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神经症患者都非常努力地追求完美，并完全相信自己能够达到完美的状态，但他却往往得不到他最为需要的东西：自信（self-confidence）和自尊（self-respect）。即使在自己的想象中他像神一样完美，但在现实世界里，他却连普通牧羊人那样朴实的自信都没有。他也许会获得很高的地位、很好的名望，但这些只会让他骄傲自大，并不会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全感。在内心深处，他依然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不被人需要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只要拥有权力和影响力，并受到他人的赞扬和尊重的支持，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强大、很重要。但是，一旦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这种支持就会丧失，一旦失败，或者一旦他一个人独处，所有这些让他得意扬扬的感觉就会很容易崩塌。天堂的国度并非来自外在的姿态。

下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在神经症发展的过程中自信往往出了什么问题。很显然，要想让自信获得发展，儿童通常需要外界的帮助。他需要温暖，需要感觉到自己受人欢迎、被人关心和保护，需要一种信任的氛围，在活动中他需要鼓励，他还需要建设性的纪律。借用玛丽·拉塞（marie rasey）[1]一个精心选择的术语来说，有了这些因素，他才会发展出“基本信心”（basic confidence）。87“基本信心”既包括对他人的信心，也包括对自己的信心。

然而，一些有害的影响因素却往往会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这些因素及其产生的一般影响。在此，我想再补充另外几条，以说明对他来说要想进行恰当的自我评价特别困难的原因。盲目的崇拜可能会使他认为自己非常重要的感觉膨胀。他可能会觉得他人需要、喜欢、欣赏自己，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而仅仅是因为他满足了他的父母对于崇拜、声望或权力的需要。一种以完美主义为标准的僵化体制会使他因为没有达到这些要求而产生自卑感。在学校里，如果他表现出不当行为或者考试成绩很糟糕，就可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而得体的举止或优良的成绩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追求自主或独立的行为会受到嘲笑。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真正的温暖与兴趣的普遍缺乏，会让他觉得没人爱自己、自己没有任何价值——或者，除非他不做自己，否则，他无论如何都一文不值。

此外，早期各种不利因素所引发的神经症的发展，往往会削弱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核心。他会逐渐地疏远自己、分裂自我。他的自我理想化其实是为了弥补由于他在内心之中抬高自己，使自己超越了自己及他人的残酷现实而造成的伤害。而且，就像魔鬼协定中的故事一样，在想象中，有时候也在现实中，他获得了所有的荣誉。但是，他得到的并不是坚实的自信，而是一份其价值最可疑的耀眼的礼物：神经症自负（neurotic pride）。自信和神经症自负感觉起来和看起来都非常相像，以至于大多数人在内心之中混淆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这种混淆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例如，老版本的《韦氏词典》中就是这样定义的：自负就是自尊，其基础要么是现实的优点，要么是想象出来的优点。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实的优点，另一个是想象出来的优点，但它们都可以被称为“自尊”，这就好像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无关紧要似的。

人们之所以将自信与自负相混淆，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患者将自信看成一种神秘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知道从哪儿来，但患者却非常渴望拥有。因此，88患者希望分析学家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将自信灌输给自己是合乎逻辑的。这总是会让我想起一部动画片，片中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被注射了勇气；后来，它们长到了其同类普通大小的五倍，勇敢无畏且充满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患者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太过焦虑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个体身上所存在的优点与自信感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他的财产、积蓄或赚钱能力一样明确。如果这些因素满足了要求，一个人就会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另举一例：渔夫的信心通常取决于以下这样一些具体的因素，如船只的状况是否良好，渔网是否已修补完整，对天气和水域状况的了解，自身肌肉力量，等等。

哪些方面会被认为是个人的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因我们所生活之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西方文明中，个人的优点通常包括这样一些品质或特征，如：拥有自主的信念并依这种信念行事；能开发自身资源，自立；为自己承担责任；对自身的优点、责任义务及局限性有现实的评估；有力量，情感率直；有能力建立和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些因素的功能发挥良好，主观上就会表现出一种自信的感觉。如果这些因素的功能受损，自信的感觉就会动摇。

同样，健康的自负也以大量的特征为基础。这种特征可能是对某些特殊成就的合理的高度评价，如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道德勇气的事情或者很好地完成了一项工作而感到自豪。或者，这种特征也可能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比较综合的感觉，一种沉静的尊严感。

考虑到神经症自负对伤害极其敏感，因此，我们往往认为它是健康自负的一种过盛增长。不过，就像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那样，这二者之间本质上是一种质的区别，而不是量的区别。相比之下，神经症自负是不坚实的，它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属于或支持美化过的自我形象。89这些因素可能是外在的东西——威望值（prestige values）——或者，可能是个体所妄称的特征和能力。

神经症自负多种多样，其中，对威望值的神经症自负看起来好像是最为正常的。在我们的文明中，因为拥有一个迷人的女友、出生于体面的家庭、土生土长、是南方人或新英格兰人、是某个享有声望的政治团体或专业团体的成员、会见过重要人物、受人欢迎、拥有好车或好的头衔而感到自豪，是一种常见的反应。

这种自负是神经症中最不典型的。这些东西对于许多自身存在相当大神经症困难的人和相对健康的人而言，意义是一样的。对许多其他人来说，它们即使真的有不同的意义，其区别也是很小的。但是，有一些人却将大量的神经症自负投注在这些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威望值上，以至于这些威望值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而且，他们常常将主要的精力都投注在了追求这些威望值上。对这些人来说，参加某些享有声望的团体、成为某著名机构的一员是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情。当然，如果用“真的感兴趣”或“想要获得成功的合理愿望”来解释，那他们所有狂热的活动都是可以说得通的。任何事，只要能够提高这种声望，就可能真的会让他们狂喜；而如果这个团体不能提高个体的声望，或者团体本身的声望有所下降，就会使他产生强烈的自负受伤（hurt-pride）反应，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点。例如，某人家中如果有一个人不“成器”或者智力上有缺陷，那么，这对他的自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多数时候，他会把这种沉重打击隐藏在对这个亲人的表面关心背后。再比如，有很多女性如果没有男伴陪同，就会宁可待在家里，而不去饭店吃饭或者去电影院看电影。

