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騃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古者科举皆出学校，学校制废而科举始敝矣。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州长、党正、遂师、乡大夫，皆其地之教师也（见于《周礼》者，皆言掌其地之教令）。《王制》所记，有秀士、选士、俊士、进士之号，当其为秀士也，家、党、术、乡教之（《国语》：“齐桓公内正之法，正月之朔，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其父母，聪慧贤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奉养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是谓蔽贤，其罪五。’役官及五属大夫复事，公问之如初，五属大夫退而修教于其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启超按：属县、乡、卒、邑、家，以《周礼》《管子》证之，皆使教于其地者也）。当其为选士也，司徒教之；当其为俊士也，大乐正教之。故升秀士于司徒者，乡大夫也；升选士于学者，司徒也；升俊士于司马而告于王者，大乐正也；居处相迩，耳目相习，为之师者。当平居之时，于群士之德行、道艺，孰高孰下，孰贤孰不肖，固已熟察之而饫知之。及大比之日，书其贤者与其能者，盖教之有素，非漫然决优劣于一二日之间而已。汉后，得天下者皆于马上，庠序之事未遑，京师大学犹且议数十年不能定，郡国之间，尤无闻焉。故虽有乡举、里选之名，而于古人良法美意，殆稍稍澌灭矣。是以天子不能教士，而惟立一荣途，为之标准，以诱厉之，天下之士趋焉，班孟坚所谓“禄利之路”然矣。于其时也，或有硕儒巨子出乎其间，代司徒、乐正之权，行学校之事，缀学小生，群焉萃焉，禀而受之。至其人才盛衰，则恒视国家所立之标准，或善或不善以为差。虽然，取士之与教士，既分其途，则虽其所立标准，极尽善美，而于得人，抑已难矣。故两汉辟举之法，其流弊乃至变为九品中正。盖学校不立，有司未尝有人才之责，一旦以考校宾兴之事，而受成于渺不相属之刺史守相，其安从知之？而安从举之？是以不考实行，专采虚望，末流所届，乃至寒门贵族划若鸿沟，乡举里选之弊，极于时矣。隋唐以后，制科代兴，虑郡国之不实，乃悉贡京师以一其权，虑牧守之徇私，乃专出侍臣以承其乏，夫郡国之疏逖，已逊于塾序，而京师又加甚焉，牧守之阂隔已异于学官，而内臣又加甚焉。举一切耳目，而寄之于虚空无薄之区，于孔子举尔所知之义，其悖谬为何如矣！其疏逖而阂隔既已如是，则非惟实行无可见，即虚望亦无可闻。于是其所立以为标准者，不得不在雕虫之技，兔园之业，狗曲之学，蛙鸣之文，上以鼓下，下以应上，父诏兄勉，友习师传。虽有道艺，非由此进不为荣；虽有豪杰，非由此道不能进。尽数十寒暑，疲精敝神以从事于此间，而得与不得，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三代之盛，天下之士无一人不能自成其才，而国家不可胜用。两汉之间，士民之失教而自弃者盖有之矣，苟其才学可备世用，则无不可以自达。降及后世，岂惟不教，又从而锢蔽之；岂惟不用，又从而摧残之。呜呼！其所余能几何哉。故科举合于学校，则人才盛；科举离于学校，则人才衰；有科举，无学校，则人才亡。

科举学校既已分矣，则其所立标准，出于多途者，其才稍盛，出于一途者，其才益衰，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故汉代以孝廉为常科，而其余有所谓贤良方正者、直言极谏者（多不具征），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元光五年），学文高第者，有行义者，茂才异伦者（多不具征），可充博士位者（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建平元年），明兵法有大虑者（建平四年），治狱平者（元始二年），通天文、历算、钟律、方术、本草者（元始五年），而丞相辟掾，亦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光禄茂才，亦有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刺史移名，亦有三等（一明经、二明律、三能治剧）。其取之也，或特诏征，或特科试，或三府辟，或公车召，或公卿郡国举，或遣持节察上，或上书待诏，或博士弟子射策，或以技艺为郎（《汉书·卫绾传》），或仕郡为曹掾从事。其科目与出身之多如此，故天下之士，皆能因其性之所近，而各成其学。学苟成矣，则征辟察举交至，未有不能自见者也，故天下人人皆有用之器，而国家不至以乏才为患。唐因隋制，设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明字，六曰明算，又有史科、开元礼、道举、童子、学究等科，其制科之名则多至百数（见于《困学纪闻》者八十有六）。虽不免猥滥，而一时贤俊，如姚崇之下笔成章，张九龄之道侔伊、吕者，往往出焉。宋初继轨，亦有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通礼（初沿唐制，试开元礼，至开宝六年《开宝通礼》成，乃改科。是岁以新书试问）、学究、明经、明法、明医（《宋史》：“医学初隶太常寺，元丰间始置提举判局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试题有六，一墨义，二脉义，三大义，四论方，五假令，六运气。”）等科。夫明经有科，则士知守其教矣。行义有科，则人笃于行矣。治剧有科，则有司知尽心于民事矣。明律治狱有科，则政刑平矣。兵法有科，则多折冲之才矣。开元礼、通礼有科，则士习于本朝掌故矣。学究有科，则可以为人师矣。技艺、明算有科，则制器前民矣。明医有科，则人寿矣。此诸科者，今西方之国莫不有之，若骤以语守旧之徒，则将吐而弃之曰彝也彝也，而不知皆吾中国所尝行之者也。惜乎徒悬其名，未广其用，其所偏重乃专在进士一科，遂令天下学子，虽有绝学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于诗赋帖括之业，而通人硕儒，蹉跎不第，若韩愈、刘蕡其者，犹不可数计。驯至廉耻道丧，请谒若固，关节还往，温卷求知等名，习焉不以为怪，荣途之狭，人才之少，风俗之坏，盖自千数百年以来矣。

