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由于对历史的非常不了解而在产业革命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人们进一步研究这种起源时，这种起源就随着向后推移：它也许同商业和货币一样古老，或者同穷富之间的区别一样古老。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资本家阶级本质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
（一）
大手工工场主阶级。因大企业的创立在老板和工人之间筑起了壁垒。
直至那时，资本或者是单纯积蓄的产物，或者是剥削土地以及直接与间接交换的产物。那时仅有地产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如果有人问及财富在十八世纪末以前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话，回答就会使我们看到三类十分不同的人。首先是不动产所有人，即世俗的或教会的土地所有人：这是国内势力很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其经济势力由于受到累世特权所巩固，目前力量仍然非常之大。其次是小群的金融业者，如货币兑换商、银行家、包税者：他们的豪富、他们的活动、他们同政府（他们往往是政府的债权人）的往来，已使他们在社会上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的作用虽然还很特殊且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影响，但已逐渐失去其以前在佛罗伦萨或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时代的那种特别性质。最后就是商人，商人们在其远的、近的、集体的或个人的企业中往往运用和积蓄大量资本。他们之中最富有的人，在那些商业城市之中构成一种真正的贵族。我们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指出他们是怎样逐渐夺取了工业的。当他们这样控制着生产部门时，仍然像商人那样首先专心致志于交易，他们的任务不是制造，而是买进和卖出。产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的每一事例，除去某些例外，都可归到地主、金融业者、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这三类之一中去。
可是，必须承认有些例外。这些例外属于大工业的早期形式，即我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曾将其称为“手工工场”的这种形式。十六世纪的大呢绒商 1 或者苏塞克斯郡的炼铁业者 2 都是一种大于商人和承包人的人物。他们是工业设备和厂房的主人，他们亲自组织劳动、监督劳动并使其大量的工人服从共同的纪律。简而言之，他们管理生产。但是，这里所谈的是些独特的情况，人们之所以注意和记住这些情况，正是因为它们是罕有的。在大工业以前有过一些起着手工工场主作用的人，这个事实是可靠的。但手工工场主阶级就是另回事了。在英语里，甚至没有表示这一阶级的用语。“manufacturer”这一词的意思，无区别地指着工人又指着工场主，而且接近前一意义比接近后一意义更为常见。 3 1720年左右，曼彻斯特的一个“卓越的手工工场主”在早晨六点钟就到了工场，同他的学徒们一道吃燕麦粥早餐，并且在他们旁边动手工作。 4 他参加实业界并无资本，天天靠干活谋生。劳动几年之后，每当他赚得一点钱，他就把它储蓄起来，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习惯。 5 他几乎不离开自己的工场或店铺，只在圣诞节那一天，一年一次地喝葡萄酒。他的最心爱的消遣就是在晚间同几个和他同类的人聚在小酒店里，那里固定的开支是四便士的啤酒和半便士的烟草。 6 在工业特别分散的约克郡里，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区别几乎消失。 7 住在利兹、布雷德福、哈利法克斯四周的几千小工场主，同时有两种身份：从自主上看是老板，从职业和生活方式上看是工人。人们记得他们也是地主和耕种者；他们属于农民阶级正和城市中手工工场主属于商人阶级一样。因此，这些社会成分仍然混杂和几乎分辨不清，而产业革命即将使之分离并使之彼此明显地对立起来。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分离已经完成，但无疑并不完全，正如小作坊并非一下子就在工厂面前消失一样。那时大的工业企业如采矿、炼铁厂、纱厂、织布厂已经很多，每个企业都有价值很贵的设备，人员往往有好几百，这些都代表着大量资本。在拥有和利用这种资本的人和那些被以廉价买去其劳动力的工人之间，在总管企业的人和他的那些限于狭隘专长的微末合作人之间，存在的距离即使不是不能逾越的，至少也是很大的。已经那么高居于工人之上的手工工场主同其他资本家，即金融业者和商人则处于同等地位。可是他还需要他们，一个供给他以信贷，另一个保障他有主顾；他把商品交给后者，让前者来投资。但是，他并不和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人相混淆。他有他的特有任务，这就是组织工业生产；他有他的特有利益，不久他就会使政权为其利益服务。工厂制度的创造者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
（二）
这个阶级的形成。它的种种来源。发明家：在商业上的无能。商人和承包人：不敢担任工业上的技术管理。大工业家的第一代，部分来自农村人口：皮尔家族、拉德克利夫家族、菲尔顿家族、威尔金森家族、达比家族、博尔顿家族。由于大地主的侵占，自耕农被赶出乡村，向产业革命形成的新社会提供了干部。
这个阶级是怎样形成的呢？组成这个阶级的成员，其出身必定是十分不同的。人们从各方面流向大工业，好像流向新近发现的金矿一样。愿人们回忆一下兰开夏在纺纱机发明之后那几年中的情况。这是些狂热活跃和无限奢望的年月。工业发展，那时是日新月异，速度犹如飞跃。在繁荣时期，许多企业被建立并扩大起来，几年之内就创造出许多财富，过了这一时期，灾难突然到来；以后，就更加渴望跃进。在顺利时期——顺利时期之一是在1785年因撤销阿克赖特的专利证而开始——谁不碰碰运气呢？凡拥有不管怎样小的资本的人，如小店铺的老板、运送业者、客栈老板都成为纱厂主了。 8 有些人成功了，变为富翁；许多人失败了，就转回旧行业去，不然就加入日渐扩大的工厂无产阶级队伍。
这些临时工业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其要求致富的那种工业，什么都不懂。1803年在调查棉纺工业时，人们提出下述问题：“老板们一般是否相当熟悉技术问题，以便能够解决有关原料质量的争执呢？”回答则是：“否，他们不能判断质量，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从不懂得织的技术。老板只满足于请一个懂得手艺的人；老板拿出资本，并且一当他能按市价卖出产品时就迅速前进。” 9 这样工业家的作用就和承包人的作用没有多大区别了；作用主要是商业性质的，要顺利完成这种作用，首要的是精通事务，这是技术能力不能产生的才干。
