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竟然有人会相信“苏格拉底腐化了年轻人”。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优点，除此之外，苏格拉底不但是一个极能控制激情和欲望的人，而且也是一个相当能忍受冷、热和各种折磨的人；此外，他还极其勤俭节约，只满足自己适度的需求，所以，虽然所得很少，但他能轻松地应付个人所需。
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反倒会让别人变得不虔诚、违法、奢侈、不节制，或者经不得劳作吗？与事实相反的是，他让许多人不再这么做，并且引领他们去追求美德，鼓励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能够谨言慎行，就能够成为受人尊重和有价值的人。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作为此类问题的教师，专门去从事这样的教化事业，但由于他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希望可以追随他，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他向来重视身体健康，不认同那些忽视身体健康的人。他认为人吃得过饱，或者劳动过度都是不好的，人应该进行适度的劳作，把摄入的食物消化掉；这样的行为习惯是健康的，对于内心的修炼也无阻碍。
他从不奢侈浪费或者虚荣浮夸，这在他的衣服、鞋或其他生活习惯方面都有体现。与他在一起的人，他不会让他们贪恋钱财，还要求他们在其他欲望方面也要有所节制。他从不向那些想听他讲学的人索要报酬。他认为，拒绝报酬可以让他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的思想，那些从讲学中索取报酬的人让自己沦为奴隶，因为他们有义务和任何给予其报酬的人讨论想法。令他同样感到不解的是，那些教化德行的人认为讲学是一件理应换取报酬的事，却不觉得认识了一位忠贞的朋友才是最大的受益，他们竟然担心自己的学生成为受人尊敬、有价值的人后将不会对曾经的恩人心怀最大的感恩之情。苏格拉底确实没有向别人表明自己的想法，但他坚信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接受他的信条，都会成为他忠实的朋友，也会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
这样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怎么会“腐化青年”呢？除非，培养德行即是腐化他人的行为。他的指控者会说：“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苏格拉底使得他的交往者们蔑视法律，认为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国家领袖是愚蠢的；他认为，不仅是国家领袖的选举，即使是舵手、建造师或笛子演奏者，也没有人想到通过抽签的方式去择取，尽管这些人所能够犯下的错误，远不及国家事务管理者所能造成的谬误。因此，这样的唆使，让青年对于政府形式心生不满，还出现了暴力的行为。”
当前在我看来，那些运用智慧的青年，相信出于民众的利益可以对他们进行引导，是最不可能使用暴力的人，因为他们意识到，暴力只会让危险增加，让敌人增多，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通过善意的说服，这样，不冒险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那些受到强迫的人，会把我们当作仇人，就好像我们掠夺了他们一样；那些得到说服的人，会把我们当作恩人，就好像获得了我们的恩惠一样。所以，懂得使用智慧的人，是不会实施暴力的，会这么做的人，是那些只有蛮力而不会凭借智慧去思考判断的人。此外，那些冒险使用暴力的人，一定会有同党，而那些擅长说服的人，则不需要什么人的协助，他只要一个人就可以获得胜利。善于说服的人也最不可能将人处死，因为既然能够成功地说服他人，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那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
指控者们又会说：“但是，克里提亚斯（critias）和阿尔西比亚底斯（alcibiades），他们两位和苏格拉底有过交往，都给国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邪恶；克里提亚斯是寡头政治成员中最贪得无厌、最残暴的人，而阿尔西比亚底斯则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最放纵、最傲慢、最暴力的人。”
