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日夜里在觉林的时候，在座中的朋友已经有人听到消息，说高二分院于当天下午五六点钟又已签出拘票拘传沈先生等四人。大家觉得他们既已“责付”律师保出，尽可随传随到，何必再出拘票呢？所以还在半信半疑中。廿四早七点钟，我起身后就先打一个电话到沈先生的家里，探问他的安全，得到的回答是沈先生昨夜刚安睡了一小时，在深夜一点钟的时候，又被捕房捕去了！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通知，说王沙两先生也于同夜再被拘捕，李先生因睡在朋友家里，所以未即捕去。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极力劝我避开家里。我就打电话征求我的律师的意见。我告诉他，我既由他保出，对他当然要负责，不能随便走开的，不过既由律师负责保出，尽可随传随到，现竟随意拘捕，很可诧异，我想暂行避到朋友家里去，但是地址要让他知道，以便他随时通知，我即随时可以出来。他赞成我的意思，于是我便匆匆洗脸，整衣，用早餐，叫了一辆汽车，到一个好友家里去暂避。我一到了那一个好友的家里，就接到我妻的电话，说前夜来过的那个大块头（公安局的侦探）又在我们的弄口东张西望了！午饭后我的二妹来看我，因为她听见我咳嗽，特送一小瓶药片给我。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我的律师有电话来通知，说法院已定下午四点钟开庭，叫我三点钟到他的事务所里一同去，我答应他照办。

我们按时到高三分院报到，但因章先生和史女士未到案，延展到当夜十二点钟才开庭。在开庭前，我被押在法院的法警室，律师和家属都不得进来谈话，我一直在那里等到当夜十二点钟。不过我在法警室里却也不算寂寞；我对几十个法警弟兄们大开其话匣，说明国难的严重和我们的全国团结御侮的主张，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点头称是，待我格外好起来了，倒茶的倒茶，让坐的让坐！后来我发现其中有几位还是我的读者，我们更成了莫逆之交了。

当夜十二点钟开庭，章先生到了，史女士还是未到。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律师再请求交保，不许。于是我和章先生被几个法警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里去羁押。审判长在押单上批明“予以优待”。

这监狱离法院也很近，所以我们也是步行。走进了一个大铁门，便是监狱所在地了。被带进了一个办公室，向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由他填写在簿子上。他问了姓名年岁籍贯后，就问犯的什么罪，我脱口而出地答道：“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危害民国”！使我于哭笑不得中感到幽默的是他那样熟练的神情。

这个手续完毕之后，经过搜查，再向里走，经过第二道门的时候，又经过一次问话。那里有个职员好像对我们演说似的“训”了一大套话，大意说在里面不可以吸香烟，不可以有聚会式的谈话，违犯了是要上镣铐的。他立在一个高高的柜台里说，我和章先生立在柜台外呆呆地听着。随后章先生的香烟盒和钱袋等零物交出代存，我没有什么东西要交出，我带着的那副眼镜也还得架在原处（这是回家时另换一副的）。我们还在那里再打一番手印。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手印也打得很熟练了，好像在银行支票上盖个图章一样，伸出手来就是！

这大概就是“予以优待”吧。他们没有把我们放进盗犯们的监狱，却关到幼年监狱里面去。这幼年监狱一进门便是一个小教室，教室的旁边有四个铁格子门关住的小囚室。我们两个人被带到第一个囚室的外面，望望里面约有六七尺宽，十几尺深。排着一个两层的小铁床，一张小木椅（骨牌凳）。近小铁床一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马桶。下层的铁床已有一个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请他搬到上层。我和章先生进了后，家里的被窝已交来，打算睡觉。余下的铁床只有一层，我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让不能决，我从衣袋里挖出一个小银角掷在掌上，用另一掌掩着，说明角子的阳面朝上我睡床，阴面朝上他睡床，结果轮着我睡床，他睡地板。我们睡的问题解决了，随进来的几个看守瞥见我的那个银角子，认为也要交出代存的，我只得随手把这个硕果仅存的银角子交给他。

那一夜，我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睡在那个小囚室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