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离开了突尼斯中部，向北推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如此。在突尼斯的漫长缠斗已经到了尾声。这场杀戮不会再拖上多久。

英国在突尼斯的部队人数，以及部队的经验都比我们要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为他们分担了很多，但随着英国第8集团军的到来，英国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试图从中得出险恶的推论是不对的，因为事实本来就是如此。自从蒙格马利从埃及一路追杀隆美尔，打造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成就之一，人们就认为英国人应该负责厮杀。

第8集团军是一个伟大的组织。我们这些记者都为之折服。我们的部队也同样对他们钦佩不已。它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军队之一。我们沿着突尼斯海岸追了几天，近乎带着敬畏之情来到他们身边。

它的持续行军安排得如此完美，看起来更像是商业大公司，而不是毁灭性的军队。在沙漠的阳光下，第八集团军的军人们皮肤黝黑，衬得眉毛成了白色。大多数人都穿着短裤，看上去很健康。他们的士气很高涨。我们自己部队的士气也不错，但那些来自炙热沙滩的男孩们充满了征服者的活力。

他们友好、骄傲、自信。他们在沙漠里待了三年，脸上带着胜利的表情。我们羡慕他们，为他们感到骄傲。

北部乡野与我们美国人刚刚度过冬天的半沙漠地带完全不同。在北方，土地肥沃，一切都是碧绿的。

突尼斯北部到处是丘陵和山谷，一棵树也没有，但在春天，大地被深绿色覆盖，牧场和新鲜生长的谷物郁郁葱葱。小野花洒满了乡间。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爱、更温柔的国家。它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似乎在诉说它的富饶。那是一片丰满、成熟的土地，春季的生活似乎是甜蜜而值得的。

那里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碎石路，村庄坐落在山坡上，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是明信片里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突然开车走进那片清爽的绿色，感觉像是伸出双臂拥抱这片青翠的美景。它与我们所见过的突尼斯大不相同。

然而，宁静的绿色渐渐被鲜血染红。道路上挤满了棕色的车队，拖车上摆着长长的枪管。蔚蓝无比、白云朵朵的天空中，成队的战斗机发出巨大的轰鸣。没过多久，突尼斯整个东北角就呈现出一种暴力感，与这片土地上大自然赋予的仁慈完全不相符。

我们唯一能为自己开脱的就是，即便是在亵渎美的过程中，人们依旧有能力欣赏美。

无数士兵都希望，在和平时期，有朝一日能把妻子和孩子带到突尼斯，让他们看看我们曾经熟知的战场。但除了城市，他们找不到多少东西能够提醒他们昔日这里曾经存在的凶残与暴力。

我走遍了突尼斯战区——我们所在并因此而熟悉的这部分，还有因为被德国人占领而不了解的那部分。

我没有看到印象中一战时法国照片里那种荒凉的乡村。那是因为战斗是机动的，双方都没有使用永久性的大型武器，而且大部分地区没有树木，空空如也。但战争依旧留下了许多痕迹。

在埃尔盖塔以东，在一个宽阔的山谷里，一条平整的碎石路穿过，我看到远处平地上有一些深色物体。它们是战斗双方烧毁的坦克。在路边1英里（1.6千米）处的地方，两辆坦克像双胞胎一样坐在一起。其中一辆坦克，巨大的履带断开，在后面拖了50英尺（15.2米）远。坦克里面一片狼藉。烧焦的残肢、机械碎片散落在外面。我们的士兵已经取走了德国坦克残骸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但仍有大扳手、浸了油的手套和变形的子弹盒躺在那里。

还有许多坦克分散在山谷中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一辆坦克的背面，离巨大金属残骸不到五英尺（1.5米）的地方，有一个新搭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一个德国坦克手，土堆上只有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没有写名字。

山坡上，白色的弹片依然清晰可见，那是炮弹爆炸后留下的火药痕迹。通信兵的电话线缆太长了，没办法收集在一起，只能散落在路边。

碎石路上，有炮弹或俯冲式轰炸机留下的大坑。路边不时地站着孤零零的小坟堆，上面插着木头十字架。有些电话杆被砍掉了，还有许多空的弹药箱。但这些东西，人们必须很仔细地看才能看到。这里发生过一场大厮杀，却只留下细微的痕迹，很难摧毁附近几英亩的金盏花和广袤而鲜嫩的沙漠草地构成的美景。

