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人格化融合中的作用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好几章的篇幅讨论婴儿期，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一主题。在讨论语言行为时，我希望能够清楚地表明一点，即要想婴儿在语言行为方面取得成功，所涉及的重要成年人需要做出赞许、温柔等反应。这种言语行为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价值(尤其随着它在学龄期显现)是我们难以意识到沉思过程(沉思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相对简单的经验的不完善反应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有些高度发展的不完善反应形式使人甚至难以意识到某些沉思过程。就那些并非天生聋哑的人而言，言语行为具有近似魔力的性质；例如，我们中有许多人，尽管被恰当地授以了这样或那样的博士学位，但仍经常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某些言语行为有赖于这种真正的魔术般的潜力。在精神病学实践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们特别依赖于言语行为的潜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难以与别人相处的一个显著特征。

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语言行为的特殊力量而在童年早期阶段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人格化的融合(fusion of personifications)。就觉知(awareness)而言，这种融合是最终的，也是绝对的；但是，就人格而言，它并不需要像任何这样完整的东西。现在，我想要提及的是到这一阶段已经出现的养育者或养育者集体的双重人格化——好母亲或坏母亲(或邪恶母亲)的人格化。若无言语行为在人际情境中起着不可思议的作用，若无年幼儿童周围的成年人赋予他巨大的能量，用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即语言)去武装儿童，儿童就不可能把两个母亲的最初印象保存下来——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给予温柔和合作的母亲，以及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伴有焦虑和干预的母亲。你们可能会说，虽然这种将一个现实的个体一分为二的做法能在较低的人格层面上继续，但却几乎不可能长期存活于高压的文化移入(high-pressure acculturation)之下，这种高压的文化移入会让我们称呼一个人为“妈妈”，而称另一个人为“姐姐”，等等。因此，不管好母亲和坏母亲这两个分离的人格化组织得多么彻底，它们的个体性都会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消失殆尽，或融入后来的人格化之中。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融合视为是综合的。换句话说，所有组织进婴儿期坏母亲人格化中的特性，并不必然出现在童年期明显开始的对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婴儿期好母亲的一切属性也几乎不可能融入童年期对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在某些情形下，我们能看到证据表明这最后一句话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在后来的生活中，个体会寻求(而且可以十分清楚地证明他确实在寻求)某个符合好母亲人格化的人，而这种人格化在“现实”母亲的人格化中并不显示出来。某个人格阶段的人格化进入后一人格阶段人格化的特别复杂的方式——尽管很少有情况完全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有声言语行为的独特力量，而且只要他处于有组织的教育情境中，也可以归因于童年期及其继后的发展期对语言行为习得所提供的高度奖赏。

逃避的原理

现在，我想进一步论述自我系统的发展，对此，我一开始将概括一下背景，然后系统地阐述我所谓的逃避的原理(theorem of escape)。与假定组织人际关系知识的其他动力机制不同，自我系统尤其抵制凭经验而做出的改变。我们可以用一条原理来表述这一点：根据自我系统的本质——其共有的环境因素、组织和功能活动——自我系统往往能够逃避与现行的组织和功能活动不相宜的经验影响。如果你想根据精神病学的这一系统来理解人格，或者，如果你想从事该系统所蕴含的治疗的干预类型，你就得理解自我系统的这一特性。我在前面谈及自我系统时，曾说过它具有纯经验的根源，而且我说过，与需要的动力机制不一样，它并不依赖于那些构成人性动物之基础的物理化学共存的特性。这个自我系统完全导源于人类必要环境的人际方面；它因极不合意、极不舒服的焦虑体验而被组织起来；而且，组织的方式是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现存的或预见的焦虑。

