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进步与不确定性之间因果关系的一般特点进行讨论。某些种类的变化，是不确定性存在的先决条件；因为在一个绝对没有变化的世界里，未来将与过去极其相似，所以人们可以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变化毕竟多少都与实际需要相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变化是任何与人生或行为相关联的问题存在的条件，也是多数纯思想问题的实际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里，或许对这一说法最为基本的证据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知识问题的存在取决于未来与过去的差异性，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则取决于未来与过去的相似性。如我们在前面（第七章）主张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找出这一悖论的关键所在。首先，我们将这个世界当成其行为多少具有一贯性的对象进行分析。这就是说，我们承认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永恒的变化属性 。如果这一过程能够圆满实现，我们就有可能圆满地认知这一世界。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说，这一世界也可能是一个无变化的世界。我们的思想过程是一个学者们都熟悉的过程，我们以敷衍变化问题来解释变化。思想的老问题就是真实 变化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按照已知规律的变化（无论我们是否称其为变化）并不是导致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静态世界的实际含义是指，静态世界是一个所有 变化都具有静态特征的世界。

但是，按照无变化的“法则”（“事物”行为的属性或模式）来系统阐述变化的过程，却无法做到圆满，这样我们的大脑又发明出第二种招数，即以排列组合规律的形式来逃避不可知的世界。变化的规律意味着既定条件下 的既定行为。但是，任何物体行为的“既定条件”都是一种瞬间状态和其他物体的变化。因此科学的信条，即世界“实际上”是由不仅不产生变化的诸单位（原子、细胞、以太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的，而且这些单位的行为法则都简单易解。但这一信条主张，还存在如此之多 的这类单位，这类单位所产生的简单变化（理想上仅仅是空间运动）就产生了我们的头脑所无法仔细领会的大量组合 。我们研究了这一信条，不由得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乐于承担哲学意图的东西，我们行为 的逻辑已经呈现出了真正的不明确性、真正的变化和不连贯性。

然而，即使是对真正的不明确性的假设，也通过把现象归组为各个类别以及运用概率 推理，提出了一种新的预测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根据成组的事实，对将会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但我们却不能从中得到适合个别事例的规则。不确定性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事实上，两种方法，即在个别事例中靠规则进行预测和通过成组事例中的概率推理进行预测，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两种方法的有机成本（organic costs）以及获得必要资料所需时间的缘故，应用范围极为有限。因为这种做法所耗费的成本和所花的时间，通常比各种条件下允许我们在一种行为的决策过程中所耗费的要大得多。在现实生活中，实际 决策过程相当不可思议，或者说，那是“凭直觉”形成的“估计”，因此容易出现大幅度的误差或不确定性。

变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变化引出了行为管理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可预测的变化和不可预测的变化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季节的转换，以及生命的过程和我们自身生活的变化，比如晨醒晚睡、工作时间、进餐时间和娱乐时间，以及婴儿期、壮年期和老年期——这些事情都需要行动，但却没有产生行动的问题，因为这些行动是可预测的。行动的问题产生于各种背离了常规的变化。常见的说法是，在不存在社会进步的情况下，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会很大，也无足轻重，通常的做法就是在“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之间作出区分。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根本的区别仅仅是程度的区别，而且仅仅存在于某些实际进步性变化的较大的不可预见性之中。首先，要在进步性变化和波动之间作出清晰而有意义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所有事物都要取决于变化的周期。如果在一个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而言的短期内，这些变化可以自我补偿（self-compensating），那它与不确定性无关，而日益完善的组织手段被设计用来保证合并不断扩展至有效的自我补偿可以出现的时期。另一方面，说不定我们知道的所有进步性变化最终也是周期性的。

再者，进步性变化并不必然就具有不可预见性；实际上，一种纯粹的进步性变化并不一定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变化是均匀发生的，或者，与任何已知的时间的数学函数相一致，未来就会极为准确地为人们所预知，仿佛没有任何变化。毕竟，只有波动，即进步中的波动，才是不确定性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某些变化在运行过 程中完全是“固定”的，因此这些变化并不会引出那种干扰竞争运行的不确定性。这种变化是指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其他变化在运行中极为变幻莫测，并且不断推翻企业家据之对生产服务出价的各种计算。

对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认识到的在经济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进步性变化特征的详细考察，揭示了各种变化之间有意思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如果我们从区分自然变化和由于人类活动所引致的变化开始分析，我们注意到，在前面的部分中，我们并没有考虑任何进步性变化。自然变化要么是那种从固定状态或别的什么状态中产生的自然波动，要么就像假设的太阳系的冷却一样，其变化如此之慢，所以并不会使人们的计算产生差异。但是，由于人类行为而产生的变化却是两种不同的变化。其中有的变化产生于深思熟虑的意图，有的变化则多少是作为对其他目的采取行动而偶然产生的结果。对“真正的”行为动机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或许最终也不会让人得到一个非常清楚且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我们可以作个初步的区分。技术的改进和大部分自然资源的发现，是出于人的直接意愿，尽管后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更是一种偶然。资本的积累可以视为深思熟虑的结果，虽然这样说还有一些保留，人们之间的各种再分配也可以同样如此看待，但这里就有更多保留了。欲望的改善，部分是一件深思熟虑的事情，部分是因为相伴其他努力而生的，部分则是“就这样产生”了。人口的增长很难说是意愿的结果；其内在特性的问题很少受到选择性干预（volitional interference）的影响（事实上，在现代产业条件下，这方面还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急剧的倒退）；而个人的教育和培训则受到有计划行 为和偶然事件这两种令人困惑的混合行为的控制。

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来说，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分支涉及与财富的消费截然不同的生产。我们在对不确定性的讨论中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区别，而技术的“风险”已经从与市场变化有关的风险中分离了出来。观察一下在现代产业组织的演进中，市场功能如何不断地对生产自身的功能施加影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已经指出过，与组织相关的最根本的决定性事实是应对不确定性。在有组织的经济生活中，责任重大的决策就是价格的决定，因为其他决策都可以概括为日常决策，都可以由雇来的人来做。靠归组来消除或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比消除或减少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为困难。甚至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市场行会也倾向于统制的立场，因而市场行会变成了“同业公会”，雇用拥有据以工作的物资和工作完成后的产品的人作为生产者，并为他们分派任务。