另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在英国大手工工场主的第一代中，人们期望在第一流人物里找到那些通过自己的发明而创造了大工业的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然而，我们却想到阿克赖特的名字。但是，关于他作为发明家的功绩，我们知道应抱怎样的态度。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甚至于卡特赖特的顽强努力， 10 都未能创建巨大的工业企业。达比家族是手工工场主家族的事例，其家财起源于一项伟大的发明。但这一事例几乎是他那时代的唯一事例。我们应该回想一下亨茨曼的平凡而缓慢的成功以及科特的破产的情况，詹姆斯·瓦特的确管理过索霍工厂，他同时又是天才的发明家和英国第一流冶金家之一。但在这方面，难道他对其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合作不承情吗？这一点旨在指出技术家所完成的那些生产资料的改变主要是有利于实业家。十九世纪的工业家完全是十八世纪商人工场主的继承人。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了。商人工场主在掌握了原料和一部分的设备之后，在使独立的小生产者逐渐降到工资劳动者的地位之后，难道就在工厂制度的半途中停止了吗？这样提出的理论，由于具有说服力，是可以使人信服的。 11 但如无条件地接受它，那就轻率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纺工业吧：商业资本的霸权表现得最明显的地区就是东区和西南区，诺福克郡、德文郡、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最初的那些纱厂和毛织厂似乎应该在那里建立起来。在北部，生产还分散在大量小企业的手中，人们会想象这里发展比较缓慢。可是，出现了恰好相反的情事：大工业首先在约克郡，在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家庭手工业旁边产生了。除了那些引起工业中心从英格兰的南部移向北部的一般原因之外，必须考虑到从一种经济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的，甚至于好像是前者的自然结果的制度所碰到的种种困难。在它们的逻辑连贯和实际相续之间还有因利害和成见所引起的各种抗拒的因素。那些承包人既然习惯于其中某些人父子沿用的方法，就不容易下定决心去改变它。他们害怕开设工厂所引起的设备和厂房的费用。 12 当人们能够——他们至少是这样想的——以少得多的费用和危险来实现同样的利润时，承担那么重的负担有何好处呢？从他们所占有的地位到工业界巨头的地位，距离并不大。但是，他们认为越过这一距离是无益的。他们不久就遭受惰性的后果了。
因此，手工工场主阶级并非唯一地来源于他们，虽然手工工场主阶级与他们的阶级十分近似。尤其是在那些像兰开夏和约克郡、从小工业到大工业几乎未经过渡阶段的地方，必须为这个阶级寻找别的来源。
要得到问题的正确解决，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一作出这个时期所有手工工场主的家谱。我们至少对于几个工场主可以这样做。一个总的事实马上就会出现：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来自乡村；他们出身于半农半工阶级，这个阶级直至那时构成显著部分也许是大部分的英国人口。如果试图上溯更远，人们几乎总会达到农民的始祖，达到已经消失但未绝种的自耕农的古代氏族。
一个著名的事例就是皮尔家族的事例。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父亲是兰开夏伯里的纱厂主和印花布制造商，后者在1830年逝世时遗留下一宗巨大的、完全在工业上积蓄起来的财产。 13 祖父生于1723年， 14 已经是个手工工场主，是阿克赖特的最初模仿人和竞争者之一。 15 在以纱厂主的资格设厂之前，他出售其在自己家里并亲自制造的呢绒和手工印花布。 16 与此同时，他还耕种自己家里从十五世纪就有的土地，因为皮尔家族好多代都是自耕农，富裕的自耕农，“他们地位太高，不能屈就警官职务，虽然还不够充任郡长职务。” 17 他们起初是农夫，以后是农夫兼织工，渐渐被吸引向工业方面去。仅在1750年左右，第一个名叫罗伯特·皮尔的才离开乡村而进入城市。
皮尔这一家族是特别幸运的。这个家族稳步地朝着发财和社会威望方向走去，不知道那种使大部分自耕农脱离其土地和累世旧习的苦难。对于许多人来说，产业革命是危急时期之后的恢复时机。威廉·拉德克利夫在1761年生于梅洛尔村，地主家庭出身，从前算是该教区最富有的人家。1642至1649年的内战使这些富有的人家开始衰败，并因圈地条例和其后的囤购运动而终止。 18 拉德克利夫家族为了谋生而变成织工。威廉很小就在他父亲和哥哥织布的家庭作坊里学习梳羊毛和纺纱；一旦他的腿够长的时候，就让他坐上织布机。 19 他亲自叙述过他在大工业中的开端：“我在少年时代的几年中利用了已经实现的进步。在我结婚时——那时我二十四岁，在1785年——我有点积蓄并因经验而熟习从棉花包进入货栈时起直至它被变成一匹布时止的制造方面的一切细节：我会用手工和用机器梳羊毛，我会用手纺车和用多轴纺纱机纺纱，我会把线绕在线筒上，我会张设经线和配制经线，我会在普通织布机上织布也会用飞梭织布。因此我能够为我自己的利益打算而设厂，从1789年起我就领导一个有名的厂号，厂里雇用许多工人来织布和纺纱。” 20 1801年，他分配工作给一千以上的织工。 21
还可以援引些别的事例。乔舒亚·菲尔登在1780年还在其出生村庄托德摩登 22 过着农民的生活。他还拥有并耕种祖遗田地，但是他从安设在自己家里的两三部织布机上获得了大部分的收入。他时时到哈利法克斯市场出卖呢绒。那时，棉纺工业的发展开始轰动那个地区，菲尔登买了一些多轴纺纱机并在三间小农舍里安设作坊，作坊的全部人员仅由他的九个子女所组成。在十八世纪末，这个纱厂的胚芽已经变成一个六层楼的工厂。 23 阿克赖特的最初合伙人之一杰德迪亚·斯特拉特是个小地主的儿子，他在德比开设袜厂之前，仍然从事于农业。 24 戴维·戴尔，幼时在埃尔郡斯图尔顿看管牲畜。 25 兰开夏的工业王朝之一的开山祖伊萨克·多布森是一个在四百年前落户于威斯特摩兰的老自耕农家族的最小的儿子。 26
现在让我们从纱厂主这一类转到冶金学家那一类吧。许多冶金学家是从当地的小作坊里产生的：“艾伦·沃克尔是制钉匠；纽卡斯尔的威廉·霍克斯和斯塔福德郡的约翰·帕克开始工业生涯时是铁匠；彼得·斯塔布斯在罗瑟拉姆创设著名厂号之前，起初在沃林顿开客栈和制造锉刀；约克郡巴恩比高炉老板斯潘塞以前是耙子制造商；索恩克利夫的乔治·牛顿则是铲子和镘子制造商。本杰明·亨茨曼在成为炼钢厂领导人之前是钟表制造人……。塞缪尔·加伯特从前做过锅匠；罗巴克的父亲是谢菲尔德的小商品制造商，雷诺兹的父亲是布里斯托尔的铁器商……。” 27 但是，在向他们家族的起源方向上溯更远一些，人们往往又碰到土地和农民。约翰·威尔金森的父亲伊萨克·威尔金森是湖水地区的农民，以后成为邻近炼铁厂的工头，每星期工资十二先令。 28 理查德·克劳肖，亦即人们后来称之为钢铁大王的那个人，也出身于农民家庭；坐落在利兹附近诺曼顿的农田，大概不够养活所有的孩子，因而年幼的理查德很早就被送到伦敦的一个五金制品商家里当学徒。 29 亚伯拉罕一世的父亲亨利·达比是锁匠，但是，科尔布鲁克戴尔炼铁业者的始祖约翰·达比在1670年左右还是伍斯特郡的一个村庄上的佃农。 30 最后，博尔顿家族出生于农业地区北安普顿郡。这家眼看自己的财源在减少，于是先搬到利奇菲尔德，以后又搬到伯明翰，在那里进入了工业界。 31
在工业地区，自耕农是不需要迁徙的。他们是就地转变的。奥德姆直至十八世纪中叶还被一些小地主家族所拥有和耕种的农田所包围。五十年后，人们在该城市见到的是以这些家族为首的主要手工工场。利斯家族、布罗德本特家族、希尔顿家族和泰勒家族成为纱厂主；博尔顿家族和琼斯家族则开采煤矿；所有这些人都是自耕农或者是自耕农的儿子。 32 这里，我们是照实描写变迁的，而这种变迁在许多情况下只能是隐约料到的或者是猜测到的。
