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半天教书，半天编辑。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编辑丛书，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前后大概替职教社编译了半打以上的丛书，都由商务出版。我自问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什么心得，这几本书只是我在职务上不得不交的卷子罢了！可是在这段时期里有一件事颇有一谈的价值的，那是参加职业指导运动。当时刘湛恩先生带着博士衔头从美国回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研究过职业教育，职教社请他来帮忙，组织了一个职业指导股，由他来担任主任，由我用着副主任的名义襄助进行。我们共同发起了职业指导运动，接洽各校（中学）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在这一周里叫学生填注我们特备的职业指导表，按日请专家演讲。最后由我们和青年作个别谈话。在职业指导的原理方面，由职教社同人如黄任之，杨卫玉，刘湛恩，以及客串庄泽宣诸先生等担任，我自己也夹在里面凑热闹。关于专门的各部门，如各专业的指导，便就各地请各该业的专家参加。因这件事，我和杨卫玉先生还跑了好几省的地方，在各处都接洽若干中学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我所感到兴趣的是乘着这个机会和各地的青年谈话，并到各处观察观察社会的情形。最后我还和庄泽宣先生各人根据在各处提倡职业指导的实况，编著了两本书，加入职业教育丛书里面去。可是说来也许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职业指导，愈在实际方面帮着职业指导呐喊，愈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在现状下职业指导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想跳出职业指导的工作！这里面的理由说来也很简单。职业指导和教育指导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的现状下，进小学校还要经过竞争考试；中学以上的学校，你要学什么，不见得就有你所要进的学校，就是有，好的不易考，坏的不愿进；此外还有经济问题也不是空言指导所能解决的。职业指导和现实社会的职业状况当然更是分不开。在中国的现状下，谁都看出职业界是一团糟，有许多地方用人并不根据真正的材能，只靠背后的势力怎样，或是位置私人；有许多地方受着不景气的影响，虽想用人而不敢用；结果除少数例外，往往不免所用非所学，甚至于出了学校便须立即加入失业的队伍里去！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虽不敢说职业指导一点没有用处，但是不得不承认所受的限制实在太多太大了！

说句好笑的话，我在这时期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着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什么“指导”作用呢？使我从这里面感到惭愧，感到苦闷，感到我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换句话说，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

我一方面在意识上虽有这样的觉悟，一方面对于我的职业指导的职务——我当时的一部分职务——仍然是很认真地干着。但是这个“干”只是“职务”上的事情，只是“毋忝职守”的“道德”在后面推动着，并不能唤起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并不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这事业里面。

但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竟渐渐地到来，虽则只是渐渐地到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民国十四年十月间创办的《生活》周刊！

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当时职教社原有一种月刊叫做《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时间上相隔得比较的久一些，只宜于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这是最初创办《生活》周刊的意旨。这和以后的《生活》周刊的内容虽差得远，但最初创办时的意旨确是不过这样。这时它的意旨既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载各报上搜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除这种消息外，头上有一短篇数百字的评论，随着有一两篇一两千字的论文。《生活》这两个字的名称是杨卫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笔公推新由美国学银行学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主笔的每月薪水只是四十元，在王先生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兼职，他原是职教社的一位老同事，初回国后时间略闲，所以来帮帮忙。其余同人轮流帮着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过轮流帮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