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未能达到青年后期是对许多失344常的、不适当发展的低自尊人格的最后打击。就时间方面的成熟而言，通常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掩盖个人在自尊方面的缺陷——这种解决办法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运用的。
附属的发展困难
在童年期，偏差就已开始，除非在继后的发展阶段这些偏差得到了矫正，否则便会导致在后来生活中出现灾难性的心理障碍。随着对合作之强调的开始，当儿童没有做到大人所要求的行为时，恐惧的体验就会出现，而且由于羞愧和内疚而引起的复杂焦虑会得到反复灌输。因此，在成人看来，有时候需要对儿童进行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往往采取施加痛苦的方式，还有可能伴随着焦虑。结果，儿童常常不得不对权威情境做出复杂的345区分，以便形成对权威人物隐瞒事实的能力和欺骗权威人物的能力。作为这种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了预防技术和抚慰活动的发展，如口头上的“原谅”，而为了维持“社会距离”，往往伴随技术的演化。
许多儿童都已经认识到，愤怒会使情况愈加恶化，于是，他们采取了怨恨(resentment)的态度来取而代之；怨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隐方面。有时候，怨恨的情绪甚至在童年期也不得不加以掩盖，于是就逐渐导致了一个自我系统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会让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怨恨。我想再次讨论一下这样的事实，即向周围某个重要他人表现出对温柔的需要，往往会使这个人处于不利地位，感到焦虑，遭人取笑，等等。而这为对待生活的总体的恶意态度奠定了基础，一旦持有这种生活态度，便会视他人为敌人，可以说，这是童年期所发生的最大灾难，因为它很可能是继后发展阶段获取有益经验的巨大障碍。
在少年时代，对同伴的需要会带来遭排斥的威胁。少年之间在背景、能力、成熟速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有助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建立。在这种隔离影响之下，许多少年感到被排斥，并且遭受了自尊感的丧失。大多数人在少年时期都曾有过与同伴之间极为痛苦的经历，对于这种经历，用“害怕排斥”这个术语来形容，恐怕再恰当不过了——所谓“害怕排斥”，指害怕不被他人(这些人是他在学习如何做人的过程中将其当作榜样的人)接纳时所产生的一种恐惧。在这一时期，少年往往也会学习如何贬低他人，并且伴有自尊缺陷的可能性。这种贬低的开端大部分来源于父母所施加的影响，他们一直教育自己的孩子去注意别人的缺点。这种靠打击他人、抬高自己来维持自尊的做法，如果在继后的发展阶段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产生不幸的结果。在少年时代，这种类型346的安全操作显然会干预个体对个人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由于一个人只能靠指出其他人毫无价值来保护自己的自尊感，而这无法给他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自己的个人价值；于是，他就会开始想：“我并不像那个家伙那样糟糕。”
但是，每个人都憎恨自己的“弱点”——羞愧感、内疚感、孤独感——尤其是当他信奉超验意志学说时，更是如此。很明显，有许多人深受自主选择幻觉以及伴随这种幻觉而产生的结果，即先验条件内疚和自我谴责之苦；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种超验的要素都是意志的超自然特征。
维持选择性忽视的安全操作
在有些情形下，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困难往往可以在继后发展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得到矫正。但是，有时候并不能从经验中获益。即使存在着许多实际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安全操作干扰了观察和分析，从而也会阻碍个体从经验中获益。
我们已经讨论过选择性忽视这个单调沉闷的奇迹，它不限于任何不适当和不合宜的生活操作，它是一种典型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我们便不会从那些属于我们特定障碍范围的经验中获益。鉴于对选择性忽视领域的识别是治疗干预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现在想对那些始于童年期并有助于保持选择性忽视的安全操作进行分类。选择性忽视的领域事实上属347于经验领域，就像巴拉姆的驴一样。因此，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出过的，这些生活困难开始于童年期。
维持选择性忽视的第一个安全操作体现在角色戏剧化之中，个体知道那是假的。换句话说，这些虚假的次级人格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假设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就好像他是另外一个人，尽管他私下里知道自己并不是另外那个人。即便这种情况常常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也必须忽视自己的错误，以免“自己暴露无遗”。
