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爱，是我们文化中获取对抗焦虑的安全感最常用的方式。而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则是另一种方式。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何我要把权力、威望和财富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讨论。仔细来看，不管主导倾向源自何种目标，都必然会给人格造成极大的影响。神经症患者追求安全感时，哪一个目标占上风取决于外部环境，以及个体天赋和心理结构的差异。此处我一并加以讨论，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使它们不同于爱的需要。赢得爱，意味着通过与他人加强联系来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疏远他人和巩固个人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想要控制支配、赢得威望、收获财富，本身并不是神经症倾向，正如渴望爱本身也并不是神经症性的。为了理解权力、威望和财富方面的神经症追求的特点，应该与正常人作一个比较。例如，正常人的权力感来源于对自己超群实力的认识，不管是体力、能力、心理能力、成熟还是智慧。或者，他对权力的追求可能与某些特定原因有关：家庭、政治或专业团体、祖国、某个宗教或科学观念。然而，对权力的神经症追求产生于焦虑、憎恨和自卑感。简而言之，正常的权力追求出自力量，神经症的权力追求出自软弱。
同样，其中也涉及文化因素。个人权力、威望和财富并非在每种文化中都很重要。例如，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绝对不鼓励追求威望，而且他们的个人财富差距也很小，因而这种追求也不太重要。在那样的文化下，为了获得安全感而追求任何形式的支配权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威望和财富可以带来更多安全感。
在探求这种追求的产生条件时，我们显然发现，人们往往只有在证实了不可能通过爱来获得安全感以对抗潜在焦虑之后，才会发展出这种追求。以下我将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当爱的需要受挫时，这种追求如何以雄心壮志的形式发展出来。
一个女孩极度依恋比她大四岁的哥哥。他们曾经沉迷在多少有点儿性属性的衷情之中，但在她八岁那年，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还提出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能像之前那样玩了。此后没多久，这个女孩在学校表现出突如其来的野心。这显然是她求爱失败导致的，而且当这个女孩没有什么人可以依赖之时，这就格外令人痛苦。父亲对孩子漠不关心，而母亲又明显偏爱哥哥。这不仅令她沮丧，还严重打击了她的自尊心。她并没有意识到，哥哥的态度改变仅仅是因为他正步入青春期。因此，她感到羞辱难堪，由于她的自信心本就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母亲压根儿就不曾需要过她，而且由于她的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人人都很倾慕，无形之中她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而且，哥哥不仅得到了母亲的偏爱，还得到了母亲的信赖。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总是跟哥哥商讨自己的一切困难。因此，这个女孩感觉自己完完全全受到了冷落。她再一次努力去获取所需要的爱：与哥哥的不愉快经历发生之后不久，她爱上了一个在旅行中结识的男孩，她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并开始编织有关于这个男孩的美妙幻想。当他消失在她的视线之中时，她变得闷闷不乐，面临着新的失望。
正如这种情况中极常发生的那样，父母和家庭医生把她的状态归因于她在学校所就读的班级课程难度过高了。他们把她从学校接出来，送她到一个避暑胜地去游玩。然后把她放到比之前低一个等级的班级中去。当时她不过九岁的年纪，便表现出相当拼命的志向和抱负。她只允许自己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与此同时，她与其他女孩原本友好的关系也明显受损。
这个例子说明了产生神经症抱负心的种种典型因素：她一开始没有安全感，因为她感觉自己不被需要；出现严重的敌对状态又无法表现出来——作为家庭中的主导人物，母亲需要他人的盲目崇拜；受压抑的敌意滋生出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从未获得成长的机会，她经常感到羞愧难堪，过去那一段与哥哥的亲密关系又使她感到耻辱；通过索取爱以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失败了。
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不仅是一种对抗焦虑的保护手段，还是释放受压抑的敌意的渠道。我想先谈谈每一种追求是如何提供特殊保护进而对抗焦虑的，然后谈谈它们释放敌意的特定方式。
首先，追求权力是一种对抗无助感的保护性手段，如我们所见，无助感正是焦虑的基本要素之一。神经症患者不乐意自己身上出现丝毫无助或软弱的迹象，以至于他会刻意回避正常人习以为常的情境，例如接受别人的指导、建议，寻求他人或环境的帮助，迁就或赞同他人。这种之于无助感的逆反心理及行为，不会一次性达到制高点，而是逐步增长的；神经症患者越是感觉受碍于自己的抑制力，就越是没有自我主张的能力。他变得越软弱，就越是心急火燎地回避一切略似软弱的事物。