我也不能为这两个人给国家带来的邪恶罪行辩护什么；但是，对于他们和苏格拉底的交往，我则要说明事实的真相。这两个人其实在本性上就是所有雅典人中最具野心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指挥一切事情，并且成为最有名望的人。他们也知道，苏格拉底生活清贫，但是精神独立；他是最能够克制自己不去纵情享乐的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推理，影响那些用这种方式和他辩论的人。既然事实如此，而这两个人又是上述的情况，谁又能够肯定，他们和苏格拉底交往的动机，是想要模仿苏格拉底的生活，节制欲望，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和苏格拉底交往，就能够敏于言行呢？我坚持认为，如果神明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过一辈子，还是死亡，他们都宁可选择死亡，而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生活。他们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他们认为自己比同龄人来得优越之时，他们就匆忙地离开了苏格拉底，沉浸于政治事务中，这就是他们要与苏格拉底结交的真正企图啊。
或许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认为苏格拉底在教授门徒学会自制之前，不应该教授他们政治。这个观点，我先暂时不予评论。但是，据我了解，所有的教师都是把自己的实践作为典范，鼓励学生学习模仿。我也知道，苏格拉底向他的门徒明确展示了他的诚实和虔诚，并且对于德行和人类所有行为的主题发表了最令人敬佩的演说。我也知道，这两个人，在和苏格拉底交往期间，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这并不是由于害怕被苏格拉底责骂或惩罚，而是他们当时认为，这些行为对于他们的利益来说是最好的。
很多自诩为哲学家的人可能会断言，一个一度履行公平的人，就不会再变得不公平，一个谦虚的人，也不会再变得傲慢；同样，对于那些人类可知的事物，一旦学习了之后，也不会一无所知。然而，对于这类观点，我并不能苟同；在我看来，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身体的机能，所以，不磨砺心智的人，也不能很好地控制心灵的技能；因为这样的人，做不了应该做的事情，也抑制不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因此，不管儿子有多么稳重，父亲还是会阻止儿子与坏人交往，因为他们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位诗人也对这个看法作了验证，他说：“你从好人那里学会好的德行；与坏人交往，则会失去原先拥有的好品质。”
另一位评论者说：“一个好人，有时候是好的，但有时候也会是坏的。”
对于这个观点，我也能做证，因为我相信，就像那些背诵辞赋的人那样，如果他们不仔细地运用措辞，就会忘记这门艺术；同样，如果忽略了训诫的人，也会忘了注意自己的言行。而如果这些人忘了道德戒律，就会忘记心灵在包容智慧时所需求的感受；当他们忘了这些事情时，智慧的遗忘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也看到，那些酗酒过度、沉迷爱情的人，最难去坚守职责，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有很多人在陷入爱情之前，生活节俭，但一旦深陷爱情就不再如此；当他们耗尽财富资源时，他们就不能控制自己，为了钱财，那些原先嗤之以鼻、羞于去做的事情也会去做了。
所以，一个曾经头脑清醒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再失去理智呢？一个履行公正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变得不公正呢？
在我看来，所有正直可靠和德行高尚的事都是源于操行，清醒的头脑即是其中之一；而愉悦感植入身体中，和灵魂一起存在着，前者会诱使后者忽视清醒的理智，不管怎样都想要把后者引向自我欲望的满足。
所以，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与苏格拉底保持密切交流时，是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控制自己的邪恶欲望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苏格拉底的交际圈子，克里提亚斯逃到了色萨利（thessaly），和那些破坏律法、不尊崇社会道德的人厮混；而阿尔西比亚底斯则凭借自己的美貌，得到很多女人的追捧，甚至一些出身高贵的女人也是如此，他在城邦和同盟国那里获得了影响力，被众人簇拥，接受着虚伪的阿谀奉承，民众也愚昧地尊崇他，他就毫不费力地超越了其他人，就像有些运动员一样，在竞技比赛中轻易取胜后，就忘了之后的锻炼。