第二个安全操作的表现是，个体可以采用不完善反应的我—你模式(me-you patterns)注99，这种模式与真实的人际情境相矛盾；在这种情形下，他既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多重“人格”，也认识不到自身的不稳定性。为此，我们现在就来考虑一下这个受到普遍尊重的精神病学术语——“投射”(projection)。
第三个安全操作的表现是，个体可以采用替代过程，其范围从“有意地”谈论某件事(从转变话题的意义上说)到无意地转换非常微妙的“交流心向”(“交流心向”可能会对所谓的“兴奋”状态产生影响，处于“兴奋状态”之中，个体常常会表现出极度的分心，无法长时间将谈话内容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论题上)，再到高度专注于内隐过程。这种满足愿望的幻想(这是我马上就要讨论的主题)是替代过程的一个例子。专注于内隐过程既可能伴有无法解释的行为，也可能不伴有这样的行为。但是，当用言语来表现这种高度的专注时，这种言语显然是无法交流的。为了说明这些替代过程，我将讨论一下疑病性专注(hypochondriacal preoccupations)和自怜(self-pity)。
最后，还有一些短暂或持久的“人格转化”——请记住，我们在这里把人格界定为个体独特人际关系方面的持久模式。我们已经讨论过童年期的恶意转化，当个体需要温柔时，他便会表现出不愉快的行为。我们在谈论“神游”时，也涉及更为短暂的转化。关于人格的转化，我们还有更多内容要讨论，譬如责备的转化，或者偏执型转化(paranoid transformation)。
猜疑和妒忌
在做进一步的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来区分一下猜疑(jealousy)和妒忌(envy)这两个术语的含义，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随意地将其视为同义词。348但是，猜疑和妒忌所包含的感觉到的成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而且，猜疑过程和妒忌过程所发生的人际情境也根本不同，这是因为妒忌通常发生在两人团体之中(很可能是一个附属的两人团体)，由一个深受妒忌之苦的人与另一位旁观者组成，而猜疑则往往出现在三人团体或三人以上组成的团体之中。我对妒忌(它在我们的社会中比猜疑更为普遍)的界定是：它属于个人的依恋或属性。妒忌是一种替代活动，在这种替代活动中，个体常常认为他人之所以出现了不幸的结果，是因为对方拥有了某种他所没有的东西，而当妒忌的对象从客体转向另一个人的属性时，它便不再是妒忌了，因为妒忌可以让当事人积极地认识到，与他人相比，自己还不够好。尽管妒忌主要涉及的是一个两人团体情境，但是这两人中间，有一个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另一方面，猜疑从不涉及两人团体的情境。它始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痛苦的过程，涉及三人团体或三人以上的团体，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可能完全陷入幻想之中。猜疑比妒忌更加强烈，更具破坏性；相反，与妒忌相比，它并不关注自身的某种属性或依恋，它涉及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际领域。有关猜疑的资料很难获得，但它显然常见于青年时期，而且往往与真实的或幻想的情欲事件有关。在这样的情形下，满脑子猜疑的人往往会确信自己在情欲事件中既不合宜，又毫无价值可言，同时，他还确信自己的伴侣和第三者在一起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在恶意情境中，猜疑往往具有妄想的成分。个人往往多少有些暗自变得无法获得可矫正的经验，先是通过遮遮掩掩的过程来矫正，后又通过补充过程来矫正，但所有这些过程都会使得事实变得无效。当备受猜疑折磨之人在三人团体中“看到”另一个人——联系的纽带——正在做着使他妒忌(纯粹出于恶意)的事情时，我们可以恰当地把猜疑称为偏执狂(paranoid)。
“愿望实现的幻想”
现在，我想讨论一下“愿望实现的幻想”，我认为349这种说法迄今仍然十分流行。毫无疑问，人体内部存在着相当有意的内隐过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这些有意内隐过程的结果，人们在许多情境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可以从严重焦虑中派生出某种满足或自由。这与睡眠中所进行的那种过程类型完全不同，与那些醒着时的出神状态也截然不同，当个体处于所谓出神状态时，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对此，我们可以用“沉思默想”(brown study)这个术语来形容。在有些情形下，这些持久的有意内隐过程或者沉思过程无疑代表着需要的部分满足。在这些有意内隐过程中，最为简单的过程具有补偿特性，同时伴随着能否意识到(这种意识的范围很广，从模糊到清楚)通过沉思过程来得到满足的感觉得到的需要。但是，这些相当有意的过程也包括一些不很有意的成分。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男子在某次鸡尾酒会上被一个十分迷人的女士断然拒绝了，晚上他回到家里以后，独自喝着闷酒，幻想着一些与遭到迷人女子断然拒绝的冷遇正好相反的情景。