宋熙宁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惜荆公以无助而败，后人废其学校之闳议，而沿其经义之偏制，谬种流传，遗毒遂日甚一日。（凡天下任举一事，必有本末。荆公之议兴学，本也，变科，末也。本既不行，徒用其末，不成片段，安得不弊？荆公经义取士，未敢谓为善制，而合科举于学校，则千古之伟论也。当时旧执政之党哓哓争辩，全属意见之言，其传诵后世，最近理而乱真者，苏文忠公一疏也。向尝刺其纰谬而条辨之，今略录于下。当今之世其犹有援此等迂谬之论以相驳诘者，可以此折之矣。苏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梁启超曰：君相虽曰知人，若欲举天下之士，其才学之可任与否，一望而尽得之，虽尧汤皋禹，吾知其不能矣。则必寄耳目于公卿，公卿寄之牧守，牧守寄之令长，令长可谓亲民者也。然其民之才智与其学行，乌从而知之？则非由学校不为功也。但言责实不言更新，此固守旧家之常谈也。试问国家之取人，非所以共政事乎？政事之才不足而设学校以养之，固其宜也。今乃以诗赋帖括之滥劣，冒其名而充其数，则谁为实，而谁为虚矣？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者，古者卒吏皆以通经之士为之，学校之功也。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者，自其入学之始，即务为阿世无用之学，一旦得志，安望其能匡时哉？此无学校之弊也。吾以为苏氏而不知此义则已，苟其知之，则当推求所以然之故，而瞿然于学校之兴刻不容缓，而尚暇为驳议耶？苏氏曰：“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梁启超曰：道有可与民变革者，有不可与民变革者。学而优则仕，学而后入政，此不可与民变革者也。人民社稷何必读书，此孔子深恶痛绝之言，而苏氏乃摭拾之，何为也？且所谓其选举亦必有道者，道果何若矣？强圣人而从我，圣人岂任受之。苏氏曰：“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于庆历之际何异？”梁启超曰：凡持议者，但当论其议之是不是，不当论其事之成不成。学而不当立，虽庆历规模已定，犹当废之。苟其当立，前事何害？且庆历之仅存空名，正坐朝廷不能责实之弊，苏氏何不申其责实之说议续旧绪，顾乃因噎废食也。夫人才者，国民之本；学校者，人才之本，兴学所以安国而长民也。欲成大功，不见小利，虽稍劳费，将焉避之？且有司供给之需，养兵饷馈之用，每岁节其一二可以兴学而有余矣。不彼之争，而斤斤然阻挠安国长民之举，果何心也？范蔚宗推原汉法，且谓倾而未颠，抑而未坠，出于党锢诸贤心力之为，游士果何负于人国乎？先王之教其民，若诲其子弟，故既有选秀之升，而亦有不帅教之罚。上下一体，痛切相关，此太平之所由也。后世去古既远，不明先王之意，徒据今日之弊政以绳古制，宜其以为笑矣。苏氏曰：“夫欲兴德行，在君人者修身以格致，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梁启超曰：科名之不足以得贤才，固也。盖其本原必在学校也。若修身格物之说，乃俗儒迂言，能制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其于辩才斯为下矣。汉以孝廉取士，而一代名节出焉，虽云伪也，其视唐之进士，怀温卷趋拜马下者，何如矣？自魏武下令再三，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此后廉耻道丧播其流风，极于五季，其视割股、庐墓、恶衣、菲食之为伪者，又何如矣？苏氏本以气节自任，今乃以意见之故，而发为此言，真非吾之所敢闻也！苏氏曰：“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梁启超曰：吾闻《大易》之义，幹父之蛊谓之吉，裕父之蛊谓之吝。今既谓为无用，则当更求其所谓有用者，以匡厥不逮，今乃悉举而归罪于祖宗，以为制度虽坏，吾不任其咎。此岂仁人孝子所忍言哉？且祖宗之法，非祖宗所自创也，因前代之弊而已，前代又因其前代之弊而已。推而上之，以至于古人立法之始，则其法固未尝如是也。历代相沿不思振刷，逐渐流变遂成今日。然则所谓法者，不过成于泄沓庸臣之手而非祖宗之意，以为不如是不可为治也。今乐于师庸臣而惮于法先王，此太平之道所以千岁而不一遇也。自汉迄今，取士之法已不知几易。今乃谓不过如是，其谁信之）阅数百载，历元涉明，薾靡疲敝迄于今世，揣摩腔调，言类俳优，点名对簿，若待囚虏，担簦累累，状等乞丐，搜索挟书，视同穿窬，糊名摸索，乃似赌博，归本重书，若选抄胥。夫国家之取士，取其才也，取其学也，取其行也。今以俳优、抄胥畜之，以囚虏、乞丐、穿窬、赌博视之，欲士之自爱，欲国家之能受其用，何可得也？王介甫曰：“古者取士也宽，其用之也严；今取士也严，其用之也宽。”吾请为一说曰：古者试士之具严，其为途也宽；今试士之具宽，其为途也严。今之所以进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韵之诗，虽使伊、吕、管、乐，操觚为之，必无以远过于金、陈、章、罗，而曲士陋儒剽窃模仿，亦未尝不可能之而有余也。故不必论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后取之，就其所取之人以为比例，则举人之可以及第，诸生之可以得解者，皆当数千人矣。而进士之额，每科不过数百，举人之额，每省不过数十，则其余数千人之见摈黜者，安知无伊、吕、管、乐之才？而所取数百数十，安得无曲士陋儒以滥竽于其间也？昔人论科举之弊不一，而以探筹之喻为最当，所谓非科举之能得人才，而奇才异能之人之能得科举，斯固然矣。然奇才异能者固能得之，阘冗污下者亦能得之，则将何择也？今夫挟千金以求力士，号于众曰：“有能举千钧者致千金。”则强有力之人立见矣。