈上海掌故，都说到这艘孔夫子号。（据另一记载：清咸丰三年，美国罗塞尔公司，调孔夫子号来沪营业。孔夫子号，也就等于威尔逊总统号也。）
洋人轮船，在我国海上出现的，以1835年的嘉定号为最早。其后七年，鸦片战起，订立了《南京条约》，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口岸。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船美达萨号东来，这是外轮入上海之始。到了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始上海、香港的定期航行。美轮孔夫子号，又迟了几年才 来的。1856年（清咸丰六年）夏天，外人比赖斯雇工用中国木材造成一艘十二匹马力四十吨小轮船，名开路先锋号，那是上海建造轮船之始。
那时，洋人尚未获得内河航行权，洋货输入，都用民船装载。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同时开放。到了1861年，长江及各支流的航路也先后开放了。其明年，美国罗塞尔公司设立旗昌洋行于上海，从事长江及北洋的航运。其后渐次设立的，有清同治八年的中国航业公司，清光绪三年的中英航业公司。
在抗战前，我国内河沿海经营的外国轮船公司，以英国的太古、怡和及日商的日清、大阪、日邮为最大。至于远洋航业，都在洋人手中，中美航线，有美国的大来、福来、提督诸公司，中欧航线，有大英邮、蓝烟囱、仁记、怡泰、法兰西等公司；中日航线则有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等。这些历史，抗战胜利后重写一过，近十多年又重写一过。今日中国的内河，绝不再有洋人的轮船了。
上海既是中外轮运中心地区，黄浦江，自南市剪淞桥至吴淞止，长四十余公里，码头密布。南市方面，共有大小码头二十一座，苏州河两岸，从外白渡桥起至周家桥，固定小码头，凡一百七十四座。目前航运更发达，只是洋人差不多绝踪了。
* * *
[1] 现名基隆。
招商局
1872年，清廷筹设招商局，这是近百年史上一件大事。
相传太平军战役，楚军既攻围安庆城，胡林翼登山看形势，也颇自慰，谓敌营不日可下。回头一看，只见洋轮溯江而上，不觉昏晕过去。左右问其所以。他说：“太平军不足畏，洋轮乃是今后的大患。”在湘楚军政人物谈坚甲利兵的洋务时期，自设轮船公局办航运，乃是新政之一目。
“招商局”云者，即是官商合办之意。这一建议，乃是总办浙江海运的朱其昂、其诒兄弟所提出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采取其议，奏设这一轮船局，委朱其昂为总办，朱其诒为副总办，议招“商股”一千股，每股先收银五百两。可是当年风气未开，认股者寥寥。朱氏没有办法，只能把自己家产一并献出，还借了许多债，可是，还是力有未足。乃由李鸿章奏借官款，才得正式组成。那年12月16日开局，先购“伊敦”“利运”等四轮，以承运漕米为主，最早航线，北达天津、塘沽，南抵香港、广州，东至长崎、神户， 而以上海为中心。
创办之初，便碰到了洋商的竞争，“怡和”“太古”“旗昌”“禅臣”各公司相率减低运费，使招商局亏折，朱其昂又请李鸿章加委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为总办，联络商号，发展事业，基础才稳固下来。到了1877年，美国旗昌洋行把在上海及各埠的房地产和轮船等作价二百二十万两售与招商局，轮只增至十多艘，声势大盛。其他洋轮公司，也改竞争为公议运费，相互协调，招商乃与怡和、太古并驾，有三公司之目。（1875年，招商轮曾驶往檀香山，其明年又开往旧金山，那是海外航运之始。）到了1900年，该局除在全国通航，各地购置大量房地产，并修建仓库码头外，还增加了二十多艘轮船，又把所得利润开发唐山等四处煤矿，并大量投资创设中国通商银行。1933年5月，又利用中英庚款三十六万镑，定造了海轮四艘，江轮三艘，在抗战前夕，该局已有四十多艘轮船了。
抗战军兴，该局轮船担任军用运输，贡献甚大，被征沉港阻塞江流的十五艘，被毁于敌机的也有十多艘。到抗战胜利，仅存江顺、江安、江新、江华、江建、江汉等六轮。复员以后，除了接收各地敌伪船舶，整理留用，并向美加两国订购新轮，大小轮只共四百六十六艘（三十二万六千八百余吨），规模可说很大了。
近十多年来的招商局，那是新的时代了；上海造船厂之大，可与大连、塘沽媲美了。
淞沪铁路
——中国第一条铁路
上海北河南路天后宫桥，道地的上海人（不是香港人口中的上海人）都称之为“铁马路”。铁马路者，乃是九十年前（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1874年12月）淞沪铁路的起点。这是中国第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系由英商怡和洋行集资组织铁路公司所建筑的，起自天后宫桥，终于吴淞镇码头，称淞沪铁路，可以和上海轮运相联络的。1874年冬间铺轨，1876年2月初旬铺到徐家花园。“铁路”在那里是新奇的大事，不但上海近郊的人赶着来看，连百里外的人也赶来看新事。每天总有上千人，有的驾了马车，乘了大轿，或者坐小车来看，人多成市，就有卖水果，摆点心摊的，如赶市一样来做买卖。因之，火车未通车，已经是大新闻了。
那年7月3日（闰五月十二日），上海到江湾一段，正式通车，车票分上中下三等，每天开行六次。据《申报》记载：“那天，到下午一点钟，男女老幼，纷至沓来，大半皆愿坐上中二等车，顷 刻之间，车厢已无虚位，尽有买了上中等票，仍坐下等车的。到了车已开行，而来客尚如潮至，因为他们从未看见过，欲亲身试试也。”那时候，游铁路是上海人士一件大事，有人住在城内，足不出户的，也带了一家人来游一回的，因此，铁路生意一直很好。
当时《申报》记者，随车旅游，曾写了一篇生动的报道，文曰：
予于初次开行之日，登车往游，唯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坐者，已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尤奇者，火车为华人素未经见，不知其危险或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闻摇铃之声，盖示众人以必就位，不可再登车上，又继以气筒数声，即闻勃勃作响者，即火车吹号，车即由渐而快驶矣。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者亦皆喝彩，注目凝视，顷刻间车便疾驶，身觉摇摇如悬旌矣。
此时所最有趣者，莫如看田内乡民。查上海至江湾一带，除稻田数亩外，余则半皆棉花地。当花秆已长，乡人咸锹以治地。但此处素称僻静，罕见过客，今忽有火车经过，既见烟气直冒，而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丽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者乎？是以尽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唇者，或有少年倚望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喜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作逃避之状者，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及甫近江湾，气筒复鸣，火车渐慢，又见两旁人立如堵墙。
这是西风东吹的一个镜头。
沪宁、沪杭甬两路