他们的情况都是这样，骄傲于自己的血统，夸耀自己的财富，自我在权力下膨胀，又受人尊崇，因而他们建立的良好德行就完全崩溃了。他们长时间与苏格拉底分开，言行又变得傲慢而不可一世，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即使他们做得不对，难道指控者就可以将矛头指向苏格拉底吗？这两个人在年轻气盛时，为人草率，不受约束，是苏格拉底教化他们变得趋向理智，难道他不应该受到一些称赞吗？至少在其他事情上，人们不是以相同的方式看待的。笛子、竖琴教师，或者其他教师，有哪一个会因为成名的学生转投其他师门而演奏得不好而受到牵连、被指责呢？或者，做父亲的人，有哪一个会因为儿子和一个稳重的人交往后，又和另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交往而去指责之前的那个朋友呢？因为儿子和第二个朋友交往而变坏后，难道他不会反而更愿意去称赞第一个朋友吗？即使儿子在和父亲一起时做了坏事，只要父亲本身的品行端正，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苏格拉底也应该受到同样方式的评判。如果他做了任何不道德的事，他的确要被视为不道德之人；但如果他一直是道德品行良好的人，莫须有地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指责，难道这是公平的吗？
不过，假定他本人没做什么坏事，但如果他对于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正在从事的坏勾当报以称赞，那么对他的责难也是正当的了。但是，当苏格拉底看到克里提亚斯对欧西德莫斯（euthydemus）献殷勤，挖空心思想要利用他，就像那些纵欲者追求想要勾引的人那样，苏格拉底试图阻止他的计划，并告诫他，这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做的事，不值得为此丢掉了做人的尊严和正直，让他不要向崇拜的人苦苦哀求，期待得到这个人的崇敬，像乞丐那样向他乞求好处，而这么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克里提亚斯毫不理会他苦口婆心的劝告，也不愿意放弃他做的事，据说苏格拉底当着欧西德莫斯本人和其他人的面说过，“克里提亚斯就是一个被贪婪控制的人，他想要和欧西德莫斯交密，就像猪想要摩擦石头一样”。因此，克里提亚斯对苏格拉底是如此之恨，以至于当他成了三十僭主之一，并和卡里克勒斯（charicles）一起被任命为立法者时，他还记得这件事情，并在律法中加入了一条律令，那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教授演讲术，以此专门用来针对苏格拉底，但他并没能特意加入特定的条款去指控苏格拉底，只是将人们用来指责哲学家的话，放到了他身上，并且让他在大众面前受羞辱。这个事，我并没有从苏格拉底那里亲耳听到过，也没听别人说起过。
但克里提亚斯自己把事实表现得很明显；因为他当三十僭主杀害了许多民众，其中很多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并且他唆使一些人违反法律的时候，苏格拉底曾偶尔说过：“我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一个人负责牧养牲畜，让牲畜越来越少，越来越虚弱，他却能够否认自己是个不合格的放牧人；更令我不能理解的是，任何做了国家领袖的人，让自己的民众数量减少，道德败坏，却仍然不认为自己不适合此职。”这个言论被传到了三十僭主那里，克里提亚斯和卡里克勒斯将苏格拉底传召过来，指出了律法，警告他不要再和青年有进一步的谈论。接着，苏格拉底问他们，是否允许他对于禁令中不太明白的事情提出疑问。在他们的准许下，他问道：“我准备好去遵守法律了，但是我不想在无知的情况下触犯它，我特别想清楚地知道，你们禁止教授演讲术的原因，是认为演讲术鼓励人们说正确的话，还是不正确的话？如果是鼓励说正确的话，那么这项禁令显然是针对说不正确的话，如果它鼓励说不正确的话，但我们显然应该努力说不正确的话。”接着，卡里克勒斯对他怒气冲天地说道：“苏格拉底，因为你没有理解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命令你，好让你清楚明白地了解，那就是，你不能和青年交谈。”苏格拉底答道：“但是，不管我做的事应不应该被禁止，如果这条禁令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请告诉我青年是多大的一个年纪？”卡里克勒斯回答道：“只要他们还没有到成为议员的年纪，还未得到足够的经验，还没有到三十岁的年纪，你就不能和他们交谈。”苏格拉底又问：“但是，假如我想买一样东西，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在卖，我甚至都不能问他这件东西的价钱吗？”卡里克勒斯回答说：“这些问题当然可以问，但是，现在，你不能再问问题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与你知道和想说的一切相关的。”“那么，如果有青年问我这样的问题，比如‘卡里克勒斯住在哪儿’，或者‘克里提亚斯在哪儿’，如果我知道的话，难道我也不可以回答吗？”卡里克勒斯说：“这一类的问题，你是可以回答的。”“但是，”克里提亚斯又补充道，“你绝对不能讨论那些鞋匠、木匠和铁匠的事情了，因为你总是不断地说起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已经厌烦至极了。”“那么，我也不能谈论任何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任何特质了吗，例如热爱正义、虔诚，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是的，就是这样，你必须禁止这样做了，”卡里克勒斯回答道，“特别是要小心说‘畜牧者’的事，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要当心你自己也会让牲畜变少。”因此，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们已经听到了苏格拉底所讲的关于牲畜的话，而且对他非常生气。