甚至在这种简单的具有补偿性质的沉思中，也有证据表明，在沉思过程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它们并非主要通过幻想来满足的需要。此外，在许多的所谓“愿望实现的幻想”中，主要的动机力量并不在于满足某种需要，而在于某种与安全感或摆脱焦虑有关的东西。你们也许都经历过这种情况的经典例子，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一次晚会上，有人兴高采烈地对你说了一些很可能会使你感到很为难的话；后来在你驾驶着汽车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完美的应答之词；遗憾的是，这些应答之词你也只能想想而已，因为晚会的情境已成为历史。由此可见，大量所谓的有意沉思过程的存在，是为了让个体释放敌意，以及其他某种分离的动机，或者说是为了缓解焦虑。当然，以下情况也很常见，在那种更为不悦的人身上，大量所谓的“愿望实现的幻想”，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补偿特性，它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自个体较低的自尊和自责。
当患者向精神病医生报告这种“有意幻想”(witting-fantasy)的350沉思过程时，精神病医生应当对这些沉思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以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仅仅是”部分的满足，在何种程度上包括了“预见”的要素，换句话说，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属于预期的沉思，以改进个体下次遇到类似情境时的行为。此外，精神病医生还应当确定，沉思中有哪些要素实际上没有为沉思者所理解，以及这些要素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患者相对来说尚未意识到人格方面。注100
习惯性低自尊
现在，我想谈谈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精神病学文献以及精神病医学家有关“自卑感”的话题中都曾被相当广泛地涉及。我认为，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习惯性低自尊(customarily low self-esteem)的体验，也就是说，与重要他人的人格化相比，个人的自我人格化不值一提。所谓低自尊，我并不是指一个发展机会有限的人所表现的实际意义上的自尊，也不是指一个能力有限的人所表现的自尊；相反，低自尊是某些不幸经验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习惯性地看低自己，我所谓的联合动机(conjunctive motivation)的表现方面就会被强加上一个很大351的障碍。所谓联合动机，我指的是这样一些冲动，它们往往会对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安全能够得到提高的情境进行整合。有关联合动机最为经典的例子是爱(love)，不论其本身如何罕见，它最为根本的倾向都在于构成对亲密之需要的许多冲动之中。不过，习惯性低自尊会使个体难以表现出联合动机——他会发现自己难以坦然地表现出对另一个人的良好感觉。
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可能会通过隐蔽和社会孤立来最大限度地缓解自己的焦虑，也可能通过剥削性的态度和替代过程在人际关系中疏导自己的焦虑和分离动机，或者在分裂过程中将它们表现出来。
隐蔽和社会孤立
许多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都会利用各种隐蔽手段来最大限度地缓解自己的焦虑，其中一个极端的手段便是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往往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孤立，这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越出某些规定的领地。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人身上看到有关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例子，他通过精心虚构的情节来隐蔽自我，这些虚构的情节后来就真的成为真实的，也就是说，利用该虚构情节的人变得非常习惯于这些情节，对这些情节的表达也非常熟练，以至他本人不再对这些情节持任何的怀疑态度。因此，一般说来，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身上往往都存在某种形式或程度的社会孤立，也就是说，他在与其他人接触时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规定。
剥削性态度
