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生命中最不幸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和一个女人见面——理由难说正当，也不带一丝欲望诱惑。这女人唯一吸引我之处是她的荒唐：仿佛是我的命运迫使我在这般境地里找来一只不祥的小鸟为伴。五月，我从伦敦回来，神志涣散，精神躁郁，几乎是病态的，但这女孩很奇怪，她全然没有察觉。去年六月我离开巴黎去普吕姆(1)找嘟蒂，接着，躁怒不堪的嘟蒂又离开了我。回来以后，我就再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得体的态度。一逮到机会我便去和“不祥之鸟”见面。但也有几次我当着她的面便发起狂躁的疯来。

为此她很是担心。有一天，她问我怎么了，晚些时候她对我说她觉得我随时会疯掉。

我很生气。我回她：

“什么事都没有。”

她坚持：

“我理解您什么都不想说，可能现在我让您一个人待会儿比较好。您太激动了，不适合考虑这些计划……但我还是要说，我很担心……您打算怎么办？”

我看向她的眼睛，毫无一丝决然。我看来八成魂不附体，像是要摆脱某个顽念，却无法逃离。她转过头。我对她说：“您大概猜我喝了酒？”

“不，怎么？您喝么？”

“经常。”

“我说不准（她把我当个正经人，甚至是顶正经的那种，况且对她来说，酗酒与其他要求是不相容的）。只不过……您看来精疲力尽了。”

“还是回到计划上来吧。”

“您显然太累了。您坐着，但好像马上就要倒了……”

“没准会的。”

“怎么了？”

“我会疯掉。”

“为什么？”

“我难受。”

“我能做点什么？”

“不能。”

“您就不能和我说说您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不行。”

“那您发封电报叫您妻子过来吧。她也不一定非得待在布莱顿吧？”

“不，而且她已经给我写过信了。她最好别来。”

“她知道您现在这个状态么？”

“她也知道她对此无能为力。”

这女人很困惑：她应该觉得我既烦人又软弱，不过又相信她眼下的任务是帮我走出这种状态。终于，她横下心强硬地对我说：

“我可不能就这么放着您不管。我得送您回家……或者去您朋友家……听您的……”

我没吱声。那一刻，在我脑子里，所有事情都开始暗淡下去。我已经受够了。

她一路送我回到家。我再没说过一句话。

2

我通常在证券交易所(2)后面的一家酒吧餐厅见她。我让她和我一道用餐。我们总要花大功夫才能吃完一顿饭。时间全用在了讨论上。

女孩二十五岁，生得丑，还很邋遢（从前和我出去的女人正相反，个个穿得讲究又漂亮）。比起名字，她的姓拉扎尔（lazare）倒更符合她这幅阴沉可怖的模样。她古怪，甚至相当滑稽。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对她感兴趣。八成是精神错乱。至少，我在交易所碰见的朋友们是这么认为的。

眼下她是能让我摆脱衰颓的唯一存在：她刚走过酒吧大门——入口处，她黑不见骨的身影，在这通向好运与财富的场所里，好似象征不祥的愚笨幻影——我起身，将她引到桌边。她穿着黑衣服，裁剪糟糕、满是污渍。她好像从来看不见眼前的东西，走路总是撞到桌子。她没戴帽子，一头笔直的短发，梳得很乱，像脸颊两边长了对乌鸦翅膀。她有只皮肤发黄的犹太瘦女人的大鼻子，从钢架眼镜下的翅膀间冒出头来。

她恼人：说话速度慢，语调泰然，仿佛精神已超然世外；疾病、疲乏、贫困或死亡在她眼中都算不得什么。她事先假定别人身上都有种最为平静的漠然。她之所以迷人，既因为她头脑清醒，又因为她满脑子幻觉。我给她足够的钱印一份微型月刊，她觉得这杂志很重要。她在里面为共产主义辩护，不过理念却和莫斯科的官方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大部分时间里，我把她当个积极的疯子，而我，不过是不怀好意、为了寻乐子才加入她的游戏。我猜，我关注她，是因为她的激动昂扬与我的私生活一般失常、一般贫乏，同时也一般错乱。最吸引我的要数那种病态的渴望，它怂恿她为了被压迫者的事业献出生命与鲜血。我想，这定是不洁处女的贫瘠之血。

3

拉扎尔送我回去。她进到我家里。我叫她等一下，我妻子有封来信等我去读。信有八或十页纸。我的妻子告诉我她无法继续下去。她为失去了我自责不已，但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封信让我慌了神。我努力不哭，但没忍住。我一个人到洗手间哭。我停不下来，所以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擦不断流下的眼泪。

我给拉扎尔看我湿透的手巾，对她说：

“太可悲了。”

