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讲的结尾处讲到，在我们当中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民族事务的毫无价值的想法和蒙蔽人的学说，它们阻碍着德意志人对他们目前的处境作出符合自己的特性的坚定看法。由于人们恰恰在现在更热衷于到处兜售这些梦幻，以获得公众的尊敬，而且在很多其他的思想已经动摇以后，它们只能被一些人拿来填补产生的空缺，所以，抱着一种比在其他场合本来应当谈到它们的重要性时更为严肃的态度，对它们作一个检验，看来是切题的。
首先，比一切事情都重要的是：各个国家最初的、原始的和真正天然的疆界，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内在疆界。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早已在有一切人为技巧以前，通过单纯的天性，靠许多不可见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彼此理解，而且有能力不断更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们休戚相关，自然而然地是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为了至少不暂时引起混乱，为了不使自己均衡发展的进程受到严重干扰，绝不会愿意接受任何一个有另一种来源、讲另一种语言的民族，并且与它混合。从这种由人的精神本质划定的内在疆界中，才产生了居住地的外在疆界，这是那种内在疆界的结果，并且从事情的天然外观来看，住在某些山川之内的人们绝不是由于住在同一地域，才成为一个民族，相反地，人们是由于早已通过一种更高的自然规律而成为一个民族，才住在一起，而且如果他们很幸运，他们才有山河的掩护。
这样，德意志民族就通过共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完全结合到了一起，并且与其他民族截然分离，而居于欧洲的中部，成为那些没有亲缘关系的部族的一道隔墙；他们人数众多，十分英勇，足以抵御任何外来袭击，保护自己的疆界；他们独立自主，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使他们很少愿意从邻近的民族那里接受知识，很少愿意干涉这些民族的事情，用令人不安的做法激起这些民族的敌意。在时代的进程中，他们的好命运保护了他们免于直接参与对其他世界的掠夺；这种情况首先给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式奠定了基础，给各民族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绝大部分概念和意见奠定了基础。自从有这种情况以来，基督教的欧洲才分裂为许多相互隔离的部分，而在此之前，欧洲即使它自己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也已经是一个整体，并且在共同行动中表现为一个整体；自从有这种情况以来，才树立了一个共同的猎物，每个人都同样对它垂涎三尺，因为大家都同样可能需要它，并且每个人看见它要落入别人手中，都心怀嫉妒；在这时才存在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暗藏敌意和好战心理的原因。也就是在这时，通过征服，或在征服不可能时通过联盟，来吞并那些有另一种来源、讲另一种语言的民族，攫取他们的力量，才对某些民族来说变得有利可图。一个坚决依靠自然力量的民族，如果它的居住地对它来说变得过于窄小，就会想占领邻近的土地，从而扩大自己的居住地，以赢得更大的空间，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会驱逐那里原先的居民；它会想用一块贫瘠的不毛之地，换取一块气候温和的天赐良田，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再次驱赶走原先的占有人；它即使发生蜕化，也会单纯出征抢掠，它并不渴望得到土地或居民，而只强占征途中一切有用之物，然后又离开被洗劫一空的国家；最后，它会将被占领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同样作为一种有用之物，作为个人的奴隶加以瓜分。但是，如果它将外族原封不动地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补充进来，它就得不到丝毫的利益，所以，它永远不会受到诱惑，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事情在于，应当从一个旗鼓相当的，或者可能实力更强的对手那里夺得一件诱人的、共同的猎物，那么，对情况的估计就不同了。不管被征服的民族是否在其他方面符合于我们的要求，至少他们的拳头对于打击我们所要掠夺的对手是有用的，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增添了一份国家的战斗力，对我们来说是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要问，某个曾经期望和平与安宁，睁眼看清这种形势的智者，能从哪里期待到这种安宁呢？