现在，克里提亚斯和苏格拉底的交往，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已经得到了解释。
我要再次从我的角度出发说一说。我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不喜欢他的老师，任何教诲都没有用。克里提亚斯和阿尔西比亚底斯都和苏格拉底很疏远，在他们与苏格拉底交往时，他们喜欢他，但是一旦他们结束了交往关系，他们的目标就指向了成为城邦的领导；他们在和苏格拉底交往的整个期间，他们就最喜欢和从事政治的人交谈。
再来说说阿尔西比亚底斯，据说他在二十岁以前，就曾和他的监护人兼国家元首伯里克利（pericles）就律法问题作过如下的谈话。他说：“伯里克利，请你教教我，什么是律法好吗？”伯里克利回答道：“当然了。”阿尔西比亚底斯回应说：“那么，我以众神的名义请你指教我，尽管我听说有些人由于尊奉律法而得到赞扬，但是，我认为，只有他们懂得什么是法律，才有资格接受这样的称赞。”“但是，阿尔西比亚底斯，你所要求的事情并不难做到，”伯里克利回答说，“律法就是，所有人通过会议同意、颁布，宣布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么，律法支持哪一种行为呢？是好的，还是坏的？”伯里克利回答道：“当然是好的行为，我的孩子，绝不是坏的事。”“但是，如果像寡头政治那样的情况，是少数人参会，并颁布律令，规定什么可以做，那这又算什么呢？”伯里克利回答说：“国家统治权力在经过必要的思量之后，颁发的条律，规定人们做什么是合适的，都是律法。”“那么，如果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僭主，规定了人民的行为，这是不是也是律法呢？”“即使这件事由是一个掌权的僭主所规定的，”伯里克利回答道，“那也叫作律法。”阿尔西比亚底斯又问道：“那么，伯里克利，暴力和不法组成了什么呢？如果强势者违背弱势者的意愿逼迫他们去做看似有益的事，而不是用说服的方式，这是不是暴力和违法呢？”伯里克利回答道：“我看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僭主不经过民众的同意，违背他们自己的判断，颁布条例让他们做是否也是不法呢？”伯里克利说：“我看是这样，我收回我说的那个断言，僭主未经过说服给民众颁布的条例并不是律法。”“这种少数人通过自己的权力控制，未经大多数人同意颁布的行为措施，我们是不是应该称其为强制行为？”伯里克利回答说：“任何一件事，只要是一个人强迫另一个人做，而不是说服那个人，不管颁布的条例是否明确写下，在我看来，都是强制行为，而不是律法。”“那么，如果全体民众的权力超过了富有的阶级，未经后者的同意而颁布条例，这是强制行为还是律法？”“当然是的，阿尔西比亚底斯，”伯里克利说，“我们像你这么大时，也擅长对此问题的争论，也会像你现在这样，关注并热衷于思考这类问题。”阿尔西比亚底斯说道：“伯里克利，要是我能够在你最擅长处理此类问题时，和你交往，那该多好啊！”
因此，当阿尔西比亚底斯和克里提亚斯认为他们比城邦中掌管权力的人更优越时，他们不再与苏格拉底交往，因为他们在有些地方是不喜欢他的，当苏格拉底责备他们的过错时，他们也很恼火。因而，他们投身政治，这也是他们最初找到苏格拉底的理由。
但克力同（crito）也是个和苏格拉底有所交流的人，其他还有查勒丰（chaerephon）、查赖克拉泰斯（chaerecrates）、赫莫克拉提斯（hermocrates）、西米阿斯（simmias）、塞贝斯（cebes）和斐东德（phaedonides）等人，他们听苏格拉底的演讲不是为了成为有所成就的雄辩家或者律师，而是为了成为正直可敬的人，能够为家庭、亲朋好友、国家和同胞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没有一个人，无论在年轻时还是年老时，做过卑劣的事或受到过指责。
指控者说：“但是苏格拉底教唆青年轻视自己的父母，让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比自己的父亲聪明，如果父亲被证明患有疯癫病，儿子将他拘禁起来是合法的。他将这样的事作为一个论据，来证明那些无知的人可以受到较为明智之人的控制和约束。”但苏格拉底声明，由于无知而将一个人拘禁起来的人，如果其他人知道他也是无知的，也可以将他合法拘禁。因此，对于这样的事情，他经常会思虑无知与疯癫之间存在的不同，他认为疯癫的人应当受到拘禁，这是出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朋友的安全考虑，他也认为，那些忽略此事的人，应当由那些了解的人教一教。
指控者接着又说：“苏格拉底还让他的追随者们不仅轻视父母，还轻视别的亲属，认为这些亲戚关系对于患病或者打官司的人是没有用处可言的，有帮助的反而是治疗他们的医生，或者是协助他们的律师。”指控者还声称：“苏格拉底宣称，对于朋友来说，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当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时，那些值得尊重的人，是知道什么对别人是有利的，并能够指出来。”由此，“通过如此这般地说服青年，他让自己成了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能够让别人聪明的人，他也因此将他的信念传输给自己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相信，别人和他比起来是没什么价值的。”