我们已在上面指出了，土地制度的改变、公有土地的瓜分和农场的囤购是怎样改变农村阶级的状况的。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自耕农的衰落，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到自耕农变成了什么。可以这样说，自耕农是对成长中的社会提供建筑材料的。当小农耕作同小工业的累世结合——这是它的存在的根基——遭到破坏时，它就本能地走向最有富源的那方面去。产业革命正对那些闲置的能量开辟着一条新的出路，自耕农中最有企业心的或者最有运气的人们都以征服者的姿态投奔到这条道路上去。
他们在发财之后，其中许多人赶忙地又变成地主。他们从那批不久以前还瞧不起他们的绅士手中买回土地；他们把绅士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旧住所当作别墅；或者在这种旧住所的对面建起领主般的宅第，作为他们新近发迹和昔日高傲的纪念。 33
（三）
必需的才能。资本问题；劳动的组织；工厂的纪律。销路问题；一个大工厂（索霍工厂）的商业通信。
这样的转变的发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转变只有通过非常严格的淘汰才能实现，淘汰只让最有才能的存在下去。这些农村的农夫、铁匠、织工和剃须匠虽然构成英国大工业家的第一代，但要成功，就必须高度地具有某些适合于新任务的才能，这些才能使得他们大家都有某种同源的相似。他们并不是通过发明力而显出的。他们主要是善于经营利用他人的发明。他们不像阿克赖特那样有机会或胆略来把发明物完全据为己有并取得发明专利权。但是他们受到利己心的驱使，不断地竭力使发明家的正当权利化为乌有：纱厂主们对哈格里夫斯和克罗姆普顿的行为， 34 炼铁业者们对亨利·科特的行为， 35 以及瓦特和博尔顿不得不对那些使用他们机器的人提起无数的诉讼， 36 这些都说明这种秉性确是天然的而不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切勿夸大工业家在技术方面的无能，无能绝不是普遍的。工业家中有些人即使不是非常重要的发明的创造者，至少也是具有真正实用价值的改良者。斯特勒特把一个特种机械插入编织机中来制造带有凸纹的袜子； 37 艾因斯沃思的约翰·威尔逊想出一些新方法来浸染和润饰棉织品； 38 威廉·拉德克利夫同他的一个工人托马斯·约翰逊共同发明了上浆机。 39 阿克赖本人有巧妙组合他人已经发现的东西以及获得他人已经表示不能获得的若干实用成果的长处。
工业家的特有才能是表现在企业的组织上。首先必须筹集必要的资本。不需要向隐名合伙人征求资本的人，例如已经富有的制造商的儿子像马修·博尔顿或罗巴克是例外。找到出资的人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开始时，这时，机器和工厂被视为是可疑的、前途无定的新事物。阿克赖特长于这种困难的谈判。人们记得他用来达到巨富的那些合伙契约好像是晋升之阶似的。可是他对那些供给他资本的人，也给予某种东西作为报酬：他的专利证，其价值不久就成为无可争论的。那些既没有专利证又没有资本的人就比较困难了。这种人除去自己微薄的储蓄以外没有别的资财，只好小小地开始。拉德克利夫就是这样，他用自己当织工时的薪水储蓄起来的钱在1785年开设工场； 40 还有肯尼迪，他起初是曼彻斯特的一个纱厂主的学徒，在1791年开了一个工场，并在两个工人的帮助下亲自动手工作。 41 这样非常小的开始，在纺织工业中并不是罕有的。由于设备很简单，所以易于开始。不需要很大费用就可以在任何房间里安设几架手摇的走锭精纺机或多轴纺纱机。比较复杂的机器，如水力纺纱机或自动织机，是在以后赚到钱有可能购买时才到来的；随同这些机器也出现了水力发动机或蒸汽机，亦即真正工厂的有力的重型设备。这样，在同一企业里，小工业制度过渡到手工工场制度以及手工工场过渡到大工业，在几年之内就实现了。与此同时，一些管理人员也在这些纱厂和织布厂里培养出来了，这些人由于在那里获得了实际经验，不久就高升到手工工场主的地位。 42
资本问题和设备问题一经解决之后，就发生劳动力的问题。到哪里去招募劳动力？怎样支配劳动力？惯于家庭劳动的工人一般都对招雇显出抗拒。所以，工厂人员起初是由一些极不相称的成员所组成的，例如：被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张从乡村中赶出来的农民、退伍士兵、教区养活的贫民、各阶级和各行业的渣滓。 43 对于这种无经验的、未受过集体劳动训练的人员，工厂主必须加以教育和训练，特别是要使之遵守纪律。可以这样说，工厂主必须把他们改变成为肉体机械，这种机械要同自己成为其助手的那些木制和铁制的机械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动作上一样准确，在唯一的事业目的上同样精确地配合起来。小作坊里通常的那种自由放任被极其严格的规则所代替：工人进厂、出厂和饮食都是在钟声所指示的一定的时间进行的。 44 在工厂的内部，每人都有指定的位置和严格限定的老是一样的任务；各人在工头的监视下必须正确地、不停地劳动，工头通过罚款或解雇、有时甚至通过一种更加残酷的强制来使之服从。 45 必须承认这种纪律并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它在少数手工工场里已经存在很久，那里分工已经达到极点，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总管理处作为必要的补充部分。 46 可是，正是机械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并使之普遍化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大工业家即使不是纪律的创造人，但却会用非凡的智慧和精力去组织它。这里又是阿克赖特的事例成为必须首先援引的事例。 47 他善于规定他纱厂里的那种秩序，这就是他的最独特的发明。他处处都到，他监督工人并要求工人极其勤奋地和精确地工作。虽然他的态度和言语粗暴，对那些被他认为无能或者不用心的人无情，但并未犯使其工厂人员疲劳不堪的错误。他只叫工人每天劳动十二小时， 48 可是在他的工厂以后所开的工厂里，平均时数达到并超过十四小时。 49
管理一个工厂就是行使统治权。工厂主是真正的工业界巨头。在索霍工厂，博尔顿的工人被训练得非常有规律，以致齿轮和铁锤的惯常和声的不调和，据说就足以马上告诫他要发生停顿或事故。 50 博斯韦尔在1776年访问博尔顿时，被他行使的权力所感动。他说，他好像看到“一个在自己队伍中间的铁将军”，他用富有表情的言辞说了这句话。——当陶器制造者韦奇伍德想在自己工场里实施严格规定的分工时，不得不同他工人的恶意乃至公开的敌意作斗争。虽然如此，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并且粉碎了一切反抗。 51 产品的优越使他的商标驰名全世界，这种优越只有通过他的孜孜不倦的勤劳、通过对他最小的合作人实行经常的监督才能获得。他用假腿跑到各处，把有缺点的产品亲手打碎，并且用粉笔在有过错的工人的工作台上写下：“乔赛亚·韦奇伍德认为这是不行的。” 52