显然，不能使用不让任何人利用多余之物的办法，自然地限制人的占有欲，以期获得安宁，因为现实地存在着一个诱惑所有人的猎物。同样，他也不能期望这些人具有给自己设定界限的意志，以期获得安宁，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把他能抢到的一切东西抢到自己的手里，而那种限制自己的人必然会遭到毁灭。没有任何人想跟别人分享自己目前占有的东西；只要可能，每个人都想抢走别人的东西。要是有人按兵不动，那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从事争斗；一旦他感到自己有了所需要的实力，他肯定会从事争斗。因此，保持安宁的唯一手段就是：任何人都永远不会获得能够扰乱安宁的力量，并且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另一方进行抵抗的力量与他这一方进行攻击的力量不相上下；这样，就会形成一切力量的均势和抗衡，在其他一切手段都消失以后，只有通过这一手段，才能使每一个人维持自己目前的财产状况，使所有的人都保持安宁。因此，构成那种有名的欧洲均衡势力体系的先决条件的是这两样东西：第一，掠夺物，它是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占有的，然而是一切人都同样渴望的；第二，随之而来的掠夺欲，它是普遍的、永远蠢蠢欲动的和真实存在的。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这种均衡当然会是维持安宁的唯一手段，但愿有人找到产生这种均衡，将它从空想变为现实的第二种手段。
但是，难道也可以把那两个先决条件当做普遍的和毫无例外的吗？在欧洲的中心，极为强大的德意志民族难道不是完全没有插手争夺这一猎物，丝毫没有沾染争夺它的兴趣，而且几乎没有要求得到它的能力吗？只要这个民族仍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那么，如果其他的欧洲人想在一切海域，在一切岛屿和海岸自相残杀，德意志人在欧洲中心的坚固壁垒就会阻止他们互相靠近，——这里本来会保持和平，德意志人本来会保持自己的安宁和富裕，同时保持其余一部分欧洲民族的安宁和富裕。
保持这种状态是不符合于只顾眼前的外国人的私利的。他们认为，德意志人的勇敢很有用处，可用来为他们打仗，德意志人的手很有用处，可用来夺走他们的对手的猎物；一种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必定会被找到，而且外国人的狡猾多端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德国人的毫无偏见和不善怀疑。正是外国首先利用了德国由于宗教之争而产生的感情分裂，以期将这个由内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所组成的整个基督教欧洲的缩影同样人为地分裂为许多相互隔离和独立的部分，就像外国通过共同的争夺已经把自己自然而然地分裂开那样。这些特殊的国家是产生于一个民族的怀抱的，而这个民族除了外国本身，没有任何敌人，除了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的诱惑和诡计，没有任何事情。外国懂得把这些国家扮演为彼此对立的天然的敌人，每一方都必须不断警惕对方。另一方面，外国也懂得将自己扮演成抵御这种由自己的同胞所构成的危险的天然盟友，扮演成维系这些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唯一盟友，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同样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支持其盟友的行动。只有通过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一切想对新旧世界中的任何一种对象展开的纷争，才成为德意志各部落本身彼此的纷争；每一场由于任何一种起因而发生的战争都必定是用德意志人的鲜血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决胜负的，在对这些情况的整个起源十分陌生的民族中，均势的任何偏移都必须加以平衡，而德意志诸国相互隔离的存在状态已是违反一切天性和理性的，为使它们还能有所作为，它们必须被当做欧洲均势天平上的主要砝码的附加物，盲目地、毫无意志地随着这个天平移动。如果说在某些国家，人们指称一些公民的方式是说他们属于某某外国政党或拥护某某外国联盟，但不知道如何称呼属于本国的政党的公民们，那么，德意志人早就只拥护任何一个外国政党了，人们很难碰上有谁会拥护德意志人的政党，会认为这个国家应当自己结成联盟。
