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才谈到的有关希腊帝国的一切之后，人们自然会问，它怎么能够维持得这样长久。我想我是可以为它举出若干理由来的。
阿拉伯人在进攻帝国并且征服了某些行省之后，他们的领袖却在哈里发（califat）的问题上相互争吵起来了；于是他们宗教热忱的最初的火焰就只能变成内部的混乱了。
同样是那些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之后，就陷于分裂或是削弱下去了，因此希腊人就没有必要使他们的帝国的主力驻扎在幼发拉底河上了。
一个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名叫卡里尼柯的建筑师发现了人们用管子喷射的一种火焰的成分，对于这种火、水和所有其他一般用来灭火的东西都只会加强它的火焰：而利用这种火的希腊人则在许多世纪当中能够烧掉他们敌人的全部舰船，特别是阿拉伯人的舰船；因为阿拉伯人曾从非洲或叙利亚前来进攻希腊人，直到君士坦丁堡地方。
这火被认为是国家的秘密；而正统的君士坦丁在他写给他的儿子罗曼的一部有关治理帝国的事情的著作里警告他的儿子说，当蛮族向他要求希腊火 的时候，他应当回答他们说，是父亲不允许他把希腊火给他们的，因为把火带给皇帝君士坦丁的天使不许他把它送给其他民族，而敢于这样做的人们在他们进入教堂的时候是会给天火烧死的。
正当一方面的哥特人诸民族和另一方面的阿拉伯人在所有其他地区摧毁了商业和工业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却掌握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和几乎是唯一的商业。丝织业从波斯迁移到那里去了；而自从阿拉伯人进攻以来，在波斯本土丝织业已无人问津了；而且希腊人还掌握了海洋。这一点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从而也就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帝国刚刚得到了一些喘息，人们立刻就看到国家又繁荣起来了。
这里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年老的安多洛尼克・康姆尼努是希腊人的尼禄；但是，尽管他有种种的缺点，他却有一种可羡慕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来防止大官们的不正当的行为和勒索行为，因此人们看到，在他统治的三年当中，许多行省又得到了恢复。
最后，居住在多瑙河沿岸一带的蛮族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变得不那么可怕了，而且还成了阻挡其他蛮族的一道栅栏。
因此，在帝国由于治理得不好而趋衰弱的时候，却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使它不致灭亡。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欧洲的某些民族尽管衰弱却能由于印度（指美洲——译者）的财库而得以维持住一样；教皇的世俗领地的得以维持，是因为人们对于君主的尊敬；而巴巴里的海贼船的得以维持，是因为他们妨害了小国的商业，但是使大国得到了好处。
土耳其帝国今天的衰弱情况几乎同过去希腊人的帝国的衰弱情况一样，尽管如此，它还是会长久维持下去的：原来，如果有某一位君主在进行征服，从而使这个帝国遭到危险的时候，欧洲的三个商业强国对本身的利益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因而它们就会立刻起来保卫它。
上帝允许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不得到任何利益地领有巨大的帝国，这正是这些民族的幸福。
在正统的巴吉尔统治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实力在波斯被摧毁了。在那里统治的撒姆布拉埃尔的儿子穆罕默德从北方召集了三千名土耳其人前来增援。由于他们引起的某种不满情绪，他派出一支军队去对付他们；但是他们却把这支军队驱散了。对自己的士兵感到愤怒的穆罕默德于是下令要他们穿着妇人的服装来见自己。但是他们却同土耳其人勾结起来，土耳其人立刻向守卫着阿拉克斯河河上桥梁的卫戍部队进攻，给他们那为数极多的本国人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征服了波斯之后，他们就在帝国的土地上从东方向西方扩张。试图阻挡他们前进的罗曼・狄奥根尼被他们俘获了。他们征服了希腊人在亚洲的几乎全部领土，直到博斯波鲁斯地方。
过了一些时候，在亚列克赛・康姆尼努的统治时期，拉丁人又进攻东方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一种不幸的分裂使这信仰两种仪节的民族中间存在着难以和解的仇恨。如果意大利人不是较多地考虑抵抗他们所害怕的日耳曼皇帝，较少地考虑他们只是憎恨的希腊皇帝的话，则它是会爆发得更快些的。
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突然在欧洲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宗教意见，即耶稣基督诞生和受难的地方已被不信教的人们所玷污，而洗刷罪恶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来把他们从那里赶走。在欧洲到处都是喜欢作战的人们。这些人有许多罪过要赎偿。人们向这些人建议依照自己的主导的热情来赎罪：于是所有的人就拿起了十字架和武器。
十字军来到东方就包围了尼凯亚并把它攻占下来了。他们把这个地方还给了希腊人。正在异教徒惊惶失措的时候，亚列克赛和若望・康姆尼努把土耳其人一直赶到幼发拉底河地方。
但是希腊人从十字军东征中无论能够取得多大的利益，却没有一个皇帝在看到他的领土上有这样勇猛的英雄和这样大量的军队相继通过时是不因危险而感到战栗的。
于是他们就设法使欧洲讨厌这样的出征。十字军到处发现有出卖和叛变的行为以及一切可以期待于一个胆怯的敌人的事情。