号于众曰：“有能胜匹雏者，致百金。”则所怀之金顷刻而尽，而贲获之才未必能致也。今之为说者，每以科第猥滥，欲裁中额，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无变今之法，虽进士之额裁至数十，举人之额裁至数人，而猥滥如故也。徒使怀才之徒嵚奇抑郁，不能自达，骎骎白首，才气销磨，此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吾盖见夫缀学之子，当其少年气盛，未尝不欲博通古今，经管天下，其意若曰：吾姑降心于帖括之学，俟得一第，可以娱父母，畜妻子，然后从事于吾之所欲学而已。当其应童子试也，县试数场，经月始毕，又逾月而试之府；府试数场，经月始毕，又逾月而试之院；三试竣事，一年去其半矣。既以半年人力废学以就试，一经黜落则穷愁感叹，不能读书而颓然以自放者，又复数月，感叹既已，而县试又至矣，试不一试，年不一年，即幸而入学，而诸生得解之难，其情形犹是也。举子得第之难，其情形犹是也。词馆得差之难，其情形亦犹是也。试事无穷已之日，即学子无休暇之时，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而向之所谓“博通古今，经营四方”者，终未尝获一从事也。若夫瑰玮之士，志气不衰，冲决罗网，自成其志者，千百之中岂无一二人哉。然其中材以下，汩没此间而不能救者，何可胜道？况此一二人者，苟非为科举所困，而移其冲决罗网之力量，以从事于他端，则其成就又当何如也？故学校之盛，中人亦进为上材；科举之衰，有志亦成为无用，其差数之相去，如此其远也。

今内之有同文、方言之馆舍，外之有出洋学习之生徒，行之数十年，而国家不获人才之用，盖有由也。昔俄主大彼得躬游列国，择国中俊秀子弟，使受业葡法之都，归而贵显之，布在朝邑，俄遂以强。日本维新之始，选高才生就学欧洲，学成反国，因才委任，今之伊藤、榎本之徒皆昔日之学生也。而中国所谓“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废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谓可致身通显，光宠族游，及贸贸然归，乃置散投闲，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载未获一官，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呜呼！人亦何乐而为此劳劳哉？夫国家之教之，将为用也，教而不用，则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见用，则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此真吾之所不能解也。或谓此辈之中，求所谓奇才异能可以大用者，盖亦寡焉，斯固然矣。不知国家所重，既不在是，举国上才之人，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孰肯弃其稽古之荣，以俯焉而从事也？故当其就学之始，其与斯选者，大半仅中人之才耳。而自束发以后，又未尝一教以中国义理之学，徒溷身洋场，饱染习气，及至学成，亦且视为杂流，不与士齿，其不自爱固所宜也。坐是之故，而瑰玮特绝之徒，益惩羹吹齑，羞与哙伍，是以此中人才，日就寂寥也。然二十年间，其在西国学堂中考试前列，领有学成凭据者，往往有人，而西人之达者亦每复嗟叹，谓震旦人才不下彼国，然则出洋学生中之未尝无才，昭昭然矣。顾乃束之高阁，听其自穷自达，不一过问。于是有美国学生糊口无术，投入某洋行为买办者；有制造局匠师，月俸四十金，而为西国某厂以二百金聘去者，豪杰之士安得不短气，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既无细腰高髻之倡，重以弃鼎宝瓠之失，不怀顾犬补牢之义？徒效渊鱼丛爵之愚，犹复顿足搓手，日日叹息曰：无人才，无人才！天下之人，岂任受之？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综而论之，有三策焉。何谓上策？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则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昔圣祖、高宗两开博学鸿词，网罗俊良，激厉后进，故国朝人才以康乾两世为最盛，此即吾向者“多途胜于一途”之说也。今请杂取前代之制，立明经一科，以畅达教旨，阐发大义，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术，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语言文字，能互翻者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适用者为及格；使绝域一科，以能通各国公法，各国条约章程，才辩开敏者为及格；通礼一科，以能读《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谙习掌故者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明格致制造之理，自著新书，制新器者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通教学童之法者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通全体学，识万国药方，知中西病名证治者为及格；兵法一科，以能谙操练法程，识天下险要，通船械制法者为及格。