但是，我想重申一点，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引发焦虑的情境特征。很明显，由于母亲焦虑就会导致婴儿焦虑，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婴儿能够充分理解产生焦虑的原因；有一点或许让人难以理解，即在成年人身上，同样也存在不能发现引起焦虑之情境的情况。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能够对一些事物加以命名，或对其做出解释，而这导致我们(部分地)看不到引起焦虑之情境所具有的特征(人类从来都不曾能够完全理解、把握这个特征)。有一则古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病人痛得十分厉害，他自觉病得很重，但是当医生说“哦，只不过是阑尾炎”时，他觉得舒适多了。这便是当有人在言语上给我们贴一个标签，我们便感觉好很多的一个小例子，这就好像是通过这个标签，个体就熟悉了一组新的事实——要是对别人也能这样就好了。我们经常做的很多无效而又不适当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毫不费力地说出一套词语的话，就会感觉更舒适、更值得，通常情况下，这套词语就像传统妇女解释神秘事物时说“我这样做是因为……”一样有效。事实上，在漫长的精神病治疗生涯中，我会说，我已经对那种以“正是因为……”来结束的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越来越有感情；后面跟的词语越多，就越难猜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套话——诚如其名称所表明的，文饰作用——而且，也就越难猜出人们本该看到的重要线索。

因此，不管我们作为成年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谈论引起焦虑的情境，我们都几乎不能把握这种情境的特征——当然，儿童也不能把握它们。因此，对于自我的动力机制，我们所要补充的是：要么对引起焦虑的情境作不完善的观察(imperfect observations)，以及对为减少或避免这些情境重复出现而做出的成功干预作不完善的观察；要么是一些确定的创造(definite inventions)，通过这些创造，较为简单的操作会建立起更为复杂的操作，即通过重组旧事物——对这个概念，我在后面将作简要讨论——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此外，文化本身的基础并不在于哪一条甚至能为天才所把握的一般原则，而是基于许多矛盾的原则。正是在我们这种文化的生活教育中，我们所有人都体验到了大量的焦虑情绪。

尽管任何一种反复出现的经验都会很快增加进来，并修正那些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任一动力机制的表现，但自我系统的特殊结构和功能活动在于，个体要经历一系列的失败——我们称之为安全操作(security operations)，当自我动力机制是活动的核心原动力时，它便是典型的表现——而无需凡事都去学习。事实上，机遇在于，在遭遇引起焦虑情境的微弱线索时，自我系统的活动会更容易发动，但依然没有表现出从那些与满足生物需要相关之失败中获益的类型。我们在研究对经验的这一让人觉得奇怪的迟钝反应时，可以看到，这些毫无益处之经验模式的特征在于，无法根据业已并入自我系统的倾向来进行理解或分析。

不用说，避免从经验中得益的自我系统的终生倾向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想强调一下自我系统的这种一般倾向。为了强调我们非常不理性和完全不愉快(如果我们期望别人，只要涉及他的自我系统)——虽然这在自我系统并不涉及的所有领域里都是一个十分合理的预期——他便能从其经验中迅速得益，我已陷入一个阐释原理的困境。这并不会使自我系统完全无力改变自婴儿期起的主要特征；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对人格的一般性影响(这种影响会与每个发展时期的早期阶段新成熟的需要或能力相伴随)，自我系统的功能活动在方向和特征上总会有所改变；而且，正是在这些时期，自我系统特别容易发生幸运的变化。据我所知，这个自我系统能在任何人格系统中为经验所改变；但是，这种经验(更确切地说，这种可以期望变化的装置)通常必须十分周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个自我系统对于作为经验之结果的变化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发现在治疗中根据复杂组织的、相当持久的治疗操作来思考相当有益的原因所在，而依据这样的治疗操作，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要求自我系统进行扩展——吸收先前已有的经验——的情境，因为在特定的人际情境里，选择性忽视对患者对焦虑的易感性没有实质性影响。

升 华

现在，让我们回到有关童年早期的讨论，请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与幼儿追求需要的满足有关的活动上——到此时为止，这种活动既是外显的，又是内隐的。到此时，这些需要不仅明确涉及与生化世界的必要共性(communality)——对食物、水、氧气以及废物排泄等的需要——而且还包括一种不断增长的对区域需要的补充。这后一类需要包括表现每一种成熟能力的需要——我们所看到的是儿童在表现出任何一种已经获得之能力时的快乐。行为模式与外显过程——它们在早期只能通过推理得知，而现在变成可用客观方法加以证实了——的改进，源于新能力的成熟以及以往的经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改进，正如通常所速记的那样，会被归为关于“现实”的改进了的信息。所有这一切，不仅会导致从旧模式中创造出新模式，而且还会导致从与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正不断地适应文化)相处的人际情境中以某种方式(这些方式我在前面已做过描述)获得信息。