应当承认，开始了许多次出征的法国人丝毫不想使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物。通过安多洛尼克・康姆尼努对我们的嘲骂，我们看到实际上在一个外国民族中间我们是毫不拘束的，而我们当时的缺点也正是人们今天谴责我们的那些缺点。
一个法国的伯爵想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包杜安伯爵抓住了他的胳膊，对他说：“您应当知道，人们在什么地方，就应当随着什么地方的风俗。”他回答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好汉子，他坐在这里，却有这样多的将领站着！”
随后到来的德意志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由于我们的轻率鲁莽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他们到处都遇到了我们所挑唆起来的反感。
终于这种憎恨达到了最高峰。对威尼斯商人的某些侮辱性的待遇、野心、贪欲、虚伪的宗教热情促使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对希腊人发动了十字军远征。
他们发现希腊人衰弱到这样的程度，就同鞑靼人今天发现中国人所处的情况一样。法国人嘲笑希腊人的纤丽的衣服：他们穿着染得很华美的衣服走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他们手里拿着墨水瓶和纸张，用来嘲笑这个不再从事军事演习的民族。在战争之后，他们拒绝把任何希腊人接受到自己的军队里面来。
他们占领了西方的全部地区并且选举佛兰德尔的伯爵为皇帝，他的领地的遥远使他无法给意大利人惹什么麻烦。希腊人有山把自己同土耳其人隔离开来，又有海把自己同拉丁人隔离开来，这样他们就在东方维持住了。
拉丁人在进行征服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可是在他们想据有已经征服的土地时却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希腊人从亚洲重新进入欧洲，他们重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及几乎整个西方。
但是这个新的帝国不过是先前的帝国的幻影罢了。它没有可以使国家复兴的任何资源；也没有任何力量。
在亚洲，它只拥有位于美安德尔河和桑伽里河这一面的行省。欧洲的行省大部分都被分成了小块的领土。
而且，在拉丁人占有君士坦丁堡的那六十年当中，被征服的人们分散到各地去，可是征服者又从事征战，结果商业全部转到意大利各城市手里，而君士坦丁堡也就丧失了它的财富。
甚至内部的商业都是由拉丁人来经营的。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见了什么都害怕的希腊人想同热那亚人妥协，他们把免税贸易的自由给予热那亚人；根本不愿意缔结和约，但是愿意缔结一些休战协定的威尼斯人，仗着希腊人不愿向他们惹是生非，也就什么税都不纳了。
尽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玛努埃尔・康姆尼努使海军衰败下去了，可是既然商业还维持着，人们就可以容易地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当在新的帝国里人们完全放弃了海军的时候，这个缺陷就没有办法弥补了，因为帝国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治理着许多岛屿、被海所分割并且在许多方面被海所围绕的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舰队航行全国各地。各个行省之间无法来往；各族人民不得不更深入地逃到内地去，以躲避海贼的侵扰；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人们却又命令他们躲到堡垒里面去，以免遭到土耳其人的毒手。
土耳其人当时对希腊人进行了一场十分奇特的战争。老实讲，他们是来捉人的；为了进行劫掠，他们往往要穿行二百哩路程。既然他们是由许多苏丹分别统治着，人们就不能用赠送礼物的办法同他们所有的人缔结和约，而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他们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宗教的热情特别有力地促使他们蹂躏了基督教徒的土地。此外，他们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民族，他们的妇女也同他们一样地可怕；自从他们看见了希腊的妇女以后，就再也不能容忍其他的妇女了。这一点就使他们不断地诱拐希腊妇女。最后，他们总是热中于劫掠的。这是过去曾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很大损害的同样的那些匈奴人。
土耳其人占领了希腊帝国在亚洲的全部土地之后，凡是能避开他们的居民就一直逃到博斯波鲁斯地方；那些能够找到船只的人们就逃到帝国的欧洲部分去了：这就使西部的居民大大增加。但是人数很快地大为缩小了。在他们那里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内战，以致双方都把土耳其的不同的苏丹召来了，条件同蛮族的条件一样过分，即他们可以把从对方得到的俘虏卖为奴隶，而每一方面为了想消灭敌人，就拼命竞相残杀人民。
在巴雅吉特征服了所有其他的苏丹之后，如果土耳其人自己不是遇到有被鞑靼人消灭的危险的话，他们在当时就会完成后来在穆罕默德二世才能完成的事情的。
我没有勇气谈到后来的灾难了。我只是说，在最后的皇帝们统治的时期，领土只限于君士坦丁堡近郊的帝国就像莱茵河一样地结束了：原来当着莱茵河在消失于大洋当中的时候，它不过是一条小河罢了。
【注释】
[1] 塔尔奎纽斯（统治时期为纪元前534—前509年），他是罗马帝国的所谓王政时期的第七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国王。他的政策引起了氏族贵族的不满。反对塔尔奎纽斯的起义结果是把他赶跑，搞垮了国王的政权，建立了共和国。