“您妻子出了什么事吗？”

“不，别在意，我现在昏头昏脑的，但也说不清有什么理由。”

“真的没事吗？”

“我妻子给我讲了她做的一个梦……”

“什么样的梦？……”

“没什么要紧的。您想知道可以自己看。不过，您可能不会明白的。”

我递给她埃迪特（edith）信中的一页（我不觉得拉扎尔看得懂，但我想她会吃一惊）。我告诉自己：或许是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但这是难免的，无论拉扎尔，我，还是随便什么人。

我让拉扎尔读的那一段与信中触动我的东西毫不相干。

“昨晚，”埃迪特写道，“我做了个没完没了的梦，它沉重，让我无法承受。我把它讲给你听，因为我害怕自己一个人把它留在心里。

“我们俩和好几个朋友在一起，后来有人说，如果你出去，就会被杀掉。因为你写了那些政治文章……你的朋友们觉得这没什么。你没说话，但你整个人变得通红。你当然不想被杀，可你的朋友们拉着你，你们就全出去了。

“突然有个男人要来杀你。要动手，他得先点亮手中拿的灯。我走在你身边，而那男人为了让我明白他要杀你，开了灯——灯里射出一枚子弹，击穿了我。

“你和一个年轻女孩在一起，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你想要的是什么，于是我对你说：‘既然有人要杀你，至少趁你还活着，和这姑娘去房间做你想做的事吧。’你回我说：‘我很愿意。’你和年轻女孩进了屋。后来，男人说时间到了。他又开了灯。第二枚子弹朝你飞去，可我却觉得中弹的人是我，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用手摸了摸喉咙：脖子上温热又黏稠，都是血。太可怕了……”

我挨着正在读信的拉扎尔坐在长沙发上。我努力控制自己，可还是哭了出来。拉扎尔不懂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梦哭泣。我对她说：

“我不能把一切都告诉您，可是，我在所爱的人面前就像个懦夫。我妻子一心一意对我。为我她几乎发了疯，我却背叛了她。您知道吗，我在读她梦见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我的所作所为，我就恨不得有人杀了我……”

拉扎尔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有人看到了远超乎其意料之物。这个平时无论思考什么都眼神坚定而确信的女孩，却突然狼狈起来，她僵住一般一个字也没说。我直视着她，但泪水却不受控制地从眼里流出来。

一阵眩晕袭来，一种幼稚的、倾吐的渴望攥住了我：

“我要告诉您一切。”

我带着泪说。眼泪流过我的脸颊，落进我嘴里。我突然不顾一切地向拉扎尔说起自己在伦敦和嘟蒂做过的所有难以启齿之事。

我告诉她甚至在此之前，我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背叛了妻子，而且我已经对嘟蒂着了魔，当我发现自己失去她时，我觉得什么都无法忍受。

我把一生倾诉于这位贞洁之女。对这样一个女孩（丑陋如她只能以可笑的方式忍受生活，被逼得既禁欲又死板）说这番话是无耻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我从未和任何人说过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而每一句话都像是种怯懦，不断羞辱着我。

4

表面上，我说话时一副可怜相，显得很羞愧，其实我作了弊。在拉扎尔这样的丑姑娘面前，打心底里，我始终是带着玩世不恭的不屑的。我对她说：

“我来告诉您为什么事情很糟，这原因您听着肯定很费解。我从没有过像嘟蒂那么美、那么诱人的女人，她让我彻底昏了头，可到了床上，对着她我却不行……”

我这番话拉扎尔一个字都没懂，她发了恼。她打断我：

“可是，如果她爱您，这也没那么糟吧？”

我哈哈大笑，又一次，拉扎尔表现出局促不安。

“您别说，”我对她道，“没人能编出比这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了：放荡男女仓皇失措，只沦落得彼此恶心。好吧……我还是好好说下去，我不会和您细讲，但想理解我们并不难。她和我一样习惯了无度放纵，装模作样不可能让她满意。”（我几乎是低声说出这些话。我觉得自己很蠢，但我需要诉说；无边的绝望——无论多么愚蠢——让拉扎尔的存在变得必要。她在，我就不那么迷惘。）

我解释说：“这不难理解。我弄得浑身是汗。时间白白过去。到最后，我耗尽了所有力气，但精神的枯竭更可怕。对她、对我都一样。她是爱我的，可最终，她呆呆地望着我，挂着一抹难以捉摸，甚是苦涩的微笑。我让她兴奋，她也让我兴奋，可到头来我们只是令彼此恶心。你明白吗，我们变得令人作呕……什么都做不成了。我完全迷失了，而且那一刻，我只想一头跳进铁轨去……”