其次，权力的神经症追求是一种避免遭受危险或轻视的保护性手段。神经症患者发展出一种刻板、非理性的力量想象，这使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任何局面，不管有多难，而且他应该即刻掌控局面。这个理想逐渐与自满联系在一起，因而，神经症患者不仅把软弱视为一种危险，还视其为一件丢脸的事。他将人作非“强”即“弱”的区分，钦佩强者、鄙视弱者。他对待他认为软弱的人的态度也很极端。他多多少少蔑视那些赞同或迁就他的人，包括那些受抑制的人，以及那些因不太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而将喜怒哀乐都明白地表现出来的人。他也同样蔑视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面临强迫性焦虑或自我抑制的问题，他就会感到蒙受了耻辱。他鄙视自己有神经症，还焦躁不安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他也鄙视自己无力自主解决这个问题。
采取哪种特定的形式去追求权力，取决于他认为缺乏哪种权力最令人恐惧或鄙视。我会讲到这方面最为常见的一些表达方式。
其一，神经症患者会渴望像控制自己一样控制别人。他不想任何未经他发起或同意的事情发生。追求的控制方式可能衰减，即有意识地允许对方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坚持要知晓对方的一言一行，如果发现了存在任何秘密，他就会感到无比愤怒。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能被压抑住，以至于不仅仅是对方，甚至所有与对方有关的人都以为他极为慷慨地赋予了对方足够的自由。
然而，一个人若是过于彻底地压抑了自己的控制欲，每次对方与其他朋友约会，或是无意中回家晚了，他都会变得萎靡不振，或者剧烈头疼，再或者肠胃不适。他不知道失常的原因，还可能会将此归结于天气、吃错东西等无关状况。许多表面看来是出于“好奇”的言行，其实也是因为希望控制局势的隐秘愿望。
这类人还倾向于想要永远正确，若是证明他们错了，哪怕只是有关于微不足道的细节，他们也会恼怒不已。他们必须比别人更了解一切，这种态度可能令他人感到尴尬。那些原本认真可靠的人，在面对他们不知其解的问题时，可能会不懂装懂，或是故弄玄虚，哪怕在这种情况下无知并不会使他们名誉扫地。有时，重点表现为他们要求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或是预见到所有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伴随着厌恶任何含有不可控因素的情境，他们在主观上认为自己任何风险都不应该承担。强调自我控制则表现为厌恶自己在任何感受面前失控。一个神经症女人倾慕于一个男人，但一旦这个男人接受了她的爱意，这种倾慕就可能突然变成藐视。这种类型的病人发现很难让自己彻底进入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s），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将自己带进未知的恐惧当中。
另一个态度也是神经症患者追求权力的特点，即渴望随心所欲。如果别人所做的不是他期望他们做的，时间也不是他所期望的时间，就可能持续不断地触怒他。他不耐烦的态度也与追求权力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任何推迟和等待——即使只是等待红绿灯，都可能成为他愤怒的来源。神经症患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发号施令的态度。或者至少不明白该种态度的程度。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无法作出改变，明显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因为这种“无意识”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其他人也不该发现这点，因为他们若是发现了，他就有失去他们的爱的危险。
这种意识缺失对爱有着重要的影响。若恋人或丈夫完全辜负了期望、迟到了、不打电话、出差去了，这个神经症女人都会感觉他并不爱她。她把这些情况作为证据，证明她不被需要，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之于他人违逆自身意愿的明显的愤怒反应，而她的意愿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这种谬论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很常见，并极大地解释了不被需要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是神经症中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这是从父母那里习得的。一位强势的母亲，对小孩抗命而愤慨不已，她会因此以为小孩不爱她。由此常常会引发一种诡异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会严重挫伤任何爱的关系。神经症姑娘无法爱一个“软弱”的男子，因为她们鄙视任何软弱。但她们也无法应对一个“坚强”的男子，因为她们期望自己的伴侣时时顺从自己。因此，她们暗中所寻觅的是英雄和超人，只有他们才能同时做到既“坚强”又“软弱”，从而很好地满足她们所有的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个态度是决不让步。他们觉得赞同他人观点或接受他人建议是一种软弱——即使他们认为对方是正确的，哪怕只是动一点点这种念头，也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重视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矫枉过正，而且会完全出于害怕、让步的考虑而强迫性地采取对立立场。这种态度最一般性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患者暗自坚称：应该是社会适应他，而不是他去适应世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种种基本困难之一正在于此。对病人精神分析的最终目标不是获取信息或洞察情况，而是借由这种洞察力去改变他的态度。尽管意识到这种改变对他有好处，但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仍然痛恨改变，因为对他来说，这暗示着一种决定性的让步。无法让步也会影响爱的关系。爱，尽管它可能有其他含义，但肯定意味着向爱人和自己的感受投降、让步。无论男女，越是没有能力作出这种让步，就越是对这段爱的关系感到不满。这个因素同样与性冷淡有关，因为性高潮的前提正是这种彻底“放弃自我”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了追求权力之于爱的关系的影响，这使我们能更完整地理解爱的神经症需要的诸多内涵。如果不考虑追求权力的作用，就无法完全理解与追求爱有关的诸多态度。