那条热闹而有趣的淞沪铁路，它的命运并不很好；当时因为风水，以及中国主权关系，经过了几次交涉，由政府向怡和洋行把铁轨、车头收买下来。直到二十一年以后，才重新建筑连接着北站的淞沪路。我的朋友，称之为“不平凡的曲折”。不过，西方人士，也不必笑中国人的守旧，我们翻看英国人的轮船、火车史，也是这么有趣可笑的。英国的乡农，也以为火车到处，鸡就不生蛋，犬也不怀孕了。
淞沪铁路试行之初，8月3日（阴历六月十四日）忽然轧死了一名士兵，这就振振有词了。于是双方会议，10月24日（九月初八日）在南京议明买断，不过让英商铁路驶行一年，从1876年10月31日起到1877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止。那一年中，生意可真不错，每次挂六辆客车，还不敷乘坐，有时挂了九辆。实际行车，还不到一年，搭客十六万一千三百三十一人。那时火车票价很贵，从上海到吴淞，上等票一元，中等票 五角，下等票二百文（一元换一千三百文）。那时米每石二元上下，你看中等票也要二斗半米的代价呢！（拆了以后的淞沪车材料，运到台湾去，今日从基隆到台北的路轨，有一部分还是从上海运去的。）
到了甲午以后，兴实业，办铁路，便成为办新政的大事了。一方面，列强有着瓜分中国的念头，帝俄在东北造了中东铁路，英国也要求在中国建造五条铁路，沪宁、沪杭甬便是其中之二。那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事。沪宁路，始于1902年，由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在上海订立沪宁路建筑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为三百五十万英镑，年息五厘，五十年后偿还，以已成之淞沪铁路及沪宁铁路建造成后产业地基作抵。后来改为借款二百五十万镑，用人行政，以华人为主，唯会计处长，由英人担任。（后来又发行了一百万英镑债券。）
本来清政府也允许英人建筑沪杭甬铁路，那时民情争路，甚为激昂，乃由政府向英人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转借给江苏铁路、浙江铁路公司，分头开工建筑。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沪嘉段、杭嘉段同时筑成，计长一百八十六公里，乃于是年5月间通车。可是沪宁路在沪北，称北站，沪杭路止于沪南，称南站；从南站到北站，就间隔了十多公里，在当年，真是旅行的苦事。地方流氓乘机敲诈抢夺，百姓视为畏途。直到1916年（民国五年）才把两路间的联络线筑成，经过徐家汇、梵皇渡至北站，这才把北站称为两路局。我们在上海上车，大都在北站；南站之名与实，慢慢消失了。（南站毁于中日战争。）
轿·车·路
轿子的时代
一部上海的历史，和香港一样，乃是从轿子到汽车的历史。贯穿其中，乃有独轮车（羊角车，也叫作叽咕车）。
轿子也叫“肩舆”，雇用了人，放在肩上抬着走的。先前，由于坐轿的人，身份不同，乃有八人抬、四人抬、三人抬、两人抬的几种，轿顶也分金色的、朱漆的、锡的几种。百年前，如当时的上海道台吕海寰、袁树勋、瑞澂，他们就坐八人抬，那是最煊赫的。至如上海知县，如吴馨、沈宝丰、危道丰，那就坐四人抬的朱顶蓝呢轿，其他没有官职的，那就坐两人抬的蓝呢轿。所以，那时富贵人家，都有轿厅，停着轿子，雇着轿夫，随时听候使唤。女人坐的轿子，形式较小而精致，轿帘都有璎珞须头，掩映飘拂着。冬天轿帘，还用厚呢或皮毛做的，每逢新正拜年，夫人、太太、少奶们穿着披风红裙，满头珠翠珍宝，自非坐轿不可。新娘坐的是花轿，绣着“凤穿牡丹”“福禄鸳鸯”的轿帘，有的是四明彩轿（上海的宁波人用之）。至于丧轿，顶上蒙着白布，有的全蒙，有的半 蒙，就看坐轿的人和死者的亲疏而分。先前犯了罪的官员，上法场时也得坐轿，那轿子是没有顶的。上海书寓出征应堂差，坐的是飞轿，在小花园一带（今浙江路汉口路）大出风头，轿前挂着“××书寓”的风灯。我们重读李伯元的《游戏报》还可以看到它们的动态。
我到上海时，轿子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朋友家也有很漂亮的马车，却也盛极而衰了，已经进入了汽车的时代。但却还有一乘轿子留着，那是有名伤寒医生张聋 （张骧云）的轿子。一轿飞过，大家瞩目，都知道张聋 出诊了。张聋 去世后，上海的轿子也就绝迹。这也是上海的一段掌故。
郑逸梅先生，也曾说了一段杨子京坐轿子的故事。一百年前，杭州胡雪岩，那是东南驰名的大富翁，胡庆余堂便是他们的家产。后来破产了，胡氏的上海房产就出卖给杨子京家。子京特地做了一件大长衫，好似洋女人的晚礼服一般，每天出门，雇了四个洋人替他拉着走。他有一乘呢轿，也就让这四位洋人抬着走。这其中，当然有着排洋仇洋的心理，上海市民看了却大为快意呢！
我也坐过轿子，不过不是绿呢大轿，而是“过山龙”和“活杆” [1] ，那是赶得路，上得山，可以走远程的。
* * *
[1] “活杆”亦称“滑干”。——编者注
黄包车
《上海通记·事物原始》：第一辆上海人力车（即黄包车），是在1874年3月24日（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法商米拉（menard）从日本输入，得法公董局核发照会。
你读过老舍的《骆驼祥子》吗？那就是一部人力车夫（拉洋车的）的血泪史。
黄包车，本名东洋车，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所发明的，两轮高大，有如马车，轮用木制，包以铁皮，因为用手腕拉拖，也叫腕车。三年以后，便流行到上海来，那位法人米拉备了三百辆车在租界行驶，他却因此破了产，逃到海参崴去才了结。那时一因他雇了许多日本人，言语不通，发生了许多误会。二因木轮包铁皮，容易损坏马路，工部局出面干涉。三因开头的车身大，可容两人，男女同坐，发生风化问题。后来才改小了车身，改用橡皮轮，和我们所见的差不多了。后来，泥城桥堍，日通公司发明一种钢丝胶皮轮三弯式车，如老舍所写的“弓子软得颤悠颤悠，连 车把都微微地动弹，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那一种车（包车），本来是洋人坐的贵族车，到了1914年（民国三年），钢丝橡皮车，便通行全市，成为人力车的时代了。
拉洋车的，都是贫苦的从乡间来的工人农民。他们自己买不起车子，也捐不起照会，就产生了许多车行，如永隆公司、亨利公司，数以千计；有的备了几辆车，有的备了几十辆，出租给车夫，也就成了一个大市面。1921年，上海租界照会，不过8388辆，到了1931年，便增加到68005辆（增加了近八倍）。到了抗战前夕，上海全市，已有8万辆以上的巨数。以二人一辆计，靠此为生的，总有二十万人上下（连中间的车行人手）。有的车夫，积了一点钱，买了辆半新旧的车子，捐一张照会，车座比较整洁，包拉几家固定主顾，那便是“野鸡包车”，在人力车这一行中，可算是自耕农了。（这活儿骆驼祥子也干过。）
洋人到了中国，对黄包车发生兴趣，我们在香港九龙就可以看到。我们该记得，1945年12月1日，一些美国兵发起黄包车皇后竞赛，一辆车子载一位小姐，从三马路（汉口路）外滩出发，自东而西，经南京路折入陕西北路，终于陕西南路。比赛结果，车工姜二毛以二十分钟得冠军，琼南迦小姐成为黄包车皇后。可是，胜利以后，上海已成为三轮车时代，黄包车的七十年在朝也就结束了。想不到在香港还可以看到黄包车的行驶呢！
亨司美马车
我这个乡下佬到上海第一年，便在盐商吴家做家庭教师；吴家蓄骏马两匹，亨司美马车（hansom）舒适华丽，夕阳西下，时常驰往龙华、沪西一带兜风。那正是马车代轿子而兴的时代，吴家虽有汽车，总还不及马车的风头健呢！不过我所教的吴家公子吴福保，他的母亲，原是北里名妓，归吴家后，竟随马车夫私奔，潜迹哈尔滨，吴氏心中犹有余痛云。