这就是在欧洲各国之间人为地维持势力均衡这一臭名昭著的理论体系的真正起源和意义，这就是它对德国和对世界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基督教欧洲像它应当那样，像它原来那样，仍然是一个整体，那么，人们就决不会有产生这种想法的起因了；这一整体自立自强，并不分裂为必定彼此势均力敌的冲突力量；只有对于变得不公正的和业已分裂的欧洲来说，那种想法才获得了一种勉强成立的意义。德国不曾属于这个变得不公正的和业已分裂的欧洲。假如至少德国仍然是一个整体，那它就会自立于文明大地的中心，犹如太阳自立于世界的中心；它会维持自身的安宁，并靠自身的力量维持它周围的安宁，它无须一切人为的措施，而凭自身单纯的、自然的存在，就会给予所有国家以均势。只有外国的欺骗才将它搅进了外国那种不公正的和有纷争的情况，并传授给它诡计概念，把这种概念作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它的真正利益上欺骗它，把它一直蒙在鼓里。现在，这一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人们谋图的结果已经完全摆在我们的眼前。即使我们现在无法取消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不应当至少在我们自己的理智——这理智几乎还是仍然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唯一东西——中消除它的根源呢？在苦难将我们从睡眠中唤醒之后，古老的梦幻为什么还应当一直摆放到我们眼前呢？我们为什么不应当至少现在就看到真理，发现那可能拯救我们的唯一手段呢？——我们的后代也许想做我们认识到的事情，正如我们因为父辈做梦而现在受苦一样。让我们理解，必须人为地维持均势的想法虽然对于处在罪过和灾难的压力之下的外国来说可能是一种令人安慰的梦想，但它作为地道的外国产物是永远不会在德意志人的心中扎根的，德意志人也永远不应陷入使它可以在他们中间生根的境地；我们至少现在就必须看透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在它那里，而是只有在德意志人自己的统一中才能找到共同的得救之道。
在我们的时代被经常鼓吹的海洋自由92 ，对德意志人来说同样是陌生的，不管人们图谋的真的是这种自由，还仅仅是自己能够将其他一切人都排除在这种自由之外的能力。几百年以来，当其他一切民族都在角逐的时候，德意志人却很少表现出大规模地参与这种自由的欲望，而且他们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也不需要这种自由。他们资源丰富的国土和他们的勤劳，给他们保证了过文明人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也不缺乏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对这一切进行加工改造的技术。他们自己的科学精神不会使他们缺少交换手段，以获得世界贸易所带来的唯一真正的利益，即扩大对地球及其居民的科学知识。啊，但愿德意志人的有利命运能同样保护他们不间接参与掠夺其他世界的行径，就像它曾保护他们不直接参与这种行径一样！但愿轻信态度和那种也想象其他民族一样优雅地、高贵地生活的欲望，不会使产于其他世界的非必需品成为我们的必需品；但愿我们在考虑那些不怎么缺乏的物品时，宁肯向我们的自由同胞提出一些可以承受的条件，而不想从大海彼岸可怜的奴隶的血汗中攫取利益。这样，我们就至少不会甚至给我们现在的命运提供借口，我们就不会被作为买主而遭受战争，不会被作为市场而遭受灭亡。大约在十年以前，在有人能预见到以后发生的事情之前，德意志人就被劝告说，要使自己不依靠世界贸易，将自己作为商业国锁闭起来。这一建议违反了我们的习惯，特别是违反了我们对于金属铸币的偶像崇拜，于是受到了激烈的抨击，被弃之一旁。93 从那以后，我们正在学会在外国暴力的逼迫之下，屈辱地缺失我们以前依靠自由，为我们的最高尊严而保证不能缺乏的东西，学会在这样的逼迫之下屈辱地缺失更多的这类东西。既然物质享受至少没有迷住我们的心窍，但愿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以永远纠正我们的观念！但愿我们终于认识到，所有那些关于世界贸易和外贸生产的骗人理论体系虽然很适合于外国人，并且恰恰是他们一直用来打我们的一个武器，但是，这些理论体系在德意志人这里却毫无用处；除了德意志人自己的统一，德意志人内部的独立和贸易的独立是他们得救的第二个手段，并通过他们成为欧洲得救的第二个手段。