最后，工厂主还看到自己面前摆着一个为其前辈即小制造商们几乎不曾关心的问题：销路问题。工厂主不能像他们那样到邻近城市去出卖其产品；要对他提供与不断增长的生产相适应的主顾，当地的市场就不够了，全国市场勉强才够。假如他以前没有商人的本事，那么，他就必须获得这种本事，必须能把关系扩大到全国，甚至扩大到国外。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十八世纪的大企业即索霍工厂的通信：这个通信表明商业活动比得上今天头等商号的活动所呈出的那种景象。博尔顿和瓦特同他们时代所有的工厂主都有交易关系。他们把机器卖给康沃尔郡的矿山主，威尔斯的炼铁业者，曼彻斯特、德比和格拉斯哥的纱厂主以及斯塔福德郡的瓷器制造商；他们接受了法兰西、荷兰、德意志、西班牙和俄罗斯的许多订货。确实，某一时候他们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去吸引顾客了。顾客自动找上门来，并接受他们的条件而不还价。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记得，他们不得不在康沃尔作战，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忠诚而不知疲劳的威廉·默多克对他们的帮忙。 53 博尔顿和瓦特本人——虽然后者的沮丧倾向使他自己在交易上很胆怯——往往为了商谈合同和监督合同的履行不得不亲自出面。 54 另一方面，这些合同的形式是很巧妙地想出来的，他们的利润取决于买主因使用蒸汽机而实现的节约。他们的成功不单单是技术发明上的成功，而且也是商业方法上的成功。
工业家同时是资本家，工厂工作的组织者，最后又是商人和大商人，他们于是成为实业家的新的完美典型。他往往不是任何别种人。罗伯特·欧文比任何人都更加熟识那些被他称为“棉花大王”的人，他对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评价相当不好：“在他们职业工作的直接范围以外，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们的见解很狭隘。” 55 然而，某些人在机灵和实用能力之上还兼有优越的才能。他们在这种富豪贵族之中几乎形成一种知识优秀分子。不管人们把他们看作是独特的例外人物也好，或者看作是他们阶级中最杰出的代表也好，他们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四）
工场主中的优秀者。马修·博尔顿：他的智育；他的交往；他的职业上的道德心；他的博爱倾向；他的贵族风度。韦奇伍德：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他的科学研究；他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见解。陶器工业的发展和陶器出产地的繁荣都归功于他的努力。韦奇伍德和博尔顿是例外的人物：他们阶级的思想狭隘性和利己性。
最值得关心的人就是职业活动本身使其参与当时科学、艺术活动中去的那些人。技术问题，虽然起初是以纯粹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但到十八世纪末已与科学理论研究有了接触。另一方面，某些产品——例如陶瓷工业的产品——并不仅仅是日用品；它们具有或者至少能够具有一种美术价值。某些工业家懂得这一点：从此，他们对其自己的作用所形成的看法就扩大了并改变了。对他们来说，工业已经不单是致富的手段。它是他们专心致志的事业，他们在这种事业上力求达到某种完善的地步。他们之所以希图改善设备和改良产品，并不只是为了在商业竞争上胜过那些没有良心的或不谨慎的敌手，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与科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技术进步是一种本来值得希望的目的。这种操心比对其大多数竞争者的操心更高，似乎对于他们的性格和生命授予一种高尚情操。
马修·博尔顿是这类人。他在成为詹姆斯·瓦特的精明合作人之前，已经显示出那些说明其成就的稀有才能。当他在1765年左右着手制造装饰用的铜器时，他就把法国装饰艺术的杰作摆在眼前。即使他可能违背那些习惯于通俗产品的公众爱好，他也企图赶上这些杰作。 56 他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请人从意大利寄给他最精美的古代模型复制品，他参观了那些赞助他的大贵族们的私人珍藏。 57 他因自尊而不发售任何未经最爱挑剔的行家所认可的东西。我们记得韦奇伍德有个时候害怕他成为自己的竞争者。二十五年后，他以同样的小心、用自己发明的方法来从事货币的铸造。关于这件事，詹姆斯·瓦特写道：“如果博尔顿先生一生未做别的事情，单单就这一件事，他的名字也会永垂不朽。如果我们考虑到他同时还需领导许多重要的工作以及为了一项未定的结果而投下巨大的费用，那么，关于他的创造精神、他的坚持性或者他的慷慨大方，我们不知道最应赞美的是什么。他管理这个企业，与其说是以工业家的方式倒不如说是以国君的方式：爱好荣誉始终比爱好赚钱对他起着更大的影响。” 58
博尔顿是有教养的人。当代最著名的人中有几位是他的朋友：医生、植物学家和诗人达尔文博士，天文学家威廉·赫谢尔，普里斯特利（博尔顿赞成他的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进步见解），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及其他不大著名的人如：化学家斯莫尔；印刷商巴斯克维尔和王后的图书管理员、博学者德·吕克。 59 博尔顿喜欢请他们到他在索霍工厂旁边所建造的房屋里聚会；他在其家常通信里常把这所房屋称为“汉兹沃思荆棘地上的友谊馆”。这种聚会是定期性的：每月在月圆日聚会，因为月亮使得夜晚穿过田野的往返路程更易行走。从而产生月亮会的名称，这是这一小群朋友们在开玩笑时所起的。 60 韦奇伍德有时也从伯斯莱姆或从埃特鲁里亚来到那里。 61 瓦特在伯明翰度过的岁月里，当然是该会最殷勤的成员之一。预先布置好的讨论，几乎总以有关科学问题为中心。博尔顿与其客人们参加讨论，身份是相称的。他的工厂是应用机械学的大实验室，他在那里是以瓦特的学生和竞赛者的资格进行工作的。造币机是按照他的设计建造的。他是第一个想到管式锅炉的人， 62 远较法国人马克·塞居安想到的要早。博尔顿对化学的发展有兴趣并在这一部门内从事若干独特的研究。 63 他也研究政治经济学并被选为圣彼得堡经济学家学会的会员。 64 这些研究一点也未使他离开其工业家的任务，相反地，促使他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他的私人通信里显出他的眼光远大，同时又露出他的品格正直。他的最心爱的箴言就是老好先生理查德的乐观格言：“诚实是最上策。”在正要签订某些买卖契约时，他写信给他的合伙人说：“勿将付款期限定得过严。把过于刻薄的条件加在顾客身上的那种交易就是坏交易。我希望我们的整个品行上盖有耐心和诚实的印记；必须坚决地贯彻公平原则，对人如对己。” 65 他用高超道义的准则对其子女进行思想教育，他说：“你们必须记住，我不希望看到你们身上的礼貌因损害忠诚、诚实、公正而得到发展，因为这些东西是大丈夫的高尚品格的本质。尤其要珍爱你们的名誉。必须廉直、公正和厚道，甚至在似乎难以继续做到这样的时候亦须如此。必须爱慕这些原则，我不能对你们屡次三番地讲，希望你们把这些东西当作珍贵的宝藏保存起来。” 66 他并不以这些劝告为满足，而且还以身作则。
他是工业欺诈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而伯明翰的制造商总是太惯于这一手。他同那些伪造货币人作斗争是众所周知的。他说：“我要做一切能做的事来结束他们不正经的做法，但不降低身份去充当告密者的角色。” 67 在1795年举行的制造商会议上，他发言反对关于商品质量方面的舞弊：“我不打算细说这种行为本身的轻率，以及那些不免要从此产生的后果，即对我们工业带来损害和对伯明翰名声带来污点。我们不要忘记诚实策略始终是最好的策略，交易上的信实不会不对城市的一般商业和对我们个别商号起着最好的作用。” 68 他本人极其严格地遵守这个原则。他对那些试图引诱其工人离开的人绝不加以报复。 69 不管竞争的激烈程度如何，他也不把价钱降低到一定水准之下。降低价钱也许就是降低质量，从而也就是破坏信用。 70 他这样地实行功利主义道德是在边沁将其作为公式之前。
