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我过十岁生日，得到那么珍奇的礼品以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万内奇用棍子上绑着糖纸做的蝇拍就在我的头上面打苍蝇，把我惊醒了。他打得那么笨，不但碰着了挂在柞木床架上的我的守护神的圣像，而且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脑袋上。我从被子下面伸出鼻子，用手扶稳还在摇晃的圣像，把那只死苍蝇扔到地板上，用虽然睡眼惺忪却含着怒意的眼光看了卡尔·伊万内奇一眼。他呢，身上穿着花布棉袍，腰里束着同样料子做的腰带，头上戴着红毛线织的带缨小圆帽，脚上穿着山羊皮靴，继续顺着墙边走来走去，瞅准苍蝇，啪啪地打着。
“就算我小吧，”我想，“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惊动我呢？他为什么不在沃洛佳[1]的床边打苍蝇呢？你瞧，那边有多少啊！不，沃洛佳比我大；我年纪最小，所以他就让我吃苦头。他一辈子净琢磨着怎么叫我不痛快。”我低声说，“他明明看见他把我弄醒了，吓了我一跳，却硬装作没有注意到的样子……讨厌的家伙！连棉袍、小帽、帽缨，都讨厌死了！”
当我心里这样恼恨卡尔·伊万内奇的时候，他走到自己的床前，望了望挂在床头、镶着小玻璃珠的钟座上的钟，然后把蝇拍挂到小钉上，带着极其愉快的心情转身朝着我们。
“auf，kinder，auf！……s’ist zeit.die mutter ist schon im saal！”[2]他用德国口音和颜悦色地喊道，然后朝我走过来，坐到我的床边，从衣袋里掏出鼻烟壶。我假装在睡觉。卡尔·伊万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了擦鼻子，弹了弹手指，然后才来收拾我。他一边笑着，一边开始搔我的脚后跟。“nun，nun，faulenzer！”[3]他说。
尽管我怕痒，我还是没有从床上跳起来，也没有理睬他，只是把头更往枕头下面钻，拼命踢蹬，竭力忍住不笑出来。
“他多善良，多喜欢我们，可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自己很难过，也替卡尔·伊万内奇难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里很乱。
“ach，lassen sie，[4]卡尔·伊万内奇！”我眼泪汪汪地喊着，把头从枕头底下伸出来。
卡尔·伊万内奇吃了一惊，放开我的脚，不安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他那慈祥的德国人的面孔、他那竭力要猜出我为什么流泪的关注神情，更使我泪如雨下了：我很惭愧，而且不明白在一分钟之前，我怎么居然能不喜欢卡尔·伊万内奇，认为他的棉袍、小帽和帽缨讨厌呢？现在，恰好相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可爱，连帽缨都似乎成了他很善良的明证。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妈妈死了，人们抬着她去下葬。这完全是我瞎编的，因为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了什么梦。但是，当卡尔·伊万内奇被我的谎话所打动，开始安慰我、抚爱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真地做了那场噩梦，我流泪是由于别的原因了。
卡尔·伊万内奇离开我的时候，我从床上抬起身子，往自己的小脚上穿长统袜子，这时眼泪不怎么流了，但是我所虚构的那场噩梦的阴郁的想法，却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照料孩子的尼古拉进来了，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爱好整洁的人，一向严肃认真，彬彬有礼，是卡尔·伊万内奇的好朋友。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沃洛佳拿来的是靴子，给我拿来的却是我至今还讨厌的打着花结的鞋。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哭；况且，朝阳愉快地从窗口射进来，沃洛佳又站在脸盆架前面，很滑稽地模仿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姐姐的家庭女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开心，那么响亮，连肩头搭着毛巾、一手拿着肥皂、一手提着水壶的一本正经的尼古拉都笑着说：
“得了，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5]，请洗脸吧。”
我十分快活了。
“sind sie bald fertig？”[6]从教室里传来卡尔·伊万内奇的声音。
他的声音严厉，已经没有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音调了。在教室里，卡尔·伊万内奇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是老师。我应声而来，连忙穿上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一边抚平我的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进教室。
卡尔·伊万内奇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一向坐的地方。门左边摆着两个小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外一个是卡尔·伊万内奇私人的。我们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封面的《histoire des voyages》[7]规规矩矩靠墙竖着，然后是长长的、厚厚的、大大小小的书籍，有的有封皮没书，有的有书没封皮。每逢课间休息以前，卡尔·伊万内奇就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卡尔·伊万内奇夸大地把这个小书架称作“图书馆”）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一切东西往那里乱塞。老师私人书架上的藏书，虽然册数没有我们书架上的那么多，种类却五花八门。我还记得其中的三册：一本是没有硬封皮的德文小册子，内容讲在白菜地里施肥的方法；一本是羊皮纸的、烧掉了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流体静力学全部教程。卡尔·伊万内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甚至因此损伤了视力；不过，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8]杂志以外，他什么都不看。