所有这些看起来与人类学家所说的某些所谓原始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在这些原始人中，个体从根本上说是团体的一员，而且他也自认为是团体的一分子。因此，他的自负不是投注在个人事情上，而是投注在机构和团体的活动上。但是，尽管这些过程看起来相似，本质却不同。其主要的区别在于：90神经症患者说到底与团体没有什么关联。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团体的一分子，没有归属感，而是利用团体来求得个人的声望。

尽管一个人可能会因为想着和追求声望而筋疲力尽，尽管在其内心之中，他往往会随着声望的升降而起伏，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明确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加以分析的神经症问题——其原因在于：要么因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要么因为它看起来像一种文化模式，要么因为分析学家自身也没有摆脱这一问题。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种疾病，而且是一种破坏性的疾病，是因为它会使人变得投机取巧，从而破坏人的完整性。这一问题绝非正常，相反，它表明存在一种严重的障碍。事实上，这种障碍只会出现在那些严重远离自我，以至于其自负在很大程度上都投注于自身之外的人身上。

此外，神经症自负还取决于一个人在想象中妄称自己拥有的特质，以及属于其特定理想化意象的所有特质。在此，神经症自负的特性显露无遗。神经症患者通常不是因为自己实际的样子而感到骄傲。在了解了神经症患者有关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我们就不会因为他的自负掩盖了他的困难和局限而感到吃惊了。但事实上，事情不限于此。他在大多数时候甚至并不为自己现有的优点而感到骄傲。他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优点，也可能真的否认这些优点的存在。但是，即使他认识到了自身的优点，这些优点在他看来也是没什么分量的。例如，如果分析学家让患者注意到他自己卓越的工作能力，或者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或者向他指出——尽管困难重重——他确实写出了一本好书，该患者或许会一点都不夸张地或象征性地耸耸肩，对这些表扬不屑一顾，表现得相当冷漠。他尤其不欣赏那些“仅仅只是”付出了努力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的做法。例如，在一次又一次认真地尝试接受分析或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他对于为找出其病根而付出的真真正正的努力表现得相当不屑一顾。

培尔·金特（peer gynt）或许是文学中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他不太重视自己现有的优势、他的高超智慧、冒险精神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却为自己所没有的一样东西，91即“做真实的自己”而感到骄傲。事实上，在他心里，他不是真实的自己，而是理想化的自我，拥有着无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权力。（他用自己的格言“做自己才真实”［to thyself be true］——正如易卜生［ibsen］所指出的，“做自己才真实”实际上是“做自己才足够”［to thyself be enough］的一种美化说法——把他那无限的自我中心倾向上升到了生活哲理的高度。）

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很多像培尔·金特这样的人，他们急切地想保留自己是一个圣人、才子、绝对自信之人等这样的幻想。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一厘米，就会觉得好像丧失了“个性”一样。想象不管应用于何处，其本身都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在想象中，想象者可以藐视那些关注真实情况的既无聊又平凡的人。当然，患者不会说起“真实情况”，他只会含糊地谈到“现实”。例如，有一位患者要求非常高，竟然希望全世界都为他服务。一开始，他对这种要求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说这种要求很荒唐，甚至是卑鄙的。但到了第二天，他又找回了他的自负：现在，这些要求成了一种“伟大的智力创造产物”。这样一来，不合理要求的真正含义就沉没了，想象中的自负获得胜利。

更为常见的是，自负并非仅与想象相关联，而是与所有的心理过程都相关：智力、推理、意志力等。毕竟，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无限力量，都只是心理的力量。因此，他为此痴迷、以此为傲也就不足为奇了。理想化意象是他想象的结果。但是，它不是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智力和想象不停地工作（其中，大多数工作是无意识的），通过合理化、辩解、外化来维持虚构的个人世界，并调和一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找到各种方法来使得事物看起来不同于其实际的样子。一个人越远离自己，他的心理就越会成为至高无上的现实。（“一个人离开我的思想就不存在；离开我的思想，我也就不存在。”）就像夏洛特夫人（the lady of shalott）一样，她不能直接看到现实，而只能透过镜子来看。更确切地说：她在镜子之中看到的只是她关于世界及自身的想法。这就是对智力的自负（或者更确切地说92，对于心智至上的自负）并非仅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工作的人，而是经常会发生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自负也会投注在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拥有的能力和特权上。因此，他或许会为一种幻想出来的无坚不摧（invulnerability）而感到自豪。在生理方面，这种无坚不摧意味着永远不会生病或永远不会受伤；而在心理方面，这种无坚不摧意味着永远不会感觉受伤。另一个神经症患者或许会为自己运气好，或者自己是“众神的宠儿”而感到自豪。因此，身处疟疾流行地区而未染上疾病、赌博赢钱，或者远足时天气很好，都成了值得自负的事情。