[2] 塞尔维乌斯・图留斯（纪元前578—前535年）是罗马帝国王政时期的第六个国王。罗马的新宪法即和他的名字有关。恩格斯认为这一新宪法是“以希腊的范例，特别是以梭伦为依据的”。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居民都根据财产资格被分为六个阶级。由于塞尔维乌斯・图留斯的改革，罗马的政权集中在最富裕的那部分居民的手里，它不仅是反对奴隶的，也是反对罗马的无产者的。孟德斯鸠在这里试图揭露塞尔维乌斯・图留斯的改革的阶级性质。
[3] 汉尼拔（约在纪元前247—前183年），著名的迦太基统帅，以反对罗马人的军事行动而知名。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孟德斯鸠认为汉尼拔是一位政治家和统帅而对他感到兴趣。
[4] 荷马，古希腊的半传说的诗人，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孟德斯鸠多次把荷马的史诗认为是古代创作的杰出文献。
[5] 盖约・马利乌斯（约纪元前156—前86年），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执政官。他是“骑士”阶层利益的代表；他改革了罗马军队，用雇佣的常备军代替了民兵。
[6] 波利比乌斯（纪元前约201—前约120），古希腊历史家。他积极地参加了希腊的政治生活。在《通史》一书中，波利比乌斯阐述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史。他主张这样的一种统治方式，即君主的、贵族的和民主的原则三者相结合的方式。他认为罗马的国家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吸收了波利比乌斯的折衷思想。
[7] 莱喀古士（约纪元前8世纪），传说他是草创斯巴达国家制度的人物。他本人和归到他身上的那些改革都是不可信的。根据这些改革，全部土地平分为九千或一万块，归斯巴达居民所有。这一改革反映了从原始公社制度向阶级的奴隶制社会的过渡。
[8] 狄特・李维（纪元前59年至纪元17年），罗马历史家，他记述了古代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李维同情共和国，却又不反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把李维的著作利用来作为古代的史料。
[9] 提贝留司・格拉古（纪元前163—前132年）和盖约・格拉古（纪元前153—前121年），古代罗马政治家。他们的改革的目的是复兴自由农民和加强罗马军队。担任保民官的提贝留司提出了把土地给予罗马贫苦公民的法案。这一改革是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提贝留司・格拉古被反对他的元老所杀。
盖约・格拉古继续实施土地法并施行了其他许多民主改革（在罗马廉价出售粮食，减轻军役，为贫苦公民开辟殖民地）。他提出方案，要把罗马公民权给予联盟者。这一切改革引起了贵族的激烈反对并且未能彻底实施。盖约・格拉古也是死于自己的敌人的迫害的。
[10] 普卢塔克（约46—126年），古代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伦理学、宗教、历史方面的问题和希腊罗马活动家的传记。在这些作品里，他表现为一位说教的哲学家、拥护君主制度者和罗马帝国的崇拜者。孟德斯鸠很尊敬普卢塔克，认为他是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11] 亚里士多德（纪元前384—前322年），古代希腊的杰出思想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哲学、逻辑、自然科学、心理学、历史、政治、伦理学、美学等等方面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拥护奴隶制度，他的这种主张是以生物学为借口的。他还很注意国家与法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动摇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他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每一物体都是由物质与形式构成。形式是本源，这种本源组成死的物质并赋予它以灵魂。物质与形式结合，产生了新的物体。列宁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要素。
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感到兴趣，因为他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一位国家和法的理论家以及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是他批评亚里士多德给奴隶制度所作的辩护。
[12] 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乌斯（纪元前1世纪至纪元1世纪），古希腊历史家。在论述罗马远古时期的著作《罗马稽古录》中，狄奥尼西乌斯的目的是要证明罗马法的明智并表现罗马的勇敢，在他看来，这必然会使希腊人容忍罗马的统治。
[13]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纪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的国王，杰出的统帅和政治家，以军事远征闻名。由于军事远征，马其顿这样一个小国竟拥有极为广大的领土。他征服了希腊，占领了波斯王国和埃及。亚历山大的军队在中亚细亚占领了巴克妥利亚和索格底安纳。他还打算出征西部印度。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死后不久，他的国家便分裂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出征对于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4] 德谟斯提尼斯（纪元前384—前322年），杰出的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他领导了雅典的反马其顿派，他力图保持奴隶民主制和雅典对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马其顿的独立。他大约有四十篇演说保存下来。