人们会察觉到，影响企业家的主要不确定性，是与其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企业家在价格体系中的地位通常是这样 ［1］ ，他是一位按现价购买生产服务的买者，他将生产服务转换成的制成品，按生产活动结束时的通行价格售出。就他所购买的东西的价格而言，不存在什么不确定性。他承担的是与他将获得的实物产出量相关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计算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通常并不大；无把握的事情只在与产品相关的价格因素中。 但生产者物品价格的变化会对他产生间接影响，因为这种变化似乎与产品价格的变化相关联，因此，生产者物品价格成了在预测市场销售价格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之一。然而，除了与资本价值相关联外，这种变化或许是我们排在第二位要加以考虑的，当然，也是一个必须现在加以详细讨论的问题。不确定性的主要直接来源，就是预期从其他生产者那里得到的供给的量，以及消费者的欲望和购买力。

最基本且无法弥补的进步的不确定阶段或因素，就是那些本质上等同于知识的增加的因素。这种说法显然适用于技术过程的改进、商业组织的形成以及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按照预期的说法，即从准确而详细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因为要对进展进行预期，同时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我们所见，甚至在这里，变化和变化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因素。虽然在发明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不能预先描述一项新的发明，我们也说不出哪种质和量的新的自然生产能力会得到发展，在什么地方得到发展，但用与未来相关的知识和智性的行为来弥补无知，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做得到的。这些变化大部分是有意使用资源而带来的结果，一般来讲，如果不是一种特殊情况，这种活动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甚至有可能按照固定回报雇来人并借来资本，以从事这一活动。

在我们能够依据竞争性经济组织的形式和活动，对与进步有关的不确定性的后果进行详细研究之前，还要谈两个更普遍的看法。将经济过程看成是为满足欲望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过程，是很平常的事，但这一观点在两个极重要的方面存在缺陷。其一，经济 过程生产欲望，还生产满足现有欲望的商品，社会的全部力量都专注于前者，忽略了经济活动不仅范围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其二，满足欲望的间接手段的生产，从任何直接意义上说，绝非全然用于满足最终欲望。财富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财富本身的目的，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而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收入也在急剧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工作以“致富”，不仅仅是为了消费大量物品，而且要取代消费大量物品。假设在一个现代工业国家里，人们只是为了消费而从事生产，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在一个极大的且不断提高的程度上，人们都在为增加生产而牺牲消费。无论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观点如何，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种植更多的谷物以饲养更多的牲畜，购买更多的土地以种植更多的谷物来饲养更多的牲畜从而购买更多的土地”，通常在商业活动中，生产出的财富又被用来生产更多的财富，生产并不以财富本身增长以外的任何用途为目标。

从组织作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对（第五章中）已经列举的进步的各个方面，诸如人口的增长、教育和培训、资本的累积、技术与商业组织的改善、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以及人类欲望特征的变化等等，进行区分。按我们的看法，其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最容易理智地进行讨论的，莫过于资本的累积。

让我们以物质资料意义上的资本与社会基本结构的关系为起点。我们会看到，进步的诸项事实都与私有制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社会里，现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没有存在的必要。私人所有权存在的社会根据是，人们认为，资源控制与享用资源使用成果相结合，会鼓励人们在生产中有效地使用财产。奴隶制或 以人为财产的制度的废除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奴隶的工作不如自由人的工作有效率，其结果表明，给奴隶们的服务支付工资，并任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私人生活，比赡养他们并强迫他们劳动要便宜得多。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物质形式的财产，但在一个没有进步的状态下，论证的力量相对较弱。在生产方法只是一种日常问题的情况下，就像中世纪的情况那样，不必考虑进步的问题，按制度，土地和工具就归共同所有。一旦方法发生变化，管理的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激励方法上所发生的改变，主要是增加财产价值以“致富”的欲望。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一事实，现代经济生活背后的驱动力，就是增加财富的欲望，而不是对物品进行消费的欲望，尽管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心理联系。即使生活标准的改善源自于财富的增加，我们也不能就此假设这就是动机，因为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过，财富永久性的净 增长，一定来自于从个人来说从未打算用于消费、只希望死后留存下来的剩余品生产。 ［2］

由进步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传统术语用法中的经济理论的最直接联系，与对利息的解释有关。利息是与社会物资设备的增加相 关的一个现象，它取决于与进步相关的不确定性。利息在一个“静态”社会中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静态”一词的解释有多严密。如果生产财货在形式上、数量上或分配上都不可能被改变，也就不会有自由资本出借的机会，利息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所有设备虽然在形式上和数量上都是固定的，但可以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那里，利息就可能存在。由于生产财货在量上是固定的（没有产生净储蓄或“资本”的消费），但只要在形式上有变化，利息无疑就会出现，但在收入分配中不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差异，而只会在名称上与租金略有差别。 ［3］

为了理解利息，我们有必要通过储蓄和投资过程，清楚地考察资本设备的创建机制。古典资本概念将资本视为“对劳动者的预付”（advances to laborers） ［4］ ，作为一个起点，这一概念起码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有两个方面需要进行修正或限定。第一，这种描述仅仅适用于新的 资本或“自由”资本，以及形成过程中的资本；在资本品是通过消费品的“预付”（advancement）而得以存在的意义上，这一描述是正确的。第二，这一预付不仅仅是付与劳动者，而且还付与已经存在的资本品（以及自然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与资本品分开的话）的所有者。围绕利息理论出现的难题和困惑，大部分是出于这一术语的用法，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资本”一词的含混 不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用“资本品”这一表述方式来指称“供后继生产使用的过去生产出的产品”，即具体的器械和工具，这样，我们将“资本”一词限制在一个非常狭义的含义上，即只涉及资本品创造的预备阶段，或只涉及与资本品本身截然不同的资本品价值 。

