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修习的诸多课程中，唯独“植物学”这门课怎么都过不了。原因在于这门课的学生每周都得花若干小时窝在实验室里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细胞，而我偏偏无法透过显微镜看到东西——我从未在显微镜下看到任何细胞。这使我的老师大为恼火。老师会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为学生们在绘画复杂且——我是这么听说的——有趣的花朵细胞结构方面展现的进步而欣喜，可他一走到我这儿，就欣喜不起来了。我往往只是杵在原地。“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会这么对他说。接下来，他便会甚有耐心地向我解释人人都可透过显微镜观察到细胞，但说到最后又不免大发雷霆，说我其实也能看见显微镜下的东西，只是装作看不到罢了。
“不管怎么说，这种观察方式都有损于花的美感。”我以前总会这么告诉他。
“这门课不是要探讨花有多美——”他则会如此告诉我，“我称之为‘花的构造’的东西才是我们要全心研究的对象。”
“好吧……可我什么也没看到。”
“再试一次。”
我便把眼睛凑上显微镜，可依旧看不见任何东西，除了偶尔出现的某种形体不明的乳白色物质——显微镜没调好的话就会这样。我理当看见生动鲜明、始终处于规律的运动状态，并有着清晰轮廓的植物细胞。“我只看到很多牛奶状的东西。”我告诉他。他遂声称这是我没法调准显微镜的缘故。然后，他就会帮我——倒不如说是为他自己——重新调好显微镜。我再凑近一看，眼下却依旧是那牛奶状的物质。
最后我申请了大家口中的“延期及格”，一年之后再从头来过。（我们必须修完一门生物学科的课程才能毕业。）那时教授刚度完假回来，人晒得跟颗浆果似的。他两眼炯炯有神，一副等不及再次为班上学子讲授植物细胞构造的样子。“我说呀……”我们在新学期的第一堂实验室观察课上碰面时，他便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这回我们总该看到细胞了，对吧？”“是的，先生。”我答道。我左右两边和前面的学生都在观察细胞，甚至开始将观察到的细胞形态静静画在笔记本上。我呢，可想而知，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让我们竭尽人类迄今掌握到的显微镜调整知识——”教授板起脸对我说，“再试一回。苍天为证，我绝对要调好透镜，让你看到植物的细胞，否则这辈子就不教书了。想我教了二十二年的植物学——”他倏地打住，因为他就跟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一样全身颤抖了起来。他是打从心底想压住自己的情绪；我们这一来一往已经让他元气大伤。
他就跟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一样全身颤抖了起来。
于是我们开始善用人类迄今掌握到的显微镜调整知识，而且每每校正完就试上一回。有那么一次，我看到的终于不是一团乌漆抹黑或那熟悉的乳白色混浊物质，而是一堆色彩缤纷的斑斑点点。我感到又惊又喜，也赶忙动手描绘那堆斑斑点点。老师注意到我的举动后，便自邻桌走了回来。他笑逐颜开，眉宇间泛着殷殷的期盼，不过，他看了我画的植物细胞图之后，便质问我：“这是什么？”从那声音听起来，他好像快尖叫了。
“我看到的东西。”我说。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放声尖叫，情绪瞬间失控，接着就弯下腰、眯起眼凑上那台显微镜，再猛地把头一抬。“那是你的眼睛！”他大喊，“你调整过的镜片反光了！你画的是你自己的眼睛！”
经济学是另一门我不喜欢，但终究能勉强过关的课。我植物学下了课就直接去上经济学，不过这种安排对我在这两门课的理解上可说是毫无助益。我常常会把这两堂课搞混，但若和那位直接从物理实验室赶来上经济学的同学相比，我这搞混的程度恐怕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位同学名叫博伦虬茨威克兹，是我们橄榄球校队的阻截球员。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橄榄球校队在全国可具有数一数二的实力，而博伦虬茨威克兹就是这队上最耀眼的球星之一。为了取得出赛资格，他势必得努力跟上学业，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这人固然不比牛笨，却也没聪明到哪儿去。