事实上，我知道苏格拉底说过这些关于父母、亲朋好友的话；此外，他也说过，才智只存在于灵魂中，当灵魂离开人的身体时，人们就会将他们最亲密的人的身体抬走，尽快让他们在眼前消失。他也说过，在每一个人的有生之年里，连自己最珍惜的身体也同样如此，人们会让别人或者自己除去没有用或者没有益处的部分。所以，人们会剪掉指甲、头发和茧皮，还会忍受痛苦和折磨让外科医生进行切除、烧烙，甚至还愿意付钱接受这样的手术。人们还总是将口中的唾液尽可能吐得很远，因为唾液留在嘴里没有什么用处，可能还只有坏处。苏格拉底这么说，不是要诱导别人去活埋自己的肤浅，或者将自己的身体切成碎块，而是为了说明没有意义的事物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忠告每个人都要尽量让自己病得有智慧、有价值，这样的话，如果他希望能够从父亲、兄弟或者其他人那里获得器重，就不用懒散地依靠自己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而是可以努力让自己对那些想获得尊重的人有所益处。
指控者还说，苏格拉底选择了著名诗人最不道德的诗句，并用它们作为论据，去证明那些关于无赖汉和暴君的演说，好灌输自己的理念。指控者说，他使用了赫西奥德（hesiod）的诗句：“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他们说，苏格拉底用这句诗，意图在于说明，人们不应该限制自己做任何事情，只要是有利可图，无论是非正义还是可耻的事都可以做。虽然苏格拉底公开表示，一份职业对于人来说是有益处的好事，而无所事事是有害的、没有益处的；既然工作是有益处的，闲散就是有害的，那么，他认为只有做好事的人才是有职业的人，而赌博，或者从事其他有害、邪恶之事的人，都只能被称为闲散的人，的确，这样看来，诗人的断言“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就是正确的。
指控者还说，苏格拉底经常引用荷马的一段话，这段话讲到奥德修斯（ulysses）“无论是国王或首领，只要被他遇到，他就以这样的话语鼓励他们：‘先生，你不应该像懦夫那样战栗；而是要充满勇气，让你的同伴也振作起来……’或者，如果他听到一些普通人在争吵喧闹的时候，他就用手杖打他，并斥责他说：‘伙计，安静下来，听听别人怎么说吧；无论是争论还是争斗，你都太弱了，这都不是你擅长的呀’”。
指控者宣称，苏格拉底使用这段话作为一种论据，暗指普通和贫穷的人应该被责打。但苏格拉底从没有意图说这样的事（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意思就是他自己都应该挨打）；但是他也断言，这样的人对其他人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在言语和行为上都是如此，他们不能在必要时，为军队、政府或者普通大众效力。更特别的是，如果除了这些无能之外，他们还摆出傲慢的姿态，即使他们非常富有，也应该得到约束。苏格拉底也表现得和指控者所说的恰恰相反，他毫不掩饰对于普通人民的和善，与普通大众交友；虽然许多国内外的崇拜者围绕着他，倾听他的演说，但他从没有向他们收取报酬，反而倾其所有学识分享给所有人。有些人获取了这些财富的一小部分，不费分文却将它们以高价卖给了其他人，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普通民众很友善，而是拒绝和没有付钱回报的人交谈。
但事实上，与其他人比起来，苏格拉底为城邦所作的贡献比著名的利卡斯（lichas）为斯巴达作的贡献还要出色。利卡斯的确在儿童欢舞节招待了那些到斯巴达来旅居的异乡客，但苏格拉底则是尽其一生精力，用他自己的学识使那些好学的年轻人受教，让那些人在离开他的时候变得更加高尚了。
因此，在我看来，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理应获得尊重，而不是被城邦处死，任何一个依据法律思考这个案情的人都会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按照法律，如果一个人被证明是小偷、强盗、扒手、夜盗、绑架或盗窃神物的人，他们就应受死刑处分，而在处死的罪行中，没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清白了。他从来没有招致国家参与任何败仗，或者让民众引起暴动或叛乱，或者造成国家的任何损失。他从没有在私人事务中让任何人蒙受财产损失，或者让别人遭受不幸，他的工作从来没有犯罪嫌疑的污点。
那么，他怎么会遭受这些控告呢？他没有冒犯神明，不像起诉书里面所说的那样，而是对神明最尊敬的人。他没有腐化青年，这也不是起诉书里说的那样，他明显是教诲这些追随者停止了自己想要犯罪的倾向，还鼓励他们培养最纯粹和最高尚的美德，这些美德是维护家庭和国家的重要因素。那么，他的克制行为，难道不应该受到城邦的极大尊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