事实上，对于所有神经症患者来说，能够有效地坚持自己的要求都是一件值得自负的事情。那些觉得自己有权利不劳而获的人，如果能够怂恿他人借钱给他们、替他们跑腿、免费给他们治病，就会觉得非常自豪。而另一些认为自己有权利支配他人生活的人，如果他们保护的对象没有立刻听从他们的建议，或者如果他们保护的对象没有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行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自负受到了打击。还有一些人觉得，只要他们表明自己处于某种困境之中，那么，他们就有权利免受罪责。因此，如果他们能够引起他人同情和得到他人宽恕，他们就会感到自豪；而如果他人一直对他们吹毛求疵，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神经症患者常常会因为达到了其内心指令的要求而感到自负，这种自负表面上看起来基础比较坚实，但事实上，它与其他种类的自负一样不牢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各种装腔作势（pretenses）交织在了一起。一个自认为是一个完美妈妈并因此而感到自豪的母亲，通常只有在想象中她才是完美的。一个为自己所独有的诚实而感到自豪的人，也许不会明显撒谎，但他的无意识或半意识之中却常常弥漫着不诚实的想法。那些为自己的无私感到自豪的人，可能不会公然提什么要求，但他们会把自己在正常的自作主张方面的禁忌误认为是谦逊的美德，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通过表现出自己的无助、痛苦，从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人身上。此外，“应该”本身可能仅仅具有一种主观的价值，因为它们服务于神经症的目的，而并不具有客观的价值。因此，举例来说，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因为不求任何人帮助、不接受任何帮助（尽管求人帮助、接受他人帮助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而感到自豪——这是社会工作中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为自己很会讨价还价而感到自豪，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会为自己从不93讨价还价而感到自豪——这取决于他们必须总是让自己成为赢家，还是从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

最后，它或许是唯一被投注了自负的高尚且严肃的强制性标准。能辨“善”与“恶”让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上帝一样，就像蛇向亚当和夏娃许诺将要发生的一样。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标准如果很高，就会让他觉得自己是道德上的一个奇迹，并引以为豪，而不管他真实的状态和行为表现是什么样子。在分析的过程中，他或许会认识到自己极度渴望获得声望，缺乏真实感，而且报复心很强；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让他表现得更为谦逊一点，也不能使他自认为是一个优秀道德人物的感觉减弱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实际存在的缺点并不重要。他之所以自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他暂时可能认识到了自责并没有什么用，或者有时候他甚至会因为这些自责的害处而感到恐惧，他对自己的要求依然并不宽容。毕竟，如果他受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痛苦不就是证明他具有良好道德感的另一项证据吗？因此，为维持这种自负而付出代价，看起来是值得的。

当我们从这些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探讨单个神经症患者的特性时，乍看之下，情况有些混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投注了自负。一个人眼里的闪光点，在另一个人看来却是可耻的缺点。一个人以粗暴待人为傲；另一个人却以粗暴无礼为耻，而以在意他人为傲。一个人以蒙混过日子为傲，也有人对于任何故弄玄虚的迹象都感到羞耻。有人以信任他人为傲，同样，也有人以不信任他人为傲——如此等等。

但是，只要我们脱离整个人格的背景来看待这些特定种类的自负，这种多样性就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一旦我们从个体整个性格结构的视角来看待每一种自负，就会出现一条定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他需要以己为傲，这种需要非常迫切，以至于只要一想到被一些不太重要的需要所控制，他就无法忍受。于是，他用自己的想象把这些需要变成了优势，94即把它们转变成了他引以为傲的优点。不过，只有那些有助于他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强迫性需要，才会经历这种转变。反之，他就会压制、否认、鄙视那些阻碍其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

他能够在无意识之中进行价值观的颠倒，这样一种能力令人非常吃惊。最能表现这种能力的媒介物是动画片。动画片可以非常形象生动地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某种不受欢迎的特征而苦恼的人是怎样拿起一把刷子，给那种特征刷上漂亮的颜色，然后，无比骄傲地把这种美化过的特征展示给别人看的。这样一来，前后的不一致就变成了无限的自由，盲目反抗现存道德规范变成了超越世俗的偏见，禁止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禁忌变成了圣人般的无私，一种姑息他人的需要变成了纯粹的善，依赖变成了爱，剥削利用他人变成了精明有谋略的表现。一种能够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之要求的能力看起来好像成了一种力量，强烈的报复心变成了正义感，挫败他人的技巧变成了一种最为聪明的武器，厌恶工作变成了“成功地抵制僵化的工作习惯”，如此等等。

这些无意识过程常常会让我想起易卜生的《培尔·金特》（peer gynt）中的山妖们（trolls），在他们看来，“黑就是白，丑就是美，大就是小，肮脏就是干净”。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一种与我们相似的方式，解释了这种颠倒价值观的现象。易卜生说，只要你像培尔·金特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梦幻世界里，你就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梦幻与真实之间没有桥梁。从原则上说，梦幻与真实完全不同，不可能找到任何折中的办法。如果你不能做真实的自己，而是生活在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宏伟壮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那么，你的价值观也将会打水漂。而你的价值尺度也将会像那些山妖一样颠三倒四。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这一章讨论的要旨。一旦我们开始走上追求荣誉的道路，我们就不再关注真实自我。神经症自负，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都是错误的自负。

分析学家一旦掌握这样一条原理，即只有那些被投注了自负的倾向才有助于实现理想化自我，他就会保持警惕，找出那种在某个地方隐藏着的自负。一种特质所具有的主观价值与隐藏于其中的神经症自负之间的关联看起来很有规律。95分析学家只要认出了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便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出另一种十之八九也存在于此处。分析学家先注意到的有时候是这种因素，有时候是那种因素。因此，在分析工作刚开始时，患者可能会通过他玩世不恭的态度或者挫败他人的能力来表现他的自负。虽然分析学家此时往往并不清楚这一特定因素对于患者而言的意义，但他完全可以确定，这种因素在该患者所患的特定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治疗过程中，分析学家有必要逐渐弄清楚，在每一个患者身上那种特定的自负是怎样起作用的。当然，只要患者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为某种驱力、态度或反应而感到自豪，他就不可能将之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一名患者或许已经意识到，他有一种想要凭机智胜过他人的需要。分析学家可能会觉得，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倾向，需要加以解决，并最终将其克服，因为他考虑的是患者的真实自我的利益。他认识到了这种倾向所具有的强迫性特征、它所导致的人际关系障碍，以及能量的浪费（这些能量本可以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与此同时，患者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就会认为，正是这种凭机智胜过他人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优秀的人；而且，他暗自为此而感到骄傲。因此，患者对于分析这种想要凭机智胜过他人的倾向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些使得他不能完美地凭机智胜过他人的因素。只要分析学家和患者没有意识到这种评价上的差异，他们就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努力，分析的目的也会不一样。