骡车马车，原是北方的交通工具，可是华丽的四轮马车，还是从欧洲输到东方来的。19世纪，北京已有四轮马车，那是皇室的御用车，一般人不敢用。到了清末，一二品大员才开始乘坐。上海租界是洋人的天下，皇帝管不着，富商大贾纷纷自备四轮马车，堂皇过市，百无禁忌的。据说：杭州人程定夷，是有名的收藏家，他首先开风气，坐了四轮马车。后来，江建霞、沈淇泉两位太史公，家境虽穷，却要摆阔，也坐四轮马车。时人写了打油诗：
阔得如此穷，穷得如此阔。
江浙两翰林，江三沈十一。
不过，四轮马车的车轮还是木轮加铁皮包的，走起来有些颠簸，直到亨司美马车出来，这才用了橡皮轮胎，走起来非常轻便舒适了。前面往往驾着阿拉伯种的高头骏马，马身上披着锦毯，头上戴着小笠，笠上有两小孔，把马耳矗露在外面。那些年轻少年郎，自己拉着马缰，身边伴着美貌小姐，在绿阴夹道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西飞驶，到张园、愚园兜圈子，也是他们显威风的行当。（亨司美马车，大都敞篷，春秋佳节，适于郊游。）
洋人到东方，看了清朝官员的缨帽箭衣，觉得很好玩，他们就用蔑视中国人的观念，把这种打扮当作马车夫的服装，除了头上那个顶子。这么一来，就成了洋场风气，连满洲人在上海做官的，也让自己的车夫，这么穿戴了。（满人宝子观，做新衙门会审官，他的马车夫，身穿玫瑰紫的箭衣，用黄绸镶边，头上缨帽，也是玫瑰紫的，缨儿是黄的，和箭衣一致。看起来，倒像是清初入关的摄政王呢！）
租界洋人，还定了一种不平等的法令，凡是华人的马车，在马路上行驶，速度绝对不许超过洋人的车子，否则就会被处罚款。那时有一位商人金琴荪，好驾快车，趋乘过市，不问洋人与否，飞驰而过。有时还挥鞭抽打红头阿三，当然是会被判罚款，他也毫不在乎。19世纪末期，国人普遍排洋，也是民族自觉的朕兆。
马车与马车夫
马车成行成市，马车夫成群结党，姨太太和马车夫偷情私奔，也就成为当年的社会新闻了。
上海豪门巨富，自备马车，公馆人家都有马车间，比后来的汽车间还要大。连着马房得有三四人打理，要喂马，要遛马，一天也是很忙的。为着适应上海市民一般要求，马车行纷纷设立，供客雇唤，也可包月或包日租。全月轿车六十元，篷车五十元，全日五元。马车行，以龙飞为最大（白克路、派克路口，今国际饭店东面），其他如公大、公和、协大、时发……都是很大的。马车夫，这一大集团，暗中就有了组织，也可说是流氓集团，和捕房包探也有勾结，便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郑逸梅曾提到当时的“四大金刚”：（1）“火烧木头”，黑而瘦长，声势却很大。（2）“跑龙套”，他是跑龙套出身，在这一行雄踞一席的。（3）“癞葆生”，此人癞痢头，头上光秃秃，可是，他是相马行家，关外马来，得他看过才行。他又是骑马能手，替阔佬驾车。（4）“老升和”，他是 小白脸，长三姑娘的大众恩客。这部四大金刚传，也就可以说是上海租界史的一页。
英国人到的地方，都有跑马场，香港人士一定明白。上海跑马厅，占地六百余亩，四周兜一转，也仿佛赛了一圈了。跑马之日，华人入场的机会很少，一般人就在马场四围坐着条凳看赛，每人三四铜元。要舒服一点，就一家人雇一辆马车，在跑马厅四周兜圈子，周而复始，看完才散，真的马车成龙，有三五百辆那么多。所以，赛马那三天，马车行生意是空前的。还有岁时节令，坐马车兜喜神方，或是走龙华看桃花，也是马车飞驰的日子。有的人家，遇有丧事，也要雇马车载客送殡，对中下人家说来，就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后来汽车代兴，上海的马车先后淘汰（苏州、南京还维持了一些年）。总之，亨司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陈定山写过一篇《快车金四父女遗事》；金四，即金琴荪，人称“快车金四”。上海人，曾任犹太洋行买办。琴荪美丰仪，好御亨司美马车，过四马路（福州路），一枝香、万家春楼上，都有女郎凭栏相看，掷下茉莉花球的。琴荪行如荡子，趋乘过市，扬鲸骨软鞭，有前而不让者，即掣鞭挞之，“唰”的一声，人方呼痛，金四马车已飞过十丈外了。巡捕见而不问，行人为之侧目，呼之为“快车金四”。后为仇家袭击，堕车而死。其女蕙云，美丰仪，好男装，好驶快车如其父，骑姿尤胜。每出，少年有如蜂蝶，随其后不舍。蕙云辄举鞭掣之，有呼痛者，蕙云则疾鞭更掣之，以此人称为亨司美公主。后来，她返璞归真，下嫁小说家吴觉迷，可惜夫妇之间，也不很相得云。
汽车的时代
《上海通志·事物源始》：汽车第一次到上海，在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共二辆。由匈牙利人李恩时（leinz）输入，一辆卖给宁波商人周湘云，另一辆归犹太商人哈同所有。因此，周湘云有了一张“拿波温”（number one，第一号）的汽车照会，哈同也有了一张“拿波温”的司机执照。有钱的人，当然在争面子上想花样，哈同就想用“拿波温”司机执照驾驶“拿波温”汽车，曾经托人和周湘云情商，周呢，当然不答应。哈同便想到雇流氓抢照会的主意，只要周家汽车上街了，便拥上去抢了下来。他是拼着打官司赔点钱了事的。周家一听此消息，那汽车就一直不上街了。后来，上海绑票猖獗，这样彰明昭著的汽车号码，当然更不敢使用了。
据郑逸梅先生说：上海第一个坐汽车的，却是杭州名士叶浩吾的儿子叶少吾。其人在上海花界颇有名声，他父亲知道了，叹息道：“如此浪荡，成何体统！”他就自称为“浪荡男儿”。他写过 《上海之维新党》《商界鬼魆记》一类的讽刺小说。后来任《中外日报》编辑。那时代坐汽车的，都是洋人，他就借洋人的汽车到处拜客，行人为之注目。
汽车初来时，工部局也不识货，仍依马车从轻征税。到了1910年（庚戌年），工部局始颁发汽车执照，1～500号规定为私家车。501～600号为营业车。（到了第三年，便打破这一规定了。）自备汽车执照，黑底白字，俗称公馆牌子。陈定山先生对汽车照会说了一些有趣的掌故：第一号周湘云，第二号犹太商，第三号马立斯，哈同则是第四号。后来，盛杏荪诸子，老四泽丞，重价买了哈同的四号牌照，又花钱捐到了44和444两张牌照。苹丞行七，找到了77号。杜月笙则是7777，四个7。（还有祥生汽车行找到了40000号电话号码。云飞汽车行的电话号码30189，看起来不容易记，当时登报征求谐音诗一句，应征第一名为“岁临一杯酒”，从此大家都记住了。我的一个朋友，特地找来“77918”的电话号码。上海人喜欢弄这套玩意儿，将来的人，当然不明白缘由了。）
上海的“出差汽车”，民初也就上市了。照会号码是白底黑字，取费分计时、计程及包日（或半日）三种，还没有计程表。以二十分钟计，车资一元，小账二角。著名的汽车公司，除“云飞”“祥生”，还有“利利”；“利利”失败，继起则为“银色”，鼎足为三。
电车的故事
《上海县志》载：公共租界电车，1911年（清宣统三年）3月5日开办，一自静安寺路 [1] 至外滩，一自西门至沪宁车站，一自沪宁车站至外白渡桥，一自沪宁车站至提篮桥，一自杨树浦至十六铺，一自洋布局至十六铺，一自提篮桥至十六铺，一自外洋泾桥至靶子场，一自三洋泾桥至北泥城桥。其后法租界也有了电车，接着又兴了无轨电车。第一天通车时，从静安寺起，开到外滩止，乘客二十四人，一半是洋人，一半是华人，都是上海大亨，如朱葆三、虞洽卿等。两旁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拥挤得很；可是大家不敢坐，因为里巷谣传，电车容易触电，不能乘坐，所以洋人特地试给大家看，表示乘坐电车，毫无危险。后来车厢上挂了“大众可坐，稳快价廉”八个大字。那时的电车真价廉，从静安寺到外滩，只要铜板二枚。我到上海时，已是1921年，从抛球场到 跑马厅也只要铜元一枚。（电车分头等、三等两种，那时华人只能坐三等车，也是洋人轻视华人的心理。）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电车初行时，一位皖南名士王钟麒，他在《神州日报》写了反对电车的社论，说洋人搜括贫民薄利，剥夺了洋车夫的生计。语为洋人所忌，派巡捕拘捕，王氏便逃回扬州（他的第二故乡）不敢再来上海了。他曾写了两首诗：
