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有不做诗的么？要是有，我想也不会比凤毛麟角容易找。难怪我们常听见人说，新诗多的像雨后的春笋。虽然这个比喻有些不切当。与其说新诗像雨后的春笋，不如说新诗人像雨后的秋蛙吧。

要是你的耳朵像我一样，不懂得音乐，听了秋蛙歌唱是不容易辨别它们各自特殊的音调的。可是它们歌唱得多么高兴，又多么自然！它们在有一时期是不得不唱的！那就是说，有一个时期它们是诗人。青年人也谁都有一个诗人的时期。这大约古今中外都没多大的分别。不过古今中外，大约很少有我们现在这样发表的方便。

这也许可以部分的解释新诗虽多，满意的贡献却不多的道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诗的模型，声调，修辞，造句，都得重新草创，它的困难比别种作品大得多。

我想起的两种新诗代表作品是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徐志摩先生的《志摩的诗》。《女神》很早就出版，《志摩的诗》去年秋才印成单行本，放在一块几乎就可以包括了新诗的变迁。并且它们的作者都是诗人，而且都很有些才气。郭沫若先生有的是雄大的气魄。他能在新诗初创时，排开了旧式辞章的束缚！虽然他对于旧诗词，好像很有研究的——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语句，而且声调很和谐。可是他那时的力量还不足，因此常常像一座空旷的花园，只有面积，没有亭台池沼的点缀。他许多诗的单调的结构，句的重复，行的重复，章的重复，在后面又没有石破天惊的收束，都可以表示郭先生的气魄与力量不相称。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郭先生会有力量撑得起他气魄的一天。他在他的《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他的思想，生活，作风，“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们揩揩眼睛，看他将来的作品吧。

《女神》里的诗几乎全是自由诗，很少体制的尝试。《志摩的诗》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经他试验过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诗，奇偶韵体诗，章韵体诗。虽然一时还不能说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它们至少开辟了几条新路。可是徐先生的贡献不仅仅在此，他的最大的贡献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受了很深的欧化的，然而它不是我们平常所谓欧化的文字。

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个洪炉里，炼成的一种特殊的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它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再加上很丰富的意像，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病。可是徐先生虽然用功体制的试验，他的艺术的毛病却在太没有约束。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觉到烦腻，在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的工夫。因为他喜欢多用实字，双双的叠字，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声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铙钹，很少提琴洞萧等抑扬缠缠的风趣。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病。

戏剧方面的成绩就不大高明了。一般的剧本，恐怕还比不上文明戏，因为文明戏里的人物虽然同样的荒唐，言语同样的无味，可是它们的情节至少比较的兴奋些。西林先生的《一只马蜂》等几种独幕剧，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这些独幕剧的结构非常的经济，里面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一个字是废字，它们的对白也非常的流利和俏皮。这许多是谁都承认的。可是许多人就只承认这许多。他们不知道剧中人专说俏皮话，是因为他们不能说别样的话。他们不是些木偶，作者借他们的嘴来说些漂亮话。他们都有生命，都有思想，只是他们的思想与平常中国人不一样。

他们是一种理想世界中的人，可是他们在理想世界，比我们在这实现的世界中还生动，还灵活些。也许他们是几百几千年后进化的中国人。他们的理智比我们强，他们的情感也多了几百几千理智的薰陶，成了一种——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理智的情感。西林先生的长处在这里，短处也就在这里。

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可是《玉君》并不在这里备一格充数的。你尽可以说它的结构有毛病，情节有时像电影。你尽可以说，他的文字虽然流丽，总脱不了旧词章旧小说的气味。甚至于你尽可以说，它的名字的主人，玉君，始终没有清清楚楚的露出她的面目来。可是只要有了那可爱的小女孩菱君，《玉君》已经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创作了，何况它的真正的主人，林一存，是中国小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人物。他是一个哲学家，可是并不是言语如木屑似的哲学家，他是一个书呆子，可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书呆子！他对朋友的义气，对女子的温柔，对强暴的反抗，对弱小者的同情，以及种种——例如喜欢同无论什么人发议论的——癖性，都使他成一个叫人忘不了的人物。要是他生在法国，再多活三十年，也许成了像法郎士的一流人。可是林一存是少年的中国人，而且就是林一存。

现在要说到两位女作家了。一位是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一位是几乎谁都不知道白薇女士。冰心女士是一个诗人，可是她已出版的两本小诗里，却没有多少晶莹的宝石。在她的小说里，到常常有优美的散文诗。所以我还是选她的小说集《超人》，《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可是里面有两篇描写儿童的作品却非常好。

白薇女士的名字在两月前我们也从没听见过。一天有一个朋友送来她的一本诗剧“丽琳”（商务），我们忽然发见新文坛的一个明星。她是与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亲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没有爱了。《丽琳》二百几十页，却从头至尾就是说的男女的爱。它的结构也许太离奇，情节也许太复杂，文字也许有些毛病，可是这二百几十页藏着多大的力量！一个心的呼声，在恋爱的痛苦中的心的呼声，从第一直喊到末一页，并不重复，并不疲乏，那是多大的力量！

本来说十本书的，现在一写就成了十一本。好在我并不是受什么试验，就让它去吧。

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虽少，当然不止十一本。可是我不愿意也不能做一个详细的测量。我不愿意，因为这样的工作太苦了。

我不能，因为我本来不是批评家，何况几乎不看新出的书。这到得申明的，我不看新书，并不是因为我不高兴看；也不是全因为没有时候去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去买来看。这一年来，我把以前定的几份外国杂志都停止了，所以已经八九个月没有看外国报，那里还有钱买中国的新书。（好像有人说我有一篇什么文章，是抄袭外国杂志的某作家的。我听了觉得非常的惭愧，因为我非但没有看见那篇文章，并且没有所见过那位作家的名字。可是我觉得我应当看见这些文章的——钱实为之，谓之何哉！）我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前途，还是怀着很大的希望。我相信，这希望不至于落空的。据jastrow的统计，四十七岁至四十八岁是著作家出产最伟大的杰作的年龄。这话我们固然不用相信，可是我们的新作家，无论我已经说到的或没有说着到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大都是三十左右的人。他们每年总得有二三十篇的创作成著述在前面。何况他们后面，已经来了一群更年轻的人。这是留心有几个刊物的人，少不得能够觉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