资本创造的性质已经由许多作者做了清楚的阐述。原始人打造自己的工具以提高自己劳动的效率，他死后陪葬的就是他拥有的这些工具。在有组织的文明时代中，这一过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差异。由于专业化的缘故，某些人专门将自己的精力放在工具物品的生产上，而另一些人则不是这样；其次，大量固定物品渐渐储备起来、并一代代维持和增加。所发生的事情大体上基本相同，尽管劳动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对此的认识更为困难。那些从事工具物品制作的人自然不能同时还生产自己的生活用品，他们肯定是要么依靠那些预先存储下来的消费品剩余 来生活，要么转而借助于那些同时代的生产消费品的人来生活。不管是哪种情况，资本创造的首要条件就是剩余的创造，即同时由某些人先于资本品的存在而生产出的、比消费掉的物品更多的物品的生产。这就是“储蓄”的基本含义。

在文明社会里，资本品的制造者包括地主和资本品拥有者以及劳动者。所有为资本品的生产经营提供任何种类的生产服务的人，显然是先于生产做出了付出，或是由其他人和工具进行了多于同时期所需要的消费品的生产。这一过程的实质在于，消费品剩余，要用“储蓄”的名义留出来，才能使生产资源从消费品的创造转向 生产者物品的创造。这也就是“预付”的含义。

这一连串事件由于货币的介入而更为复杂，因为有少部分经济学者总是由货币的交换功能回想起以它为中介的实物的交换。储蓄被错误地认作为货币的储蓄，资本品制造者的收入因此被认作是货币收入。货币当然只是一种交换媒介。货币代表储蓄者对一定数额的社会财富的所有权，货币所有者可以按现行价格、以自己喜欢的任何形式“提取”或“兑现”这个所有权。如果储蓄是为了资本创造而被“用于投资”，那么这笔财富就被转给了那些从事这种经营的人，并被他们以他们想要的任何形式，主要是消费品形式，加以“兑现”。这些事情才该称之为储蓄和转换。被转换的物品赡养或支持了资本品的制造者，其中包括劳动者、土地所有者以及资本品的所有者，否则，他们就要为自己或为了交换而从事消费品的制造。一旦储蓄的财富不是由储蓄者用于投资，而是通过借贷转给了其他人，不管是直接由储蓄者转给了投资者，还是以银行或金融机构为中介转给了其他人，利息就出现了。

有利息的借贷因此成了保证职能专业化的手段，它使得一组人专门储蓄剩余财富，而另一组人则通过将剩余财富预付给生产服务的所有者而将储蓄转换成了资本品，然后，生产服务的所有者使用这些服务来创造资本品，而不是用这些服务生产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他们必须生产的消费品。没有专业化，这些经营活动也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分工与任何地方一样，只与节约相关，而不是让事情得以进行的唯一方式。储蓄者可以将自己的剩余预付给生产服务的所有者，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创造资本品，他们要么可以自己利用这些新的生产物品，要么可以以租借 的方式将它们转给其他企业家。这种将这一职能转给其他将投资作为自己事 业的人所获的收益，与从任何其他方面的专业化中获得的收益，具有相同的性质。

很显然，这种收益与从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获得的收益，或从管理加责任职能的专业化中获得的收益，是相同的，因为这才是真正与借贷相关的收益。我们假设，储蓄者自己给了自己一笔预付，结果，他自己成了因他的储蓄而产生的资本品的所有者，那么，他用它来做什么呢？他也可能会在某些适用的物品的生产中自己使用这种新的工具，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事他获得第一份储蓄剩余的最初的行业或职业。但我们知道，通常更有利且更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他将以固定价格将这种工具租借给一位企业家从事实际的经营活动。让我们尽可能表达得清楚一些，他是以一个固定的收益，将剩余物品转让给一位企业家，并任由这位企业家用这种新的工具建设及经营（或是任由两位不同的外来企业家建设和经营），他实际上也能实现同样的收益。

剩余物品的储蓄显然是一种职能或经营活动，对剩余品的使用，使新工具的创造成为了另一种职能，这是极为不同的一种职能，就好像提供生产服务是一种职能，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又是另一种职能一样。事实上，稍作思考就可以指出，剩余物品转换为资本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一般生产活动领域中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即，它牵涉到对未来状况的具体知识和先见之明。消费品的一种剩余是流动资本 ，这种资本可以在可能的物理范围内和人为控制下，被用来创造任何种类 的无论何种生产工具。在一个允许这样使用资本的社会里，它还可能被用来生产或增加奴隶劳动的供给。事实上，它还可以用来增加 自然投入要素的供给，或是发明和发现新的做事方式，甚至可以用来创造对物品以及对传统上没想到可用资本来创造的许多东西的新的欲望。

实际上，让人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新的资本品将会被人打造成什么形式，在哪里打造，以及用何种方法打造等等。答案是需要在企业界运用最高的判断力 。很明显，能够回应这类问题的职能无可避免地会沿着相同的路径专业化，并且，在静态条件下作为企业的管理手段，也会因相同的理由而专业化。那些负责将储蓄起来的剩余转换为资本品的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尽管也和前面的情况一样，这种“管理”可能也会采用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选择别的人来执行作为日常任务的直接管理，但并不对其结果负责。就像在存在进步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所要求的对判断力要高于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判断力一样，由行使判断的人——对情况的判断，或是对人的能力的判断——承担责任的必要性，也会相应增大。

在自由契约条件下，为实现这种专业化而自然形成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这是一种按企业家和生产服务的所有者在讨价还价条件下以相同方式运行的机制。剩余消费品，或者以货币形式或银行存款形式命名的东西，成了贸易活动一种理想形式的极其标准的商品。这种形式极具流动性，也更适合在一种大范围的市场里活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就是这种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市场。这种市场的实际运行与其他任何市场的运行相同。在任何时候这里都存在一个既定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既定价格通常并不是确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它并不是唯一用于交易的同质性商 品，因为，为不同种类投资而设立的不同资金，从各自不同的方面，为企业家职能的专业化留下了余地。但是，按照物品的级别和种类，借贷市场所体现的价格范围，毕竟比其他任何叫得上名字的市场都要狭小一些。那些愿意以既定价格购买的买家与愿意以这种价格出售的卖方在这里相会，其他人则不进入这个市场。如果按现行价格提供的商品多于愿按这一价格接受的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反之亦然。这一运动使价格持续向一点调整，在这一点上，供给与需求相等。