正如我们所见，追求权力是对抗无助和无价值的保护性措施。后面这种功能是与追求威望共有的。
属于这一类的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褒扬和尊重。他会幻想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是美丽、聪明的，或是取得了某些出色的成就；他会花钱如流水，一掷千金；他要求自己能谈论最新的书和演出，了解杰出人物。他无法把任何不崇拜他的人当作朋友、爱人、员工。他的所有自尊都依赖于被赞扬，如果没有得到赞扬，他的自尊就无所依存。因为过度敏感，因为持续不断地感到羞耻，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煎熬。他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感受到了羞辱，因为这个认识实在是太痛苦了。但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他对任何这种感觉的反应都是一种伴随着痛苦的愤怒。因此，他的态度引发了新的敌意和焦虑。
由于这里我们仅仅是在描述，所以不妨将这种人称为自恋者。然而，如果动态地考察这一类人，这个称谓并不确切，因为尽管他们自始至终地一心想吹捧自己，但就其本质而言，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自尊自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对抗无足轻重和羞辱的感觉，或者——积极点说——是为了修复崩塌的自尊。
他与别人的距离越远，他对自身威望的感知就越内在化，这是一种自我感觉万无一失、美妙绝伦的需要。任何缺点，不管是昭然若揭还是隐隐绰绰的感觉，都会被他们视为一种屈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抗无助和无价值或屈辱的保护性手段，也可能源自对于财富的追求，因为财富既带来权力，又带来威望。在我们的文化里，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极为普遍，以至于只有在与其他文化作比较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无论说它是基于人性贪婪的本能，还是基于生物动力的升华，这种追求都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性。即使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相应的焦虑缓解或消除了，强迫性的财富追求也会消失不见。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财富所对抗的特定恐惧是贫困、一无所有和依靠他人。对贫困的恐惧也许是一根鞭子，鞭策一个人不停地工作，绝不错失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这种追求的防御属性表现为他没有能力把他的钱用于享乐。追求财富并非只是直接指向金钱或物质，也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占有态度，以及用作一种保护手段以免失去爱。占有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尤其是它在婚姻中的表现，法律也为这种诉求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其特征与之前讨论过的权力追求极为相似，这里我不再特别举例。
之前我说过，上述三种追求不仅是对抗焦虑的安全手段，也是释放敌意的方式。根据主导性诉求的不同，这种敌意采取的形式存在压制、羞辱或剥削他人等不同倾向。
权力神经症追求的自我压制的属性使得其不一定会公然表现为对于他人的敌意。它可能伪装成社会价值或人道主义，例如表现为提供建议、爱管闲事、采取主动或带头等态度。但是，如果敌意隐藏在这些态度中，别人（孩子、配偶、员工）也能感觉得到，他们要么服从，要么反抗。神经症患者自己往往察觉不到自己带有敌意。就算他因为事情不遂己愿而暴跳如雷，他仍然会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生气只是因为他人太没脑筋了。无论如何，实际情况是：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敌意，转而以一种文明有礼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在他无法随心所欲时才会爆发出来。对于他所气恼的种种场合，别人可能并不觉得是对立，诸如意见上略有出入，或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使他勃然大怒的可能偏偏就是这些琐碎小事。有人可能觉得可以将这种自我压制的态度视为一个安全阀，通过它可以以一种不具破坏性的方式释放大量敌意。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削弱敌意的表达方式，因而为抑制十足的破坏性冲动提供了渠道。
对立引发的愤怒可能被压抑，并且如我们所见，受压抑的敌意又可能引发新的焦虑。这种情况可能表现为抑郁或疲倦。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情形太微妙了，以至于往往会被忽略掉，也因为神经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所以，这些抑郁或焦虑状态可能似乎根本找不到外部刺激。只有精密的观察才能逐步揭露刺激事件和继发反应之间的联系。