这些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的另一个方面在于，焦虑及其他一些分离的动机——其中有许多，比如憎恨等，是从焦虑中派生出来的——往往通过各种并不非常明显的方式在人际关系中得到疏导。对这些人来说，由于与他人建立合作的，也就是温柔、友好等关系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便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剥削态度(direct exploitative attitude)，这种态度用精神病学的行话来表示就是“被动性依赖”352(passive dependency)。在这里，我们同样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使用这几个词，而应当进一步思考一下，带着这样的东西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肯定的是，自卑的人往往会采取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表现方式(如果不认为比重要人物差一点的话，至少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致使他或多或少会成为他人善意关心的目标。这表明其人际关系技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有时甚至发展出了卓越的技能——尽管这些人际关系中所涉及的真实动机相对来说可能并不友好。由于低自尊的人长期涉足这些情境，因此这些情境对于所涉及的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有点令人不悦——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关系之中，即盛气凌人地对待自己的伙伴，或在伙伴面前表现得飞扬跋扈，已成了他们的安全之源时，更是如此。在那些情境中，被动依赖的人很容易进入其他人的轨道，彼此之间虽有合作，但却得不到任何特定的满足。
使精神病医生更感迷惑的是那种疏导分离性动机的间接的剥削态度(indirect exploitative attitude)，持这种态度的人表面上几乎从不承认自己比别人差。相反，他们会不断地表明自己是可以依赖的人。这让我想起了“来吧”(come-on)这词语：一个人总是表示自己愿意提供什么，但却始终看不到实际的行动。他们无法忍受别人认为他们依赖性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种态度是间接的原因所在；这些人必须采取某些复杂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自尊。在这一点上，最近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人格与人际关系理论，该理论以受虐狂(masochism)的概念为基础，至少部分如此；现在，我并不想提出其他一些与此相竞争的理论，所谓的受虐狂理论早该进坟墓了——我总是这样希望。我认为，受虐狂这个概念除了有一点模糊的思想之外，很可能就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但是，它却给精神病学思想带来了另一个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概念，叫做虐待狂(sadism)。在过去，这两个概念都很简单：既想参与情欲游戏又愿意接受伤害的人，被称为受虐狂；而既想参与情欲游戏又乐意去伤害其性伴侣的人，被称为施虐狂。但353是，细菌一旦滋生，便会到处都是。在我看来，受虐狂最终会还原到这样的程度：当某个人在讲话时，另一个人保持沉默，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受虐狂倾向的表现。不管怎样，生活中都有大量的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强迫，受到羞辱，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人们所想要的东西就是满足感与摆脱焦虑的安全感。因此，那些所谓的受虐狂实际上是以间接的方式作为交换，为的是让他人做某些对他有用的事情。
间接剥削态度的另一方面可以称为“博取同情”(preying on sympathy)。实际上，这种引导分离动机的方法近似于替代活动，对此，我到后面将会加以讨论，而且事实上，我常常也会感到有些困惑不解。“博取同情”作为一种间接的剥削态度，表现为人际技术的发展，有时候，一个人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或者做了一件令人垂头丧气的事，通过上述人际技术，便会主要表现为不停唠叨，致使他在这样一种障碍之下所付出的努力只能使听众或观众甚感遗憾。这种人往往在打过招呼(例如说“早上好”)之后，便开始跟人喋喋不休地列举一大堆当前的小小不幸和担忧，抱怨这些不幸和担忧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期望你对他的苦恼表示同情和理解——接下来，他又会去找下一个对象申诉。我认为，这是高度象征水平上的间接剥削；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当然，这种“博取同情”的做法也可能服务于更为实用的目的，那就是捂住你的嘴，让你无法批评那些实际上危害到你利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间接剥削的态度非常明显。
替代过程