买者进入市场的决策，代表了对将会获得一份利润 的投资机会的判断（考虑到特种借贷的利率，所以这里还要有支付所需担保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对未来做出估计，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那些借来资金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借款人（与其他要素的雇用者一样），要对使用资金而产生的物质产品和这种产品的出售价格进行估计。对那些以创造新的资本设备为目的资金借款人来说， ［5］ 他必须以实物形式来估计自己创造性经营的成果，资本设备投入使用后的实物产出以及这种产出的成本和可销售性，所有这一切，除了这一行业的生产周期之外，在未来都还要经过一段必需的构建设施的时间。除此之外，还需记住，一个新的生产企业的建设，还包括使其投入运营以及在市场上为这一企业所有必须购买的东西以及出售的东西构建商业关系；一般来说，这需要一段比工厂的机器建设更长的时间。

企业家活动的专业化可能会比上面所指出的种种方式更进一步。尤其在所使用的剩余物品就是货币资金的情况下，在新的生产物品建构过程中，这种剩余物品就可以在建构新设备的运行过程中，与其他物品分离开来。但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出现。就我们所知，所谓建设，包括一段比狭义的建设周期本身更长的初期运营期，但时间上的相互重叠，使这两个时期很难区分。实际上，通常在建设一家工厂时，机器零件等会以一笔固定酬金转交给另一位企业家，一位承包商来打理。当然，为了出售或为了在工厂建成后将运转中的工厂租给他人经营而开张一家新的企业，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我们不能将其说成是多数企业建设路径的典型过程。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对资本与资本品之间进行区别的重要性了。企业界视资本为货币资金。然而，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在投资活动中，它代表着一种剩余财富的名称，实际上，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品剩余。这是自由资本 的真实含义，是资本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前利息理论混乱的症结，就在于我们没能认清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在这一社会里，新的净剩余产品不断通过借贷市场流入投资领域，并在投资领域中被转换成物资设备 ［6］ 。这就是说，剩余产品是从储蓄它的个人和阶层方面来说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不存在剩余消费品的生产，因为剩余是以增加资本设备的形式出现的。在一个没 有进步的社会里，新的储蓄不会被用来创造新的资源，利息也不可能具有对经济学家来说意味深长的意义——即，作为一个分配额——尽管人们也为消费信贷支付利息。目前，与转换为生产物品的借贷相比，消费信贷是不足道的，当然，消费信贷一旦贷出，也要获取相同的利率，也要为防止利息和本金的损失而对担保的程度作出考虑。 ［7］

利息是使用自由资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资本品由他人使用而不是由其所有者使用的情况下，这个付出就是租金 。显然，利息是用通过借贷所获得的资源来进行创造财产的生产所付出的金钱，是资本品 生产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在进行资本品借贷时，即在资本 交给借款人时，他就想到了。我们必须再将这笔资产收益 与租金 进行区别；前者产生自使用物质财产而实现的实际回报，而租金则是使用物质财产的市场竞争价值。实际上，如果资产是租来的，租金就是资产收益的报酬；如果资产是由其所有者经营，我们也要在公平的租赁价值的基础上，将一笔收入归于资产。如果企业家会因为执行特殊职能而获得一笔报酬的话，那么这笔收益应该包括租金再加上一笔利润 。 ［8］

因此，这三种收入被两种利润形式牵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纠缠的系列。财产的实际收益包括竞争性的租金以及支付给因 使用资产而承担责任的企业家的利润。反过来，租金也包括付给投资资金的竞争性利息（为投资而牺牲的最初价值）加上一笔利润，这笔利润是对企业家将投资转换成具体商品的企业家职能的报酬。

租金和利润之间的显著差异，正是造成理论混乱的根源。租金和利润两者都是以比率——即每年多少元——来表示，但对这两种情况的解释却极其不同。利息自然 是一种比率，即两种价值之比。从储蓄者手上转到企业家手上的实物，是以价值，即一定量的货币来表示的，它代表的是一定价值 的剩余消费物品，而给资本家的回报也是用价值来表述的。然而，如果租金也表述为对投资的一个回报比率，其关系就是可逆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就不是指一笔原始价值的量值，而是指资产的销售价值，即按现行利率水平资本化的结果。显然，在一个人们按一定利息水平不断借贷资金的进步社会里，资金和生产物品间的自由交换将把后者固定为一笔价值，即固定为与生产一个等量回报相等的价值。对“心理学派” ［9］ 的某些作者来说，正是这一资本化现象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用一定借贷利息所转换的，是一笔资金价值，这笔资金价值不是资本化过程的结果，而是一种即期效用的价值。

资本化和资产价值对理解一种现象，即引出进步社会中不确 定性的现象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需要单独对其做一些深入的讨论。一家新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并表现出有可能为投入其中的资源，以及其经营所必需的资源生产出一份超出竞争性回报率的利润，那么，未来的全部收益，就可以按现行利率贴现其现值，并可以通过资产的出售立即提取或兑现。 ［10］ 与前面已观察到的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拥有生产财富的渴望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其收益的间接渴望，通过资本化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期这一事实，数倍地刺激着人们从事新的冒险。甚至在企业的所有者不打算出售资产，只考虑为获取一笔收入而经营企业的情况下，他也一定将资本价值的账面利润作为自己报酬的一个部分来加以考虑，而在他心中，这笔账面利润与以收入形式出现的利润或多或少是分开的，这是一笔超过投资的竞争性回报的利润。