强迫性压制所带来的另一个特征是：他没有能力维持任何对等关系。他要么必须占主导，要么就感到彻底迷失、依赖和无助。他太独裁专制了，以至于只要未能掌握绝对的支配权，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屈服。如果他的愤怒被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导致他感到沮丧、气馁和疲惫不堪。然而，那些无助也可能只是一种用来确保他统治地位的迂回方式，或是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敌意的表达。举一个例子，一个女人与自己的丈夫在一个陌生城市散步。由于她预先粗略研究过该城市的地图，所以由她带路。但是，当他们来到她并没有在地图上研究过的街道之时，她没有把握，于是就把带路任务全部交给丈夫。尽管她之前还兴高采烈、积极主动，现在却突然无缘无故地感到疲惫不堪，一步也走不动了。在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配偶、兄弟姐妹和朋友关系中，神经症患者通常表现得像个苛刻的监工，把他的无助当作皮鞭，迫使对方遵循他的意愿，索要无止境的关注和帮助。正是这些原因，神经症患者才不曾从别人为他做的事情中获益，而只是报之以源源不断的抱怨和要求，或者更糟糕的是，控诉自己被忽略、被凌辱。
精神分析工作中也能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类病人可能急切地想要寻求帮助，但他们不仅不接纳任何建议，还会在得不到帮助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怨恨。一旦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了解到了自己的一些古怪之处，他们又会迅速再度陷入先前的苦恼之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会设法抹去这些体悟，而这些体悟正是分析师辛苦劳动的结果。于是，病人只好迫使分析师投入新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注定会再次失败。
病人从这种情境中可能得到加倍的满足感：他通过表现自己的无助，迫使分析师拼命为他服务，从而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这个策略往往会引发分析师的无助感，因此，由于他自身的纠葛，他无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所以他找到了一种施加破坏性统治的可能性。不用说，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满足感完全是无意识的，就像为了获得满足而无意识地运用这个手段一样。病人唯一意识到的是，他极其需要他人的帮助却未能如愿。因此，在他看来，他不仅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情合理，还觉得他完全有权对分析师使性子。与此同时，他心底也明白这么一个事实，即他正在玩一个阴险狡猾的游戏，因而害怕被发现、被报复。因此，出于防御的目的，他觉得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他是通过“颠倒事实”来实现这一点的：并不是他在偷偷实施一些破坏性的攻击行为，而是分析师在忽视他、欺骗他和侮辱他。然而，只有在他真的感觉自己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这个地位才能得以巩固，并且长久地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非但鲜有兴趣去认识到自己并未被虐待，还反过来饶有兴趣地坚持这个信念。他坚称自己遭受迫害，这种坚持常常给人一种他想要被虐待的印象。事实上，他和我们任何人一样不想被虐待，但他这种受虐待的信念所具有的功能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他无法轻易放弃。
压制的态度中可能涉及相当多的敌意，以至于会引发新的焦虑。然后这种焦虑又会引发新的抑制作用，诸如无法发号施令、无法坚决果断、无法表达一个清晰的观点，其结果就是，神经症患者常常表现得太过唯唯诺诺。这又反过来导致他把自己的抑制误以为是与生俱来的温柔。
对于威望追求至上的人，敌意往往采取一种渴望羞辱他人的形式。对于那些自尊心曾经遭受过践踏并因此怀恨在心的人，这个渴望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曾在童年经受过一系列羞辱经历，这些经历要么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情境有关——诸如他们属于少数群体或者本身贫穷却有富裕的亲戚，要么与他们个人的情境有关——诸如由于家里的兄弟姐妹而遭排挤、被嫌弃、被父母当作玩偶、时而被溺爱、时而被蒙羞和冷落等。这类经历常常会被选择性地遗忘，因为它们太令人痛苦了，但如果有关羞辱的问题得以澄清，它们就会重现于意识之中。然而，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能够观察到的，只可能是这些童年情境的间接结果，而永远不可能是直接结果，这些结果通过一个“恶性循环”得到强化：羞辱感；渴望羞辱别人；因为害怕被报复而对羞辱更敏感；更想羞辱别人。
羞辱倾向之所以会被深深压抑，往往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从自己的敏感中知道，被羞辱多么令人受伤、多么让人怀恨在心，他们本能地害怕别人会有同样的反应。然而，某些倾向还是会在他的意识之外暴露出来：不经意地漠视他人——诸如让别人等待、不经意地使他人陷入尴尬境地以及让他人依赖自己。即便神经症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羞辱他人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这么做了，他与别人的关系仍然充斥着弥漫性焦虑，并表现为他不断期待被指责、被羞辱。以后讨论“失败的恐惧”时，我还会谈到这种恐惧。这种因为对羞辱的敏感所产生的抑制，其表现形式通常是回避一切可能羞辱他人的事情。例如，这种神经症患者可能没办法批评、拒绝他人的好意、解雇职员等，因此，他常常表现得忧心忡忡或是太拘谨。
