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弦兄的去世太突然了！我在早上见到报纸的新闻电时，手颤颤的呆了多时，竟无意绪再看他文。

据说是胃病致死，但这些日子偶见的旧友函中未曾述及，大约以在这个时代有病成了常事，入院就医或者不大惹起友人注意，也想不到竟尔夺去他的天年。而佩弦就这样死于秋热多事的故都，古寺停灵，近即火化，了此一生，遂成千古！人间倏忽，又恰当这个万方多难苦痛重重的时代，回念旧友，岂止洒泪。

我与佩弦兄之认识远在民八九年间。那时，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每月总开一次常会，至少总有十多个会友聚谈，其实并无多少会务，只是借此“以文会友”而已。有两年我曾被举负分会书记之责，每次开会由我召集，每次自己准去，故与佩弦在此时最熟。他生性沉穆，不多说话。虽在北方读书五六年勉强学来的北京话，生硬中带出扬州口音，每每说到“儿”音尤为显然。他不像我与地山、菊农三四人，每好高谈争论。平平的圆面上时常浮出微笑，说话的音绝少高亢，态度和平。虽在少年，却使人对之有“老成持重”之感。那时，在我的心中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迂阔，这因为我们有些飞扬狂态，所以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或不免有“敬而远之”的存念。时候久了，明白他的个性并非矫饰，反将以前的猜测冰释，自咎冒失。

他不易激动，不多评论，不好表著。可是，就那时说他的社会经验已非我们几个常在都市中打发时日的朋友所能知道的了。

他以散文见知于世，固然是《背影》那一篇的成功，实则当民国十一年沪上某书局所刊《我们的七月》丛刊中，有他与俞平伯先生各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文，也引起读者的赞美。文笔的别致，细腻，字句的讲究，妥贴，与平伯的文字各见所长。总之，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

当他与李健吾兄一同出国的那年，也是八月初旬，他一人由北平赴沪。忽然高兴，乘船经过青岛住了两天。杨今甫兄是时正任“青大”校长。我由他处假中归来，一天午后三点，今甫与他同到我的寓处。久别晤谈，自然高兴。遂即同往汇泉，沿着海旁沙滩闲步，佩弦头一次看到这样涛明波软的浴场，十分欢忻。我们在一所咖啡馆里谈到傍晚散去。第二天我与今甫送他往码头上船，回时，在车中谈及普罗文学之是否成立。朋友聚谈之乐令人向往。

抗战期中他在昆明，也同其他靠书笔为生的人一样，备极艰苦，常常听说他的孩子们连袜子也不穿。生活之困给他不少打击，自然，他那向来柔静的性格确也因受到切身锻炼而能更见坚强，比他的少年时期迥乎不同。

战后三年，他零星发布的文字篇数不少，多系评论文学之作。从他的新作里见到他的思想更趋向平民化，他的文艺主张更趋向普及化。他提倡切合农民型的作品，提倡有力的诗歌朗诵。

但这么一个忠于所业，明于文学分析的文人突然逝去，是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损失，也是多少爱好文学青年的损失！

至于友生的感叹，惋悼，更毋庸说。

他的著作、思想、文章的风格，将来自会有人论及。我匆匆写出这篇短文以表微意，故不及此。

三年来，当年老友渐多物化，论年龄多在五十岁左右，而又不是平常疾病缠身的。这是否与生存于现代中国，因精神物质的生活两俱窒压的关系，不易断言。而今日男女老小易病，易死，却是普遍现象！文人有敏感，有疑念，也许另有其促死的原因，总之，若时值安平，大概他们还能多活几年，多留下几本佳作？

打不起精神再写下去，以此聊付编者。附录古诗十句，借达哀悼。

亲友多零落，旧齿日凋丧。

市朝互迁易，城阙成丘荒。

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茫茫。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

慷慨惟平生，俛仰独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