在这些创造中，存在一种行为改变的模式——一种对行为模式和外显过程的改进——根据我的定义，这种改变模式具有很广泛的意义。我像往常一样，懒得或无力为这种行为改变或参照过程改变的模式寻找一个术语；因而带着我至少体验了10年的同样的不满，我再说一遍，我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关于升华的变化。诚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我在谈论升华时，所讨论的东西并不是弗洛伊德在提出该术语时心里所想的东西；我关于升华的思考，使它成了比经典精神分析研究可能提出的内涵多得多的过程。由于缺乏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我将继续称这些表现为升华，它出现在婴儿后期，在童年期变得明显，并且在继后的时期变得非常明显。由于这是行为和参照模式中变化之重要表现的标志，因此，请允许我对此稍作详细的说明：

对于一个遭遇焦虑或与自我系统相悖的行为模式来说，升华作用是一种无意的替代(unwitting substitution)，它具有一种社会上更可接受的活动模式，这种活动模式部分地满足那个导致麻烦的动机系统。在更为幸运的情形里，睡梦中所发生的符号过程会处理那些尚未满足的需要。

注意，这是我第一次特别强调无意(unwitting)这个词。我希望，通过讨论我们所有人的外显生活，我已为其准备好了途径。在婴儿身上，那些可予推理的外显过程当然不能被认为处于婴儿的觉知范围之内，即不处于他清晰的认识或理解的范围之内。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出的，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最后一步——或者除了最后几步——我们每个人，无论表现是多么不同或多么相同，通常都用十分外显的行为来表示所谓意识或觉知的内容。因此，我所谓的无意(unwitting)或没有注意(unnoted)，指的是那些确实已发生的大量外显的参照过程，但是，当事人对它们的出现却完全不知，只能根据他确知的或确实注意到的东西来进行推导，换句话说，根据其所谓的意识领域中出现的东西来进行推导。要在我所指的意义上使用升华这一术语，大家必须看清这样的事实，即它出现于意识内容领域之外；其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颇为重要，而且，到我们讨论所谓心理障碍的特殊模式时，该原因很可能就会变得明晰起来。现在，我想描述一下这种升华作用中所发生的事情：升华中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与社会监护人或适应文化者所施加的焦虑相悖的需要；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然，没有哪个例子是完美无缺的——便是年幼的儿童把沾有粪便的大拇指放入嘴里。当我们发现这个年幼的儿童在以这种特定的方式玷污手指时，总是或经常挑出某个特定的玩具并吮吸它，于是我们便可以确定存在一种对吮吸玩具之经验的“替代”，即以吮吸玩具来替代把沾有粪便的大拇指放进嘴里的经验，在婴儿后期，每当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假定这是婴儿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似乎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例证，用来唤起人们注意一生中升华作用得以发生的方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升华虽然时而发生，并得以继续，但却是无意的。至于发生什么以及什么东西得以继续，是一种对需要的部分满足；这种部分满足替代了与焦虑相悖之需要的满足，即替代了被周围重要他人的禁止姿势所禁止之需要的满足。至于什么东西被替代，也就是说，在对这种特定的满足需要的行为的替代中所出现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得不到赞许的东西，或者说并不是非常不赞许的东西——并非作为自我系统活动之目标的东西，不管这种活动有多原始。