我们很难过高估计心理学解释中只将经济动机作为消费物品的欲望的错误。甚至对一笔收入的渴望都不只是消费的渴望。但对于社会或任何社会中接近于生存底线（subsistence margin）的社会阶层来说，这种情况更接近于实际。然而，在任何先进社会，比如美国，所谓“生存底线”，或许也包括数倍于满足动物欲望以及维持健康和身体功能的真正必需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实际上可以依靠以最低收入带来的少许实际消费来生活，因为在一个文明社会 里，一些传统上（conventional）的必需品或许事实上与动物的必需品一样不可或缺。即使这样，消费传统消费品的动机仍然与动物的需求不同。依循传统的欲望（或必要性）与满足衣食 住行的需要并不相同；而容易产生谬误之处，就是将传统型 的对食物、衣物和居所的需求，混同于生理上对食物、衣物和居所的需求。甚至在低收入的社会阶层中，人们的大部分消费也没有因消费 而产生出满足感，而动机和欲望从其根源和本质上来说就是社会的。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许多必需品对我们几代以前的祖先来说，不管他们有多少财富，都得不到而且也不存在。

在辨析增加自己财富的欲望与消费物品的欲望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不会自诩我们已将分析追溯到了“原初”（ultimate）动机那里，但在这一点上做些评论也不会不相宜。在经济学中，人们利用心理本能搞出了一些反面的参照。按笔者的看法，帕克和其他人开列的一揽子的本能极其肤浅；但我们也得承认，与传统经济学中幼稚的心理学解释相比，这些文献还是代表着进步。本能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让我们回到致力于对更普遍的动机和冲动进行直接研究的思路上。在这一过程中的缺点是，在向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前进的路上，它半途中辍。人趋向于在既定情况下按一种明确的方式行动，在此意义上，人并没有什么本能，起码其程度极低，所以本能被准确地解作心理反射（reflexes）。当然，人也有一些需求 ，但是满足需求的方式的知识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受过教育，我们永远不知道该吃什么 ，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教育获得知识，那么，通过某种带刺激作用的心理反射，我们会将饥饿的痛苦与吃的行为联系起来。相似的说法可能也适用于性行为。事情看来很清楚，在我们较高层次的整个生活中，即超出食色以及原始的苦乐反应层次的整个生活中，我们的活动是一个不明确的、未定向的、趋于有意图行为 的结果，欲望和活 动的具体指向，取决于环境的暗示以及依据这些外部暗示所作的审慎反应。所有这些与自我保存不直接相关的本能（如我们所知，这种自我保存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教育所得），都很容易分解成一对对，其中任何一种——或更准确地说，任何一对，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对对地相对出现的——如果可以进行广义的解释，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行为。唯一有意义的区分，就是将行为的本能与反应的本能分离开来；反应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本能。

有时候，思维与肌肉运动的充分区别，可以证明这种分别，但这也确实只是个别人的特例，持本能说的理论家们坚持将普遍性作为判断真实本能的标准。 ［11］

然而，我们这里感兴趣的、阐明了人类本性的结论，指的是物质方面的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拥有财富的欲望，同时，与资本化相关的不确定性的作用，就是使个人通过超群的判断或幸运，使财富的极大增长在短期内成为可能。另外，通过合并，即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一种方式，资本化使不确定性得以减弱。那些能够胜任并且喜欢新的挑战的人，都可以专门从事这种经济活动，在新企业建成后就把它卖掉。这样，通过在一个个的个人（或一个企业）行为范围内所从事的许多冒险活动，错误多多少少得以相互抵 消；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

不言而喻，资本化这种现象对已建立的企业和新建企业都有同样的作用。任何不管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资产本期收益中的任何变化，只要被视为是永久变化，都是指这一资产的资本价值的变化。资本价值的这些变化常常使收入变化的重要性相形见绌。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化，取决于对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这种变化也并不一定要等到本期收益发生变化才变化，或者，与本期收益本身的变化同时发生变化。因此，投机现象产生于竭力对可供出售的生产物品的收益作出预期，以及通过购买和出售靠资本化增大了现值而产生的变化捞取好处。当然，对收入本身的欲望依然在起作用，但对自命不凡的企业家阶级来说，这些考虑都因希望靠资本价值的变化来获利而黯然失色。现代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而不幸的现象就产生于这些事实。那些掌握企业方针政策的人，在预期企业的未来收益方面，不可避免地比外部人更为优越，人们很难防止他们利用这一位置的优势去损害他们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经理人应有的效率。“股份公司的问题”大部分就出自这种情况。

一旦生产资产的经理人怀着使资本价值产生 变化的观点操纵自己的产业政策和财务政策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糟了，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先于外部人知道这些情况，也相对容易从中捞取好处。内部人通过这种行为捞取巨大利益的例子，对所有了解现代股份公司历史的人来说，都耳熟能详。如果不强化企业道德规范，不对 其严格施行刑法 ［12］ ，很难搞明白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行为。将所有欺诈活动所得收益资本化并从企业提走的可能性，以及不顾受害人与“无辜的股票持有人”之间爆发出的争辩，对于一个在私人财产和自由契约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或许，与为了在证券市场上很快获利而操纵政策一样坏的，就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在信息来源上的舞弊行为。不确定性在我们这个进步性的私有制社会里起着重要作用，在不确定性起重要作用的社会里，诚实的美德诚属难能可贵。

本章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不确定性，只是由自由资本（由通货表示的剩余消费物品）转换成新的、我们已经熟悉的生产设备的那种不确定性。然而，自由资本本身的创造也会引起不确定性，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我们无需操心不确定性对储蓄者一方（也无需操心对投资者一方）的影响，因为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意识（inner consciousness），并不能在调整社会组织方面产生客观效果。然而，对于利息来说，生产企业用利率作为其计算中的一个数据却是事实。事情似乎是，在一个由具有尚可忍受的稳定人性的各色人等组成的社会里，其生活环境又不像我们的环境一样，易于受到进步性的或无常的变化的影响，新的储蓄的供给和需求基本上是固定的，市场事实上就那么大，在这种社会里，利率不会存在 极大的波动。我们知道，情况根本不会是这样。很显然，利率的变化与资本价值产生变化中的财产收益的变化一样，都非常显著。