但愿人们最终也还敢于看出，一统天下的君主国的梦幻是可憎的和毫无理性的，这一梦幻已开始取代一段时期以来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置信的均势，而被呈现给了公众，以获得他们的尊敬。精神的本质只能在个人的千差万别的层次上，在整体的各个部分中，在许多民族中表现人类的本质。只有当这些民族中的每个民族依靠它自身，根据它的特性，发展和塑造自己的时候，只有当这些民族中的每个民族的每一个人在本民族里根据民族的共同特性和具体特性，发展和塑造自己的时候，神性才会像应当那样，在其真正的明镜中显现出来；只有那种不是对规律性和神圣秩序毫无预感，便是它们的死敌的人，才会想斗胆干预神灵世界的最高规律。藏于自己眼里的、不可见的民族特性，将各个民族与本原生活的源泉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这些民族特性中，才有他们当前的尊严和本来的尊严、道德和功绩的保证。如果这些特性由于民族的混合与摩擦而被去掉棱角，那就会从这种浅薄东西中产生出与精神本质的分离，产生出一切民族走向相互一致、彼此关联的堕落的融合。一些著作家就我们的一切不幸用一种前景安慰我们，说我们也会因此成为新兴的一统天下的君主国的臣民，说有人已经决意这样碾碎人类中的一切人性的萌芽，以便将融化的面团压成任何一种形状，并且说一种如此可怕的反对人类的野蛮行为或敌对行为在我们的时代是可能的，我们应当相信他们的说法吗？或者，即使我们打算决定暂且相信这种全然不可信的说法，那么，究竟应当通过哪种机构进一步执行这样一种计划呢？在欧洲目前的文明状态下为了某个一统天下的新君主国而征服世界的究竟应当是哪一类民族呢？欧洲的各个民族不再做野蛮人，不再为了自己而以破坏性行为取乐，已有数百年之久。所有的民族都在战争之后寻求最终的和平，在奋斗之后寻求安宁，在混乱之后寻求秩序；大家都想看到，自己的生涯以一种和平的、宁静的家园生活为圆满结局。在一个时期，甚至连单纯预想的民族利益都会鼓动他们进行战争；如果一统天下的君主国的要求是一再以这种方式提出来的，那种梦幻就会消失，它所给予的狂热力量也会消失；对宁静秩序的渴望又得到了恢复，于是，我们究竟是为何种目的做这一切和承受这一切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我们时代的世界征服者必定会首先清除所有这些感情，并且用经过深思熟虑的技艺，将一个野蛮民族塞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本质而没有产生一个野蛮民族的时代。但他做的必定不止于此。只要我们让人们稍有休养生息的机会，那种从年轻时代起就看惯了耕种的土地，看惯了富裕和秩序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同样的景象，都对它感到愉快，因为它向他展现了他自己那种永远无法完全泯灭的渴望的背景，而一定要消灭这种景象，则会使他自己感到痛心。甚至针对这种给社会的人深深地刻印上的愉悦之情，针对人们就征战者给被征服国家所带来的灾难表露的沉痛之感，也一定要找到一种制衡的力量。但除了掠夺欲望，就没有什么别的制衡力量。如果敛财聚物成为支配征战者的动力，如果征战者习惯于在蹂躏各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时不再想到任何其他事情，而只想到他本人在大家普遍受苦受难时能获取什么，那么，可以预料到的是他心中的同情感和怜悯感不会表露出来。因此，我们时代的世界征服者除了将他的人们培养得能从事那种野蛮的暴行，也必定还会将他们培养得具有冷酷无情而深思熟虑的掠夺欲望；他一定不会惩罚敲诈勒索的行为，反而一定会对这种行为加以鼓励。那种自然而然地基于事实的耻辱感也一定会被首先扫光，但掠夺却必定会被认为是一种出色的理智的光荣标志，被算作伟大业绩，并且必定会开辟一条通向一切荣誉和尊严的道路。在近代欧洲，哪儿有一个民族这么寡廉鲜耻，因而可以被人们用这种方式加以调教呢？或者，如果我们假定世界征服者本人能够胜任这种调教工作，那么，恰恰是他的手段破坏了他的目的的实现。从这时起，这样一个民族便把被征服的人们、国家和艺术作品不再看做任何别的东西，而只看做尽快赚钱的手段，以期继续前进，再去赚钱；它从速榨取，将被榨干的东西丢弃，任其遭受各种可能的命运；它想摘到树上的果实，就砍伐树木。谁用这些工具去行动，对谁来说，一切诱惑、教唆和欺骗的技艺就都会被挫败；只有在远处，他们才能像人们在近处察觉到的那样行骗，于是，就连最愚笨的人都看到他们那种犹如禽兽的野蛮行径，看到他们那种无耻放肆的掠夺欲望，而且整个人类对他们的厌恶之声都响亮地表露出来了。人们用这些工具虽然可以掠夺大地，使它荒芜，将它碾成一个沉闷之至、混乱不堪的领域，但永远无法将它组成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国。
上述想法和一切这类想法，是一种单纯愚弄自己，有时也耽于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的思维所制造的产物，对德意志人的彻底性和严肃性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在这些图景中最多有一些图景，例如政治均势的图景，是在各种广袤和混乱的现象中辨认方向，把它们梳理清楚的有用辅助线；但是，相信这些东西的天然存在或力求实现它们，却正如同有人在划出标记的真实地球上，寻找用于辨认自己在地球上的观察方向的两极、子午线和回归线一样。但愿成为我们民族的风尚的是：我们的思考不是单纯要开玩笑，仿佛试验从中会产生何种结果，而是要这样进行思考，就是说，仿佛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应当是真实的，应当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如果能这样，让人们警惕这些原来属于外国的、只会压迫德意志人的治国能人的骗人形象，就将成为多余的了。