这种升华作用，或者对目标的特定替代，按其在满足需要方面所占比例而言，可以说(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几乎完全能够满足，因此，只有很小一部分剩余的需要未能满足。在我的例子中，手指沾染粪便并不意味着嘴边都是粪便，一个玩具的替代并不能满足有关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包括吮吸满足和被吮吸满足的结合，而玩具却是没有感觉的。那么，未为这些长期被社会赞成的技术所满足的过剩的需要是什么呢？在许多例子中，这种过剩的需要可以通过外显操作来解除。对生活繁忙的成年人来说，从事这种外显操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期间；尽管并非必定如此，但通常都是这样。在童年期，这种外显满足并不一定被推至睡眠状态，而到了童年后期，在需要满足的过程中，某个遭禁活动的未满足成分，可能会如实地反映在幻想的活动中。问题是，这个未被升华作用所满足的过剩需要，会由于那些外显的或内隐的符号操作而得以满足，而这些符号操作并不特别与社会审查相冲突，也就是说，它们与焦虑没有特别的关系。不用说，在追求那些很少隶属于外显过程的满足时，存在着某些行为或外显过程的模式。我们在讨论青年期时，会发现这是真正的欲望(lust)，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某些构成欲望模式的区域需要可以得到升华，但如果个体依赖于这些过程来解决整件事情，那么麻烦即使不在眼前，也会离他不远了。

大量所谓的学习，都是由行为的改进和外显参照过程的变化所构成的，而行为的改变和外显参照过程的变化则通过相对简单的升华过程来实现——通过将需要部分满足的活动与其他活动的模式相结合——很可能纯粹在于追求安全感，也可能有一部分在于追求其他的满足——这样就能成功地避免焦虑。但是，当这类事情构成学习的重要部分时，人们不能指望正在从事这种学习的人会知道自己是如何学会这些内容的。当所谓的替代明确在意识领域运作时，教育过程几乎不能有效地起作用(如果它确有作用的话)。我不时地听说，我们应该给幼儿机会去理解为什么需要某些事情的原因。如果这一点十分必要的话，那我们也许要到60~140岁才能成熟，我怀疑有多少人能受得了这种冗长而又乏味的等待。因此，正是在这类行为改进和发生在意识之外的外显过程中，人们才可以发现对一个生活在完全无理性之文化中的人实施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外显过程虽然发生在意识之外，但它既具有放弃即时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社会上赞许的模式，即在睡眠中或用某种其他方式解除任何过剩需要的模式。

行为模式的瓦解

在那些不太成功的儿童培养方案中——在那些难以评估技能、独创性和理解(父母试图借此来推卸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家庭里——在童年早期，我们就会看到儿童在焦虑压力之下出现行为模式和外显过程模式瓦解的第一批例证。与升华稍有不同的是，它近乎我在前面说过的非我的人格化。现在，我正在考虑一种情境，在此情境中，一种追求满足的行为模式，以及与这种满足相关之回忆和预见的练习都被育儿者中止(stopped)了；于是，依赖于需要的特征——这进而又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人格的进展阶段——要么会出现大量的麻烦(这是从这一行为事实上并未被儿童所抛弃，而且越来越多的焦虑堆积在人格之中的意义上来讲的)，以至人们可能会说整个生活(whole of living)都相当混乱，要么行为和外显过程的这一特定模式(particular pattern)会瓦解。不过，被瓦解的东西在那个过程中并不会中止；它不像魔术师手心里的一枚硬币，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那个已为焦虑的前期运用所瓦解的行为和外显过程的模式又变得怎样了呢——只要焦虑得到发展，它就会与自我系统发生完全冲突？据推测，由于在这个极其简单的升华模式中，活动的重新结合此时并不会发生，因此，在更为复杂的活动模式中——其大量的模式最好用我们即将考虑的心理障碍来揭示——却可能出现活动的重新结合，或者可能存在所谓的对早期模式的回归(regression)。

