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多，或少，人都悬于故事中，悬于小说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la vérité multiple）。只有这些读来时而令人心神不安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的情感去探求故事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小说的革新，抑或更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

以不同的技巧削弱对已知形式的厌怠之感，确实为许多人孜孜追求。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想知道小说可能的样子——如何能不首先了解并确定一个基准。揭示生命种种可能的故事不一定发出呼唤，但当它呼唤，便会激起一阵狂暴，失了这份激情，故事的作者就会对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视而不见。我相信：只有令人窒息的、不可完成的挑战，才能让作者找到途径，到达极目之外的彼方，那正是疲于世俗陈规所圈定的有限此间的读者所期待的。

我们如何还能流连于作者早已敏锐地超越了的那些书本之间呢？

我想提出这个原则。我放弃为之证明。

我要做的只是给出一些契合我论断的书目（寥寥数本……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但无序本身就是我意愿的尺度）：《呼啸山庄》《审判》《追忆逝水年华》《红与黑》《欧仁妮·德·弗朗瓦尔》《死刑判决》《萨拉辛》《白痴》(1)……

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

但这并非在暗示单凭狂怒的爆发或苦难的考验就足以确保故事所蕴含的揭示的力量。我这么说不过意在言明《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失常是《天空之蓝》的根基。但我从未觉得这个源头有足够的分量，所以1935年结稿后，我放弃了出版计划。现在，1957年，读过手稿并为之动容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发表这部作品。我最终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不过我自己多少已经把这部作品遗忘了。

1936年起，我就决心不再想它。

更何况，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让与这本小说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在悲剧本身面前，又怎会有人去关心预示它的征兆呢？

上述原委与小说本身给我带来的不满与不适相吻合。但这些情况现在都变得很遥远了，以至我可以说是在事件最炙手可热时写下的故事，也同其他故事一样，统统成了作者刻意置于某段不值一提的过往中的选择。今时今日，我的精神状态已与这本书出现时大相径庭；不过到头来，这个当时具有决定性的缘由，现在也显得无足轻重，我决定相信朋友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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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仁妮·德·弗朗瓦尔》由萨德侯爵所作（收录于《爱之罪》）；《死刑判决》系莫里斯·布朗肖所写；《萨拉辛》系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相对不为人所知，但确是其作品中数一数二之作。——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