他的慷慨是尽人皆知的。当普里斯特利成为因怨恨法国大革命而在伯明翰煽起的暴乱的受害人时，博尔顿自己虽有赞成颠覆意见的嫌疑，但还是为了帮助他能够生活下去和继续其事业而进行募捐。 71 当伯明翰施药所在1792年开办时，他接受该所司库的职务，他说：“如果基金不敷偿付开支，我在那里就好把亏空填补起来。” 72 对于他的工人们，他的态度与其说是一个把劳动力仅仅看作是商品的经济学家门徒的态度，不如说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亦即理查德森和卢梭读者的态度。他是个仁慈的独断者，因态度坦率和秉性公道而得到工人们的爱戴。他长期雇用他们，往往雇用他们的儿子接替他们。 73 他亲自认识他们，因而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为他们设立救助基金，每一工人按其工资每周交付半便士至四便士的捐助金。 74
这种博爱的仁慈是与自豪分不开的。这是大贵族对待家臣的仁慈。当博尔顿的大儿子达到成年时，索霍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从清早起，汉兹沃思和伯明翰的钟声就响起来了。下午一点钟，全厂工人排成行列，按手艺分组列队行进，乐队领头。晚间，工人们吃了七百副餐具的盛宴并举杯祝颂现在和未来老板的健康。 75 一个由佃户围侍着的大乡绅就是这样地在祖遗宅第里庆祝自己继承人的成年的。可是博尔顿却具有扮演这个角色所必需的东西：尊严和风度上的某种大方。他被称为“活王侯”，这完全归功于这种尊严，同样也归功于他的慷慨。 76 他身材高大，面目清秀，带有聪明厚道的福相，他天赋很高令人钦佩，给人印象很深。 77 这位工业界巨头真正起着首领的作用。除了资本的物质力量之外，他还具有随时随地使他成为一个贵族的东西：威望。
博尔顿虽然是科学、艺术的爱好者，但主要还是一位工业家。至于韦奇伍德，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位艺术家了，有些人甚至于认为他是一位大艺术家。 78 老实说，那些带有他的名字的优美杰作，绝不是一个人的作品。那些装饰杰作的人物画是一整套在他指挥之下并为他工作的画家、雕刻家和装饰家所设计并完成的。 79 可是，就连那些他未参加做的东西也还刻上他个人的印记。这些东西的样式、颜色、装潢是他选择的，他还把那与当时的古典风格相一致的风格提供给他们。最后，制造这些东西的材料也是他创造的。那些明亮而不褪色的上彩釉的陶器，那些红色和黑色的无光泽的陶器，尤其是那些染成淡绿色、蓝色、紫色的上面带有白色凸起图案好像浮雕玉石似的素瓷，由于美观而足以证明他的艺术家的名声。 80
他是自己学成的。九岁 81 就跟他大哥托马斯·韦奇伍德做学徒，他利用患病时间进行自学。 82 到三十岁时，他读了很多书并且经常打听新书。他是卢梭的《爱弥尔》的英国最早读者之一。 83 他通过书本学会认识希腊和罗马的艺术。1767年他在看到凯卢斯伯爵：《埃及、埃特鲁里亚、希腊、罗马和高卢的古物汇集》时 84 就有意着手模仿，不久之后便产生了他的那些最独特的作品。1769年，当他在离伯斯莱姆不远的地方创建一个新的手工工场时，他将它命名为埃特鲁里亚，在工场行开工典礼那天所制造的花瓶上都刻着埃特鲁里亚的艺术复兴字样的题词。 85 他同许多有学问的人、考古学家，特别是同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通信，后者的收藏品在那时是著名的。 86 关于巴伯里尼花瓶——现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宝石室里——运到伦敦，他给汉密尔顿的那封信，显示出高度的修养和非常敏锐的鉴别力。 87
他对古代艺术的研究同他的工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化学的研究也是一样，这项研究被他推进了一大步。他起初研究烧制陶器的炉子里所产生的反应，研究制造各种黏土以及决定或改变黏土颜色等的化合，渐渐转到更加一般的问题。他真正酷爱这些研究，他说：“当我做实验时，就连猎狐的人以打猎为乐也不比我快乐。” 88 他对测量高温的研究和高温计的发明构成他的最重大的科学声望。 89 他和普里斯特利同时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他老早就认识普里斯特利，并且是最先看出他的天才的人之一。 90
他的性格非常坦率，他对思想和语言抱有极大的独立精神。他和博尔顿、威尔金森一样，赞成民主主义的见解。美洲战争引起他对政府极度的愤怒。他说：“我很愿找到一个人能够明白地告诉我，什么是我们为反对我们兄弟和最好的朋友而支持这种不名誉的荒谬战争的目的……。美洲自由，我真高兴。那些宁愿逃走也不服从暴政残酷奴役的人们所拥有的一位庇护者的令人兴奋的主意，使我心里充满了高兴。” 91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赢得他的同情，他说：“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些政治家说什么，我们对这次革命没有理由高兴，因为如果法国人像我们一样变为自由人民，那么，他们就马上专心发展他们的工业，不久就会成为我们的竞争者，而这种竞争者比其在专制政治之下的情形要可怕得多。至于我，我倒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近邻分享我们所享的幸福；我真希望看到英国人的自由和安全普及到全世界，至于那对我们工业和商业能够产生什么，我不太担心，因为我相信一个对于人类那么好的事件会独对我们那么坏。” 92 他和他的合伙人托马斯·本特利 93 都积极参加反奴隶制运动。他是废除奴隶制协会的成员并给予该会一颗印章，印章的图样成为该会惯用的标记。 94
博爱在当时很流行。但对许多工厂主来说，博爱并未出工厂的大门。他们对殖民地黑人的同情，并不要他们花费多少钱，但却耗尽了他们人道的储备。这是十九世纪改革家们屡次向他们提出的谴责。韦奇伍德绝不应受到这种谴责。虽然他有时同工人作斗争， 95 但他是以宽仁而开明的人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他在埃特鲁里亚设立了害病工人救助基金，正和博尔顿在索霍所设立的一样。他在那里开设一个图书馆并且慷慨地资助该地区公共学校的创办。 96 他并未忘记他自己也曾亲手劳动过，并未忘记在他成年时只有二十镑钱作为资本，这笔钱还是他父亲生前在伯斯莱姆当陶工工头时遗赠给他的。 97
在他用心制造陶器的过程中，艺术家的严谨往往和商人的计算混在一起。为了反对有缺点的草率的产品，他和博尔顿说一样的话，而且还有更多的理由：“一个日用品，如果质量低下，那么，它始终要比同种类最好的东西价钱贵；但是，一个纯粹装饰用的物品，如果平凡庸俗，那么，不管人们把它按什么价钱出卖，它还不仅是价钱贵的问题，因为它体现着极端无用和可笑。” 98 他不怕竞争，竞争如能对艺术和公众有利，他甚至会号召竞争：“我们不但不怕别人攫取我们的模型，反而应因为有人攫取我们的模型而感到光荣，应不吝啬地提供榜样和构思，以便有可能时就看到所有欧洲艺术家都模仿我们。这是高尚的事，而且，这符合我的感情，这远比贪财的利己主义把我们关在狭隘的自私罗网中要好得多。” 99 他从不愿意取得专利证，除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在他认为重新发现古代失传的彩色蜡画秘诀时才愿意。 100