一旦我们掌握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这种彻底性、严肃性和重要性，它们就会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被战胜；我们现在是否想同时遭受蔑视，公正地遭受蔑视，我们在遭受其他一切损失之后，是否也还想丧失荣誉，这将仍然永远取决于我们。用武器进行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如我们希望的，哲学原理、道德风尚和民族性格的新斗争兴起了。
让我们送给我们的客人一副表现对祖国和朋友的眷恋之情，表现廉洁正直和富有责任感，表现一切公民道德和家庭道德的图画吧，让它作为送给客人的友好礼物，带到他们终有一天会返回去的他们自己的家乡。让我们留神，不要邀请他们来蔑视我们；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肯定会邀请他们来蔑视我们，好像我们不是极度惧怕他们，便是放弃我们的生存方式，而力求模仿他们的生存方式。诚然，我们不要有那种个人向个人挑战和个人激怒个人的不妥行为，但除此以外，我们在各方面都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好像我们只管我们自己，而绝不建立我们绝对不需要的任何关系，这将是最可靠的措施；在这方面最可靠的手段将是，每一个人都满足于祖国原有的环境能够使他取得的成就，根据自己的力量承担共同的重负，而把通过外国得到的每一种恩惠都看做丧失尊严的耻辱。可惜，人们在作出选择的场合宁愿小瞧自己，也不希望出现人们令人感动地称道的东西，这已几乎成为遍及欧洲的、因而也遍及德意志的习俗，而这也许可能让人把业已接受的良好生活方式的整个理论体系归结为那个基本原理的统一性。但愿我们德意志人在目前的情形下宁肯反抗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反抗什么更高的东西！尽管可能有这样一种反抗，但愿我们仍保持自己的本来面貌；是的，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愿我们变得更强大和更坚定，就像我们所应当的那样！人们惯于批评我们说，我们非常缺乏敏捷的行动和驾轻就熟的技能，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过分严肃、过分谨慎和过分看重，但愿我们对此不怎么觉得惭愧，所以反而力求不断地有更大的理由、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够得上受这种批评！我们确信，如果我们并不完全不再是我们自己——这就相当于完全不再存在——那么，我们即使竭尽一切努力，也依然永远不会使那些人满意，这种容易达到的确信巩固了我们的这一决心。有一些民族，他们自己想要保存他们的特点，想要使别人知道尊重他们的特点，因而也承认其他民族自身的特点，乐意和允许其他民族有这种特点；毫无疑问，德意志人是属于这些民族的，这一特征在他们整个过去和现在的尘世生活中已有很深的根基，以致他们经常为了公正地对待同时代的外国人和以往的古代史，而对自己很不公正。又有另外一些民族，他们那种在自身紧密生长在一起的自我，永远不允许他们有一种不囿于自身，对异族进行冷静观察的自由，因此他们不得不认为，做有教养的人只有一种唯一可能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每每都是在这个时刻恰好由某种偶然情况抛给他们的；世界上的其余一切人，除了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并没有什么别的使命，如果他们想要承担教化这些人的辛劳，这些人就必须向他们表示最大的感谢。在第一类民族中，对人的发展有一种教化和教育的最有益的交互作用，并且有一种渗透，在这种渗透中每个人仍然可以靠他人的善良意志保持自己。第二类民族没有能力教化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把握现存状态中的任何东西；他们只想消灭现存的一切，并在自己以外的所有地方产生出一块他们能不断重复自己形象的空地；就连他们最初在表面上对异邦风俗的介入，也只是教育者对现在还很孱弱、但很有希望的学子们的好心屈就；就连已经结束的过去时代里的人物，直到他们用自己的外衣将这些人物乔装打扮好为止，他们也一直不喜欢，如果他们能做到，他们就会把这些人物从坟墓中唤醒，以期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这些人物。诚然，我永远不敢肆无忌惮，笼统地、毫无例外地责备任何一个现存民族有这种局限性。倒不如说，让我们假定，在这里也是那些不发言的人是更好的人。但是，如果按照发表的言论评判那些出现在我们当中，发表过言论的人们，那么，看来结论就是必须把他们纳入我们描绘过的那类人。这样一种言论似乎需要加以证明；我不谈摆在欧洲眼前的这种精神造成的其余后果，而只举出以下这种唯一的情况：我们互相之间进行了战争；我们这一方是战败者，那些人是战胜者；这是真实的，是得到承认的。那些人可以毫不怀疑地对此感到满足。现在，我们当中有人会继续认为，我们的事业还是正义的，我们本应取得胜利，该抱怨的是这个胜利没有成为我们的。