但是，在考虑人际关系的困难时，把这种行为描绘成“博取同情”，并非始终富有意义。例如，行为是否含有任何间接剥削的东西，或者它是不是这一大堆复杂操作(我们称之为替代活动)的组成部分，可能并非不言而喻；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尤其困难。354相比于间接剥削的态度，替代活动主要不指向听众或观众；相反，它主要致力于回避与个体自身情境、自身动机等有关的某种意识。当情况确实如此时，明显“博取同情”的做法实际上更多涉及一种先入之见，为了用一个更好的术语来表示，我将它称为“自怜”。这种先入之见实际上属于替代过程的范畴。重要的是，在试图澄清一个人关于自己身上存在何种问题的想法时，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自怜。它有可能是大量的先入之见——在幻想或谈话中不失为一种消磨时间的非凡技巧，它具有一系列思维，迂回曲折，并伴随着说话者的泪水，他一边流泪一边诉说命运对他的不公。或者，在某个相对有限的领域内，它有可能只是某些情境的一种伴随情况。具有大量先入之见的人——这是我在治疗中最易失败的一个领域——几乎遭遇了所有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别人差的人际情境；他们通过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建立某种内隐过程或会话过程，并利用这一过程来说明诉说者是一个总是愁眉苦脸、非常不愉快的人。但是，在另一个类型的自怜中，尽管从先入之见磨灭了某些对自尊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先入之见具有替代性，但是，它存在于某个特定的背景之中，而且并不代表某种十分不幸的生活方式。例如，我有时候会说，同时也深切地感觉到，我的讲课进展得并不理想，或者说并不清晰，原因在于我太累了。不管怎样，关于某人不幸的先入之见(它代表着对某些令人心烦意乱的东西的纯粹替代)都是非常多的。但是，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在于：当一种先入之见出现时，他应该去确定它是剥削性的还是替代性的——要弄清楚他是否被置于要为对方做些什么的境地，并将其简要地表达出来，或者这是不是对方要摆脱他的过程。换句话说，替代过程主要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回避焦虑，而剥削的技术则是用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同时，355他又觉得光靠自己的表面价值无法获得这些东西)的方法。
自怜的这个要素属于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替代活动的范畴，也就是怀着妒忌之心的处事行为。妒忌很可能并不是一种自怜，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一种替代活动。妒忌产生于各种情境，在这些情境中，一个具有习惯性低自尊的人往往会受到干扰。不过，它也让个体避免了各种令人厌恶的比较(这些比较完全无益于提高他的自尊)。
现在，除了我已提到过的那些先入之见之外，还存在疑病性的先入之见，它是替代活动的一个领域，通常情况下，这个领域会引导焦虑和其他一些不友好的或分离的动机，这些动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低自尊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尽管它们有时候也有可能为联合冲动服务。疑病性先入之见是一个传统的术语，意指一个人极大地关注自己的健康或自身躯体器官某个部分的运作情况，它们不是博取同情的手段；奇怪的是，有些人只在他人表现出强烈的友好动机时才出现疑病性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是一组十分独特的替代活动，只有在一个人将自己人格化为习惯性地遭遇障碍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当然，也不能把这种先入之见理解成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健康，如担心自己是不是感冒了，等等；事实上，它们要特殊得多。例如，我认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经常外出旅行，每次都会随身带着一只大小合适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如果哪位乡村医生看到他竟然能够对各种疾病的防备做到这种程度，一定会感到无地自容的。至于我，不用说，我也认为他这样做很浪费，因为我有时候也实在不理解我的那个朋友为了应对不测，竟会做如此充分的准备，他不仅带有治疗天花的药品，还有避孕药；而且，他还带了所有治疗他曾患过的各种大小疾病的药物。顺便说一句，他是一个十分讲究效率的人；我喜欢作这样的思考：如果他不去实施这些很危险的替代活动的话，那么，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一次又一次，每当我感到厌烦时，就会看到他突然变得很专注，356然后匆匆离我而去。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是想回家去对付某种所谓的“疾病”，因为他觉得，在我感到厌烦的情境里，他那些所谓“疾病”的征象就会开始活跃起来。不过，我的朋友是一个特例，因为一般情况下，患有疑病症的人不会表现出非凡的天赋、广泛的兴趣，或者诸如此类的现象。另一方面，他十分关注自己的脉搏和心率，把它看做自己心脏是否出现严重问题的证据。有时，他可能也会十分关注自己的消化情况，在我看来，这种关注要普遍得多。此外——我不确定这一点是否常见——他还非常关注自己泌尿生殖系统的感觉或感觉缺失。