西迪布济德就是那个白色的小村庄，2月份时我看着它被炮弹炸毁。几个星期后，我才得以走近仔细观看，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它被德国占领。它是我曾经非常了解的乡镇之一。但我回来时，只看到一派可怜的景象。它几乎不复存在了。曾经的几十所白色石头土坯矮屋，现在变成了一堆废石墟。它已经死了，因为德国和美国坦克纵队相向而行，在这里相遇。双方的炮弹倾泻着怒火，对着它轰炸了好几个小时。这里肯定得有一个新的西迪布济德。

法伊德隘口是格兰德多萨尔的最后一个关口，从这里往东走，就是长长的平原地带，再往前就是斯法克斯边上的地中海。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渴望地盯着法伊德隘口，试着攻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德国人大撤退时，自愿离开了法伊德隘口。他们放弃得如此彻底，又充满恶意，埋下许多地雷，我们根本不敢开下马路，生怕被炸飞。

我们的工程师带着电子仪器在雷区扫雷，一旦发现地雷，便做上警告标记，直到把它们挖出来，或者引爆它们。警告标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用膝盖高的棍子把地雷围起来，再在棍子上围上一圈白色带子；另一种是在棍子上面插上两个相反的箭头，白色箭头指向左边，意味着那边是安全的，红色箭头指向右边，意味着那边有地雷。

相信我，在看过几辆被地雷炸翻的卡车和吉普车后，我们怕死了地雷，每次经过路边的箭头时，都害怕地贴着另一侧路边走。

我不愿意想起可怜的斯法克斯。我觉得，它是我们看过的突尼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有点迈阿密比斯坎大道的感觉，还有点圣地亚哥的风情。但它被摧毁了——至少市中心的商业区被摧毁了，因为它就在前线的海边，盟军的轰炸机对它大肆轰炸。不过在轰炸前，整个商业区进行了疏散，人员的伤亡可能很轻微。

轰炸过后，斯法克斯的部分地区像是闪电战中的伦敦。一辆机车散落在人行道上。皇家棕榈树被连根炸起，可怜地躺在街上。那些小公园已经是空无一人的坑洼之地。碎石街道上有很大的裂缝。市中心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炸成了废墟。

法国人觉得我们不应该轰炸斯法克斯，因为它是法国的地盘。但它是德国最大的补给港之一，如果不炸掉它，它将切断我们的喉咙，还有法国的喉咙。

凯鲁万是一个神圣的城市，是一个较小的圣地，[1]但对德国人来说并非如此。整个冬天，他们都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的铁路和公路供应点。

德国人在第8集团军面前逃跑后不久，我们就到了凯鲁万。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重新占领的场面。我们的三名记者坐着吉普车进城，却惊讶地发现街上挤满了人，他们挥手欢呼，为每辆路过的车辆鼓掌。

他们不知道我们跟第8集团军有什么差别，同样热情地对待我们。我们也兴高采烈地冲他们挥手，仿佛是我们把德国人赶跑了似的。

凯鲁万被轴心国统治了近三年，但没有遭受太多轰炸。这里可能出了一点错，有报道说，我们的飞机炸毁了华丽大酒店，那个酒店曾经是德军的一个指挥部。事实是，华丽大酒店依旧矗立着，丝毫没有损毁。

在凯鲁万，我们又见到了白人女性，我们大多数人很久都没有见过了。三个法国女孩在街角站了几个小时，在盟军的坦克和卡车经过镇上时，她们一边微笑一边挥手。其中一个女孩穿着蓝色裙子、白色上衣，她从其他女孩中脱颖而出。这一幕之后，无数士兵跟我说起，他们在凯鲁万见过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最后，他们描述了她的穿着，原来他们说的都是那个蓝裙子白上衣女孩。

一个女孩，只是站在街上挥挥手，就让远离女性太久的士兵们产生了幻觉，仿佛置身于许久不见的百老汇大街。

加夫萨是一个南方小镇，在被德国占领几个月后，又被我们夺回。它没有被枪弹损伤太多，却遭受了残忍士兵的毒手，究竟是德国人，还是阿拉伯人，我说不好。

一个法国军官估算过，加夫萨的阿拉伯人里面，支持德国人的占85%，支持法国人的占5%，剩下的10%两边不靠。这证明了德国的宣传能力，因为阿拉伯人是强权的倾慕者。

无论如何，当我们回到加夫萨时，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所有犹太人和富裕阶层的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房屋都被毁了。窗户被打破，地毯和所有贵重物品被偷走，家具被砸碎，扔到街上，让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偷走。强盗们走进不错的小旅馆，用锤子砸坏每个洗手间、每面镜子、每扇窗户，还毁坏了镇子上所有制冷系统。