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鸿博故事，特诏举试，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荣途，给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著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见，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导之以利禄之所存，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童子试非取录经古者，不得入学，而经古一场，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考试学差试差，亦试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试。如是则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将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上策者，三代之制也。中策者，汉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遗也。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若夫守晚明之弊制，弃历朝之鸿矩，狃百载之积习，惮千夫之目议，违作人之公理，踵愚黔之故智，则虽铁舰阗海，谁与为战？枪炮如林，谁与为用？数万里地，谁与为守？数百兆人，谁与为理？《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言不学之人，不可以共政事也。今其用之也在彼，而取之也在此，是犹蒸沙而欲其成饭，适燕而南其辕也。岂不傎哉，岂不傎哉！

昔同治初叶，恭亲王等曾请选编检庶常，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及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等，入同文馆，学习西艺，给以廪俸，予以升途。（原奏究澈利弊，驳辨邪说，语语适当，切实可行，恐外间见者尚少，特照录以餍众览。其文曰：“臣等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等因，于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务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弟子，延聘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见矣。或谓雇赁轮船购买洋枪，各口均曾办过，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赜，不知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澈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盖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至于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中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法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且西人之术，我圣祖仁皇帝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本朝掌故亦不宜数典而忘祖。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者农夫戍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士子出户举目见天，顾不解列宿为何物，亦足羞也。即今日不设此馆，犹当肄业及之，况乎悬的以招哉？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造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臣等尤有说焉。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黉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焉？总之，学期适用，事贵因时，外人之疑议虽多，当局之权衡宜当，臣等于此筹之熟矣。惟是事属创始，立法宜详。大抵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谨公同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得旨依议，其时正当日本初次遣人出洋学习之时耳。此议若行，中学与西学不至划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揅心此间以待用。至今三十年，向之所谓编检及五品以下官，皆位卿孤矣。用以更新百度，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乃彼时倭文、端方以理学名臣主持清议，一时不及平心详究，遂以“用彝变夏”之说，抗疏力争，遽尼成议。子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文端之言，其误人家国，岂有涯耶！抑天心之未厌乱也。今夫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千数百岁之痼疾，一旦欲举而去之，吾知其难矣。然不由此道，则终无自强之一日。虽事事模仿西式，究其成就则如邯郸之学步，新武未习，而故迹已沦。我三十年来，学西法之成效，已可睹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悔前事之无及，思继起之有功。呜呼！其毋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