因此，在这些深刻而又专注的先入之见中，个体实际上丧失了接触外界事物的机会，其意识的参照过程过分地集中于细小的征象(这里所谓的征象是指人体组织某个地方进行着的某种现象)。或许，我只要提供一个例子，便可以澄清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例如，许多年轻人有着非常不幸的经历，他们在社交方面极度孤立，已迈入精神分裂的病程，他们对自己的生殖器十分敏感，常常表现出某种类型的疑病性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具有下列性质：当他紧张时，他的膀胱壁就会紧张，从而对尿道括约肌形成较强的压力。如果在那个时候分散他的注意力，按照一般的模式，他的括约肌就可能会松弛下来。尿液就会从膀胱里面排出，进入前列腺尿道，产生一种排尿的迫切感。但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具有特定类型的疑病症患者身上(他怀疑自己的生殖器有病)，上述一系列生理反应就不一定能完成。尽管尿液从膀胱进入前列腺尿道，但由于那个人处在了一种新的紧张状态之中，结果分散了需要排尿的注意力。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开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这种在他看来非常可怕的经验之中，他觉得有精液从尿道口泄出；事实上，他可能真的对阴jing进行过检查，可能会看到一些湿润的物质黏附在阴jing的尿道口上。在他看来，这就是他丧失活力的357证据——因为精液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太过分心、太多专注，以至于注意不到自己的排尿行为。现在，这种情形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它真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个人经常处于焦虑状态之中，担心由于精液的流失而丧失活力；无论何时，只要他在与别人接触时或思想上稍有分心，便可能散失活力，因为思想上的分心会导致内部括约肌的松弛；于是随着尿液进入前列腺尿道，又会引发那种深刻的先入之见，认为精液的流失将会丧失活力。这是疑病症的一个例子。我对它十分感兴趣，以至于不厌其烦地去计算它的发生频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与其他一些疑病症的例子相比，上述病例在结构上并不复杂，但它实际上却占据了那些垂头丧气的人们所有醒着的时间。
现在，我想讨论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社会性孤立状态与疑病性先入之见结合到了一起(后者是自我系统中分裂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除了分裂的动机系统以外——这里的所谓分裂，意指与意识内的表征完全割裂——还有一个包含分裂过程的复杂系统，它维持着这种分裂。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我系统中如果不具备大量的预防装置，以避免任何突如其来的分裂的冲突，那么，他便会去维持分裂。通常情况下，这些疑病性兴趣是分裂系统的组成部分，个体总会预期这些兴趣会变得很极端且具有吸引力，此时，人际关系的现实会使得分裂中的某些东西变得活跃起来。这种情况在我刚才提到的那群年轻人中可以得到证实。对于这些经典的情况，漫不经心的精神病医生可能会说患者“受阻了”。换句话说，当精神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谈话进入这样一个领域，即这个领域可能会由于某次偶发事件而引发了患者身上的358分裂倾向时，患者便深深地专注于这样的事实：他现在正在丧失一些活力。但是，由于这种想法始终与不可思议的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患者不可能向精神病医生说明这一情况。无论如何，患者都会觉得这与他正在谈论的事情完全无关。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一种不悦的情绪，而且具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力量，致使他完全遗忘了正在谈论的东西。于是，精神病医生不得不从头开始，如果医生和患者再次到了第一次出现“受阻”的地方，受阻的情况很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当然，医生和患者要想到达这个受阻的地方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病人已经受到警告，只要一从头开始，病人就已受阻了。
“受人利用”
现在，我要讨论的问题乍一看与我刚才讨论的内容相距甚远，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我将要描述的这种经验通常被称为“受人利用”。这很可能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经验，而且，在有些人的经验里，它非常悲伤，而且经常发生。例如，有些关于这种经验的不那么重要的包括在房地产领域里上当受骗或受到欺诈。但是，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那些只有当某个人利用你时才会发生的情形，这个人所采取的方法是先引导你暴露弱点；一旦你暴露了弱点，他就会取笑你，或者幻想着你正遭人取笑，从而让你产生一种羞辱感。我确信，你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至少可以回忆起这样一个人，他曾在你过去的生活里，为某种恶意的预谋所驱使，时而诱使你做某事或说某事，然后因为你所说的或做的来取笑你。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你有时候也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但现在，你也许能够做到十分沉着冷静，谨慎行事，并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以至于你越是这样，便越可能遵循早期的模式，即越怀疑别人是否在捉弄你；至少那是常见的衰减。