最后，羞辱倾向可能隐藏在赞赏倾向背后。由于施以羞辱和表达赞美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所以后者给摧毁或掩盖前者提供了最佳途径。这也是这两种极端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原因。这两种态度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分布方式，其分布的依据因人而异。它们也可能分别出现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一个阶段普遍藐视众生，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崇拜英雄；也可能是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或盲目崇拜一两个人，而同时蔑视其他所有人。只有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得以观察到这两种态度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一个病人可能同时盲目崇拜和藐视分析师，要么压制其中一个态度，要么徘徊于两种态度之间。
就财富追求而言，敌意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一种剥削他人的倾向。渴望欺骗、偷盗、剥削或挫败他人本身并不是神经症。它可能出于文化模式，或有现实情境的担保，或对于利己问题的正视。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充斥着某种情绪。即使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一旦得手，他就会得意扬扬、耀武扬威；例如，为了找到便宜货，他可能会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计得失。他这种成就的满足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他感觉自己以智取胜，一个是他感觉损害了别人。
剥削他人的倾向可以采用许多形式。神经症患者如果没有得到免费治疗，或者感觉物非所值，就会对医生心生怨恨。如果员工不愿意无薪加班，他就会对他们大发雷霆。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中，剥削倾向常常通过声称他们有这种义务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如果父母据此要求孩子牺牲，就很可能彻底毁掉孩子的人生，而且即便这个倾向并不以如此具有破坏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何认为孩子的存在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满足的母亲都势必在情感上剥削孩子。这类神经症患者对其他人也可能有所保留，如他本应付的钱、他应当传播的信息、他本应给予对方的性满足。剥削倾向可能通过重复的偷盗梦境而显露出来，或是他偷盗的意识冲动，而这个冲动一直被自己压抑着。他可能在某些时期曾是个偷窃癖者。
这一类人往往并不觉得自己在蓄意剥削他人。一旦别人对他们有所期望，由此导致的焦虑就可能使他们发生自我抑制。因此，他们可能忘记买别人期待中的生日礼物，或者一旦某个女人屈服于他们，他们就变得虚弱无力。然而，这种焦虑并不必然导致现实的抑制，也有可能在一种潜在的恐惧中变得越加强烈，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压榨或剥削他人，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尽管他们在意识上会愤然否认这个意图。甚至，某些并未表现出这些倾向的行为也会让他害怕，与此同时，他仍然不知道其实自己在其他行为中压榨或剥削了别人。
剥削他人的这些倾向伴随着一种羡慕、嫉妒的情绪态度。如果别人拥有我们很想具备的某种优势，大多数人都会感到些许嫉妒。然而，正常人嫉妒的重点在于他会设法让自己也拥有这些优势；而神经症患者的嫉妒目标是即便他完全不需要这些优势，他也会嫉妒别人具备这些优势。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嫉妒孩子的快乐，并恐吓以“乐极生悲”的危险。
神经症患者会为嫉妒的态度寻求一个合理的依据，借此掩饰这种态度粗鲁的一面。别人的优势，不管是关于一个玩偶、一个姑娘、一种闲暇还是一份工作，在他们看来都太荣耀、太出色，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嫉妒完全合情合理。这种辩解可能只有借助于无意识地歪曲事实：低估自己，幻想别人的优势是他真正想要的。这种自欺竟然能使他真的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一种痛苦状态中是因为他没有别人的这个优势，而全然忘记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具备的那个人所没有的优势。由于这种歪曲，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他无法享受和欣赏任何可能得到的幸福。然而，这种无能保护了他，使他免受别人可怕的嫉妒。他并非有意不让自己满足于他所拥有的一切，就像很多正常人一样，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某些人的嫉妒，因而歪曲他们的真实情况；他做了全面且彻底的歪曲工作，而且真的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愉悦。最后，他想拥有一切，但由于他破坏性的动力和焦虑，他最终两手空空。