他的绝对优越于大多数竞争者的道德心使他易于公平办事。但是讲究公平绝不妨碍他做生意。他不仅制造高价的艺术品，而且也制造大批量的畅销品。他供给全欧餐具。福雅·德·圣丰写道：“从巴黎到圣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瑞典的边远地方，从敦刻尔克到法兰西南部的尽头，所有的客栈都用英国陶器盛菜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采购这种陶器。许多船只装运这种陶器到东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及其岛屿去。” 101 伯斯莱姆工场从1763年起就输出五十五万件以上的陶器。 102 韦奇伍德在准备最好的艺术作品时想到工业上的用途，这种用途可以为陶器生产打开新的广大销路。他在1799年给托马斯·本特利的信里写道：“我必须回答我的老友保尔·埃勒斯的一封亲切的信：他向我建议的那件小事情，在我决定办的那一天，就会将我抬高，使我超出一切凹雕、浮雕以及其他小玩意儿的境界，这同我们熟人的某些蒸汽机已把我们一位好友抬高一样，凌驾于表链和袖扣之上……。这里所谈的仅仅是指制造一些陶制的管子而已，首先为伦敦制造，以后为全世界制造。” 103 真的，他开始制造了排水和给水用的管子， 104 这是一项后来得到巨大发展的，并终于使陶器制造业被列入英国大工业中的专业。
今天被人通称为“陶器生产地”的这一地区的繁荣，是从韦奇伍德的企业和发明开始的。当1730年他在那里出生时，这个地方既落后又贫穷。土壤由于黏土多，不宜于耕种，好容易才能养活稀少的人口。道路少，而且很坏，因而必须把商品放在人的背上背到那里。一个城市也没有，只有一些茅草屋顶的村庄。五十个左右的陶器工人住在伯斯莱姆，七个住在汉利；斯托克没有十户人家。 105 但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地方工业已经有了一点进步。德国人埃勒斯兄弟在1690年左右所引进的盐釉 106 以及1720年左右第一次被阿斯特伯里 107 所使用的焦化燧石和塑性陶土的混合，已经打开了改良的道路。除了笨重粗糙的缸瓷和饰上幼稚图案的厚陶器之外， 108 已经出现了一些即使不是比较艺术化的、至少也是比较优美的产品，如白色瓷器，以及往往被当作鼻烟盒盖和刀柄之用的云石、玛瑙、玳瑁等仿造品。但工业组织仍然是非常原始的。它是十分简单的家庭工业制度。最大的工场雇用六个工人。 109 一个人做花瓶的形状；第二个人制造瓶耳并将其安在瓶上，其余的人则从事装潢、上釉和焙烧。可是他们的专业化绝不是不变的。一个熟练工人应该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干。斯塔福德郡的那些陶器工人是一种贫穷、无知、习俗粗野的居民，喜欢斗鸡和斗牛。卫理公会革新派的传道者约翰·韦斯利第一次来对他们传教时，他们竟向他扔了烂泥。 110
以韦奇伍德为主要创造者的陶瓷工业的发展、道路的改善、默尔西至特伦特运河的开凿，不多几年就使这个地方的面貌改变了。在他和他的竞争对手 111 所创办的工厂周围出现了一些城市，渐渐形成为一个扩散的大市区。 112 斯塔福德郡的陶瓷器多亏韦奇伍德而获得了名誉，其结果就是财富和幸福的普遍增加。这位伟大的陶瓷制造家在向新生一代讲话时能够说：“请你们父母对你们述说一番我们现在所住的、在他们开始认识时的、这个地方的状况吧，他们一定会对你们说，居民都带有比现时多得多的贫穷印记。他们的房屋是真正的茅屋；土地耕种不好，生产不了多少可以养活人畜的东西。这种可怜的状况以及道路之坏使得我们这个地方和世界其他各处隔绝了，我们这里是个相当不好居住的地方。我知道这幅图画是符合真实的，请把这个地方作今昔的比较吧！工人们赚的工资几乎比以前多一倍，他们的房屋大多数是新的、舒适的，田地和道路也有显著的、最令人满意的和最迅速的进步。这种可喜的改变是劳动或工业所创造的。” 113 韦奇伍德虽然没有说到他自己，但在这里却夸耀了自己的事业，事实上，这种事业和他的艺术成就同样使他产生了一点骄傲。
这样一些人的实用才能对于最高的精神道德品质毫无损害，他们那么富有生产力的活动又并不以利己为唯一目的，像这样的人实是他们的出身阶级的光荣。但是，切不可根据他们来判断这一整个阶级。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大工业家在其多数方面并不像他们。这些大工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以及他们的组织者能力和领导人的能力都值得我们钦佩。但是他们只想到发财。人和东西一样，到他们手里都成为达到发财这个唯一目的的工具。关于他们对待其工厂人员的方式，我们在下一章里就要提供一些有启发性的详细说明。他们的权力感使得他们变为专横、刻薄，有时残酷。他们的暴发户的欲望往往用粗暴的方法来得到满足。他们有暴饮和不尊重女工声誉。 114 他们很好虚荣，过着贵族的生活，拥有仆从、车马以及华丽的公馆和别墅。 115 但是，他们的慷慨同他们所夸示的奢侈几乎不相称。十九世纪最初几年中，为开办主日学校而在曼彻斯特募得的二千五百镑中，该地区的那些主要的纱厂主（他们的工厂雇用两万三千工人）共捐出九十镑。 116 他们只注意追逐财富。他们有征服财富的气质、野心、大胆和持续不懈的毅力，但他们也有征服者的利己心。
（五）
共同利害的意识。大工业家的协议和集体活动；反对五金税（1784年）；反对英爱通商条约（1785年）。制造商公会：在同法国订约上的意见分歧（1786年）。老板们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工人要求维护旧法规。本能地倾向于放任主义。
虽然工厂主阶级刚形成，它的起源很复杂，其成员的重要性也不相等，但它老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这种阶级意识只是共同的利害感，只能在其有机会表现的地方才存在。世界上别的国家在这方面都不能够提供比英国更有利的条件。英国政治制度的自由，尤其是深入习俗的运用请愿权，已对集体的请求赋予各种行动的自由。长期以来，英国臣民就有按照自己的需要或意见联合起来的习惯以便向议会提出申诉或愿望。在两院的记录中，任何一个临时的或经常的团体，任何一种为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在某一界中有所作为的社团，都留下它的存在和行动上的若干痕迹。大工业家们正是按照无数的先例被一种十分自然的感情引导到共同协商以便采取某些易于实行的步骤。
威廉·彼特的财政政策受到他们认真的批评。彼特一执政就宣布要设立新税收来改善那受美洲战争危害相当严重的财政状况。这些税收中将有对原料，特别是对铁、铜和煤 117 抽的税。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领袖们马上惊慌起来：他们虽然没有组织一个真正的协会，但却彼此商量向大臣交涉并提出抗议。科尔布鲁克戴尔的雷诺兹草拟一份陈情书，书中指出冶铁业因用煤才实现的进步，难道有人愿意冒放慢或阻止这种进步的危险吗？ 118 博尔顿用亚当·斯密绝不会撤回的言辞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对奢侈、淫佚抽税，必要时也可对地产抽税；请对取得的财富和因取得财富而付出的花费征税，但勿对供创造财富之用的东西征税。特别必须避免的事是，切不可为目前的小利而失去未来的富源。” 119 他得到皮特的召见，因为皮特似乎曾经相信过他的话：皮特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行家，他仅把筹划的税收看作是预算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与此同时，棉纺工业的领袖们也发动一个反对所谓“粗棉布税”的运动。这个运动仅在这项工业的各部门都积极参加斗争几个月后才得到成功。 120 然而煤税倒在粗棉布税之前就取消了，粗棉布税在另一个草案不管有理没理地引起新的不安时仍然是热烈争论的对象。