他的教授们大多对他十分宽厚，也从不吝于多拉他几把。这么一群教授中，我们的经济学教授会在博伦虬茨威克兹回答问题时给予最多的提示，或向他丢出最简单易答的问题。这位教授叫巴苏姆，是个性格腼腆的瘦子。那天，教授讲到运输与物流的时候，恰巧又轮到博伦虬茨威克兹回答问题了。“请举出一种运输工具。” 教授对他说。这位魁梧的阻截球员眼神一片茫然。“任何一种运输工具都行。”教授说，而博伦虬茨威克兹只是坐在位子上盯着他瞧。“也就是说——”教授进一步补充，“能从甲地移动到乙地的任何媒介、工具或方式。”如今，博伦虬茨威克兹那样子就仿佛正被人一步步诱向陷阱的表情。“看是靠蒸汽、用马拉，还是电力驱动的交通工具，任君选择。”老师说，“不妨想想我们长途旅行时，经常搭乘的那种陆上交通工具。”整间教室变得鸦雀无声，而大家就在这片静默之中不安地躁动着，包括博伦虬茨威克兹和巴苏姆先生。突然之间，巴苏姆先生以一种令人诧异的方式打破了这片静默。“噗——噗噗——”他刻意压低声音，脸则登时通红。他用哀求的眼神扫了全班一眼。我们当然和巴苏姆先生一样，都希望博伦虬茨威克兹能在这堂经济学的课上与全班齐头并进，毕竟跟伊利诺大学的那场比赛，亦是该赛季最艰巨、最重要的比赛，一个礼拜之后就要开打了。“嘟嘟、嘟、嘟呜呜呜——”有个嗓音低沉的学生叫了起来，然后全班都对博伦虬茨威克兹投以鼓励的目光。不知谁还学了火车头放出蒸汽的声音，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最后是巴苏姆先生自己为这场小小演出画下完美的休止符。“叮当、叮当——”他满怀期待地说。此刻的博伦虬茨威克兹瞪着地板努力思考着；他那粗眉深锁，一双大手搓呀搓的，脸也涨红了。
“博伦虬茨威克兹先生，你今年是怎么来学校的？”教授问道，“嘁锵嘁锵锵、嘁锵嘁锵。”
“我爸送我来的。”这名橄榄球队员说。
博伦虬茨威克兹瞪着地板努力思考着。
“靠的是？”巴苏姆问。
“我有零用钱。”本校的阻截球员用低沉而粗哑的嗓音回答，显然有点难为情。
“不、不。”巴苏姆说，“我是指运输工具。你是搭什么来的？”
“火车。”博伦虬茨威克兹说。
“非常正确。”教授说道，“接下来，纽金特先生，请你告诉大家……”
假如植物学和经济学的课让我痛苦万分（痛苦的原因不尽相同），那体育课就让我生不如死了。简直不堪回首。他们规定学生打球或进行任何运动时一律得摘下眼镜，可我不戴眼镜就什么都看不见。我曾撞上教授、单杠、农学院的学生、摆动中的铁环。因为看不见，所以这门体育课我修是修了，却无法真正参与其中。另外，为了拿到体育课的学分（没过是毕不了业的），不会游泳的人还得学会游泳。我不喜欢游泳池，不喜欢游泳，也不喜欢我们的游泳老师——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不喜欢。我从未游过泳，但我的体育课还是过了：我请一个同学报出我的体育课号码（九百七十八号），并替我游了一趟泳池。这个同学就是体育课的四百七十三号，一位文静和善的金发青年。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愿意帮我观察显微镜，可惜这是不可能蒙混过去的。我不喜欢体育课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得在报到那天脱个精光。我非但得赤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还要被问好多问题，心情当然不会太好。尽管如此，我的表现依然强过跟前这位又高又瘦，还被人仔细盘问的农学院学生。他们会问学生的学院，看是文学院、工程学院、商学院，还是农学院。“你念什么？”老师凶巴巴地诘问我前面这位小伙子。“俄亥俄州立大学。”他旋即答道。
但决定从事新闻工作的不是这名农学院小伙子，而是酷似他的另一位农学院学生。这个学生或许是打着哪天农业一蹶不振了，自己还有报业可以指望的算盘。当然，他并没有察觉这么做其实就跟展开四肢，再倒向身后的木工工具箱差不了多少。哈斯金斯似乎不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料，因为他个性害羞到无法与人交谈，又不会用打字机，不过校刊编辑还是派他去跑牛棚、羊舍、马厩以及畜牧学系绝大部分的新闻。这可真的是“大新闻”，因为畜牧学系的占地面积是整个文学院的五倍，立法机关拨予的专款也达文学院的十倍之多。这名农学院学生对动物了若指掌，可就是文笔欠佳，写出来的报道也不够吸引人。再说，他得苦苦搜寻打字机上的每一个字母，结果一整个下午也只能完成一篇文章。他偶尔还必须烦劳别人帮忙找字母，特别是c和l，这两个字母最让他没辙了。后来校刊编辑终于受够了这位农人兼记者，因为他的文章读起来实在味同嚼蜡。“哈斯金斯，我说……”编辑有天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你为什么就是写不出能让人眼睛一亮的马厩报道呢？除了普渡大学，我们这儿的马可是西部联盟(1)里最多的啊，足足有两百匹啊——你却从没认真追过这条线。你现在立刻给我冲到马棚去，挖点有趣的东西回来。”哈斯金斯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约一个钟头后，他又回来，并说要写的报道已经有了着落。“唔，那就快点动手。”编辑说，“写点大家会想看的东西呗。”哈斯金斯开始干活，几个小时后便将一张打了字的纸放在桌子上。那是篇两百字的文章，内容则关乎先前肆虐于马群之中的某种疾病。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写得简单，不过颇引人注目。他是这么写的：“有谁注意过畜牧学系大楼里的马头顶生了疮？”