他们对城市发电厂的严重破坏是合乎逻辑的，但一时兴起对私人物品及花园的损毁与摧残却是野蛮的，仅仅是因为野蛮。

德军中断这个国家的粮食供应，造成的惨痛，可能比实际战斗中任何一方都要多。被坦克蹂躏的田地会再次生长，流沙会填满那几十万条壕沟，弹药箱、煤气罐和废弃的坦克会自行生锈而被人遗忘。毁掉的小镇会被重建。而阿拉伯人，正如几个世纪以来那样，会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缓慢地处理自己的事情。

非洲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场战争与上次在法国的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在非洲，有太多的美国人睡在罂粟花下，罂粟花是那么红艳、生动，它们的美，奇怪地令人感到悲伤。

沙漠里的战场和北方的战场一样，鲜花盛开。它们长得狂野，像草丛一样茂盛，覆盖着大片的土地。它们绽放在大片红色、黄色和橙色的土地上，旁边是同样茂盛的清新的绿色嫩草。所有这些都被茂盛的绿色新草所包围。我们当中，即便是最迟钝的人，也不禁被这种反常的美丽感动。

我不时停下来看看战场上的一些坟墓。德国人把死者埋葬在路边的小坟墓里，但我们一般集中在少而大的墓地里，通常在城镇的边缘。阿拉伯人被雇来挖坟地。

加夫萨有一个美国人的陵园，有600多座坟墓。它在一片沙地上，坟墓在裸露的灰色土地上整齐排列。每个坟墓上都有一个齐腰高的木十字架。旁边的一个帐篷里，有一大堆现成的十字架，还有一堆新做好的大卫之星的木头标记，是给犹太死者用的。

德国的小公墓总是用一排排白色的石头围着，有些公墓，还用白色石子摆成字母。我记得有一个是说（大概的翻译）：“这里的死者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荣耀献出了自己的灵魂。”

在一个大约有100座坟墓的德国公墓里，我们发现了11个美国人的坟墓。他们跟死去的德国人躺在一起，没有隔开。他们的坟墓与德国人的坟墓完全相同，只是木制十字架上的名字下面写着“美国人”，下面是他们的部队编号。想必他们的“狗牌”[2]和他们埋在了一起。

在其中一座坟墓上，部队编号下面还写着“t-40”。显然德国人认为这是他的编号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指的是，这个士兵在1940年第一次注射了破伤风疫苗。

参观这个墓地时，我的朋友帕特·多纳迪奥中士跟我一起。离开时，他说：“他们尊重我们的亡者，和我们尊重他们的一样，知道这一点很令人欣慰。”我们还看到田野里有些意大利人的坟墓。它们也有很好的标记，每个坟墓前面都有一束枯萎的金盏花。在一小片标记和装饰都很漂亮的意大利墓地里，有六座坟墓，显然是在撤退前的最后一刻挖好的，只是简单的土堆，每个土堆上除了倒插着一个空酒瓶之外，没有任何标记。我们可以看到瓶子里的纸片，上面写的显然是意大利亡者的姓名和编号。当然，我们不会拔出瓶子，破坏这些坟墓，但即便想这样做，我们也不敢。我听过有些传言，虽然无法证实，这些墓穴标记有时候是诱杀装置。

德国人撤退得干净、彻底。他们的回收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的需要。我们走遍了他们撤离后的突尼斯乡间，证明他们来过的东西很少。我们在田野里看到烧毁的坦克，看到被炸毁的侦察车和意大利卡车躺在路边的沟渠里，就只有这些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修复的东西。汽车残骸的轮胎、仪表和车灯都被拆除了。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留下许多锡罐、盒子或其他垃圾。

德国人撤退时，我们没怎么看到被烧焦的土地，可能是因为向北撤退来得太快了。有些桥梁被炸毁，山口和被破坏的桥梁周围的小路上都埋满了地雷。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电话线都被毁了。公路旁的电线杆，每隔几根，他们就砍掉一根，还剪断了大部分电线。电线杆不是被砍断的，而是在离地面约两英尺（0.6米）的地方被锯断，而且锯得非常整齐。