这就是1785年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通商条约草案，这个条约将规定两个王国间的互惠制度， 121 特别是要使两国工业品进口税相等。这个条约在爱尔兰受到好意的接受，可是在英国却碰到激烈的反对。 122 这个问题关系到所有的工业。普遍反对的运动出现了，而且很快就被组织起来了。韦奇伍德领头。他到伯明翰去找博尔顿，并向他建议组织“一个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工业中心都派代表参加的委员会，并且，在讨论爱尔兰条约期间，会址设在伦敦。” 123 这个意见很快就获得赞成，大多数大工业家都表示同意。1785年春，制造商公会——这是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名称——在韦奇伍德主持下集会。会议马上就同这项还未得到议会最后批准的条约论争起来。它向全国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其中有一个是詹姆斯·瓦特起草的。 124 它推派代表出席枢密院和议会负责调查的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传讯了韦奇伍德。后者另外还向政府首脑和反对党领袖做了私人的活动，又同皮特、波特兰公爵、福克斯和谢里登进行了商谈。 125 最后，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大大改变了原文，英爱条约终被抛弃。 126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公会与其说是代表公众的意见，倒不如说是代表联盟利益的。事实上，关于问题的实质，工厂主们的意见绝不是一致的。有些人害怕爱尔兰摆脱经济奴役，因为英格兰人的嫉妒心把它控制在经济奴役之下已经好几世纪了； 127 另一些人相反地却希望把两国分开的关卡完全消失。极端保护的传统政策还有许多拥护人，尤其是惯于享受特权的旧工业中那些人，他们认为没有特权是不行的。但是，新工业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懂得他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廉价的原料和大大开放的出口市场。这种意见分歧在1786年同法国签订通商条约时就显露出来了。制造商公会因而分裂开来了。韦奇伍德属于赞成政府倡议的那一派： 128 伯明翰的冶金家们、曼彻斯特和德比郡的纱厂主们都跟随着他。 129 如果这个时期使用“自由贸易”这一术语，那就不正确了，而且犯了时代的错误；但是，在到处都出现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方，商业上无限扩张的需要马上被人感觉到了。凡能促进商业扩张的措施都会得到最聪明的工厂主们的赞成。 130 他们工业所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找到国外销路，而且，即使外国要求互惠办法，这些工业的技术优越性也足以保护他们免受竞争的危险。因此，从这时起就出现了一种不久就要使敌视旧保护制度的工业家阶级的倾向同关心维护这个制度的地主阶级的倾向对立起来。1786年条约得到大工业代表的赞成，这预示着他们继承人在五十年后对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的支持。 131 政府方面对大工业家组织的态度，变化很快。1785年，棉纺工业代表们前来抗议粗棉布税时是被人以“一种使人丢脸的高傲态度”接待的。但后来不到两年的时间，皮特在把制造商公会轻蔑地视为“想免除议会立法麻烦”的可笑的集会之后，承认制造商们的批评在一切有关他们的利害方面“的确有很大的重要性”。当问题关系到同法国订立条约时，他就注意请教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意见。 132
对最有利于工业一般利益的政策，工厂主们的意见虽然并不经常一致，但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处在危险中时，他们就不难谅解了。对于工人，他们已经表示出一种很有意义的密切的团结。例如，1782年，我们看到棉布制造商委员会请求议会批准一项可怕的法律，用来对付那些在罢工时破坏织机或毁坏货物的工人。 133 这项法律同它必须加以制止的暴行一样，是一种阶级武器。1799年，博尔顿的织工们因他们中间有些人再也不能在该地区找到工作而出怨言，因为他们的名字已被记在“黑名单”上，而老板们又把名单互相传阅。 134 这种“黑名单”是根据一项约有六十家商号参加的正式协定而创设的。据制造商们说，它的目的在于致使偷窃原料更加困难，因为在家劳动的工人经常偷窃原料。 135 我们将会看到老板同盟的这种典型事例，正是另一法律的同时代的东西，这一法律是根据老板们的请求而禁止工人结盟的，如有违犯就科以罚金和监禁。 136
大工业家们全体一致的意见和工人们同样一致的意见是对立的，这表现在反对劳动法规中的旧法律上，特别是在反对学徒法上。工人们被剥夺了为主张自己的要求而联合的权利，因此希望在这些几乎废而不用的法律中找到反对经济压迫的自卫办法。全王国中的工厂主们马上就请求废除这些法律，而且不久就达到了目的。关于这件冲突，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冲突的结果是按照老板们的心愿在大不列颠开创放任主义的制度。
工厂主们的利益自然是与各种规定相对立的，不管规定的性质如何，也不管它适用于人或事物、或者适用于技术或劳动组织。他们希望仍旧成为生产上无限制的、无拘束的唯一主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自私观念跟他们的时代思想是一致的。正在产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放任主义便离开书本而进入实际行动的领域中了。在1796年，威廉·皮特本人（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家）用下面这些话向议会致辞说：“请看看官方干涉阻碍工业发展的情况吧，以及最好的意图产生最坏的效果的情况吧……。商业、工业和交换始终会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地位，它们只会被人为的措施所搞乱，这些措施一干扰它们的自然活动，就会阻止它们的良好作用。” 137 这就是工厂主阶级在下一世纪自己执政时所说的真正的话。
（六）
工厂主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的地方势力；他们参加领导公用事业的大工程。同贵族的交往。韦奇伍德的朋友和赞助人。乔治三世接见博尔顿，卡德林二世成为博尔顿的索霍客人，博尔顿和瓦特被邀请到法国宫廷去做客。走向政权的道路：两个皮尔，父与子。
