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性格，然而一个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者，却可以把这种性格的形成，解释为“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后当然的结果。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暴风，有什么不成？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认清楚了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上海商人所支配的书业，则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随时改成各样入时面目以引诱读者，作为赚钱牟利的张本，因此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人与永远皆在那里转变的投机份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一批身在上海为商人帮闲而活着的闲人，一批置身大学顽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种种小丑姿式，以个人生活上的恩怨与个人情感上的爱憎为基础，展开了理论的场面，在也算是争斗寻觅中打发了十年日子。十年来成名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说话时总仍然只埋怨中国还无莎氏比亚或托尔斯泰。成名的闲人，则带着本身在各刊物上丑诋造谣的故事，走入老境里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乖巧的，则又另寻出路作其他事业去了。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鲠直崛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形式，须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只时时刻刻作着负嵎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能作所应作的事情。

中国知道敬重英国作家的有人，爱好俄国作家的也有人，但这些人却并不需要认识本国自己的作家。读者间照例缺少作品抉择的能力，必需要批评者来作主。大多数的批评，既然只是书业中人所作的广告，结果则销行最好的书同时也就成为内容最好的书。教授的文学观念，战士的文学观念，读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固为现在有人能从丁玲女士作品认识她爱敬她，且觉得她的作品美丽精深与伟大的，最应感谢就还是上海的书店大老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