难道这种结局就这么糟糕吗？那些从他们那个方面同样可以设想他们希求的结局的人，难道能使我们如此恼火吗？不，我们不应当肆无忌惮，设想那种结局。我们应当同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希求的都与他们不同，都要抵抗他们，这是一种多么不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祝福我们的失败，把它当做对我们自身最有益的事件，当做给我们做的最大好事。结局不可能是别样，人们对我们的良好理智就有这个希望！——可我还再说什么呢？这差不多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非常精确地说过了，比如在塔西陀的历史书中，94 罗马人针对反对他们的、被战胜的野蛮人的情况表示，抵抗罗马人是对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的罪恶反叛和反抗，罗马人的武器能给各个民族带来的只是祝福，罗马人的锁链能给各个民族带来的只是尊严，这种看法毕竟是建立在一种可以获得几分原谅的表面现象之上的。人们在这些日子里从我们这里获得的正是这种看法，他们满怀好意地向我们自己要求这种看法，把它假定为我们的看法。我并不是把这些话当做傲慢的讽刺说出来的；我能够理解，人们在十分自以为是和见识短浅的时候，可能会怎样认真地相信这类事情，并同样真诚地相信相反的事情，正如我认为罗马人确实是那样认为的；但我只是让大家思考，我们当中这些认为永远不可能转向那种信念的人们是否能够指望得到什么补偿。
如果我们德意志人的各个部族、阶层、个人都在外国人的耳边就我们的共同命运相互指责，相互进行辛辣和激烈的责难，我们就在外国面前极大地贬低了我们自己。首先，所有这一类指责绝大部分都是没有道理的、不公正的和毫无根据的。我们已在上面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德国最近的命运；这些原因数百年来都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德意志部族本身同样存在着；最近的事件并不是某个部族或它的政府犯有某种特别错误的结果，它们酝酿已久，假如只涉及那些在我们自身存在的原因，则同样早就能击中了我们。在这里，大家的罪过或无辜大概都一样大，而且不再有可能作出其他的估计。在匆匆产生最终结果的时候已经发现，各个德意志国家连它们本身、它们的力量和它们的真实处境都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妄自挺身而出，对别人的罪责作出一个基于透彻的了解的最终判断呢？
有根据的指责可能会越过德意志祖国的一切部族，而击中某一个阶层，这不是因为它也同样不比一切别的阶层更多地认识到或有能力认识到共同的罪责是什么，而是因为它作出一种样子，似乎它认识到的和所能做的更多，而把其余一切阶层排挤出了国家管理工作的范围。即使这样一种指责是有根据的，谁应当说出它来呢？而且它恰恰在现在才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声音和尖刻语调被说出来并加以磋商，又有什么必要呢？我们看到，著作家们是这样做的。如果他们在以前，在那个阶层还拥有一切权力和一切威望，受到其余绝大多数人的默默赞同的时候，同样像他们现在这样讲话，谁能责怪他们重新提到他们以前发表的那种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经验证实的讲话呢？我们也听到，他们在民族法庭前逐一点名指控以前身居高位的人，说明这些人的无能、懒惰和险恶用心，证明这些原因必定会造成这些结果。如果在当时，在这些被指控的人还掌权的时候，在这些人的管理工作必然会造成的弊端还可以被避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他们现在认识到的东西，同样大声地把它讲出来，如果他们那时就同样有力地指控这些人的罪责，千方百计把祖国从这些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只是人们没有听他们的话，那么，他们重提自己当时被人不屑一顾的警告，就是十分正当的。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从结果中得出他们当时的智慧，而这是全体民众从那以后跟他们一起从中得出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恰恰是他们在说这些众所周知的东西呢？或者是因为，他们当时利欲熏心，也许根本就是在阿谀奉承，或者是因为，他们心怀畏惧，曾在那个阶层和那些人面前保持沉默，而到现在，在那些人丧失权力以后，他们的声讨之词就劈头盖脸向这些人袭来；噢，那么，他们今后就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不幸的根源中，除了贵族、无能的大臣和将领们，也还要举出同群氓无异的事后诸葛亮的政论家们，他们对当权者阿谀奉承，但对失势者却幸灾乐祸地加以讥笑！