网罗遍地将焉适，披发归来未可嗟。
多难只缘文作祟，忧天拼会骨埋沙。
有灵欲奏通天表，无地能容泛海槎。
四海知交君最厚，可能为我作朱家。
已由亡命成张俭，拼把缣囊待杜根。
落落不辞头可断，云云应悔舌犹存。
敢因风浪违初志，欲驾云霓叩九阍。
多少名流同一叹，更无人与作昆仑。
上海电车，犹如中国旧社会的政风一般，贪污之风成行，卖票员收入，一大半是“揩油”而得，公司设了查票员，而“揩油”之风如故。于是又设了高级查票。近十多年，“揩油”之风完全肃清，可见今日社会风气的进步。（香港电车，也没有揩油事情，可见风气转变，还在社会人士的共同习尚。）
不过，再久居上海的老上海，离开上海一久，也不明白今日上海的进步了。那最有名的一路电车，而今东起江湾五角场，西 迄静安寺，长达十七公里，比先前长了一倍呢！ [2]
* * *
答老上海：承示指点拙文所说上海电车初设，分头三两等，头等供洋人乘坐，华人只能乘三等，谓不合事实。顷检查资料，确系如此，并不错误。我问过几位前辈，谓初期确乎如此，此与华人不得进公园，不得进华懋饭店前门，不得进洋人俱乐部，不得进跑马厅，用意相同。我到上海时，已是1921年，电车一门之隔，“头”、“三”分等（并无二等），洋人心目中之华人，便是如此。老实说：我这个土老儿，一直是“排外”的，因为那时的洋人实在太可恶了。
* * *
[1] 今南京西路。——编者注
[2] 行驶于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于1963年拆除。从鲁迅公园至江湾五角场的有轨电车，于1975年末拆除。——编者注
从自行车到三轮车
香槟佳酿醉流霞，闲向天街踏日华。
夜静人稀归去也，倩郎扶上自由车。
——包天笑《上海竹枝词》
我们看了《八十日环游世界》的影片，开场还有一种早年的自行车，前面轮子特别大，后面轮子较为低小，早期输到上海的自行车，也就是这种样式，那时的小姐们，怕羞，白天不敢学车，晚上才让自己爱人扶着车子走，因此，余翁的《竹枝词》就这么写，盖纪实也。自行车，也叫自由车，也叫脚踏车；那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汽车大王福特，他就赞美自行车是最完美的交通工具，既迅速又不费汽油，而且走起来静寂无声，它的好处，汽车就达不到。
从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赛汽车的镜头，其声响，其横冲直撞，都是惊人的。只有自行车比赛，不仅是比快，而且可比慢，因 为“慢”比“快”更难以驾驶；上海竞慢比试，得奖的是邓秋马（秋枚的弟弟），这是最高技巧的表演。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日军汽油节约，上海私家汽车绝迹，那些轿车闲下来，配上了自行车，便来了代替黄包车的三轮车。据说，首先创办的是一位姓傅的技工，他的三轮车公司初张之日，只在上海《新闻报》登了几行分类广告，大家不很注意。可是一车过街，两人可坐，坐起来又很舒服，便很快就通行了。那时，有的车身在前的，有的车身在旁的，有的车身在后的；在后的最稳妥，而且两人车身比单人更平稳些。这样便结束了黄包车的时期。胜利以后，我们回到上海，已经是三轮车的世界了，黄包车逐渐少去。（三轮车，以澳门为最精美舒服，管理上以汉口、广州为最合理。上海也不错，却也有讨价还价的。北京的三轮车，单人坐的为主，也可讨价还价。据说，今后将大量改用“的士”，三轮车也将淘汰了。）
在香港流行一种时代曲，叫作《三轮车上的小姐》，原是旧上海流行过的，但香港却没有三轮车。到了澳门，双双坐上三轮车，在海边兜风，那是神仙世界，什么汽车、马车都比不上。据说，三轮车早年已在南洋各地流行过，而且行客可以随时下车搭车，这样，产生了浪漫史，也是可能的。或许“三轮车上的小姐”是从南洋来的，也未可知。那几年，有一影片，叫作《三轮车夫之恋》似乎可和马车夫的“光荣”相媲美的。
几条洋名路
上海英租界，以洋人姓名为路名的很多；到了合成为公共租界以后，用中国的城市名称来做路名，洋名就很少了。却也有如戈登路的 [1] ，这是一个帮清廷打太平军的将领名，可说是一个世纪前的陈纳德。还有几条连老上海也弄不清楚的用洋人姓名的怪路。
电车过了外白渡桥，向杨树浦这方面驶去不远，卖票的会大声喊道：“蓬路到了，蓬路到了！”我们下车，找找看，那儿实在没有什么蓬路，再小的弄堂找过，也找不出这一条路来。那路牌写着“boone road”配着“文监师路”四个大字。这就是“蓬路”。原来英租界初辟，美租界没创立时，上海的美国圣公会有一主教，姓“boone”，名“willima”，另起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叫“文惠廉”。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和上海道办交涉，谈妥虹口一带为美 侨居留区的，就是这位主教。于是洋人要纪念他，定下了“文监师路”，监师者，主教也；文者，“文惠廉”也，文惠廉姓“boone”，于是就有了“蓬路”了。
在虹口有一条很短，和塘山路（今唐山路）相接的，以洋人姓名为路名的爱而考克路。这位爱而考克，他是上海开辟租界后第二任英国领事，1846年接任，在上海留下的“事迹”是很多的。他和上海道台办交涉，曾经用长柄折扇去打上海道台咸龄的头，其威风可见。在我们的史书上，很多译作“阿利国”，称之为“与华商感情最坏的英领事”。不过在英国却受了赞誉，封了爵士的。他是替黄浦滩上英领事署基地，定下“永租”权的人，又是发起由英、美、法三国擅自改订地皮章程的人，上海租界是他一手弄起来的，他自该“青史留名”的。
再说，我初到上海时住过的那条洋名顶长的“麦特赫司脱路” [2] 那是一条顶短的马路；有一时期，我和陶行知先生住在程霖生家中，后来的丽都花园，就在这一路上。一位熟于上海掌故的朋友说，上海的学校，有一所麦伦中学（现继光中学，为纪念英雄黄继光而命名），其先叫华英书院，设在山东路麦家园，后来搬到兆丰路，改名麦伦书院，到1928年，改为麦伦中学。我们看一看，麦伦中学的英文名，正是“麦特赫司脱学院”。原来麦特赫司脱（medhurst，缩写为m. h）有父子两人，父亲是教士，神学博士，中文名是麦都思，清咸丰年间，他是工部局的第一届董事之一。儿子的中文名是麦华陀，先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随着第一任英领事巴尔福到上海做翻译，其后又于咸丰、同治年间，光绪年间在上海做了两任领事。 我那位朋友说，纪念那父亲的学院，应该叫麦都思中学，纪念儿子的路，该叫作麦华陀路。好在到了现在，不管麦都思还是麦华陀，都随着“爱而考克”“戈登”“赫德”之类的洋名，一笔勾销了！
* * *
[1] 今江宁路。——编者注
[2] 今泰兴路。——编者注
霞飞路
我在香港十多年，最头痛的是一些以洋人姓名为名的路名（虽然这些路名，都有来由）。我到上海第一个月，就住在一条英租界中最长译名的马路，叫作麦特赫司脱路。而另外一位朋友，他住在法租界的一条译名最长的白来尼蒙马浪路。而今呢，麦特赫司脱路已改名为泰兴路，而法租界那条呢，后简称“马浪路”（后人想起来，一定以为“马奔成浪”之意了），今已改为马当路了。