神经症自负所依赖的基础就像纸牌屋一样不结实，轻轻的一阵风就会把它吹倒。就主观体验而言，神经症自负会让人脆弱不堪。当患者痴迷于获得自负时，情况尤其如此。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它都极易受到伤害。自负受伤后，个体通常会有两种典型的反应：羞愧（shame）和耻辱（humiliation）。如果我们所做、所思考或者所感觉到的事情违背了我们的自负，我们就会觉得羞愧。而如果他人做了一些伤害我们自负的事情，或者没有做到我们的自负要求他们做到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耻辱。如果出现任何不得其所或者与实际情况不成比例的羞愧或耻辱的反应，96我们就必须回答下面两个问题：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反应？它所伤害的是哪种潜藏的特定自负？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哪一个都不能快速地给出答案。例如，分析学家或许知道，一个人虽然对手淫问题持理性、明智的态度，且并不反对他人手淫，但如果他自己手淫，便会觉得极其羞耻。至少，在这里，引发羞耻的因素似乎很清楚。但真的是这样吗？手淫的意义对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分析学家不可能马上知道在有可能与手淫相关的诸多因素中，是哪种因素引发了羞耻感。因为手淫与爱情无关，所以在某个特定的患者看来，它是否就意味着是一种堕落的性行为呢？因为从手淫中所获得的满足比从性交中所得到的满足还要大，因此，它是否会因此而破坏这样一种观念，即性满足只能因为爱情而获得？它是一个伴随幻想而产生的问题吗？它是否意味着承认自己有需要？对于一个恬淡寡欲的人来说，它是否太过自我放纵了？它是否意味着失去了自控能力？分析学家只有掌握了这些与患者相关的因素，他才能提出第二个问题，即哪一种自负因为手淫而受到了伤害。

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精确了解引起羞愧和耻辱之因素的必要性。许多未婚女性常常因为有了恋人而深感羞愧，尽管在其有意识的思维中，她们并不是十分因循守旧的人。如果遇到这样一名女性患者，首先要弄清楚她的自负是否曾被某个恋人伤害过，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那么，她的羞愧感是否与他魅力不够或者用情不专有关？是否与她允许他待她不好有关？是否与她依赖于他有关？或者，她的羞愧感是不是只与她有恋人这一事实有关，而不管他的地位和个性如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结婚对她来说是不是成了一件关乎声望的事情？有恋人但却不结婚这样一种情形是不是就证明了自己不配结婚、没有魅力？或者，她是否觉得自己应该超越性方面的欲望，就像贞洁的处女一样？

通常情况下，同样的事件可能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羞愧，一种是耻辱——要么是羞愧处于主导地位，要么是耻辱处于优势地位。例如，当一个男人遭到一个女孩子拒绝时，他可能会觉得很耻辱，并做出这样的反应：“她以为她是谁？”或者，他也97可能会因为自己的魅力或男子气概似乎不足以让她动心而感到羞愧。在讨论中，如果他的评论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可能会感到耻辱，因为“那些该死的笨蛋根本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也可能会因为自己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而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利用他，他可能会因为被人利用而感到耻辱，也可能会因为自己没有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感到羞愧。一个人如果他的孩子不聪明或者不招人喜欢，他可能会因此而感到耻辱，并拿孩子们出气，或者他也可能会因为自己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辜负了他们而感到羞愧。

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调整思考的方向。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现实的情况，认为是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的反应。例如，如果一个人说谎被发现了，那我们往往就会认为这个人因此而感到很羞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也有的人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相反，他往往会因为有人发现了他说谎并反对他而觉得耻辱。因此，我们的反应不仅仅由现实情况决定，而更常见的是由我们自身的神经症需要决定。

更确切地说，羞愧或耻辱反应产生的原理与价值观转变的原理相同。在富有攻击性的扩张型患者身上，我们极少看到羞愧的反应。在分析工作刚开始时，即使是细致的排查可能也难以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这种人要么过分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以至于他在内心中认为自己十分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要么用好斗的正当性（rightness）作为保护层，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隐藏起来，以至于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本来（eo ipso）就是对的。任何对其自负的伤害都只能来自外界。任何人对他们的动机提出任何的质疑，暴露他们的任何不足，都会被他们视为侮辱。他们怀疑，任何质疑其动机、暴露其不足的人都心存恶意。