[15] 孟德斯鸠这里指的是罗马总督波庇留的事情。波庇留在安条库斯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对他说：“在走出这个圈之前，要回答我可以传达给元老院的话。”安条库斯在稍稍犹豫之后就回答说：“我执行元老院所要求的一切。”
[16] 孟德斯鸠这里指的是路易十五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关系，后者在1688年的革命中被废。
[17] 盖约・尤里乌斯・恺撒（约纪元前100—前44年），古罗马政治家，杰出的统帅。恺撒为了取得独裁大权，曾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他憎恨贵族政治和民主制度，虽然就出身而论，他是一个贵族并曾为煽动的目的而组织了被苏拉所摧毁的民主派。恺撒虽是罗马国家的最高祭司，但他是藐视宗教的。他力图推翻元老院的政权，因而他就利用罗马民主派来压制元老院。
“恺撒主义”这一概念后来就被用来表示周旋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军事专制政权。恺撒死于元老集团的阴谋。
孟德斯鸠在记述日耳曼各族人民的法律时，利用了恺撒的名著《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
[18] 伊壁鸠鲁（纪元前约341—前约270年），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哲学中“德谟克利特路线”的继承者。伊壁鸠鲁根据在德谟克利特之后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在伊壁鸠鲁的学说中，表现了对物质运动的内部源泉的推测。他承认物质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试图用重量来解释运动的原因。在认识论方面，伊壁鸠鲁是一个感觉论者。伊壁鸠鲁还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家而使我们感到兴趣。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关于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概念。
[19]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纪元前106—前43年），罗马政治家，同斯多噶派接近的折衷主义哲学家。政治和哲学题材的许多作品的作者。在《论共和》一文中，他阐述了关于国家制度的最好的形式的问题。西塞罗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宪法是民主制度、贵族政治和君主制度的成功的结合。在《论法律》一文中，他认为罗马的法律是一切法律的典范。孟德斯鸠对西塞罗的著作很感兴趣。
[20] 阿庇安（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古罗马历史家，他记述了罗马帝国个别地区的历史（从它们开始对罗马人进行斗争到罗马征服这些地区）。阿庇安拥护君主制度。他的著作的意义就在于他多少注意到了阶级斗争的作用。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估价很高，马克思指出说，他力图“发现内战的……物质基础”。
[21] 老普利尼（公元23—79年），著名罗马学者和作家，《自然史》的著者，该书分三十六卷，这是一部有关生物学、植物学、宇宙起源论、地理学、人种志和其他科学的文集。
[22] 科尔涅留司（普布留司）・塔西佗（约55—约120年），帝国早期的著名罗马历史家。塔西佗同情罗马的贵族政治，因而他反对罗马皇帝的专制主义，但同时他并不拥护共和制度。恩格斯称他为古代罗马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者。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记述了古日耳曼人的风尚和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利用过这一著作。
[23] 奥古斯丁（354—430年），主教，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之一，新柏拉图主义的拥护者。他热烈拥护奴隶制度、私有制和社会的不平等。奥古斯丁宣传教会的世界统治。根据奥古斯丁的看法，历史是拥护基督教教会的人们和拥护“撒旦”的人们之间的斗争。
[24] 查士丁尼（483—565年），拜占庭的皇帝。查士丁尼力图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因而他对有势力的元老阶层进行斗争并试图限制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官僚上层是皇帝政权的支柱。在查士丁尼时代，编纂了一部《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这是罗马法律的汇编。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最完备的法律形式。
[25] 孟德斯鸠这里指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巴斯喀（1623—1662年）。
[26] 希罗多德（约当纪元前484—前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作者，他拥护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如果对他的著作中的史料加以严格的批判，则这一著作是可以提供很多可信的民俗学材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