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将把我们引入对商业条件和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在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偏离主题。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关于恒定的进步社会的理论，通过现代产业条件下所发生的波浪形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这就像我们经常提及的潮汐涌向海岸一样，前进与后退交替进行，但这种行进模糊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这种时进时退的波浪式些微推进最终会成为一次切切实实的前进。真实条件下的经济进步展示出相似的前进与后退，其前进具有我们现在已充分了解的周期性特征，但是，这种不确定的程度，即处在转折点上的后果，却常常是灾难性的。大部分现象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新资本的创造与商业银行发行的通货有紧密的关系。价格水平与利润更是依存于这种危险的交换媒介，企业的经营也发现其自身受到了信用货币在私人控制下扩大到一个不稳定点，而在最小的冲击下崩溃的趋势的约束。这些现象极大地增加了商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并且为通过超群的预见或幸运获取大笔收益创造了机会。 ［13］

上面对与一种社会进步因素相关的不确定性的描述，尽管简单而且不太充分，但也一定满足了眼下这种概述的需要。此外，其他进步因素，虽然更为复杂且更难分析，但也只能通过其与资本增 长的相似之处和相对之处，来作扼要讨论。人口的增长已作过简单的讨论。总体上，它并不会具有足以对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性。但对更长期的普遍增长来说，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新土地开发的速度，就像产业革命以来的情况那样，就会引起“土地”价值的上涨。但迄今为止，这种变化总体上由于不同场所的变化差异而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土地投机者总体而言，从土地上赚取的回报要少于他们在投资上赚取的竞争性回报，虽然这一点很难确证，但基本上问题不大。突出的现象是较大的获利和损失，尤其是同一家族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从对房地产的一些幸运投资中获取的大笔收益。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提出讨论。很明显，价值增长出现差异率的主要原因，是另一种进步因素，即人口增长超过土地增长导致的再分配。这种靠先见之明与纯粹运气的结合从不确定性中获得收益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似乎认为对这种情况不值得作什么评论。另外一个与人口超长期增长相关的现象，是财富的再分配以及人们之间能力的再分配。我们知道，富裕家庭比那些不太富裕的家庭，其人口增长要慢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相比较而言，相同的能力，他们应用得多而别人应用得少。由于财富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因此其后果也很显眼，至少在其一般特征上是如此。虽然这些事实并不会影响到竞争性组织的形式或理论，但由于它们改变了机制运行所依赖的材料，因此其结果还是容易产生变化。

另外一些进步的因素，即可获得的自然资源供给的增加，前面已经附带提到过了，由于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讨论了“土地”与“资 本”的关系，所以这一问题也不需耽搁我们太多的时间。新的自然财富的发现可能出于一种纯粹的偶然，在这种情况下，其价值全部是纯利润，由于资本化原则的缘故，这种自然资源可能立刻被发现者加以利用。但这种事情通常并不多见。农业用地的情况是，土地开拓的条件和报酬都得到了公正的确定。如果从这种经营活动中产生了任何利润，那也只是一种例外，或者，是对遭受的某种具体牺牲的报酬；也就是说，那根本不是利润。矿产资源的问题则完全不同。这里存在大量的、完全的不可预见性。在老式的勘探方法下，贵重金属的勘探从总体上说无疑也要承担巨大的损失。至于其他矿产，如煤、石油、铁和铜等等，笔者虽然没有形成一种观点的依据，但可以“猜测”，人们并不热衷于寻找这种东西，因为偶然的收获远比损失少得多。近来，对贵重金属的寻找已寄希望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与以前相比，从总体上说，已实现的回报与投资在资源上的正常竞争性回报，已基本一致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靠自然资源的发现来获取财富的概率，连同经营活动中的某些事情和所需的支出都是已知的，资源被吸引到寻找自然资源的领域来，是根据人们对成功的机会和所要发生的支出的估计。因此，通过这一过程寻求财富，对那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来说，成了一种普通的商业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无论其性质如何，都不同于为了眼下的消费而进行的日常产品的生产，尽管它在很大程度 上也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为了应付当前的不确定性，这一领域中也会产生相同的组织手段——比如大规模经营，比如可以进一步拓宽计算的基础的保险的运用，比如介入预测并对结果进行控制的科学研究，等等。从事开采和开发工作的企业家， 在同一个市场里与静态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家就同样重要的生产资源竞相出价，竞争一定会为资源的两种用途固定相同的价格，并形成所发生的费用与整个投资领域中获取的产出相均等的趋势。

另一种极其复杂、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进步因素，就是人类欲望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碰巧发生了，或者是偶然发生的，或者多少按照一定的规律产生了，因而可以预测，或者，就是为了有意产生这种变化、通过耗用资源而产生的。如果这些变化的发生是无法预料的，那么，这种变化导致的收入和资本价值的混乱一定会被分为纯利润或损失。只要这一变化能预见到，利润就难以实现。只要这一变化是出自于对资源的蓄意耗费，它们就和其他经济经营活动一样。利润额的实现要取决于竞争的效果，而竞争的效果要基于预先知道活动的结果。从这方面说，欲望的“生产”就如同商品的生产一样。事实上，像我们前已说到的，对于创造一种商品的需求来说，我们很难将广告、吹捧或必要的推销，从因果关系上与商品本身的内在效用区分开来。

最后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进步因素，就是知识因素，或者可以采用广义的“发明”一词来称之。一个普通的事实是，商业领域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技术过程、组织方法以及诸如此类的改善。本质上，我们很难对新的客观事实的发现和客观事实本身作为知识对象产生的变化，作出严格的区分。很显然，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等同于自然资源的创造，因为就人类欲望来说，其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模糊而抽象的。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提到，发现与创造之间的重要实际差异，还关系到与事物相对比而言的观念再生产的成本。一个客观事实的知识，差不多不花成本就能 在竞争 社会的全部成员中得到扩展。当然，这一点是研究现象的学者们疏于作出的一种观察——事情或许也不是这样，因为将一种想法输入人的大脑的成本或许与将物质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成本一样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灌输知识总会要耗费一定的精力。然而，总的来说，一位竞争者可以以少于他获得新的物质设备的成本，来领会一种新的方法或新的工序，如果为此所耗费的精力不妨碍他做这件事情的话。再者，纯粹是求知欲的满足，可能就足以补偿为获得一种想法所需付出的努力，以致这种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或成为负成本。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于新知识的基本事实，主要围绕生产性设备——其中也包括为使生产设备运行而必需的劳动力——的性质来进行。一项新的工序通常要生产诸要素的性质和形式有所改变，也必然要求它们进行新的组合。然而，在极其简单的情况下，所涉及的无非是对旧事物进行新的操作。与进步的所有其他阶段一样，进步的这一阶段或许产生自偶然，或者产生于对现有资源的有计划耗费。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完全排除了对变化的预期和考虑。因为坚持认为在我们的知识水平或控制能力之外的事物中，有的事物看起来就是比别的事物更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说法。我们作出了这种判断，大体上，这种判断对多错少，然而，难以理解的地方或许就是这些判断的价值所依据的基础。只要人们能估计出一项发明的概率，那么很明显，与前面所讨论的进步性变化的情况一样，企业家将会对其结果进行考虑，而且，从总体上说，这种变化不会引致竞争失调，企业家为生产服务支付的价格和在他们的产品上获得的价格之间， 也不会产生出差异。这种估计的价值自然非常之小，我们可以假定，大多数产生于波动的相互抵消的收益和损失，是由于这种偶然的发现本身就是偶然的，它并不是计算的结果。