在自谦型患者身上，耻辱反应远远不如羞愧感那么明显。从表面上看，他们总是沉溺、专注于焦虑地担心着是否能达到他们的“应该”的要求。但是，因为一些后面将要讨论到的原因，所以更确切地说，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自己未能达到至善至美的方面，从而很容易感到羞愧。因此，分析学家能够根据是这种反应还是那种反应占优势，98从而就患者基本结构中的相关倾向得出暂时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自负与自负受伤后所引起的反应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简单又直接。而且，由于这些联系比较典型，因此，分析学家或者对自己进行分析的人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二者中的一个推断出另一个。辨认出神经症自负的特定类型后，他就可以警惕那些容易引起羞愧或耻辱的刺激因素。反之亦然，这些反应的出现也会促使他去发现潜在的自负，并考察其特有的性质。但事实上，这些反应可能会因为某些因素的存在而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一个人的自负或许极其容易受到伤害，但他通常不会有意识地表现出任何受伤的感觉。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能够阻止羞愧感的出现。而且，一种脆弱的自负也可能会阻止他承认自己感觉受到了伤害。上帝也可能会对人类的不完美表现出愤怒，但他不会受到某个老板或出租车司机的伤害。他应该大到足以忽视这种伤害，强到足以从容应对一切事情。因此，“侮辱”往往会对他造成双重的伤害：一是因为被他人侮辱而产生了耻辱感，二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一事实而感到羞愧。这种人几乎总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脆弱得有些荒唐，但他的自负却完全不容许他脆弱。这种矛盾的内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经常脾气暴躁。

由于自负受伤而引发的直接反应能自动转化为羞愧或耻辱以外的其他感觉，因此，这个问题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丈夫或恋人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兴趣、忘记了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或者一心想着他的工作或业余爱好，那么，从本质上说，就会伤害我们的自负。但是，我们在意识层面所感觉到的却可能是因为付出了爱而没有得到回应，所以感到悲伤。她可能会将被轻视的感觉仅仅体验为是一种失望。在我们的意识中，羞愧感或许会表现为一种莫名的不安、尴尬，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种内疚感。最后这种转化尤其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很快了解某些内疚感。例如，如果一个无意识之中充满各种托词谎言的人，因为一个相对无害而又不重要的谎言而感到内疚，且烦躁不安，99那我们便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他更关注的是外表的诚实，而非内心的诚实。他的自负之所以受到伤害，是因为他没能维持住那种绝对诚实的假象。或者，如果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某次没有顾及他人而深感内疚，那么，我们必须问清楚他之所以产生这种内疚感，是因为玷污了善良的光环而感到羞愧，还是因为他没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关心体贴他人而真诚地表现出后悔。

而且，意识层面所感觉到的也可能不是这些反应中的任何一种（无论是直接的反应，还是转化过的反应），我们或许仅仅只是意识到了我们对这些反应的反应。在这些“二级”反应中，最为突出的是愤怒和恐惧。众所周知，任何对我们自负的伤害都可能会激起报复性的敌意。这种报复性敌意有程度不一的表现形式：从不喜欢到憎恨，从易怒到愤怒，再到盲目的暴怒。愤怒与自负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很容易确定——在观察者看来是这样。例如，一个人因为觉得老板对待他的态度很傲慢而感到非常愤怒，或者因为出租车司机欺骗了他而感到愤怒——而这些充其量只不过是会让人烦恼的小事而已。这个人自己只能意识到一种对他人不良行为的合理的愤怒。而观察者（比如分析学家）却可以看到，他的自负因为这些事件而受到了伤害，他感觉到了耻辱，并做出了愤怒的反应。患者或许会承认，这种解释最有可能说明他会反应过度的原因，或者，他也可能会坚持认为自己的反应一点也不过分，他的愤怒是对他人的邪恶或愚蠢的合理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不合理的敌意反应都是因为自负受伤而引起的，但受伤的自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比人们一般认为的还要大一些。分析学家应该一直都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尤其是要关注患者对他（即分析学家）、对解释以及对整个分析情境的反应。如果敌意中有诋毁贬损、轻视污蔑或故意羞辱的成分，那么，分析学家就能更容易看出它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直接的复仇法则（law of retaliation）。患者由于不了解这一法则，往往就会觉得受到了羞辱，从而以牙还牙。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再去谈论患者的敌意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分析学家必须直奔主题，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患者的内心深处，有哪些东西被他视为耻辱？100有时候，在分析刚刚开始，分析学家还没有触及患者的痛处之时，患者想要让分析学家丢脸的冲动，或者认为分析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想法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在无意识之中可能会因为接受分析这一事实而感到耻辱，而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让患者清楚地意识到敌意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联系。

当然，分析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之外。如果更常想到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礼的行为可能是因为自负受到了伤害而产生，那我们就能省去很多的痛苦，甚至是让人心碎的麻烦。因此，当我们慷慨大方地帮助了一个朋友或亲戚，而对方却表现出令人厌恶的行为举止时，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忘恩负义而难过，而应考虑到他的自负因为接受我们的帮助而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要么同他谈一谈这件事情，要么尽量以顾全其面子的方式给予他帮助。同样，如果有一个人总是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人，那我们光对他的傲慢自大表示不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他看成一个因为自负而相当脆弱以致在生活中浑身伤痕累累的人。

还有一点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冒犯了自己的自负，那么，这种敌意、憎恨或蔑视也同样会针对我们自己。强烈的自责并不是这种针对自我的愤怒所能表现的唯一形式。事实上，报复性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具有许多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众多因自负受伤而产生的反应中一起谈论，就会找不到头绪。因此，我们把它放到下一章来讨论。

预期会出现的耻辱和已经发生的耻辱可能都会引发恐惧、焦虑、恐慌的反应。预期会出现的恐惧可能与考试、公开表演、社交聚会或约会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期会出现的恐惧通常被描述为是“怯场”（stage fright）。如果我们用“怯场”来比喻在任何公开表演或私下表演之前所出现的不合理的恐惧，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描述性术语。它所涵盖的场合有很多，包括：我们想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的场合——这个“他人”可能是新亲戚、某个知名人士，也可能是饭店的领班；或者我们开始从事新活动的场合，101比如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开始绘画，或者去上公开演讲课。那些备受此种恐惧折磨的人常常会称它们是对失败、丢脸、被嘲笑的恐惧。这些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所害怕的事情。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会让人误解，因为这样说就意味着对现实失败的恐惧是合理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对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什么样的事情算失败”是主观的。它可能包括所有没能构成荣誉或没有达到完美的一切，确切地说，对这种可能性的预期就是适度“怯场”的本质所在。一个人害怕自己无法表现得像他那些严苛的“应该”所要求的那样优秀，所以害怕自己的自负将会受到伤害。我们后面还会了解到一种更加有害的“怯场”，一旦处于这种“怯场”状态，个体身上的无意识力量便会起作用，从而使他的表现能力无法正常发挥出来。这样一来，“怯场”便成了一种恐惧：因为他自身的自我破坏倾向，他将陷于可笑的尴尬之中，忘记台词，“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因而让自己丢脸，而不是给自己带来荣誉和胜利。