或者是因为，他们谴责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诚然不会被他们的一切谴责所消灭——只是为了使人们在今后不再犯这些错误，但他们这种促成人类关系的彻底改善的热诚，竟然使他们如此勇敢地置明智和体面于不顾吗？我们很乐于相信他们有这种善良意志，只要认识和理智的彻底性允许他们在这种行业中有善良意志。招致了我们的不幸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偶然身居最高位置的个人，而且是整体的内在联系和复杂情况，即时代的整个精神，时代的种种错误、无知、浅薄、气馁以及与此不可分离的毫无把握的步伐，换句话说，是时代的整个风尚；因此，一直行动的人就远远少于提供的位置，而且每个人，尤其是激烈的批评者本身都极有可能认为，他们如果居于同样的位置，大概也会被环境推向同样的目标。但愿人们很少梦想处心积虑的险恶用心和叛变！缺乏理智和懒惰成性几乎到处都足以解释所发生的事件；这种罪责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经深入的独自检验就完全开脱的；特别是在全体民众中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惰性力量的地方，那种应该努力进取的个人必须具有一种程度极高的活动力量。即使个人的各种错误由此被明显地暴露出来，造成弊端的原因也没有因而被发现，也不会因为这些错误在将来能加以避免而被消除。如果人们仍然不完善，他们就别无他途，而只能犯错误；即使他们能躲避前人的错误，在错误的无限空间里也会非常容易出现各种新的错误。只有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造，只有开始一种崭新的精神，才能够救助我们。如果他们将一同致力于这种发展，那么，我们除了承认他们具有善良意志的光荣，也很愿意承认他们具有正确的和有效用的理智。
这些相互指责既不公正和无益于事，同时又极不明智，必定在外国人眼里极大地贬低了我们，而我们偏偏以种种方式使他们易于了解这些情况，将这些情况硬塞给他们。如果我们不倦地向他们说假话，说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在过去如何混乱和乏味，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悲惨地受到了统治，他们不是就必定会认为，不管他们想怎样对待我们，他们对我们毕竟总是太好，而绝不可能对我们太坏吗？他们不是就必定会认为，我们既然如此笨拙和拮据，就得以低声下气地表示感激的态度，接受他们从他们的统治、管理和立法技艺的丰富宝藏中给我们取出来的或为我们的将来所考虑的每一样东西吗？我们这一方就需要他们这种无论如何对他们自己不无裨益，而对我们则无足轻重的看法的支持吗？人们在别的场合必定会当做辛辣讽刺的某些说法——比如说，他们才给原先不曾有祖国的德意志诸邦带来一个祖国，或者，他们废除了曾在我们这里合法的奴隶式的人身依附——难道不会因而成为我们自己的言论的重复，成为我们自己的阿谀之词的回声吗？其他欧洲民族在其余的命运方面与我们德意志人已经变得相同，但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我们共同遭到这样的耻辱：一旦外国的武装统治我们，我们就立刻显得对这一时刻好像等待已久，想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一副良好的姿态，辱骂我们以前用庸俗的方式阿谀奉承过的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当权者，辱骂我们祖国的一切。
我们其他无辜的人怎样从我们的头上去掉耻辱，让这些有罪的人独自站立起来呢？有一个办法。人们一旦能肯定无人再买辱骂我们祖国的著作，这种著作的作者和出版人一旦不能再指望读者被游手好闲的习性、空虚的好奇心和喜欢空谈的癖好所引诱，或被幸灾乐祸之心所引诱，目睹那种曾经引起他们痛苦的尊敬之情的东西遭到凌辱，这样的著作就即刻不再会被刊印了。让每一个感到耻辱的人都怀着应有的蔑视态度，退回这种供他阅读的著作吧；虽然他认为自己是唯一这么行动的人，也让他这么做吧，直到在我们中间形成每一个正直的人都这么做的风尚；这样，即使没有强制性的图书禁令，我们也很快就会了结我们著作界的这种充满耻辱的部分。
最后，如果我们专注于对外国人阿谀奉承，这就在他们面前极大地贬低了我们自己。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以前就已经使自己成了非常可鄙、可笑和令人作呕的，因为他们利用过一切机会向本国的当权者进献高香，在他们认为能阿谀献媚的一切地方，他们既不顾理性，也不顾体面、良好风尚和鉴赏能力。这种风尚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这些歌功颂德有些已经变成了责难之词。在这期间，我们仿佛为了使自己不变得荒疏，就给我们的缭绕的香烟指出了另一个方向，让它飘到现在掌权的那一边去。只说前一种事情，即献媚本身和献媚没有遭到拒绝，就必定会使每一个严肃思考的德意志人感到痛心；但问题还是在我们内部。难道我们现在也想把外国人当做我们这种低贱的癖好的见证人，当做我们极为笨拙地摆脱这种癖好的见证人，从而给人们鄙视我们的低贱再增添上我们笨拙的可笑景象吗？在这一行动中，我们缺乏外国人所具有的一切精细；为了不至于受到考问，我们变得粗笨而夸张，立刻开始顶礼膜拜，迷信星命。此外，我们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主要是由于惊吓和畏惧，才不得不歌功颂德；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比一个胆小鬼更可笑了，他把自己事实上认为可怕的东西赞颂为美丽和优雅，他只是想用这种献媚的手段贿赂这个可怕的东西，让它不要吞食了自己。