很明显，剥削或压榨倾向，和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敌意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受损的人际关系，还会引发更深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这个倾向多多少少是无意识的，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这必然使他对别人感到难为情，甚至是羞怯。对于那些他无所期待的人，他可能处之泰然，但一旦有可能从某人身上获得任何好处，他就会变得不自在。这个好处可能是某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如信息或建议；也可能是某些无形的东西，如未来的某个时候得到他人青睐的可能性。和所有其他关系一样，性爱关系也不例外。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面对她不在乎的男性会表现得率性自然，但面对她想要赢得好感的男性，就会感到拘泥窘迫。因为对她来说，得到他的爱的意义等同于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这类人可能有特别强的赚钱能力，因而把他们的冲动引入积聚财富的轨道之中。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种致富领域的抑制性反应——迟迟不肯索要报酬，或功高薄赏，因而表现得比真实情况更慷慨大方。然后，他们很可能开始不满自己的微薄收入，并常常不知道这种不满的缘由。如果神经症患者的抑制已经分布到他的整个人格中，结果就是他通常无法独立自主，并且他将不得不靠他人的支持。然后，他会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借以满足自己的压榨倾向。这种寄生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极端粗俗的形式，即“世界欠我一条生计”，还有可能采取更为巧妙狡猾的形式，即指望别人去帮助他、采取主动、为他的工作事宜出谋划策——简而言之，就是指望别人为他的人生负责。总的来说，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生态度：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清晰的概念，不知道有所建树还是碌碌无为其实全在于他自己，他反而表现得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似乎好坏都是在于外部因素而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似乎他有权从别人那里指望好事，并为所有坏事而责怪他们。由于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产生的坏事比好事多，所以他难免对这个世界心生愤懑。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也能发现这种寄生态度，尤其是在爱的需要采取追求物质帮助的形式之时。
剥削或压榨的神经症倾向的另一个常见结果是：他为受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可能生活在无尽无休的恐惧之中，害怕别人利用他，害怕被人窃取金钱或观点，他会害怕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害怕别人对他另有所图。如果真的被骗了——诸如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服务员要价过高，他就会变得异常愤怒。向他人施展凌辱倾向的心理价值非常明显，对他人义愤填膺远远比积极面对个人问题更令人愉悦，而且癔症患者常常把谴责当作胁迫手段，或迫使对方内疚并借此折磨对方。辛克莱·刘易斯在其作品中通过多兹沃思夫人这一人物对这种策略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其目的和功能可粗略地图示如下：
目的 安全感的对抗对象 敌意的表现形式
权力 无助 支配他人的倾向
威望 羞辱 羞辱他人的倾向
财富 贫乏 剥削他人的倾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成就之一，就是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神经症表现中的作用及其伪装。然而，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倾向，而这些追求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1]；他把它们在神经症中自我恶化的原因追溯到了自卑感和生理补偿。
弗洛伊德同样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诸多内涵，但他并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他认为威望追求是自恋倾向的表达。他对于权力和财富追求以及其中涉及的敌意的看法独出心裁，认为它们是“肛门—施虐阶段”的衍生物。但后来，他也承认这种敌意无法还原为性本源，于是认为它们是“死本能”的表达方式，因而始终忠于他所提出的生物导向。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他们既没有发现焦虑在引发这种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没有看到它们的表现形式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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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也能找到对权力渴望的片面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