上海法租界，用法国人名做路名，可分八类：（1）法国驻华大使及公使，如康悌路 [1] 、喇格纳路 [2] ；（2）法国驻沪领事，如敏体 尼荫路 [3] 、爱棠路 [4] ；（3）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如皮少耐路 [5] 、华成路；（4）公董局职员，如白赛仲路 [6] ；（5）旅沪法侨，如雷米路 [7] 、蒲石路 [8] ；（6）旅华法教士，如姚主教路 [9] 、金神父路 [10] ；（7）法国名人，如高乃依路 [11] 、莫利爱路（法国诗人剧作家） [12] 、环龙路（法国飞行家，死在上海的） [13] 、霞飞路 [14] 、福煦路 [15] 、贝当路（法国名将） [16] ；（8）其他，与法国有关的事物，如贾西义路 [17] ，这是一艘法国兵舰；爱多亚路 [18] ，即英皇爱德华七世；亚尔培路是比王后名 [19] ；爱玛虞爱路 [20] 是意大利王；潘兴路 [21] ，美国名将。
在这些法国式的路中，以霞飞路为最富有法国巴黎情调，也等于当年北四川路之称为神秘街也。不管法国人眼中霞飞将军如何挽救法国的命运，在我们土老儿眼中，只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语而已。这条路在旧法租界的马路中，要算最长最直的 一条，东自敏体尼荫路，西止海格路 [22] 。现今为淮海路。
霞飞路建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第二年完成，初名宝昌路。宝昌，法国人（paulbrunat），做了六任法公董局总董。1914年，欧战发生，那位以工兵士官来过上海的霞飞，任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因为马因河一战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当局，就把这条最重要最繁荣的宝昌路改名霞飞路来纪念他。1915年8月4日，霞飞将军曾致函法国公董局表示谢意。那信中说：
“……我对于上海公董局董事会将我的名字来做一个界内路名，是极其感动的。我还留忆着一个我在上海时极其良好之纪念，我对于你信中所说的那一条路，还忆得很清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霞飞上将乃于1922年3月9日，特来上海观光，那时我也到了上海了，看到过霞飞路上的盛况。至于那位宝昌先生，本来还留着一个小小的宝昌花园，而今已成为儿童公园了。今日上海，最使我满意的一点，就是洋人姓名的怪马路，一条也没有了，连那条一度改为“马浪”路的马路，今日也成为马当路了！
* * *
[1] 今建国东路。——编者注
[2] 今崇德路。——编者注
[3] 今西藏南路。——编者注
[4] 今余庆路。——编者注
[5] 今寿宁路。——编者注
[6] 今复兴中路。——编者注
[7] 今永康路。——编者注
[8] 今长乐路。——编者注
[9] 今天平路。——编者注
[10] 今瑞金二路。——编者注
[11] 今皋兰路。——编者注
[12] 今香山路。——编者注
[13] 今南昌路。——编者注
[14] 今淮海路。——编者注
[15] 今延安中路。——编者注
[16] 今衡山路。——编者注
[17] 今泰康路。——编者注
[18] 今延安东路。——编者注
[19] 今陕西南路。——编者注
[20] 今绍兴路。——编者注
[21] 今吴兴路。——编者注
[22] 今华山路。——编者注
麟桂路 [1]
在洋人的租界里，真是屋檐下过活，华人是算不得什么的，所以以华人姓名做路名的，只有虞洽卿路（今西藏路，阿德哥虞洽卿，宁波人），朱葆三路（今四川南路，朱葆三也是宁波人，1918—1920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对法租界出过力）。还有一条，便是大家都不大知道的麟桂路。初看以为是洋人姓名，原来麟桂是满洲人，他做过上海道台。他是把法租界的范围扩充得那么大，使法国人感德不已的满洲官。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法国派一艘兵船bayonnaise号到了上海，船上管带葛拉维爱尔（graviere）和那时的上海道台麟桂打过交道。他回国后写过一本中国旅行记，其中有一段写麟桂的文字：
麟桂并不是一个八旗的粗野的军人，也不是如那一班只知骑马射箭，而一窍不通的官僚。虽是他在右手拇指上，常戴有玉的指环，以表示他是一个军人；虽然他也和其他的满洲人一样，会知道挽着柔韧的弓，搭上尖锐的箭，向空射去。到底他那毡帽上的顶戴，却是靠着他一步一步地应试，由秀才而举人以获得的。
孔子和孟子书中，最难解的章句，在他看起来，却是非常容易的，凡是古圣昔贤的学说，他都背得出，而且还会很适当地引用它；差不多大半部的四书，都记在他的脑子里，在他谈话时，五经的精华，不断地信口引用着，像神父们在传教时引用《圣经》一般。
麟桂这个人，虽然学问很是渊博，到底他那高大的身躯，武士道般样儿，好像是天生军人，应该派到甘肃边境去作战，不该派到上海来管理海关，征收税务的。在他的步骤上，在他的举动上，在他的一切措置上，在他的感情表现上，使人总觉得有一种刚强而威严的态度；使人会推想到，当满族人征服明朝时，所使用的手段，该是怎样的残暴。
一件宽大的貂裘包裹着这位爱新觉罗的子孙；一副皇帝所赐的朝珠，柔婉地贴挂在他的胸前，在他那剃了顶的头上，戴着好像中古时代步兵所用兜盔似的毡帽，在他的高贵的脚上，登着厚底广胴的皮靴，更增加他那魁梧身躯的威严了。
这样的服装，一点都没有文治的影子，严格说起来，真像个鞑靼的战士；但穿在麟桂身上，却极其合适的。他那多筋多肉的手，不去多伦诺尔，执戈以卫国，却用他那半透明的长指甲，来时时抚弄着玉质的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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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拆除。——编者注
洋泾浜
我手边有一本谈上海掌故的画册，其中有百年前的照片，有一幅是两岸平房，中通小河，河上小舟摇橹而过。我拿去问几位熟朋友，一位说是绍兴，他还说得出地点来。一位说是苏州，也说是城内何处何处，又一位看过《春蚕》影片，说是嘉兴城内。我请他们仔细看注说，原来是上海大世界门前，今日的延安东路，旧日的爱多亚路。那条河，便是一百年前的洋泾浜。
洋泾浜，乃是黄浦江支流，西接周泾，直通吴淞江（即苏州河）。英法两租界先后开辟，洋泾浜恰介于两租界之间，河北英租界这一河岸称淞江路，河南法租界那一河岸称孔子路， [1] 等我到上海，这条河已填平，这两条路也不见了。只留下了三茅阁桥、偷鸡桥一些桥名，想见乃当年南北渡河之地。先前，上海城 内人，要向静安寺烧香拜佛，便是坐船经洋泾浜到沪西去的。1914年6月11日，开始填浜成路，在上海租界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百年前的洋船，一部分停在小东门十六铺，一部分就湾在老北门外。因此替洋人做带街的，以及做水客生意的咸水妹（当年如苏茜黄、罗迦陵者，都聚集在洋泾浜一带），他们之间，就流行了一种中国文法的“英文”，叫作“洋泾浜”。1934年，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华，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有人询以来华后，习得华语否？萧氏曰：“否，余一字不知。但余对洋泾浜语，颇感兴趣，盖大半文字，太受文法拘牵，洋泾浜语则无此弊，余信此语或将成未来之世界语。”某记者告以华文实际上即不讲文法。萧氏曰：“然则，华文将来或可为世界语耳。”（萧氏语，一种幽默口吻；某记者的说法有语病。）
洋泾浜语中有如次的一例：
a boat has two eye,
no eye, how can see?