如今，回归这一概念常常被用作一种纯粹的套话；也就是说，精神病学家经常用这个术语来搪塞他们完全不理解的神秘现象。当我使用回归这一术语时，我并不希望大家将此视作某种晦涩难懂、听起来明智但又不可名状的东西。回归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十分罕见、高度病态的现象，可以根据一个极易观察的强度(strength)来加以消除：在任何一个儿童的生活过程中，实际上在24小时的间隔里，当儿童完全疲倦时，你们便能够观察到那些未被深深铭刻之行为模式的瓦解。十分常见的情况是，入睡之前，儿童会重视其早期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在其生活中较为清醒的时期是不会再出现的。不过，当动机系统的模式很好地确立之后，这些日常的瓦解要么变得很不显眼，要么完全不足为证。例如，一个完全不再吮吸拇指的儿童在入睡之前通常会再次吮吸自己的拇指。与吮吸拇指相关的区域需要在许多方面已有所改进、扩展等；但是，随着所谓疲劳状态的伴发，更为复杂、近期形成、提供满足的行为模式(偶尔还包括保护安全的行为模式)，会就此破裂，而直接满足这个特定区域需要的某个早期阶段就会再次出现。这才是真正的行为模式回归的例子，据此，我相信你们能推断出这个特定概念可被合理推导的限度。

交互情绪的原理

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各组人格化在童年早期的交替变化；这些人格化目前被融入自我的人格化中，也就是说，被称作好我和坏我的人格化，以及残留的、模糊的非我人格化。由于这个时期日益受到成人环境的社会化影响，能够并入坏我人格化的经验经过这些早期阶段得到了发展，而好我的“自然性”变得更容易遭到反对。

有关各种人格化的交替变化［目前，它们将以人格化的自我(personified self)而告终］，我想提一个促进并极大地修正了最初的温柔原理(initial theorem of tenderness)的理论阐释。我的最初原理大致认为，需要的迹象(诚如婴儿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使育儿者做出了温柔合作的行为。在婴儿尚且处于完全依赖育儿者的时期，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但是，到了童年期，育儿者的社会责任就会开始对其加以干预。因此，从童年早期开始，另外一种一般陈述可能适用于人际关系，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我曾称之为交互情绪的原理(the theorem of reciprocal emotion)或交互动机模式：人际情境中的整合是一个交互过程，在其中：(1)互补的需要(complementary needs)得到了解决或得以加剧；(2)活动的交互模式得到了发展或得以瓦解；(3)对相似需要(similar needs)之满足或受挫的预见得到了促进。

我在此说互补需要得到了解决或得以加剧的时候，你们会察觉到这是相对于温柔原理的一种改变，在温柔原理中，互补的需要会明确得到解决。但是，就更为一般的目的而论——在童年早期起的人际情境中——我们发现，当存在互补的需要时，一个人需要温柔的事实可能会带来温柔，或者可能会带来对温柔的否定，或是加剧对温柔之需要的不加掩饰的焦虑。我的原理的第二部分是，活动的交互模式得到了发展或得以瓦解。在讨论婴儿时，我们看到，婴儿的吃奶行为有着某种稳定的成长，而在育儿者一方，则存在某种与这不断扩展之吃奶行为模式的合作。但是，从更为一般的观点看，情形或许正好相反；人际情境中合作活动的先前模式现在可能已被瓦解，因为在母亲看来，婴儿的成长已允许他摆脱她早期所容忍的事情而开始接受教育。我的原理的第三部分是，对相似需要之满足或受挫的预见得到了促进。对预见满足的促进是在追求满足的过程中行为继续改进的一个特定例证，它发生于人际情境鼓励这些改进之际。而且，对预见受挫的促进是引起自我系统过程进行干预的一个例子；预见的并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禁止的姿势和焦虑(焦虑将随着需要的直接显现而发生)。

就这一原理本身显现出来的积极方面而言，互补的需要会在个体所经历的人际关系中得到解决，活动的交互模式得到发展、改进，变得更加完善，而且通过改善操作，便可以预见如何才能更快、更持久地获得满足。现在，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与好我的人格化全然相一致的经验，而且正如我们有时候能从幼儿的嗓音和其他表情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他们在其能力运用方面的欢快与骄傲——这是传统上的一种误称。但是，随着幼儿社会化压力的不断增大，交互过程的消极方面自然会出现；由于需要受阻而得以加剧，活动的模式不得不升华或瓦解，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受挫——不利行为结果的可能性——显然被预见为摆脱那些模式的部分过程。

