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里兹的这段路好奇怪，天气变冷了，雷恩先生裹在他的厚大衣里眼睛燃烧着狂热的火焰。我可以感觉到他坚强的意志推动着轿车的轮子，他一言不发，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吩咐德罗米欧开快一点。
然而人类毕竟不能抵抗吃饭、睡觉的生理需要，我们被迫停下来过夜。次日才又重新上路，接近正午时，我们终于抵达里兹。
街道上似乎发生了意外的骚动，报童们高举报纸大嚷，头版上刊载着醒目的标题，我忽然从一个卖报的小贩口中听见了几个字：芬妮·凯瑟！
“停车！”我朝德罗米欧喊着，“发生大事了。”
父亲和雷恩先生还来不及反应，我就跳下车，扔了一个铜板给报童，然后抓起一份报纸。
“我找到了！”我尖叫着，迅速爬回车上，“你们看！”
《里兹观察家日报》上的报道说，芬妮·凯瑟“多年来一直恶名昭彰，已经被地区检察官约翰·休谟下令逮捕并将被起诉，罪名是……”下面列了一长串罪状：贩卖人口、贩毒，以及其他的劣行恶迹。根据报道看来，休谟似乎善加利用了侦办第一桩命案时在怫西特房子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芬妮·凯瑟的几个“据点”都被突袭，私下的贿赂—一被掀出来，各式各样最恶毒的谣言四处流传，而且显然许多里兹市颇具名望的社会人士、工商领袖、政治人物都直接牵涉在内。
凯瑟的保释金是两万五千元，我们注意到，她很快就办理了保释事宜、恢复自由之身，等待被起诉。
“这是大消息，”雷恩先生深思地说，“真幸运，巡官，我说不出有多幸运，现在我们的朋友芬妮·凯瑟可惨了，或许……”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女人被逮捕、起诉而身败名裂，“这种人一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脱罪……德罗米欧，把车开到休谟检察官办公室！”
休谟正坐在书桌前，逍遥地吸着雪茄，他非常愉快地迎接我们。那个女人现在在哪儿？保释了。她的总部在哪儿？他笑起来，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我们赶到那儿——位于市区偏僻地带的一幢大房子，显然已经被警察搜查过了，豪奢、华丽、金碧辉煌，还装饰了一大堆热情奔放但艺术价值可疑的裸体画。她不在那儿，自从保释出狱后，她就没回去过。
我们到处狂乱地寻找，再度陷入恐慌。三个小时后，我们静默而绝望地面面相觑：那个女人不见了，哪里都找不到她。
她会不会是弃保逃亡，离开本州——或许出国了？想到她要面对的各大罪状，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烦恼地看着老绅士像割草机般冷酷而利落地通知约翰·休谟和警方，警方发出通缉令，将所有芬妮·凯瑟经常出没的地点都进行搜索，便衣刑警四处查她的下落，火车站也受到监视，并通知纽约市欧洲警察局。然而一切都徒劳无功，那个女人消失了。
“该死，”约翰·休谟喃喃地说，他精疲力竭地坐在私人办公室里等待回报，“我们预定在三个星期之内起诉她，也就是下个星期四之后的两个星期。”
我们齐声哀叹起来，即使布鲁诺州长将死刑执行回延后，芬妮·凯瑟也要到阿伦·得奥行刑后一天才会出现——如果她会出现的话。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度日如年，一个星期过去了，星期五……我们仍不放弃搜寻。雷恩先生真是精力充沛，透过警方的合作，当地的电台都由他安排，透过广播不停地召唤、呼吁。每个和她有瓜葛的人都受到监视，她的手下——包括女人、律师、喽罗，以及里兹黑社会的帮派分子——都被集中在她的总部进行盘问。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到了星期一，我们从缪尔神父那儿和报纸上得知，马格纳斯典狱长已经正式宣布，将行刑时间定在星期三晚间十一点零五分。
星期二……芬妮·凯瑟依旧不见踪影，已经向所有欧洲航线的轮船都拍出电报，但没任何类似凯瑟的女性乘客在船上。
星期三早上……我们好像活在梦中，食不甘味，只略略交谈数语。缪尔神父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换过衣服了，雷恩先生脸颊白得像死尸，双眼郁郁地燃烧着。我们绝望之余，试图去阿冈昆监狱和得奥谈一谈，结果不被批准，因为违反监狱的严格规定。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了他的一些消息：得奥出奇地镇静，几乎接近冷漠，他不再诅咒我们，事实上，他似乎忘了我们的存在。执行时间逐步接近，踩着扭曲的步伐踏入他的牢房，他所将遭受的一切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清晰可见；然而缪尔神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微笑着告诉我们“他坚守信仰”。可怜的神父！阿伦·得奥坚守的不是精神上的信仰，我非常确信，他笃信的是更为世俗的希望。直觉告诉我，雷恩先生不知用什么方法带话给他，告诉那天晚上他不会死。
星期三，一个恐怖而惊奇的日子。早餐时我们几乎没动。缪尔神父已经出门了，拖着他老迈的步伐，前往监狱庭院中的死刑囚室。然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到楼上的卧室休息。当他手上握着祈祷书再度出现时，看起来似乎平静多了。
很自然地，那一天我们都聚集在缪尔神父家。我恍惚记得，杰里米似乎也在，年轻的脸上挂着卑微的表情，脚步沉重地在大门外走来走去，拼命抽着烟。有一回我出去找他时，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做了件可怕的事情，典狱长邀请伊莱修·克莱担任死刑见证人，而且——杰里米苦恼地说——他接受了。我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于是一个早上过去了，雷恩先生的脸紧绷着，皱纹浮现，他已经两夜没睡了，挥之不去的烦闷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沟纹。
不知道为什么，整件事感觉上好像家属聚集在垂死病人的病房外，没有人说废话，一旦有人开口，也是压着声音。
偶尔有人会走出去站在门廊上，无言地望着灰色的监狱围墙。我自问，为什么我们都把这个可怜人的死看得对自己如此重要，他对我们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即使就个人意义来说是如此。不过以某种观点来说，他迷住我们了——他也许正象征着某种抽象意义。
上午快十一点时，雷恩先生接到来自里兹的信差从检察官办公室送来的最后报告。所有的努力都告白费，找不到芬妮·凯瑟，也没有她的任何行踪或下落。
老绅士挺了挺肩膀：“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他低低地说，“那就是提醒布鲁诺履行延后执行死刑的承诺，直到我们找到芬妮·凯瑟——”
门铃响起，从我们惊讶的表情，他立刻感觉到有事情发生了。缪尔神父冲到门口，紧接着，我们听到他喜极而泣的哽咽声。
我们呆呆地瞪着起居室的门口，看着倚门而立的那个人影。
那正是仿佛从死亡中复活的芬妮·凯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