有关真实或幻想的取笑的讨论似乎是讨论“投射”的一个好起点。当我们359不确定人们究竟是钦佩我们还是取笑我们时，我们可能会难以对这一情境和“投射”的通常含义之间做出区分。不过，我想先评论一下“投射”这个术语的广泛用法。一开始，我们在一切人际关系方面都有投射。我们试图预见活动，我们会把该活动预见为某个具体的人的活动，这种预见本身便是一种投射。由此可见，预见常常被用于这样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你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且认为把你引入这一情境的人此时会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人。但是，“投射”这个术语(就像它在精神病学中的通常用法)似乎意味着——如果它确实意味着什么的话——我们投射了错误的东西。例如，当我对你抱有好感时，你却将恶意、憎恨和蔑视投射于我！正如我们好言劝诫酒鬼时所遭遇的情形那样。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预见的程度可以是良好的、适当的和合宜的，也可以是不良的、不适当的，这两种情况因人而异，也视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它取决于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动机情结、对方身上的动机情结、个体是否疲劳以及个体近期的状态等。我已经说过，长期低自尊的人总是预期别人不会给他有利的评价，而且，我认为，投射的机制并不能说明许多事件的原因。
分裂的失败
现在，我想考虑一种特别重要的情境，它在那些长期低自尊且一直被利用的人身上作为一种特例而产生。而且，它是一种情境，在该情境中所揭示出来的弱点实际上也包含了人格分裂系统的某些证据。在这些例子中，一个人被引导着暴露出弱点的经验——不论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往往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可思议情绪，即敬畏、畏惧、厌恶和恐怖。这些情绪在许多方面都近似于个体人格中所表现出来的分裂成分，除非他陷入了某种精神分裂症的白日梦状态。因此，这些情形既可能是意识领域内人格之“非360我”方面的短暂表征，也可能是意识领域内人格之“非我”方面的持久表征，对此，我几乎很难说它通常是人格化的，但在某些不幸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已成为人格化的。正如我在前面曾简要提出的，这些情境可能伴随着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出现强烈的迷恋，也就是说，个体尽管出现了一些可怕的感觉，但似乎依然无法回避那个曾经利用过他的让人不愉快的人；另一种情况则是出现厌恶的情绪，这是一种极端的回避态度，伴随着不可思议的感觉，而且这些感觉十分有力、强烈，以至个体处在了不悦的状态，并怀疑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一特定事件变得如此令人反感——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对一个人自我知觉的不愉快的补充。不然，这些情境就有可能伴随着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怀疑(awful suspicion)，个体借此开始真正地建立起可能性——或者不大可能——的结构，从而变得越发不可思议了。
在这里，我们开始涉及猜疑这种体验。猜疑可能既不是特别地不可思议，也可能如传统的精神病医生所说，是一种“妄想性猜疑”。一般说来，它的表现形式由其发生时分裂系统参与的程度来决定。也就是说，根据我与患者相处的经验来看，不可思议的情绪对猜疑的影响，视分裂系统卷入的程度而定。一个人的情绪越是不可思议——越是带有病态性质——他的猜疑就越明显，所涉及三个人中的一个或两个的入迷程度也就会被证明越强烈。这种入迷的特征是自我系统用来对付分裂动机的一种防御所具有的复杂功能；只要这种防御强而有力，分裂的畸变就会非常明显。
除了幻想、明显的厌恶以及可怕的怀疑之外，下一个阶段便是我所谓的成熟的“土著”思想(full-fledged “autochthonous” ideas)——一个人带着不悦的心情暴露出自己那些与分裂系统有关的弱点。这个冗长乏味的旧时词组指的是一种思维内容(即心中的某件事)，它似乎来自外部，由外界的力量置于观念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归属感或父母身份的感觉。因此，当自我系统将分裂动机系统361的明显证据排除出意识——该动机系统的分裂，由某些外来的、不可思议的思想或想法在意识中反映出来——它们便与自我没有了任何关系。它们除了表现为一种妥协之外，确实与一个人自身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不悦过程的下一步便是幻觉(hallucinations)的发生，其惊人的发生频率是可见的。幻觉的发生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心中存在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看似外来的，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且还意味着一个人体验到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他听到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通常带有强烈的敬畏、惧怕、恐怖或厌恶的情感色彩。据我所知，幻觉是各种有效经验的象征，除了它具有不可思议性之外，幻觉是否需要外部的来源都毫无关系——事实上，这是精神病学争论中最乏味的主题之一。