no can see, how can go?
译文是：
一只船有两只眼睛，（指船头画着的眼睛）
没有眼睛，如何能看见？
不能看见，如何能够走？
这是用中国文法来说英文的有趣例子。
洋泾浜以北后来的英租界，先前是公共坟地，划为租界，乃被迫迁移。上海潘崇福曾有诗云：
弦管楼台倚碧空，磷磷鬼火彻霄红。
妖姬欢笑骷髅哭，十里春风醉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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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延安东路。——编者注
初进金家巷
《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要写那么大场面，却从一个穷亲戚刘姥姥说起。我这个土老儿，初到上海，却进了金家巷。金家巷在哪儿？连老上海都摆不出路道来，二十路电车，往西经爱文义路 [1] ，在近静安寺有一条巷，那就是金家巷。巷口上有这么一方石碑，那就是英租界的尽头了。这是界石，说华英交界到此为止。有中文、英文的碑文为证。英国绅士，虽说蛮不讲理，越界越得好远，碑石后面，却不曾越过去，碑后金家巷，依旧是华界。这条巷的西头，便是静安寺，早已是租界了。大西路 [2] 也是越界筑路地区，正和金家巷相对着。金家巷，可以说是租界中的华界，不受租界拘束，也不必缴纳巡捕捐（英人剥削我市民的一种税捐，每户每季要缴）。至于电灯、自来水，却从租界中接过。
那条巷，总共不过几十丈路，几十家人家，别成世界。先前那儿有一位金家老头子，他的家，真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踏出一步，便是租界，他却咬定牙根，决不踏进租界一步。上海虽有很多“月亮外国的圆”的买办老爷，却也有和义和拳那样的死硬派。我住到金家巷时，这位生死不服洋的老前辈，已经逝世了。我只认得他的孙女儿，她还是大夏大学的女学生。当然，排洋主义并不能世袭，她们说起祖父的故事，也只是当作笑话来述说。大家知道就在十里洋场，也有徐桐的同志呢！
明末清初的志士，他们在汉族被征服以后，把反清的政治意识埋藏到下层社会去。这种意识对于新的社会环境的反应，便是反洋运动。再一转，又变成了清朝遗老，在租界里过他们的遗老生活。新闸路上辛家花园，就有一位文士沈寐叟，他老人家便是爱俪园古董之一，和金家巷的金老，又是好朋友。爱俪园主人哈同夫妇，从北京买了几位太监，在园中做他们的关门皇帝。那一班遗老，又在园中发挥遗老精神。从反清到反洋，从反洋到借洋来反民国，徐桐的同志在爱俪园中投壶习礼，这一幕幕都在我的眼前映过。真所谓眼花缭乱，不知金家巷金老头子，对此会发什么议论。
英国绅士是聪明的，他会替我们保留更多的死硬派，也培植了一大批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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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北京西路。——编者注
[2] 今延安中路。——编者注
静安寺路
上海掌故，千头万绪，不知如何开头，也不知如何收结。只能说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今日的南京西路，便是当年的静安寺路。先前，本报香港《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的蘅华馆，就在跑马厅角上，马霍路 [1] 口。他老年时在上海寓住，蒋敦复、郭友松一班文士，时常在他的寓中聚谈的，西洋画家艾富尔曾在蘅华馆中开过油画展览会，那是上海举行画展的开始。
跑马厅（今为人民公园）北对面，有过一对巨人的翁仲石像，袍笏衣冠，望之俨然。这对翁仲，本来是沪郊某姓坟中的古物，洋人看了很感兴趣，花了四十二块银洋买了，搬到这儿来做装饰品。一时轰动了上海人，以为神像可敬，大家烧香膜拜，香火之盛，可与城隍庙、静安寺比胜。那些睹花会的，就在那儿宿梦默 祝，说是非常灵验。当局越禁，香火越盛，直到搬往闸北宋公园路才算告一段落。
在石翁仲的西边，有过一家大观园茶馆，其中分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各部，也就有了袭人、晴雯、紫鹃、雪雁、莺儿、娇杏这些红楼人物，这是上海洋场所谓“噱头”，一时引人注意而已。后来的茶馆，如国际饭店的丰泽楼，规模颇大，就不用这一类小玩意了。
我初到上海时，静安寺路上的夏令配克戏院 [2] ，可说是最宏大的，百代公司的第一张有声影片《飞行广告》，就在那儿演出，轰动一时。洪深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话剧），也在那儿上演。后来改建为大华戏院，声名却比不上大光明。戏院一眼看去，也不像大光明那么突出了。
静安寺路西头，就在静安寺的对门，有一万国公墓，大体和三马路的外国坟山相似，规模却大得多，那儿也有中国文士的坟墓。庐江吴北山，和潮阳丁叔雅，诗文并称于时，晚年居沪，身后埋骨其地。还有那位四川忠州的李芋仙（原名士棻，著有《天瘦阁诗集》），他是曾国藩门下士，晚年在上海卖文为生，终老于斯。
一部上海人物志，也得从头写起的。可惜我们的时代，没像王韬那么悠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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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黄陂北路。——编者注
[2] 后改为新华电影院，现已拆除。——编者注
服装
大帽子
日前，一位小姐和我谈起从前女人的服装，她以为清朝时代，女人都穿旗袍的。我说：“女人穿旗袍，那是民国以后，近五十年的事；先前女人，最主要的是穿裙子，正如今日香港流行的百裥裙。”