至于出自于一种审慎思考、研究和实验的新知识，其可预测的因素当然更大一些。差不多与偶然发现一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对某种经营活动的成功概率所形成的估计，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估计，而且这种估计确实具有重大价值。现在，有很多科学研究和商业研究都是采用规模分析方法，在逼近于竞争条件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充分准确地预测到经营活动在长期条件下的平均结果，这将使这一领域中的资源使用达于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该领域的回报大致相等于在一般竞争性市场上使用相同资源的回报。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 我们能对结果进行预测，获取新知识的资源投资都会调整至使回报与一般竞争水平下的回报相等，也就是说，使实现的价值等同于成本，就没有了利润。

一个想法一旦出现，人们想以非常低的成本到处使用这一想法的做法，就会使问题复杂起来，这种事情即使不是一贯如此，也经常就是这样。其结果是，发明者或发现者通常都不得不预先规定出某些特别的条文，以使其成果只在其自己的企业经营范围内使用。在某些领域中，为酬谢这种服务对社会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国家承认的法律来保护这种做法。在其他领域，为保密起见，还要采取一些人为的措施。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也没有什么适用的直接保护措施，这样，这种想法所带来的经济利润，就被限定在竞争者仿效这一新想法所必需的时间之内。在这些领域内，正常的 商业研究无疑非常缺乏。即使是法律保护也只能在一段有限的时期内有效，秘密通常并不能永远保持。一旦某种想法成为公共财产，它就与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任何其他要素一样，成了一种自由物品，不再是一种实际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然而，这样的事情也会常常发生，即一种新开端的一种结果，会极大地增加某些有限的材料或人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如果这种服务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要素，这位发明者就会通过买卖这种资产，永久地保有他的想法的部分价值。如果这种收益附着在可再生资产上，他就可以凭借增加这种供给所需要的时间，来延长自己的差额收益，甚至在人的服务专业化的情况下，有时候他也可以利用长期合同来阻止优秀方法的成果的传播。像我们在关于垄断的讨论中所说的，无论我们将这些情况看成为是对想法或方法本身的垄断，还是看成为对必须进行开发的有限资源的垄断，都无所谓。这种损失与由发明产生的损失相同，都要由拥有专业才能的人，或拥有设备物品的人来承担。

对于从生产方式的改善中获得永久性收益的条件的讨论，当然会引起我们对经济摩擦 及其反面——即流动性——的一般性问题的考虑。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动态”利润理论的主张，这一理论认为，利润是进步性变化的结果，在他们的分析中，给了摩擦现象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14］ 实际上，根据这一观点，摩擦是利润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该理论明确指出，在不存在摩擦的条件下，利润的消失与利润的出现一样快，利润不断地从企业家的指缝中溜掉， 并以与摩擦被克服一样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一经指出我们就会明白，这一观点是以一种未经允许就包括在内的含义来使用“摩擦”一词的。因此，要以摩擦一词来解释利润，我们必须让这一术语涵盖生产经营活动中抵制变化和重新调整的一切形式。这就是说，要想通过减少摩擦来排除利润，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无成本的流动性，另外，我们还必须有可能不耗费时间或努力，就改变生产过程中资本设备和物品的形式，更不要说改变自然要素和现有劳动力了。很显然，在一个有可能做到这一切的世界里，我们也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努力。或许，我们可以对只涉及各种生产要素的重组与移动的重新调整，和那些另外需要按事物的形式进行重大改变的重新调整做出区分。后者显然正是未经允许就以克服“摩擦”的名义弄进来的。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谈论纯粹的物体运动。这也是一种生产转换，毫无疑问，更大部分的一般性生产活动，会以广义的运输的名目出现。

我们有必要提出不同类型的生产成本问题，研究与已给付要素的贡献价值相一致的、阻碍重新调整的诸种力量。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重新调整，是服务价值的重新调整，作为引进新方法的一个结果，这种重新调整在形式上或位置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一种新的发现将增加通过使用某些要素而可能获得的价值贡献，并减少其他要素的贡献。通常的情况是，对企业家来说，这些服务的市场价格的变化会明显滞后于其理论价值的变化。其中多数服务都是通过一个长期或短期的合同而被企业家使用，这种合同阻止了这类服务报酬上的突然变化。当然， 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时间段里，雇用这些服务的企业家，必须通过对这种服务的使用，获得一份收益或损失。

即使在合约里没有签订时间因素的地方，生产服务的价格或许也会出现一个滞后，即与商品价格比较而言，生产的成本会有一个滞后。当然，总体上，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并从后者得到反映，同时，竞争的诸种力量，即将商品价值归属于生产据之以进行的生产服务的竞争力量，并不是瞬时起作用的。这一滞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人们了解这一滞后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因为，这需要生产服务的所有者和企业家花一些时间，才能了解这一客观事实。大多数这种了解过程是靠粗略而且相当缓慢的试错方法完成的，通常不存在预先估算出结果的可能性。在一定的时间内，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出产品价值和每种资源的使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据之做出理想的调整，很清楚，在企业家的支出和回报之间，会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将会出现正的或是负的利润。