这个虽是前天新生出来的，但却富裕、勤劳、野心勃勃的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逐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在英国社会（这个社会甚至今天还几乎完全保存着古代的等级和等级带来的偏见）中被人承认的地位是怎样呢？这些新人物不仅自己的财富，而且自己所行使的权力以及自己手下所支配的那些人数，都在促使自己与地主贵族不相上下，他们难道已经了解到自己在那被产业革命改变了的社会里属于哪一等第吗？根据某些迹象，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暴发户阶级在上层的高傲和下层的势利观点看来是不重要的。在1803年制定的一个十八世纪英国名人表里，人们找不到一个工厂主或发明家的名字。 138 在这同一时期，韦奇伍德的继承人亦即他的儿子在做多塞特郡郡长时，不得不忍受该郡绅士们不大隐匿的轻视，因为他毕竟不过是一个陶器工人而已。 139 他们中间许多人属异教派，亦即“非国教徒”，这在他们和上层社会阶级之间就造成更多一层的障碍。 140 然而，那些从尚无大工业的国家来到的、能够更好地了解其特征的外国人，往往看到至少有几个重要的工厂主在英国所占据的卓越地位。一个法国人在参观了一个印花织品工厂 141 以后写道：“一个相当富裕、能够开办这样一个工厂的人，不会愿意干他认为低于其财富的职业：他会很快地变为最高法院的推事或枢密院的审查官。而且，他是对的，因为人追求职位上的尊贵是自然的，理由是个人的功绩绝不产生尊贵。在这个国家里，伯明翰的博尔顿先生、埃特鲁里亚的韦奇伍德先生、科戴尔的斯特林先生以及所有这样身份的工厂主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却享有一种能使他们与最著名的人物相等的名望和尊贵。” 142
这种威望主要是建立在地方势力上的。我们不打算把工厂主们同封建主们重新作出老生常谈的对比，但是，他们同封建主们有这样的共同点，即某些地方或某些地区是归他们所有的。不仅在他们以主人身份指挥的工厂里，而且还在他们企业以新生命使之活跃起来的那个村庄或城市里，在他们工业成为其必要富源的那个郡里，所有居民都决心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自然领袖。兰开夏和德比郡的纱厂主们，伯明翰、塞文河畔和南威尔斯的冶金家们，斯塔福德郡的陶瓷制造者们，在实际权势方面与大地主不相上下，但他们的资格威望已高出于大地主。这里所谈的，难道不是指实现整个地区都要得到其好处的、某种公用事业的大工程吗？他们比任何人都关心这种工程，并且愿意领先倡导。例如，在布里奇沃特公爵作出的榜样之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赞助了英国航路网的创设。在那些负责拟订计划、向当局领取必要的准许证以及最后组织工作和开发等委员会上，人们看到工厂主们是和当地贵族中大人物并肩地坐在一起的。 143 他们彼此都有许多忠诚的拥护人，而后者并未想到要责备他们，主要是因为工作本来就是为了他们自己。
工厂主在发挥其积极性的那个地区以外，在人们授予他的重要地位与感激他的功绩的那个地区以外，大概是不会碰到同样的尊敬的，人们是按照他的功劳来对待他的。但是，一个大贵族对一个普通制造商——即使他是有功劳的人——和对一个商人会有不同的对待，这难道不是时代的征兆吗？从十八世纪初起，法国和英国的“哲学家们”的确已经争着致力于恢复工艺美术以及手工的地位。 144 对大工业创始者们所表示的尊重用这种风尚来说明比较用近代社会中留给他们的地位这种真实感情来说明，也许更正确些。
韦奇伍德以其艺术家的资格，或者至少以爱好者所搜求的奢侈品生产者的资格，在工业家们中也占着一种独特的地位。绅士和贵族在赞助他的时候，是按照一切贵族的传统惯例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却超过了赞助他的范围。高尔家族、卡思卡特家族、塔尔博特家族都以朋友的礼貌同他往来。 145 博尔顿虽然应被看作是工业家而远不是艺术家，但自1767年起，换句话说，在他同瓦特合伙之前，已被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夏洛特接见过好几次，每次接见，他们都同他谈得很久，并且过分地称颂他并关心他。 146 卡德林二世在1776年访问英国时，接受了索霍工厂主的几天款待。 147 后来，博尔顿及其合伙人被以极其奉承的措辞请去参观巴黎， 148 他是以法国政府的费用到巴黎去的，他在巴黎受到上宾礼遇。 149
这些杰出人物所得到的光荣也转移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上去。这种光荣可以说已把资本的威力所给予工厂主们的那种实际地位固定下来了。但是，这一点绝不会使他们满意的。他们的利己心同他们的自尊心一样鼓舞着他们把野心提得更高，他们已经羡慕政治权力了。
第一个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传记使我们看到这种对财富和政权的双重征服。 150
皮尔开始时非常平凡，1772年是伯里印布工人，他叔父霍沃思的合伙人。他注意追求各种新颖样式，在领导企业方面又发挥了异常的积极性， 151 所以不几年就发了财。从1780年起，他几乎雇用了伯里的全体居民，或者在工场里劳动或者在家里劳动。1788年，他在刚从斯塔福德郡塔姆沃思买得的地皮上建筑了一座工厂。正是在这个地方，在1790年，他被选为议会的议员。他非常崇拜威廉·皮特，他把皮特主要看作是工业的，即“国家威望的真正泉源” 152 的开明的赞助人，在同法国战争最困难时刻，他热情地支持皮特政府。1797年，在财政危机达到极点时，皮特号召私人用特别捐助来增加国家财源，这时，皮尔汇给他一万镑。另外，皮尔还自己出钱装备八个连的志愿军，即伯里忠义志愿军，他以陆军中校衔指挥他们。为了奖赏他，就封他为准男爵，这是世袭的头衔并带有industria（勤勉）字样的题词。 153
他在下议院中的作用并不十分重要，但有一个值得记忆的情况要除外，这就是他在1802年提出并得到通过的关于纱厂中学徒劳动的法律，这项法律是整个劳工立法的开端。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用在政治上。他很关心的以及给自己指定的任务就是将其家庭的优越地位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他放弃自己的宏志，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他说，在他儿子年幼时，就使他献身于为家乡服务。 154 他大学一毕业，他就替他在爱尔兰一个衰落城市中找到一个职务。不久之后，他又使他进入斯潘塞·珀西瓦尔政府充任次长。他亲眼见到那伟大历程的各个连续的阶段。他看到他儿子在1812年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1820年任内务大臣，1828年成为下议院的领袖。 155 他希望在未死以前看到他当首相， 156 这是他唯一没有实现的梦想。
一个世代的时间足够一个工厂主家庭升到全国头等的等第。工厂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执政是比较迟的。皮尔家族虽然是新人物，但很快就参加了传统的党派，他们因加入贵族的和社会保守的党而自豪，这个党因竭力反对法国革命并终于取得斗争胜利而得到巩固。 157 他们的保守主义虽然后来要扩大到自由主义的境界，但起初却装作狭隘的和排外的样子。他们绝不希望对那些后继者把门开得太大。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个大宪章，对产业革命在政治领域上的承认，其反对者就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伯里工厂主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