俄亥俄州立大学是政府拨地兴办的学校，因此学生都必须修满两年的军训课程。我们会持旧型的春田步枪操练，也会学习南北战争的兵法——即使世界大战都打起来了。每天上午十一点，成千的大一大二学生就会在校园各处就位，然后愁眉苦脸地潜进那栋古老的化学大楼。对夏伊洛战役(2)那种战役来说，我们这种训练应该派得上用场，但那和当前的欧洲战况八竿子打不着呀。有人认为这训练铁定有德国人在暗地里塞钱策动，可是他们没敢说出口，因为担心自己会被当成德国奸细给押进大牢。那是个思想颠倒错乱的时期，而那么一个时期——我相信——正标志着美国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衰败。
我们会持旧型的春田步枪操练。
我这个小兵向来当得一点都不称职。上军训课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郁郁寡欢、形容淡漠的士兵，可我完全是另一副德行。有回我们正在做军事操练，军训课的总教官利特菲尔德将军却冷不防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恶声恶气地说：“你是这所学校最大的问题！”我想他是要说，我这类型的学生会让校方非常头痛，不过他也可能单指我一人。诚然，我在军训课的表现始终难如人意——也就是说，我到了大四还在上军训课。那个时候，我的军训课总时数已是西部联盟所有学生中最长的一个了，因为我每个学期末的军训成绩都不及格，落得年年重修的下场。我是唯一一个上了大四还在穿军训制服的学生。说到这军训制服：制服还很新的时候，我穿起来就像市际火车上的票务员；后来制服褪色了，尺寸对我来说也过紧了些，所以我穿起来就像扮演门童的伯特·威廉斯(3)——这无疑会重挫我的志气。即便如此，我在以班为单位的军训操练表现上仍因长期的苦练，进展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有天，利特菲尔德将军特意把我们那一连从整团的士兵中叫出来，还打算接二连三地发号施令，趁着各队伍匆忙执行口令之际把我们整得晕头转向：班兵向右、班兵向左、班兵向右转成纵队、班兵向后转、班兵以左前方为准成纵队等等。不出三分钟，当其他一百零九人都往同一方向走时，只有我只身朝着队伍四十五度角的方向踏步前进。“全体都有——立定！”利特菲尔德将军高声一喊，“只有这个人正确完成了口令！”由于这项成就，我这小兵被擢升为下士了。
第二天，利特菲尔德将军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我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忙着打苍蝇。所以我没说话，而他也不说话，我们两个就沉默了好一阵子。我不觉得他记得我是谁或是召我前来的原因，可他就是不愿承认。他继续眯着眼盯着苍蝇，然后用力挥拍一扫，不知不觉又打掉了几只。“把外套扣起来！”他恶狠狠地说。如今回想这段往事，我能明白他当时虽然眼观苍蝇，却是在对我说话。但我只是杵着不动。接着，有只苍蝇飞到将军面前的一张纸上，还停在那儿搓起了后腿。将军小心翼翼地举起苍蝇拍，我则心神不宁地动了动，结果那只苍蝇就飞走了。“你吓到苍蝇啦！”利特菲尔德将军咆哮着，并用严厉的眼神瞪视我。我说非常抱歉。“你抱歉也无济于事！”将军用那冷冰冰的军人应对逻辑削了我一句。除了提议帮忙把苍蝇赶到他的桌边，我还真不晓得该怎么补救眼前的局面，可是我一语未发。他盯着窗外女学生遥远的身影，看着她们穿过校园走向图书馆。最后，将军说我可以离开了。我就离开了。他要么根本不晓得我是军训课里的哪名学生，不然就是忘了把我找来的原因。他说不定是想为之前把我比作“这所学校最大的问题”一事道个歉，也说不定是想嘉奖我前一天在军训课上的非凡表现，不过到了最后一刻，他又决定就这么算了。我不知道。我也就这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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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于一八九六年，原包括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大学、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渡大学等七所学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一九一二年加入。后更名为十大联盟。
(2) 南北战争期间，于一八六二年发生在田纳西西南部的惨烈战役。
(3)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喜剧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