且让我把头头脚脚，先从大帽子说起。清朝时代，官吏都有一定的制服，因此男女衣服有公服、私服之分。帽子呢？也有官帽、便帽、小帽之分。那时的官帽，老百姓称之为“大帽子”，俗语中还有“把大帽子压下来”的话。大帽子分两种：一种是暖帽，那是冬春两季戴的；一种是凉帽，夏秋两季戴的，何日换帽，得听官家颁定日期，无论官民人等，一律遵守，谓之“换季”。暖帽也有种种。帽檐是黑色的，中间是一个红帽纬，而今只在旧戏中可以看到了。帽檐有缎的，有呢的，有珠呢的（初冬用），有皮毛的。皮毛之中，有貂皮的，那只有高级官员才可以戴。那时，冬天和新春，都是戴皮帽的。倘若居丧，帽檐是黑布，帽纬是深紫色的。 凉帽也有红纬，所以叫作纬帽，其形如喇叭状。在那时，什么帽，什么边，都分阶级的。
大帽子上，最高部分，就是那颗顶珠。最贵的是红顶子，其次是蓝顶子，蓝顶又有明蓝、暗蓝之分，再次是水晶顶，又次是白石顶，又次是金顶，最下是没有顶珠。没有顶珠，就是没有品级，“未入流”是也。文官如此，武官也是如此，所以，那时的官员，一望而知其职位的，顶珠以外，那就要说到翎枝了。大帽子后面，拖着的孔雀毛，也有好几种：有蓝翎，有花翎；花翎之中，又有单眼花翎，有双眼三眼花翎，也就要看官职的品级了。最低的是蓝翎，大都是单眼的，双眼花翎，非王公大臣不能戴。三眼，那就更稀少了。这种翎枝，不论哪一种，非皇帝赏赐不能戴。所以从前的履历片上，把赏戴花翎也写上的，表示一种荣誉。大帽子上插翎枝，装了一个翎管，翎管有白玉的、翡翠的，颇为名贵。（居父母之丧，就没有顶戴了。）帽子上的缨，是用红色丝织成的，纬顶形如覆釜，其缨亦用红色，穿孝则用黑色雨缨，纬帽上有用白色或湖色熟罗为胎的，亦有用黄花纱胎及竹丝卍纹胎的，就看时令而定了。
小帽子
我说起了上海的望平街，大家都知道那是世界闻名的报馆街，有如伦敦的舰队街。这条街最短，却有几处很有名的点缀：《申报》馆北边，便是那外国坟山。（先前英租界，就到此为止。）再过去便是马敦和帽庄，一家最老的帽子店。我到上海时，已经是民国，大帽子当然不见了。那家老帽店，却供应种种帽式。（店少主马荫良，倒是我们的朋友。）从他们的抽屉中，找得出阿q的毡帽，或是祖老太太的包头来。
这样就先看看当年的小帽子，也叫作便帽。小帽子，冬春两季戴的是缎做的，夏秋两季是纱做的。《家》那剧本中的老爷、少爷，戴的就是这种帽子，小帽子照例是黑色的，夹里都是用了红布。纱做的用单层，或者里面用竹丝为胎。在丧服期内，用黑布做帽，夹里也用蓝青色。官场中人，虽在重丧中，也不戴白结子，只戴上一个黑结。因为那时官场，忌见白色孝服，最怕丁忧。
这些小帽上的帽结，也时时有点变化：有时流行大结子，愈 大愈神气。也曾流行过小结子，就像一颗樱桃那么小。民国以后，瓜皮小帽还是很流行，帽结有的用珊瑚、水晶，或者蓝色、血色的料珠。小帽样式，也有平顶、尖顶、硬胎、软胎的。（平顶的大多是用硬胎，也有中间衬上棉花的，那是北京的样式。）尖顶都是软胎，天热了，有人就折了放在袋中。后来冬天流行一种黑绒帽，可以保暖。小帽子也通行用帽饰，帽子上缀一粒红宝石，或是一块碧霞，在正中额上。清乾嘉年间，达官贵人，以及乡绅人家，小帽上都有这种帽饰，晚清以及民初，流行碧霞玉。大概贾宝玉的帽子就是这样的，我在袁寒云头上看到过。
小帽子外面，还有风帽，那是冬天御寒之用，苏州人称之为风兜。风帽样式，也时时有变化，普通的称为观音兜，好似观音大士戴的差不多。后来又改小了，以立青缎做成，上有一孔，让小帽结露出外面。风帽大都衬上棉花，也有镶上皮毛的，观音兜总是夹的，我年轻时还戴过。本来清代官制，非一二品大员，不能戴大红风帽的，一般老百姓，戴的是蓝色风帽。到了民国，当然不拘了。老太太和和尚尼姑也有戴风帽的，大体是黑色的。
长袍外褂
前几年，有几位香港朋友到汉口去，只见一群小孩子赶着来看，不知道他们看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孩子们从来没见过男人家穿长袍，这群香港贵客之中，有两位是穿长袍的，所以奔走相告，赶着来看。在香港，长袍外褂不算什么稀罕的东西，每一次集会中，总可以看到有几位穿长袍的，只是袍、褂齐全，就十分少了。有一回，扶轮社要我在半岛酒店讲演中国的文化，我没戴领带，就不能上二楼。但穿上长袍，就不成问题。在香港，袍褂齐全，还是作礼服看待的。
在半个世纪以前，上海就通行这样的礼服。外褂，也叫作外套。吉服用绀色，素服用青色。至于质料，从纱的到皮的，多至数十种，单说纱的，就有亮纱、暗纱之分，又依时序，有单的、夹的、棉的之分。到了皮毛之类，又有小毛、大毛之分；从珠皮、银鼠、灰鼠、狐嵌到最名贵的海龙、玄狐、猞猁、紫貂、草上霜、青种羊、紫羔之类，我们还可以从香港的皮货店中看到。其中紫貂一 种，在清朝非三品以上是不许穿的，而今变成女人的外套或大衣了。
此外，褂短一截的叫马褂，大约到腰际。马褂样式不一，有对襟的、有大襟的、有缺襟的。对襟方袖，从前也算是半礼服，用之于行装为多，又名“得胜褂”。那大襟右衽的，就是便服，两袖都平，俗称大襟马褂。马褂的袖子，总是比袍子的袖子短一些，袖子又很大。
马褂之外，又有马甲，那是没有两袖的。这种衣式，也叫作“坎肩”“背心”“领衣”，古称“半臂”。马甲有穿外面，也有穿里面的，仿佛西装的马甲。（近月来，香港女人的马甲式上衣，正和当年的坎肩差不多。）马甲，也和马褂一样，有对襟的，有大襟的，而且也有各种颜色的，不一定是黑色的。马甲总比马褂短一寸或半寸，穿在马褂里面，也不会露出来。马甲也像其他衣服一样，从皮的、夹的到单的。单马甲的料子，大都是麻织品，也有丝织品，有时流行过拷绸马甲。那时男子夏日燕居，裸其上体，穿了一件单马甲，也算半裸体了。
前清礼服，必曰袍套，袍子中最贵重的是蟒袍。无蟒袍子，颜色不一定，老年人喜深色，以蓝为多，酱色次之。青年人可用嫩色，例所不禁的。袍子，有中间开衩的，称为箭衣。
娥眉、裙钗
称女子为娥眉，以裙钗代妇人，由来久矣。女人穿旗袍的历史，实在太短，当年的女人，不裙不衫，总算不得闺秀似的。
先前的妇女礼服，披风是最普通的。披风仿佛男人的外套，吉服作天青色，素服作元青色，不得有他色。披风里面，穿上短袄，爱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披风式样也如男子外套，作对襟，长可及膝。有两袖，极宽博，大抵用蓝缎，绣上五彩，或夹金线花朵。到了清末，太太们的披风上除了补服，还有平金的团花和水浪形金边，她们叫作“水脚”。没出嫁的小姐，是不得穿披风的。