另一类预期会出现的恐惧往往与一个人的表现的质量无关，而与他不得不做一些将伤害其某种自负之事的前景有关——比如要求加薪、请人帮忙、提出申请、与女人亲近等等——因为这些事情包含了被拒绝的可能性。如果与女人亲近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是一种耻辱，那么，这个人在性行为发生之前就可能会出现此种预期会出现的恐惧。

“侮辱”也可能会引起恐惧反应。对于他人对自己的不尊重态度或傲慢举动，许多人的反应是发抖、战栗、出汗或者其他某种恐惧的表现。这些反应是愤怒和恐惧的混合体，这种恐惧有一部分是对自身暴力的恐惧。另外，羞愧感也可能会引起同样的恐惧反应，而个体本身没有意识到这种羞愧感。一个人如果一直以来都表现得相当笨拙、胆小或无礼，那么，他可能就会因为一种不确定感而突然感到不知所措，或者甚至是感到恐慌。例如，有一个个案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开车沿着山路上山，路的尽头有一条小径通往山顶。这条小径虽然相当陡峭，但只要不泥泞湿滑，还是不难走的。此外，她的衣着不太合适：她穿着新套装、高跟鞋，且没有带手杖。尽管如此，她还是尽力往上走；102但滑倒几次之后，她放弃了。休息的时候，她看到远处的山下有一只狗正对着行人狂叫，她开始害怕起这只狗来。这种恐惧让她大吃一惊，因为她平常并不怕狗，而且她还意识到，狗的旁边有人，显然是狗的主人，因此她根本没有理由害怕。于是，她开始思考这件事，她突然想到，青少年时期曾发生过一件让她感到非常羞愧的事情。于是，她意识到自己此时就像当时一样，实际上是因为自己“不能”到达山顶而感到羞愧。“但是，”她自言自语道，“强迫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紧接着，她又想：“但是，我应该能够做成这件事。”这样，她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认识到，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愚蠢的自负”受到了伤害，所以她在面对可能受到的攻击时感到非常无助。就像我们后面将要了解到的，她在无助的状态之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自己，并将危险外化了。这部分自我分析虽然不全面，但很有效：她的恐惧消失了。

相比于对恐惧的反应，我们对愤怒的反应有更为直接的了解。但归根结底，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理解其中的一种反应，我们就无法理解另一种。这两种反应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一种对我们自负的伤害成了一个可怕的危险。其部分原因在于自负取代了自信，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讨论过。不过，这个答案并不全面。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神经症患者一会儿生活在自负中，一会儿生活在自卑中，因此，受伤的自负往往就会将他逼进自卑的深渊之中。要想理解焦虑的一次又一次发作，我们必须将这一最为重要的联系谨记于心。

尽管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之中，对愤怒的反应、对恐惧的反应可能与自负都没什么关系，但这两种反应或许会起着路标的作用，指向自负的方向。即使这些二级反应本身不出现，整个问题也会变得混乱得多，因为它们可能会因为某个原因而受到压制——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或引发某些症状，如精神病发作、抑郁、酗酒、身心障碍等。或者，103坚持愤怒、恐惧这两种情绪的需要可能会变成有助于情绪平息的因素之一。不仅愤怒和恐惧会平息，所有的情感也都会变得不那么丰富，其强度也会有所下降。

神经症自负的有害性在于它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它对个体而言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它又会使个体极其脆弱。这种状况往往会导致紧张，由于紧张的情绪经常出现，且非常强烈，个体通常无法忍受，因此需要治疗：当自负受伤时，个体会自动努力地恢复自负；当自负面临危险时，个体会自动努力地避开危险，以免自负受到伤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往往很迫切，而且，不止一种方法可以满足这种需要。事实上，方法非常多，粗劣的也有，巧妙的也有，因此，我必须将我的陈述局限于较为常见、较为重要的方法上。一种最为有效且看起来几乎无所不在的方法，通常与因为感觉受到了羞辱而产生的报复冲动相关联。在前面，我们曾把它当成一种对受伤的自负中所涉及之痛苦和危险的敌意反应来讨论过。不过，报复除此之外可能也是一种自我辩护的手段。它包含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报复那个冒犯我们的人，我们的自负便可得以恢复。而此种信念产生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感觉，即冒犯者用他伤害我们自负的力量凌驾于我们之上，并打败了我们。我们只有采取报复行动，把冒犯者伤害得更深，形势才会扭转。神经症患者采取报复行动的目的不是“和对方打成平手”，而是用更为猛烈的还击以期取得胜利。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恢复想象中的伟大，而这种想象的伟大中，满满的都是自负。正是这种恢复自负的能力，使得神经症报复（neurotic vindictiveness）具有了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顽固性，并解释了神经症报复的强迫性特征。

由于后面还会更加详细地讨论报复[2]，因此，在这里，我仅简要概括几个基本因素。由于报复力（power to retaliate）对于自负的恢复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报复力本身可能也具有自负的性质。在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看来，报复力就是力量，104而且常常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力量。相反，无论是外在因素还是内在因素阻止了他采取报复行动，无力反击通常都意味着软弱。因此，当这种人感觉到了耻辱，而形势或者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又不允许他采取报复行动时，他就会受到双重的伤害：原先受到的“侮辱”，以及与报复性胜利相反的“挫败感”。