我停顿片刻，接着说：

“有股尸体的余味挥之不去……”

“这话什么意思？”

“特别是在伦敦……我在普吕姆和嘟蒂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同意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但有什么用呢……您想象不到事情能荒唐到什么地步。我问自己为什么只有和她在一起不行，而不是其他人。当我蔑视一个女人时，事情从来很顺利，比如妓女。可是，只要和嘟蒂在一起，我就只想跪倒在她脚前。我太崇敬她了，我崇敬她正因为她完全迷失于声色犬马。这一切对您来说大概都很难理解吧……”

拉扎尔打断我的话：

“确实，我不懂。在您眼里，放荡让以此谋生的妓女一文不值。我不明白为什么放荡就能让这女人高尚起来……”

拉扎尔说“这女人”时流露出的一丝轻蔑之情让我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荒唐感中。我看了看这可怜姑娘的双手：指甲满是污垢，肤色灰如死尸。我突然想到她从某个地方出来之前大概没好好洗过……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拉扎尔在生理上令我反感。我面对面看着她。焦虑之中，我觉得自己被逼上了绝路——正在变得半疯半傻——这事既可笑又可怜，好像我有一只乌鸦，一只不祥之鸟，一个垃圾吞噬者栖在手腕。

我想，这下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鄙视我了。我看一眼自己的手，它们被太阳晒黑了，很干净；我淡色的夏装很整洁。嘟蒂的手通常让人眼花缭乱，指甲涂成鲜艳的血红。我何苦委屈自己受这等残次品的气，何况她还对别人的幸运不屑一顾。我准是个懦夫、蠢货，不过这一点，在当时那种状态下，我倒是轻而易举便承认了。

5

当我回答她问题的时候——我等了很久，像是完全呆住了——我所想的不过是借这相当缥缈的存在，躲过残酷无情的孤独。虽然模样可怕，但在我眼里，拉扎尔几乎是个幻影。我对她说：

“嘟蒂是这世上我唯一倾慕的人……（从某种程度而言，我撒谎了：她可能不是唯一一个，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是真的。）我又说：她非常富有，这让我兴奋不已；这么一来她就可以当面唾弃他人。我敢说：她一定是瞧不起您的。这和我可不一样……”

我试着微笑，疲倦让我脱力。但和我的期望相反，拉扎尔听任我说这些话，并没有低下头去：她变得很淡然。我接着说：

“现在，我还是都说出来吧……只要您愿意，我把一切都告诉您。有一次，在普吕姆，我甚至幻想过我和嘟蒂不行是因为我有恋尸癖……”

“您说什么？”

“正常的话。”

“我不懂……”

“您知道恋尸癖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嘲笑我？”

我烦躁起来。

“我没有取笑您。”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拉扎尔几乎没什么反应，好像这不过是个孩子自以为是的恶作剧。她反问我：

“您试过了？”

“没有。我从没到过那一步。我唯一做的是，有天晚上，我路过一间公寓，里面的老妇人刚死——她躺在床上，和其他女人并无二致，两旁各有一根大蜡烛，手臂沿身侧摆着，但手没有交叉。夜里，房里没人。那一刻，我明白了。”

“什么？”

“我醒来时将近凌晨三点。我想去有尸体的房间。我吓坏了，我一个劲发抖，可还是待在尸体面前。最后，我脱掉了睡衣。”

“您做到哪一步？”

“我没有动，我太混乱，完全昏了头；我只是看着，就这么远远地来了。”

“那女人依然美么？”

“不。完全枯萎了。”

我以为拉扎尔会生气，她却冷静得像是聆听忏悔的牧师。她只是简单地打断我：

“这解释不了您为什么不行？”

“不对。至少，和嘟蒂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答案。不管怎样，我清楚妓女对我的吸引力与尸体相似。这么说来，我也读过类似的故事，某人让妓女们用粉把身体涂得苍白，装成尸体躺在蜡烛中间，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和嘟蒂说过可以怎么做，而她对我大发脾气……”

“既然她爱您，为什么不肯扮成尸体呢？我猜，这等小事是不会让她却步的。”

我打量拉扎尔，惊诧于她在这件事上的直白，我有点想笑：

“她不是退却了。再说，她本就白得像个死人。尤其在普吕姆的时候，她差不多是病了。有一天她甚至想让我去找个天主教神父过来，她打算接受涂油礼(3)，在我面前模拟临终时刻，但这种闹剧我是无法容忍的。它当然可笑，可也格外骇人。我们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有天晚上，她浑身赤裸躺在床上，我站在她旁边，也一丝不挂。她想刺激我，就和我说尸体的事……但没用……我坐在床边，开始哭泣。我对她说我就像个可怜的白痴，我瘫倒在床边。她愈发苍白：她冒冷汗……她的牙齿开始打战。我摸了摸，她身体冰凉。她眼睛发白。她看着可怖极了……我当即全身发抖，仿佛宿命已经扼住我的手腕，用力扭扯好逼我叫出声来。我太害怕了，哭都哭不下去。我嘴唇发干。我套上衣服。我想把她抱在怀里和她说话。她厌恶地推开我。她真的病了……

