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兴以前，中国之学堂惟有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所在屈指可数，生徒不满千计，是以梁启超忧之。军兴以后，庙谟谆谆，野议缤缤，则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上自京师，下及省会，讫于岩邑，两岁之间，踵武数十。其以故有书院改课、增课者称是，其倡议而未成，成而未及知者，亦称是。虽比之泰西各国万不逮一，然风气之开，不可谓无其几也。然而梁启超愈益忧之。忧之奈何？曰：今之以学校为第一义者，岂不以育人才乎哉？虽然，彼向之同文馆、水师学堂等，其设心也，曷尝不惟育才之为务，然至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天下所共闻也。今之兴学堂者，其意宁不曰，吾今之为此，必有以异于彼所云也。然而吾窃量其他日之所成就，必无以远过于彼，且犹或弗逮，何也？表正者影直，表趍者影邪，此公理之易明者也。彼同文馆等之设，其原奏档案所称，不过以交涉日夥，鞮寄需人，思通其语言，毋受矇蔽。故其所成就，上焉者足备总署使馆之翻译，下焉者可充海关、洋行之通事，彼其所求之者，固如是而已。故虽以丁韪良、傅兰雅等为之教习，不可谓非彼中文学之士，然而所成卒不过是，何也？所以为教者未得其道也。今教之之道，举无以过于彼，而教习之才，又远出丁、傅下。其聘用西人者，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其用华人者，则皆向者诸馆之学生，学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适于用者也，其尤下者，香港、宁波之衣食于西人者也。教之之道既如彼，教之之人复如此，以故吾敢量其它日之所成，且或弗逮也。夫所谓教之未得其道者何也？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今中国之为洋学者，其能识华字，联缀书成俗语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华文文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几绝也。此其故何也？彼设学之始，其意以为吾之教此辈也，不过责之以译文传语，为交涉之间所有事，若夫经世之义，修齐治平之道，别有所谓揣摩讲章，唾掇甲第之人以讲求之，而不必以望于此辈。故其学中所设，虽有华文功课一门，不过循例奉行，苟以塞责，实则视为无足重轻之事。其西文总教习等，既于中学毫发未有所闻，而其所谓华文分教习者，又大半乡曲学究，抱兔园册子，谓为绝学，以此而欲造人才，乌可得也？然使于中学虽不甚厝意，而于西学实有所大成，犹可言也。

凡学西文者，大率五六年后，乃始能尽通其文规，可以读其书，知其义，无所于阂。而今之治此学者，往往学四五年，辄以译人之才嚣然自大，出而谋衣食，自此以往，即与学绝。而究其前数年所学者，不过语句、拼字、文法之类，去西学尚远甚。今夫能作华语，粗解华文之人，不能命为中学之人才，此五尺之童之所共明也。然则能作西语，粗解西文之人，不能命为西学之人才，昭昭然矣。故恒有彝其语，彝其服，日以西学自鸣于口岸，而叩以彼中政治、学术形势情实，其所见闻，视我辈之待命舌人者，尚或有间，何则？学与不学之异也。夫此四五年之间，于中国之学，既已循例若赘，阁束一切，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其西学亦然，极其能事，乃亦不过在认字与习文法之二事，是直谓之未学焉可已。今以国家之所旁求，天下之所侧望，翘首企踵，以谓他日拨乱反正之才，将取于是，而其究竟，乃卒归于未学，此余所以悁悁而悲也。然则奈何？曰：无徒重西文教习而必聘通儒为华文教习，以立其本；无仅学西文而必各持一专门之西学，以致其用。斯二义者立，夫乃谓之学。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才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散而处于欧墨各国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抑欲为艺学者，奉一专门名家之西人以为师，虽于中国之学不识一字可也；欲为政学者，必于中国前古之积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势，知其所终极，故非深于中学者不能治此业。彼夫西人之著书为我借著者，与今世所谓洋务中人，介于达官、市侩之间，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于是有志经世者，或取其言而试行之，一行而不效，则反以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

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求之古人，则有若汉之长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后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夹漈永嘉，元之贵与，明之姚江，国朝之船山、梨洲、亭林、默深，庶几近之。求之西域，则彼中政治学院之制，略以公理、公法之书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日本之当路知此义，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首重政治，采欧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今中国而不思自强则已，苟犹思之，其必自兴政学始，宜以六经诸子为经（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经学之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易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苟由此道，得师而教之，使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今，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之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

《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缪以千里。”不此之务，则虽糜巨万之资，竭数十年之力，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靡救于国，靡造于民，吾恐它日必有达识之士，以学堂为诟病者。彼海军一政，日本讲之而得强，中国讲之而得削，其名不殊，其实大异。乌乎！其无使今日之学堂等于昔日之海军也。问者曰：子偏重政学，子薄艺学乎？艺学者，西人所以致富强之原也。释之曰：予乌敢薄艺学，顾欲治艺学者，必广备诸器以藉试验，历履诸地以资测勘，教习必分请专门，学生必储之绮岁，吾度今者诸学生经费之所入，尚未足以语于此也。若治政学者，则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陈群籍可以得折衷，虽十室之邑，中人之产，犹能举之。故吾谓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也。若夫有大力者，能创博物之院，开比较之厂，聚其才俊，以前民用，此又国之命脉也，夫乌得而薄之！吾直异夫今之言学堂者，上焉于政无所达，下焉于艺无所成，而徒考绩于口舌之间，自画于同文、方言之一义，而欲以天下才望之于其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