人格的偏执狂转化
尽管幻觉并不必然引发精神分裂症的发作，但它们确实常常会这样。现在，我想简要地讨论一下当精神分裂症发作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精神分裂症发作之后，往往就会出现——而且往往非常迅速——我所谓的“人格的偏执狂转化”。在这些情境中，要想维持个体人格中先前分裂倾向方面的合理分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从人格化自我方面看，这种人格现在仍然是分离的)。结果，那个分裂的东西，即那个在某种意义上与“非我”相关的东西，现在显然人格化为了“非我”，也就是说，人格化为了他者(others)。这个他者也带着谴责，谴责先前将个人潜能中不可容忍的方面保存在分裂之中的做法。
现在，在转化开始时，一个人所拥有的唯一印象是他处于恐怖以及那种使人感到威胁的不可思议之情绪的控制之下。不过，如果他没有完全被这个过程所压垮，那么，他便可以相当迅速地构建出“恶人”的人格化。而且，在人格化这个特定恶人的过程中，转化开始迅速启动，因为它在有一个方面特别362成功：它开始在他人身上——包括他周围的人和他的敌人——强加那些在他自己身上明确被说成缺陷、过失、缺点等的东西。因此，随着这个过程的继续，他开始洗手，意欲洗去自己人格中所有真实的和幻想的不幸方面(迄今为止，他为那些不幸方面伤透了脑筋)。在这些情况下，不用说，他已进入一种相当难以补救的状态——用分类学术语表示，就是一种偏执狂状态。如果说精神分裂症的序曲难以察觉——我要补充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可能以某些带有不祥之兆的方式进行——那么，偏执狂状态的最初表现便与我所谓的“突然开窍”(illumination)有着一种奇妙的关系。在极其不幸的情境中，这些所谓的“突然开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会发生在个体实际面临的真实情境中，而对于这种情境，他先前曾予以了选择性忽视，为的是能更好地获得定向。不过，比起幸运的定向来，更为常见的是来势凶猛的人格偏执狂转化——谴责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个体突然“明白了一切”。这个过程的开端，实际上是突然顿悟到某种怀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恐怖。在突然的顿悟出现之前，怀疑可能已经萦绕在个体心头，并带有一点不可思议的特征；但是，随着这种顿悟的产生，个体开始生活在一个“非我”已经被人格化的世界中，并积极主动地关注自己的弱点。
那么，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有些人身上存在着疑病性先入之见与偏执狂人际关系的相互交织和轮番替代的情况。强烈的疑病症通常会导致灾难，即从精神分裂症中出现了偏执狂转化。有时候，在以这种偏执的方式生活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种退缩(如害怕敌人、担心阴谋等)，这种退缩符合关于身体机能失调的先入之见——认为引起灾难的事件正在发生。注101 这种轮番交替——我们中有许多人都遇到过，363因为它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在提出构成“非我”概念结构之基础的现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想，通过提及我曾治疗过并且我觉得可能意味着最终康复了的唯一一个偏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可以对疑病症和偏执狂之间相互交织的过程作些说明。那个患者是一个男孩，他曾患上了十分严重的偏执狂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后开始痊愈，但仍抱怨他的喉咙不舒服。他的喉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表明喉咙病变的征象，但他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喉咙，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把这个男孩带到了一名喉科医生那里，这名医生不仅业务精湛，而且非常关注精神病学方面的问题。他对男孩的喉咙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并给了他一本精美的解剖学教科书看，让他知道自己的喉咙与彩色解剖图上的图画完全一致。离开时，这个男孩深为感动；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冒险。当我再次见到这个男孩时，他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并且说：“医生，你看，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是什么东西使我的喉咙疼痛了；我已经把某种东西分离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