红裙也是妇女的特有礼服。红裙有种种花样，用绸或缎做成，加以百裥；有的还装上各色绣花飘带，带配以夹里，垂直下来，以示端庄；有的带端装上小金（铜）铃，前后数条飘带，走一步就丁零作响。这都是年轻少妇的爱好。老年人虽穿红裙，也颇朴素。倘若夫死寡居，就不再穿红裙了。老年的穿黄裙，年轻的穿紫裙。从前妇女穿大礼服，一生只有两次。一次是出嫁做新 娘。凤冠霞帔，大衣方巾。又一次则是入殓下棺，也是凤冠霞帔，但没有大衣方巾。
妇女便服，上身是袄子，从皮袄以至夹袄，都称为袄，那单的纱的，就不称为袄而是衫了。下身必定穿一条裙子，裙子总是黑色的。上中人家，多是丝织品；乡下人家，有穿黑布裙的。所谓诗礼之家，妇女们一起床，便穿上了裙子，直到晚上睡觉才脱掉。要是不穿裙而见客，那是很失礼的。小姑娘们，十三岁起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这是良家妇女与娼家的区别。旗袍兴而裙子废。之后，女人的衣裳穿戴，渐受西风影响。到了近年，百裥裙又流行起来，但已不是从前的百裥长裙了。
从前妇女上衣，前垂及膝，后垂及股，衣袖非常宽博。后来，衣长渐渐短、渐渐窄，仅及腰际，也和今日的旗袍一样，趋于流线型。有一时期，上衣下摆作圆角型，又有小圆角、大圆角之别。穿在身上，更显衣短裙长，衣服的袖子，又从宽博到窄小，由窄小而短缩。
妇女服装的演变，无合理可言；“时髦”统治了中外妇女，古今都一样。
旗袍时代的到来
前清亡而旗袍兴，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变化。旗袍的产生，大约在1914年到1915年间，风会中心，就落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上。
旗袍的式样，年有不同，它是从清朝女子的服装发展出来的新鲜式样。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即马甲伸长及足背，以代替原来的裙子，加在短袄上。到了北伐军北进，旗袍就风行一时，下摆也渐缩短，马甲也改成有袖子的了。1919年间，旗袍已上升到膝踝下，比之五年前，短了七八寸。袖口也随之缩小。当时，西洋女人正流行短装，这也是一种外来影响；那时的旗袍大概合上了新女性的风格吧！
可是没多久，旗袍又慢慢拖下来，到了1930年后，又拖到脚背，和初行时差不多，袖子也到适中长度。有一个时期，流行旗袍加花边，镶滚条，或用亮晶晶的银片边，有的在前襟上用银片镶出各种花朵来，闪烁炫目。旗袍左右两边开衩，其衩的高低也随着旗 袍的长短，忽高忽低，真是年有不同，季有新式。那时旗袍的腰身，趋向狭窄，显出全身天赋身段来，这就开出其后暴露浑身曲线的倾向。至于像现今香港女人这样，开衩及腰际，三围争胜，又发展成超短旗袍，将风化与礼教丢在一边，那又不是当年上海的妇女所能比肩的了。一部旗袍史，离不开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怎样才算时髦呢？连美术家也要搔首问天，不知所答的。
先前，上海有位诗酒文人叶楚伧先生，他是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有一天，他在著名的高长兴酒店喝酒，酒酣耳热，他忽问我们：“上海什么店的招牌最多？”有的朋友也举了几个名称，他都摇头说不是。最后他幽默地说出“苏广成”三个字来，大家哈哈大笑，原来他是截了“苏广成衣铺”的前三字来说的。的确，上海成衣铺总有二千多家，成衣匠四万余人，总有二十万人靠此为生，差不多占那时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成衣匠标出“苏式”“广式”来，也可以说代表了两种最时式的样儿。其实，上海衣式，可分为苏帮、扬帮、宁帮、本帮，各有各的主顾的。正如今日港九，很多浙东东阳来的缝衣匠，但一般人总以为他们是上海的裁缝呢！
海禁既开，洋货纷纷进口。在庚子以前，从海外输入的，只有羽纱、呢绒。其后，洋绸、洋缎、洋绢大量输入，比国产绸缎便宜得多。上海妇女就以用洋货为时髦。本来土布是输出的，18世纪，英国贵族绅士，还以穿上海土布为时尚；到了19世纪中期，大量洋布输入中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便以中国为最大市场，上海开风气之先，这和上海人的衣着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云裳时装公司
继旗袍之后，乃有女装大衣的流行。从前的女人，只穿一件绸质的斗篷，民国初年，斗篷已经不大时行，有些洋化的女人，模仿西方妇女的外衣，乃有中式的女装大衣。开头，只是由西装洋服裁缝兼做，逐渐才有了女装专家。风气一开，规模很大，当年静安寺路、同孚路（今南京西路、石门二路）一带，都有第一流时装公司，其中以云裳、鸿翔为最著。其次，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也有很多时装店，又次，就在四马路、湖北路一带。
云裳初创，那是民国十六七年的事。创办人如唐瑛（交际花）、江一平（名律师）、江小鹣（艺术家），都是上海一流人物，登高一呼，闺秀震动，大衣便成为妇女不可少的打扮了。不过，这些创办人，只能开风气，而不能做事业，云裳公司不久就转手，给本行做去了。
大衣初流行，本来是冬季外衣，接上去就时行春秋两季的夹大衣，初暖新寒时节的单大衣。夏夜，也可加上件白色的绸外 衣，这种大衣，只是装饰品，不作御寒之用。（前天，我在铜锣湾看见一件薄绸外衣，标价七十五元，比呢大衣还贵些，这都是风气所造成的。）
在上海，冬天，用得着皮大衣的。官禁既开，男人用不着的高贵皮货，如灰背、紫貂都成为小姐们的宠物，从东北关外来的价在万金以上，已不足为奇。其后外货输入，俄国灰背、美国紫貂、德国兔皮（这种兔皮，原是收买了我国的兔皮，运往德国，化学重做，再运到上海来的），也为太太们所爱好，价钱也颇相宜。据鸿翔老板说，一袭黄狼皮大衣，也得银洋一万元，这相当于港币六七万元了。
貂皮当然很名贵，不过狐皮也不错。市上流行的，以玄狐为最珍贵，纯黑色。黄狐、白狐也为上品，前者毛丰厚，色黄而亮，后者毛色洁白，细软有光。其他如红狐、乌刀狐，以及隔山狐、西路狐，也颇流行。草狐品质差，可制成裘，也是上品，可值千金。李白所谓“五花马，千金裘”是也。
总之，上海这十里洋场，是阔佬聚集之所，一袭衣着，千金万金，在所不惜。这是特殊阶层的享受挥霍，穷小子哪得问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