或者，95 这些赞颂也许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他们对于那种在他们看来领导人类事务的伟大天才务必表示的敬意和钦佩的真实表达吗？即使在这里，他们也是多么不了解真正的伟人的特征啊！伟人不虚荣，他们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当中都在这方面是一样的，正如反过来说那样，表现出虚荣的人从来都必定是渺小的和低下的。那些真正的、依靠自身的力量的伟大人物并不喜欢同时代人给他们建立纪念碑或冠以“伟大”的名称，并不喜欢群众震耳的掌声和赞颂；倒不如说，他们以应有的鄙视态度拒绝这些东西，他们首先等待着自己内心的法官对自己的判决，等待着有评判能力的后人发出的声音。还有一个特征，总是同这些特征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伟人敬畏黑暗的、神秘的厄运，不忘永远运转的命运之轮，在自己终结之前不让别人赞美自己伟大或有福气。由此可见，那些赞美者是自相矛盾的，他们通过使用自己的言论，把它们的内容变成了谎言。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所声称的尊敬的对象是伟大的，他们就会满足于接受他是超然于他们的掌声和赞颂之上的，并以充满敬畏的沉默态度来尊敬他。但如果他们用赞颂他来做交易，他们就以此表明，他们事实上把他看成渺小的和低下的，并把他看成非常虚荣的，以致他会喜欢他们的赞颂，而他们则能因而避免某种灾祸或得到某种好处。
那种“多么崇高的天才啊，多么深刻的智慧啊，多么周全的计划啊！”的热情呼喊，如果细加观察，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它是在说，天才是如此伟大，连我们也能完全理解他，智慧是如此深刻，连我们也能彻底看清它，计划是如此周全，连我们也能完全仿制它。因此，它是在说，被颂扬者大致跟颂扬者同样伟大，但也不全然如此，因为后者完全理解和通盘了解前者，因而是站在前者之上的，只要他十分努力，他大概还能作出一些更伟大的业绩。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能用讨人喜欢的方式献殷勤，他对自己的评判就必定很充分；但如果受颂扬的人很高兴地接受这样的敬意，他对自己的评判就必定很不充分。
不，诚实、严肃、稳重的德意志人和同胞们，让这种无知远离开我们的精神吧！让这种污染远离开我们为了表达真理而形成的语言吧！让我们听凭外国人对每一种新现象都发出惊呼吧！让我们听凭外国人每十年就产生一种衡量伟人的新标准，创造一些新的偶像，为赞美人而亵渎神吧！我们衡量伟人的标准仍然是原有的：只有那种能够提出永远给各民族带来福祉的理念，受这些理念感召的人，才是伟大的；但对于活着的人，让我们听凭有评判能力的后人作出判决吧！
说 明
将第十三讲的手稿交到书刊检查机关后，我一连等了几周都没有等回手稿，而是终于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在已经向费希特教授先生发出付印许可 以后，他的第十三讲的手稿由于某种偶然情况遗失了，虽然经过一切努力，也无法再被找到。
现在为了不耽误出版人赖默尔付印，我请求尊贵的费希特教授先生根据他的笔记本补充这一讲。并为了付印许可 而将这一讲寄给我。
柏林，1808年4月13日
冯·舍费”
可以被这封信理解为笔记本的资料，我没有保留，在撰写第十三讲的本文时写在草稿上的提纲和草拟的东西，在这一期间迁居时也被付之一炬。因此我不得不坚持，应当重新找回这篇不该遗失，但已经遗失的手稿。但这就像人们保证的那样，即使再极其仔细地寻找，也已经不可能办到；这至少在现在没有办到，于是我就必须尽我所能，填补这一空缺。
虽然为了给自己辩护，我不得不让外界的读者知道这个偶然发生的事故，但我请求读者们相信，人们无论在这个事故本身，还是在讲到这个事故的那封信中所能发现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决不是普遍的风气，相反地，这种事故只是一种极为少见的、也许绝无仅有的例外，可以期待，将会采取预防措施，以使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出现。
【注释】
(1) 为什么这一讲只提供内容通报，而不提供演讲本身，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这一通报末尾的说明。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