在卡尔·伊万内奇的小书架上所有的东西中间，有一件东西最能使我想起他来。那是一只用纸板做的圆盘，它安着木腿，可以借着小轴移动。圆盘上贴着一张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贵妇和一个理发师[9]。卡尔·伊万内奇粘得很好，这个圆盘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做这个圆盘的目的是为了遮住太亮的光线，保护自己的视力衰退的眼睛。
就是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他的身影——高高的个儿，穿着棉袍，戴着红色小帽，帽子下面露出稀疏的白发。他坐在一张小桌旁边，桌上摆着那只圆盘，圆盘上的理发师把阴影投射到他的脸上；卡尔·伊万内奇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面前放着一只表盘上画着猎人的钟、一块方格手帕、一个圆形的黑鼻烟壶、一只绿色眼镜盒和摆在小托盘里的一把剪烛花的剪刀。这一切东西都那么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地摆在各自的位置上，单凭着这种井井有条的秩序，就可以断定卡尔·伊万内奇心地纯洁，心平气和。
平常，当我在楼下大厅里跑够了的时候，我就踮着脚悄悄地上楼，跑进教室，那时我总是发现，卡尔·伊万内奇正独自一人坐在安乐椅上，神情安详而庄严地阅读他喜爱的一本什么书。有时也遇到他没有读书。这时他总把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半睁半闭的蓝眼睛里含着一种特殊的表情，嘴唇忧郁地微笑着。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他的均匀呼吸声和那块画着猎人的钟嘀嗒作响。
他常常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边想：“可怜的，可怜的老头儿！我们人多，我们玩呀，乐呀，可是他孤零零一个，没有任何人安慰他。他说自己是孤儿，真是一点也不错。他的身世真不幸！我记得他对尼古拉讲过自己的身世。他的处境真是可怕呀！”我非常可怜他，因此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说：“lieber[10]卡尔·伊万内奇！”他很喜欢我这么对他说话。每当这种时刻，他总要抚摸我，显然他深深地受了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差不多全是破的，不过，卡尔·伊万内奇妙手回春，把它们都裱糊得好好的。第三面墙正中间是通楼梯口的门，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是我们的，刀痕累累；另外一把是崭新的，是他私人的，他用它训戒人的时候多，画线的时候少。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圆圈记着我们的大错，用十字记着我们的小错。黑板左边，就是罚我们下跪的角落。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那个炉门，记得炉门上的通风孔以及人们转动它时，它发出的响声。我常常在屋角跪的时间很长，跪得腰酸腿疼。这时候我心里就想：“卡尔·伊万内奇把我忘了。他大概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为了让他想起我，我就把炉门轻轻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抠下一块灰泥。但是，如果忽然有一块太大的灰泥嘭的一声掉到地板上，说真的，单是那份害怕就比任何惩罚都糟心。我回头望一望卡尔·伊万内奇，他却捧着一本书，兀自坐在那儿，好像什么都没有觉察似的。
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破黑漆布，从漆布的许多窟窿下面好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的边沿。桌子周围摆着几张没有油漆过，但是由于使用了好久，已经磨得锃亮的凳子。最后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户。窗外的景色是这样：正前方有一条路，路上的每个坑洼、每颗石子、每道车辙，都是我久已熟悉和喜爱的；走过这条路，就是一条修剪过的菩提树林阴路，路后有些地方隐隐约约露出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在林阴路那边，可以看见一片草地，草地的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可以看到守林人的小木房。从窗口朝右边眺望，可以看到一部分凉台，午饭以前，大人们常常坐在那里。当卡尔·伊万内奇批改默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朝那边观望，我可以看见妈妈的乌黑的头发和什么人的脊背，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那里的谈笑声。因为不能到那里去，我心里很生气。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不再学习，永远不再死念《会话课本》，而同我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气恼会变成悲伤，天知道我为什么沉思，沉思些什么，我想出了神，竟连卡尔·伊万内奇因为我的错误而发起脾气，我都没有听到。
卡尔·伊万内奇脱下棉袍，穿上他那件肩头垫得高高的、打着褶的蓝色燕尾服，照着镜子理一理领带，就领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问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