自我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产生自这些情境的所有经验，都自然地倾向于适应坏我的人格化。此外，由于此文化中训练的童年期一般模式，使得自我系统的某些特殊附加物得到了培养。你们也许还记得，自我系统的一切都出自人际关系，来自对人际关系经验的意匠作用(elaboration)。我所提及的特殊附加物，指的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厌恶(disgust)的生物反应的发展——这种厌恶代表的是对某种一直存在之事物的意匠作用，反过来说即是将胃肠排空的能力——我在后面分析羞愧(shame)这种情绪时，将进一步阐释厌恶体验的组成部分。

随着后来成为人格化自我的三类人格化——好我、坏我和非我——的成长，我想讨论一下语言教学中的一些不同成分是如何干预人格化自我之更为令人满意的发展的。这种干预发生时，不断适应了文化的成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会教导幼儿，对于那些与焦虑密切相关的不良行为，育儿者的某些发音过程可能具有某种抚慰效果，也就是说，这些不良行为通常情况下是被严加禁止的，以至它们必须尽可能加以升华，否则就会被瓦解。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某种行为会危及我们的人际安全感——这种行为肯定是得不到赞许的——因此我认为，从某种程度说，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早年岁月里——很可能包括整个童年期，而且肯定包括少年时代的后期——都有机会知道某些词语和姿势的结合，可以将清楚预见之与某种行为相关的焦虑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将其彻底消除的话)。现在，为了让儿童拥有比其行为表现更为优越的现实品质，不断适应了文化的成人就会对儿童实施语言陈述，而儿童正被训练成不能应对自己生活的人。这便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在许多家庭里，下列这样的陈述是家长在教育幼儿时经常说的：“威利，我告诉过你不要那样做。现在你该说对不起。”这就是我所说的劝解姿势(propitiatory gesture)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威利顺从地说出了那个对不起，则就被假设为明显地缓和了情境，尽管这几乎可以说是威利肯定不能理解的东西——如果事实上确有人能够理解的话。这类事件的结果是，它干预并延缓了把好的、坏的、漠然的以及未知的方面融合进人格化自我，致使儿童继续保持有关“我的身体”的三类人格化(这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你有时候会听到这些儿童后来对你说“哦，这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手做的”，或者说“哦，妈妈，我是个坏孩子”，或者其他诸如此来的话，所有这些并非证明教育特别幸运的证据。

在童年期，某种惊人的事情会慢慢发生，它表现为对温柔之一般需要的成分，对温柔的一般需要是婴儿早期的特征。这一成分，在关于后来出现的某些癖性(idiosyncrasies)的理论解释中，我把它当作对身体接触的需要来提及。在童年期，这种需要的意匠作用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参与者的需要，而后表现为对观众的需要。后来，婴儿以及幼儿显然爱与母亲一起玩，喜欢与母亲一起从事某些能够满足特定区域肌肉需要的练习；在稍后阶段，他们会形成一种确定的偏好，喜欢在提供温柔、提供赞许的成人面前进行种种表演。但是，如果母亲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太多，或者如果她养有几个孩子，或者如果她对于养育孩子一无所知，或者如果有许多其他五花八门的状况，包括母亲患有心理障碍，或者对于孩子的意志或精神等有着疯狂的想法，那么，十分常见的情况是，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对温柔的需要总是遭受挫折，以至他所表现出来的与温柔需要表达相联系的行为和外显过程不得不屈从于改变。当然，这些东西有很多可以融入升华的概念，因为这些儿童中有少数幸运儿发现，每当升华出现，温柔就会再次出现，而且，一切都会变得很好。但是，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并没有那种经验，以至被迫去瓦解那些表现为温柔需要的行为模式和外显操作，因为他们预见到——根据最有可能的理由，即发生的频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温柔需要会遭遇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之后，某种行为模式会得到发展，就好像坏我成了这幅图景的核心部分；当需要温柔时，憎恨行为的替代作用就会出现——“恶作剧”是母亲常常用来向阿加莎姨妈谈及此事的措辞。后面，我将进一步讨论这种发展，因为它对于我们在理解患者以及后来生活中的他人方面所遇到的许多困难来说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