如前所述，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经常出现。如果这种需要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动力，那么，它就会形成最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这样一来，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决心就非常坚定，以至于它会强化整个对荣誉的需要，进而强化神经症自负。而膨胀的自负反过来又会增强报复性，从而使想要获得胜利的需要变得更为强烈。

在各种恢复自负的方法中，第二重要的方法是对所有以某种方式伤害过其自负的事或人失去兴趣。许多人之所以不再对运动、政治、知识性追求等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胜过他人或者做一件完美的工作，但这种需要却得不到满足。这样一来，形势对他们来说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因此，他们常常会选择放弃。他们往往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仅仅只是失去了兴趣，转而从事一种实际上低于其自身潜力的活动。一个人本可以成为一名好教师，但由于被分配去做一项他不能立即掌握的工作，或者他认为这项工作有损于他的身份地位，结果，他对教书的兴趣大大降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也和学习过程有关。一个极具天赋的人或许会满怀热情地开始学习戏剧或绘画。他的老师或朋友发现他很有前途，于是经常鼓励他。但是，尽管他极具天赋，他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巴里莫尔（barrymore）或雷诺阿（renoir）。他还认识到，自己并非班上唯一一个具有天赋的人。自然，他会因为自己最初的努力而感到尴尬。所有这一切都会伤害他的自负，而且，他可能会“突然”认识到绘画或戏剧并不是他的专长，他从未“真正”对它们产生过兴趣。于是，他失去了兴趣，开始逃课，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转而开始追求其他的东西，但结果只是进入相同的循环。通常情况下，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他自己的惰性，他可能会坚持从事某项活动，但他在从事这项活动时总是无精打采，105以至于从来都不考虑如果不从事这项活动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

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当然，我们或许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喜欢某个人：我们可能一开始对他的评价过高，或者我们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分歧。但无论如何，为什么我们的喜欢会变成冷漠这个问题都是值得考察的。我们不应仅仅把它归咎为没有时间，或者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错误。很可能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确实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伤害到了我们的自负。也许是在跟另一个人相比较时，他更占优势。也许是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尊重我们。我们认识到，是我们辜负了他，因此他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所有这些在婚姻或恋爱关系中可能都会起着深远的作用，于是，我们往往会把这当成“我不再爱他了”。

所有这些退缩浪费了我们相当多的精力，而且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很痛苦。但其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是我们对自己的真实自我失去了兴趣，因为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真实自我而感到自豪——这个主题我们到后面再做讨论。

恢复自负的方法还有很多种，虽然这些方法很出名，但在此上下文中，却很难让人理解。例如，我们可能说过一些话，后来又觉得这些话很愚蠢——不切要领、考虑不周、太过傲慢或者表达的歉意太过——我们就会忘掉这些话，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些话，或者辩解说当时说的那些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与这种否认（denials）相类似的是对事件的歪曲（distortions）——最小化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忽略某些因素，强调另一些因素，并从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解释这些因素——这样，我们的过错最终就得到了掩饰，而我们的自负也不会受到伤害。令人尴尬的事件可能也会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我们心里，但被我们用借口和托词抹掉了。某个人承认自己大吵大闹了一场，但那是因为他已经有三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或者是因为别人惹恼了他。他承认他确实伤害了某人的感情，很鲁莽，也没有替他人着想，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承认他辜负了一个需要他的朋友，但这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所有这些借口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也可能全部都真实，但在这个人心里，这些借口的作用并不是让人觉得他所犯的某个失误其实情有可原，而是要把这个失误完全抹掉。同样，很多人都觉得，如果做错了事情，只要说一声抱歉，就可以让一切恢复正常。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106即拒绝为自我承担责任。无论是忘记我们不引以为豪的事情，还是美化我们不引以为豪的事情，或是谴责其他人，我们都是希望通过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来保全自己的面子。拒绝为自我承担责任也可能隐藏在一种虚假的客观性背后。一名患者可能会对自己进行相当敏锐的观察，并相当精确地说出对自身的不满意之处。从表面上看，他好像颇具洞察力，而且对自己很坦诚。但是，“他”或许只是一个聪明的观察者，观察到了一个被抑制、很害怕或者傲慢无礼地提出过高要求的家伙。因此，既然他不需要为他所观察到的那个家伙负责，他的自负所受到的伤害就会减轻——再加上他的自负的闪光灯主要聚焦于他那敏锐且客观的观察力上，因此他的自负就更不会受到伤害了。

也有一些人并不喜欢客观地看待自己，或者甚至不喜欢真实地看待自己。但是，当这样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的某种神经症倾向时——尽管这种态度会引起普遍的逃避行为——他或许可以清楚地区分开“他”和他的“神经症”或者他的“无意识”。他的“神经症”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与“他”没有关联。这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吃惊。事实上，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件保全面子的事情，而且是一件保全性命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种能够让他保全神智正常的方法。他的自负极其脆弱，如果他承认自己遭受困扰，就等于是把他撕成了两半。

在这里，要提到的最后一种保全面子的方法是利用幽默（humor）。如果一名患者能够坦率地认识到自己的困难，并用些许幽默来面对这些困难，那么，这自然就是内心解放的一个标志。但是，有一些患者在分析刚开始的时候不停地拿自己开玩笑，或者戏剧性地夸大自己的困难，以至于看起来显得有些滑稽可笑，而与此同时，他们对任何的批评又都敏感到了让人觉得荒唐的地步。在这些情况下，患者都是用幽默来缓解羞愧所带来的痛苦，否则，他们便无法忍受。

