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莫斯科以后，我对于事物、对人以及我同他们的关系的看法上的改变更加明显了。

刚同外祖母见面，当我看见她那清瘦的、布满皱纹的脸和无神的眼睛时，我对她怀着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敬畏心情就变成了同情；而当她，把脸俯在柳博奇卡的头上，好像她爱女的尸体就摆在她眼前一样呜咽起来时，我心里的同情甚至变成了爱。我看见她一见到我们就十分悲伤，心里很不舒服；我意识到，我们本身在她眼中算不了什么，她珍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好像是一场回忆；我觉得她印在我们脸颊上的每一个吻，都表现着这么一种思想：她不在了，她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爸爸到了莫斯科，几乎完全不管我们，总是那么心事重重，只有吃午饭时才穿着黑色大礼服或者燕尾服到我们这里来。他，以及他穿的那件大翻领的衬衣和长袍，他和村长、管家去看打谷场或者去打猎的行动，都在我的心目中大大丧失了威信。卡尔·伊万内奇（外祖母管他叫保育员）不知为什么突然异想天开，在他那令人尊敬的、我看惯了的秃头上戴上了中间分缝的火红色假发，显得那么古怪和可笑，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姑娘们和我们之间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她们和我们都已经各有各的秘密了；她们仿佛因为裙子长了一些而感到自豪，而我们则因为裤腿上有饰带而自豪。头一个星期日米米下来吃午饭时，就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帽子上系着那样华丽的缎带，令人立刻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不是在乡下，今后一切都要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