一旦在生产过程中引入新的方法，生产中的物品就会呈现出某种特殊的情况。通常的趋势一定是降低大部分物品的价值，尽管不一定降低所有物品的价值。当价格产生变化的时候，那些拥有这类物品的人，就要承担损失，由于这种价格的变化也多少会有滞后，所以价格变化时，承担损失的人不一定就是新工序的发明人。价值上的损失取决于几个因素，新工序超过旧工序的优越之处，旧的中间物品与相应的新物品之间的差别，以及让厂商用新的工序改变旧的中间物品的可能性与成本。

生产物品差不多在相同的名义下，根据能否被再生产、生命期的长短以及形式上是否易于变化，而降低其价值。我们已经知道， 资本和土地的差别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这一差别取决于要素的这些属性。从一个极端看，资本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物品得以体现的。从另一个极端看，土地是由那些供给最为刚性的要素所组成，最接近于理论规范的是土地位置的价值。我们先以这种极端现象为例，一块单纯的土地一经正确的调整，人们就会从这块土地的收入中得到或损失这一变化的资本化价值。对那些普通的资本设备来说，人们还必须顾及要素的生命周期，顾及其适应新的条件的可能性与成本，包括所需要的时间。这种适应可能包括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运动以及形式上的变化。就算是一项革命性的发明，一项使得建筑和机器的现存形式不值一用的发明，通常也不会毁掉它们的全部价值。最坏也能从投资于其中的原始自由价值中收回一星半点儿物资的价值。

劳动者呈现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况。站在经济组织的角度，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工资向新的实际劳动价值重新调整的滞后。专业技能价值上的变化只会发生在劳动者个人身上，不可能被资本化。至于重新调整的可能性，与适用于物资设备物品的情况相同，但这仍然是个人自己的个体经济问题，不会影响到企业家。与重新调整相关的劳动的独特性，形成了个人主义经济中不公正和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已获得的知识和训练中蕴含着的损失的风险，意味着日益迫近的贫困的威胁。劳动者通过感情将自己与他们的家庭甚至他们的工作联到了一起，但市场在这里是冷酷的。然而这些问题在目前的这种研究中，很难要求进行详细的讨论。

* * *

［1］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状况也会颠倒过来；销售价格已通过合约的签订预先知道了，而耗费的成本则是不确定的。

［2］ 当然，少量的资本财富是临时用储蓄投资产生的，这些财富稍后又会提取出来并消费掉。对于与这种剩余财富的生产相关的动机的适当讨论，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笔者想说，关于购置或积累的一种“本能”理论，似乎逊于著名的鸦片之“安眠作用”的科学思维水平。后者起码是某种东西的真实属性或行为模式，而积累这种人类活动则不是一种独特的反应能力，它只是通常在人类行为中所发现的相同趋势的一种表现形式。“创造性的”冲动或“积极的”冲动同样都有可商榷之处；格罗斯、普赖尔及考利将它说成是“愉悦的原因”，其他人似乎将它看成对行动的最佳描述，而不是直接满足作为活的机器的有机体当前的自觉需要。将无差别的间接的总体行为趋势称为一种“本能”，只不过是一种让人困惑的对词语的滥用。

［3］ 见第五章。我们在那一章指出过，按上述第二个假设，确定或产生于财产销售价值的“资本化率”，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利息，其比率是由“时间偏好”的“心理”原因决定的，这一点与当前社会中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力量截然不同。这些力量我们现在要继续进行详细分析。

［4］ 陶西格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概念，所以陶西格的说法正确。见《工资与资本》；也参见《经济学原理》，详见第三十八章—第四十章。

［5］ 已经存在的为购买生产设备而进行的借贷（如土地或其他物品），明显不会对资本的供给或需求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也不会对利率有什么影响。

［6］ 从利息理论的长期分析角度看，重要的是，这种转换通常并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这一过程通常是可逆的，资本可以抽回，财产也可以通过资本品的私下维护（under-maintenance）差不多快速而有效地回复到消费品的形式。

［7］ 参见第四章对概率的讨论，即利息的出现或许与静态条件下的财产使用相关的讨论，以及第五章，对不存在不确定性的进步社会的相似讨论。

［8］ 不管企业家是否作为一个阶级，或一般说来他们都因自己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不包括为他们的工作和使用他们的资产所付的报酬——所提供的服务获得了一笔报酬，这是下一章将会提出的问题。

［9］ 如我们在别处已充分解释过的，时间偏好或对未来的贴现，除了决定新资本（储蓄率）的供给外，与利率并无关系。这种间接的结果只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才观察得到，因为短期内的储蓄与以前的全部投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严格地说，部分投资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流动性，相对于市场上对资本的全部需求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10］ 长期收入中的不确定性也必须加以考虑。

［11］ 依笔者来看，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解释的正确思路，在w. i. 托马斯和f. 兹纳涅茨基（znaniecki）所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方法论导言”中（由托马斯教授执笔）得到了很好的阐明。托马斯教授的分析是根据“价值”（社会习俗、常例或道德观念 ）和“态度”（attitudes）——即对既定价值进行个人评议的结果及对后者不断进行修正和重构的趋向——来进行的。这种观点也与塔夫茨教授在《创造性的智慧》一书的“道德生活”卷中的观点，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系统阐述的观点相一致。

［12］ 凡勃伦（在《商业企业理论》一书中）已经强调了这种形式的企业活动。也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问题过于忽略了，但凡勃伦所说的，这种在企业经营中通过干扰生产而偷窃的活动，只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或有特色的活动的说法，当然只是一种幽默。达文波特继凡勃伦之后也指出了这种倾向，即现代经济社会的人们是通过相互掠夺使自己致富的。

［13］ 达文波特（在《企业经济学》中）已强调过这个事实，即利率的短期变化是由于银行资金供给的变化。他也因为没有说清楚长期的问题必须按完全不同的思路进行研究而受到批评。这一点还可参见莫尔顿《商业银行和资本的形成》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18年，第484页以下，第638页以下，第705页以下，第849页以下。

［14］ 参见第34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