自负受伤后，恢复自负的方法有很多。但是，自负不仅非常脆弱，而且非常珍贵，以至于到了以后也必须要好好保护。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建立一个精巧的回避系统（system of avoidances），希望在以后能够避免受到伤害。107这也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他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想回避一项活动，是因为这项活动有可能会伤害他的自负。他只是这样回避了，通常情况下，他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回避。这个过程与各种活动及人际关系有关，它可能会妨碍现实的奋斗和努力。如果这一过程普遍存在，那它真的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他通常不从事与自身能力相称的任何重要的事业，生怕自己不能取得显赫的成功。他想写作或绘画，但却不敢着手去做。他不敢接近女孩子，生怕遭到她们的拒绝。他甚至不敢出门旅行，生怕自己在旅店经理或列车服务员面前笨手笨脚。或者他可能只去人们都认识他的地方，因为当身边都是陌生人时，他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通常不参与社交活动，以免自己感觉不自在。于是，他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要么做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要么固守一份普通的工作，并严格限制自己的开销。在不止一个方面，他都过着与自己的收入不相称的生活。从长远来看，这必将使他远离他人，因为他无法面对自己落后于同龄人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他会避免同其他人比较，或者避免被他人问到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他必须更坚定地守住他那个秘密的幻想世界。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他的自负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手段，不如说是掩饰手段。因此，他可能会开始培养他的神经症，因为带有一个大写字母n的神经症（neurosis）成了他缺乏成就的宝贵托词。

这些都是极端的发展，不用说，自负虽然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回避仅局限于某些方面。一个人在那些受到压抑最少且能帮助他获得荣誉的工作中可能会表现得相当积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他可能会努力工作，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回避社交生活。相反，他可能会觉得在社交活动中，或者扮演像唐璜（don juan）那样的角色时比较安全，但却不敢冒险去从事任何会考验其潜能的重要工作。他或许觉得做一个组织者很安全，但却回避与任何人有私人交往，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在诸多因害怕与他人有情感纠葛而产生的恐惧（神经症分离）中，108害怕自负受伤的恐惧通常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一个人可能特别害怕不能成功地与异性相处。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会无意识地预期这样的结果：如果和女人亲近，或者与她们发生性关系，那么，他的自负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女人对他（以及他的自负）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恐惧可能非常强烈，足以抑制或者甚至粉碎女人对他的吸引力，从而使他避免与异性接触。这样产生的抑制并不是他转为同性恋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是他偏爱同性的原因之一。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的自负是爱情的敌人。

这种回避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具体事情有关。因此，一个人可能会回避在公众场合讲话、参加体育活动或者打电话。如果他身边有某个人愿意打电话、做决定或者与房东打交道，那么，他就会把这件事情丢给他去做。在这些具体的活动中，他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回避某事，但在更多场合下，这个问题却常常被一种“我不能”或者“我不在乎”的态度给掩盖了。

在分析完这些回避现象后，我们发现，有两条原则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两条原则决定了这些回避的性质。简单说来，一条原则是通过限制个人生活以确保安全。放弃、退缩或屈从，比冒险让自己的自负暴露于伤害之下更为安全一些。在许多情况下，个体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到受束缚的程度，很可能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印象深刻，更能说明自负有多重要了。另一条原则是：不去尝试比尝试后却失败了更为安全。这第二条原则给回避打上了最后的烙印，因为它剥夺了个体逐渐去克服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的机会。以神经症患者的前提为基础，这条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不仅要为过分限制自己的生活付出代价，而且从长远来看，他的退缩也会让他的自负受到更深的伤害。当然，他并不会用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他只关心眼前的尝试和错误所带来的危险。如果他根本不去尝试，他的自负就不会受到伤害。他能找到某种借口。至少在他自己的心里，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109要是他之前尝试过，他可能已经通过了考试、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赢得了某个女人的青睐。他常常还会有更为荒唐的想法：“如果我专注于作曲或写作，那么我将会比肖邦（chopin）或巴尔扎克（balzac）更为伟大。”

在很多情况下，回避延伸到了我们对待所渴求之物的情感上。简而言之，回避可能会涉及我们的愿望。我曾提到过，有一些人认为得不到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可耻的失败。因此，仅仅是希望（wishing）就包含了太大的风险。而这样一种压抑愿望的做法却意味着我们的活力受到了束缚。有时候，人们还不得不回避任何会伤害其自负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意义最为重大的回避是不去想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情，因为只要一想到自己会像其他人一样变老、死去，就会让他们觉得无法承认。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道林·格雷的画像》（dorian gray）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了一种对于永恒青春的自负。

自负的发展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这个从追求荣誉开始的过程的高潮以及对这个过程的巩固。一开始，个体可能只是拥有一些相对无害的幻想，在这些幻想中，他把自己刻画为某个富有魅力的人物。接着，他在自己内心之中创造出一个有关自己“实际上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化意象。然后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他的真实自我逐渐消失，而那些本可以用于自我实现的能量却被转移去实现其理想化自我了。这种要求正是他为了维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做出的努力，而他所要维持的这个位置适合于理想化自我的重要性，同时它也支持这种理想化自我。他用他的各种“应该”，驱使自己去实现这种完美的自我。最后，他必须建立个人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就像《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著）中的“真理部”一样，决定着他喜欢和接受自己身上的什么、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傲。不过，这个价值体系也必须决定他要拒绝什么、厌恶什么、以什么为耻、鄙视什么、憎恨什么。对于该价值体系来说，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自负与自我憎恨密不可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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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玛丽·拉塞于1946年在精神分析促进会上宣读的论文《精神分析与教育》（psychoanalysis and education）。

[2]参见第八章——扩张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