“她吐在地上。不瞒您说，我们喝了一整晚……威士忌。”

“当然。”拉扎尔插道。

“怎么‘当然’了？”

我怨恨地看向拉扎尔。我接着说：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那一夜之后她就再也受不了我碰她了。”

“她离开您了？”

“没有立刻走。我们甚至还在一起住了好些天。她告诉我她对我的爱没有减少；相反，她觉得与我连在一起，但她嫌我，一种不由自主的嫌恶。”

“那种情况下，您没法指望还能继续下去。”

“我什么都指望不了，但一想到她会离开我，我就完全没了主意。我们之间已经发展到若是约在房间里碰面，先来的那个就会以为房间里有个死人。我们来来去去，一言不发。有时候，极个别时候，我们会相互注视。这又怎么可能继续下去呢？”

“可你们是怎么分开的？”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该走了。她不愿说出她去哪儿。我求她让我陪着。她回答说，也许吧。我们一路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我们找了车去酒店。车停下，她叫我安排住宿的事，然后在大堂等她，她要先去趟邮局。我让人取了行李，她继续坐车。她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我觉得她已经丢了魂。我们很早就说好一起去维也纳的，我还把护照给她让她帮我取信。况且，我们所有的钱都在我包里。我在大堂等了三小时。时间是下午。那天风大，云很低，可人觉得闷，天非常热。她显然是不会回来了，那一刻，我感到死亡向我逼来。”

这一次，盯着我的拉扎尔似乎被触动了。我收住话头，她自己却很是仁慈地让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说了下去：

“我由人把我领进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和她所有的行李……我敢说死亡正跑进我的脑袋……我记不清自己在房里做了什么……有一刻，我走到窗边，打开窗子——风声呼号，暴雨将至。街上，就在我身前，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燕尾旗。旗子足有八或十米长。风已经把旗杆掀了一半，旗子仿佛在扑打着翅膀。它没掉，它在风中喀啦作响，在屋顶的高度发出巨大的响声；它不断扭曲着形状，仿佛淌过白云的一道浓墨。这段插曲在我的故事里未免突兀，但对我而言却像个墨袋在脑中慢慢打开，这一天，我毫不迟疑要立刻死去，我往下探了一眼，可楼下有阳台。我把窗帘的拉绳绕在脖子上，它看来够结实——我踩上椅面，系好拉绳，然后我想给自己个交代。我不知道等我一脚踢翻了椅子还能不能救回来。可我解掉绳子，从椅子上下来了。惯性让我摔在地毯上。我哭了，声嘶力竭……最后，我又站起身来，我记得头很沉。我保持着可笑的冷静，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快疯了。我重新站起身，借口去直面命运。我回到窗边——黑旗依旧，但大雨倾盆；天色阴沉，有闪电划过，天空响起一声巨大的雷鸣……”

这一切都不再吸引拉扎尔了，她问我：

“您那条黑旗是哪来的？”

我存心要惹她不快，许是赧于自己像个自大狂般自说自话。我笑着对她说：

“您知道故事里唐璜出场时铺在晚餐桌上的黑桌布么？”

“这和您那面旗有什么关系？”

“没有，只不过桌布是黑色的……挂燕尾旗是为了悼念陶尔斐斯(4)之死。”

“刺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在维也纳？”

“不，在普吕姆，我是第二天到维也纳的。”

“您在现场，一定很受触动吧。”

“不。”（这个丑陋的疯姑娘对她所关心的问题的执着让我害怕。）“况且，就算仗真的打起来了，也是对我脑中所想之事的回应。”

“可战争怎么可能回应您的思想呢？打仗了您很满意么？”

“为什么不呢？”

“您觉得战争会带来革命？”

“我说的是战争，我没说接下来的事。”

比起我能告诉她的其他一切，我方才所讲的刚刚以最粗暴的方式让她震惊。

* * *

(1) prüm，系德国西北部一座城市，靠近德国与卢森堡边境。

(2) la bourse，前巴黎证券交易所，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第二区（巴黎主要商业区之一）。

(3) 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信徒将死之时，由神父在其额上涂圣油。

(4) dollfuss，全名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1892—1934），曾任奥地利总理，1934年7月25日于维也纳被奥地利纳粹分子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