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爵夫人听了那首诗，对作者大加赞扬的时候，外祖母的脸色变得温和了，开始同她说法语，不再称她您，我的亲爱的，而且请她晚上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我们家来。公爵夫人表示同意，又坐了一会儿，就坐车走了。
那天真是宾客盈门，院子里，大门口，整个上午总有几辆马车同时停在那里。
“bonjour，chère cousine！[57]”有一个客人走进屋，吻着外祖母的手说。
这个客人七十来岁，身材高大，穿着军装，佩着大肩章，领口下面露出一只很大的白色十字架，神色平静而坦然。他那种豪爽洒脱的举动使我很惊异。虽然他的后脑勺上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半圈头发，虽然他的上嘴唇的样子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掉了牙，但是他的相貌依旧漂亮极了。
上世纪末叶，伊万·伊万内奇由于他高尚的性格、漂亮的仪表、过人的勇气、权贵的亲戚，特别是由于他的好运气，使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飞黄腾达起来。他继续服务，不久他就名利双收，在这方面不再有什么希求了。从小他的举止就仿佛他已准备在社交界占有后来命运给他安排的显赫地位；因此，虽然在他那显赫的、有些讲究虚荣的一生中，像所有别人一样，也有过不幸、失望和悔恨，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那始终非常泰然自若的风度、他那崇高的思想方式、他那基本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他赢得普遍的尊敬，并不是由于他的显赫地位，而是由于他那始终如一的言行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并不太聪明，但是由于他的地位使他能看不起人生的一切虚荣，因而他的思想是崇高的。他心地善良，富于感情，但是待人接物却那么冷淡，而且有几分傲慢。这是由于他处的地位可以对许多人都有所帮助，因此他极力用冷淡的态度来自卫，来抵挡那种净想依仗他的势力的人们的不断的纠缠和花言巧语。然而，这种冷淡却由于上流社会人物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而冲淡了。他很有教养，博学多识；但是他的教养只是在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末得到的。他读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修辞学方面所有的好作品，熟谙法国文学中所有的优秀作品，因此他常常能够而且喜欢引用拉辛[58]、高乃依[59]、布瓦洛[60]、莫里哀[61]、蒙田[62]和费讷隆[63]的词句；他通晓神话学，而且根据法译本研究过古代著名史诗，颇有心得；对历史有充分的知识，这是他从塞格尔[64]那里得来的；但是除了算术而外，他对数学一无所知，对物理和现代文学更是一窍不通。在谈话中他知道怎样沉默寡言，或者对歌德、席勒和拜伦泛泛地评论几句，但是他从来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尽管他受过这种古典的法国教育（这种类型的人现在已经如凤毛麟角了），但是他的谈吐总是平易近人的，这种单纯既掩饰了他对某些事物的无知，也表现了他的良好风度和宽容。他非常仇恨一切别出心裁的见解，说别出心裁是没有教养的人的狡猾手段。社交对于他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他住在哪儿，在莫斯科或者在国外，他总是非常好客，在一定的日子招待全城。他在城里交游极广，人们甚至可以拿他的请帖当作进入任何客厅的出入证。许多年轻美貌的妇女心甘情愿地把红润的脸颊献给他，而他就仿佛慈父一样地吻一吻；有些显然十分重要和体面的人物在获准参加公爵的招待会时，那份高兴是难以形容的。
像外祖母这样，和他属于同一个圈子，受过同样教育，见解相同，年龄相仿的人，对公爵来说已经寥寥无几了；因此他特别重视他同她的老交情，总是向她表示很大的敬意。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公爵：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他的大肩章、外祖母看见他时流露出来的特别的喜悦，以及显然只有他一个人不怕她，同她相处十分随便，甚至胆敢称她ma cousine，这一切使我对他怀着与对外祖母同样的敬意，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让他看我的诗的时候，他把我叫到跟前，说：
“怎么能知道呢，ma cousine，也许他会是杰尔查文第二呀！”
说着，他狠狠地捏了我的脸蛋一把，如果说我没有大叫起来，那只是因为我猜想这是爱抚的表示。
客人们散去了。爸爸和沃洛佳走出屋去；客厅里只剩下公爵、外祖母和我。
“为什么我们那可爱的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没有来？”停顿了片刻以后，伊万·伊万内奇公爵突然问道。
“ah！mon cher，”[65]外祖母压低了声音回答说，把手放在他的制服袖口上，“要是她能随心所欲的话，她一定会来的。她给我的信上说：‘pierre[66]劝她来，但是她自己不肯来，因为他们今年一年没有一点进项；’她又说：‘况且，我今年用不着带着全家到莫斯科来。柳博奇卡还太小，至于男孩子们，可以住在您那里，那比他们跟我在一起，我还放心哩。’这一切自然很好啰！”外祖母接下去说，她的口气清清楚楚表现出她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男孩子们早就应该送到这儿来，好让他们能够学点东西，习惯社交界的情况；要不然，在乡下他们能受到什么教育？……要知道，大的快十三岁，另一个十一岁了……您看看，mon cousin，他们在这里完全像野孩子……连怎么走进客厅都不会。”
“不过，我不明白，”公爵回答说，“为什么老抱怨境况不好？他有一份很大的家业，对于纳塔利娅的哈巴罗夫卡（过去你我曾在那儿演过戏），我是了若指掌的，那份领地好极了，一向有可观的收入。”
“我把您当作知己，对您讲讲吧。”外祖母带着忧伤的神情，打断他的话头说，“我觉得，这只是借口，让他可以单身住在这儿，常去俱乐部、赴宴会和干些天晓得的勾当；而她却丝毫也不怀疑。您知道她那天使一般的善良，她一切都相信他。他使她相信，孩子们应当带到莫斯科，她应当跟那个愚蠢的家庭女教师留在乡下——而她也就相信了。如果他对她讲，孩子们应当像瓦尔瓦拉·伊利尼奇娜打她的孩子们一样挨打，我想连这个她也会同意的。”外祖母说，带着十分轻蔑的神色在安乐椅上转动着。“是的，我的朋友，”她停顿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说，拿起她那两块手帕中的一块，来擦流出来的一滴眼泪，“我时常想，他既不重视她，也不了解她，尽管她心地善良，她爱他，她极力掩饰自己的悲哀，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她跟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记住我的话，如果他不……”
外祖母用手帕捂住脸。
“eh！ma bonne amie，”[67]公爵用责备的口吻说，“我看，您一点也没有变得更明智，您总是自寻烦恼，为了想象出来的伤心事流泪。哦，您不难为情吗？我早就认识他了，晓得他是个殷勤周到、善于体贴的、出色的丈夫，主要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68]。”
无意中听到一场我不该听的话以后，我就踮着脚从屋里溜出去，心情非常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