在我们北上时，上天似乎下定了决心，要慷慨地补偿我们在冬天遭受的苦难。天气好得谁都说不出什么来，堪称完美。雨季结束了，寒冷也消失了。一切都是葱葱郁郁，鲜花在乡间绽放。太阳很早就升起，阳光明媚，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阴雨和大风之后，这种天气真的是上天的恩赐，就好像弗吉尼亚的6月一样。

我不知道战斗部队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就我自己而言，我迷醉在这春天里，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在阳光里，良心都过不去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记者在一片杏树林中扎营，在脚踝那么高的蓝草里。阳光从树间洒落，偶尔有蜜蜂在身边嗡嗡叫着，让我想起美国中西部的夏天，那些懒洋洋的日子。那片杏树林是我所知道的最宁静的地方之一，我经常在帐篷外躺上几个小时，就躺在草地上，沉浸在“罪恶的知识”中逃避工作、逃避战争和其他一切。

我们离前线太近了，可以一直驻扎在这个营地，去前线只要半个小时。德国战斗机每天都来，但我们的空中优势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根本不抬头看。炮声整夜隆隆作响，地面不停颤动。刚来时我睡不着，现在早已习惯了。

让我不习惯的是我们的空中优势。虽然不习惯，但我不得不说，在与臭名昭著的敌机短暂“交往”过后，我发现它们其实是一种最愉快的陪伴。

己方有了空中优势，人们就可以在帐篷里坐着，不用每次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赶紧跑出去谨慎查看。有了空中优势，人们就可以开着吉普车一路前行，而不是每次看到远处有一只鸟在飞，就赶紧钻到壕沟里去。有了空中优势，人们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飞机，而不是敌人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如果看到一架德国飞机，我们都不会大惊小怪了，因为我们知道天空中到处都是我们的“老鹰”在巡逻，在它造成伤害之前，它们就会对付它。

那些日子，我们在突尼斯拥有了空中优势，天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不久之前，我们的优势本来是五比一，但随着德国人撤回一些飞机，加上有些飞机又永远地坠入了尘埃，我们的优势便与日俱增。

我们的地面部队终于体验到了，战斗上一整天，而天上没有敌机对他们俯冲轰炸的美妙感受。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强、敌人的削弱，我们差点开始可怜对方的地面部队了，他们也在品尝来自天空的苦酒。

那段时间，我又和一些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住在一起。我发现，打破平衡对他们的影响和对地面部队的一样。他们沉醉在这种优势中，飞得前所未有地畅快，因为他们终于成了食物链的顶端。

阳光明媚，晒得干草暖洋洋的。地勤人员疯狂地工作，让飞机保持可飞状态。飞行员的工作强度很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们可能撑不了太久。有些战斗机飞行员一天要执行五次任务，以前一天顶多一次。战斗机什么活都干——护送、地面扫射、空中缠斗，甚至是小规模轰炸。

我来告诉你们空中优势是怎么一回事。以往，我们会派战斗机掩护轰炸机，但战斗机总是不够用。现在，我们有了空中优势，我们不仅有充足的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甚至还可以给那些用作掩护的战斗机再派一层掩护。双重掩护，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许多“自由巡航”的战斗机，远在轰炸机的视线范围之外，只是为了拦截一切可能出现的敌机。作为收尾，轰炸机离开目标后，为了避免常规掩护的战斗机遇到麻烦或燃油不足，我们还派出别的飞机接应轰炸机。这种就是“扫荡任务”，它铲除了许多顽固的害虫。

那一整个冬天，双方都在空中不断巡逻。从黎明到黄昏，每天有两到六架飞机不停地在每个机场上空盘旋，随时做好准备，等待敌机出现。在我们占了上风之后，我们仍然在巡逻，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额外的工作。我认为这是空中优势的最终体现：我们也在德国机场上空巡逻！

事实上，我们的战斗机在一个大型德国机场上空巡逻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来回回环绕飞行，逼得所有德国飞机无法起飞。当然，这是一个特例。我并不是想让你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所有的德国机场上空巡逻。但其实发生这种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惊人的。

是的，空中优势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是生活中小小的奢侈，而我却渴望它成为日常。

我们在北非的部队里依然充满了传言。大多数是关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家的。有传言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说，突尼斯战役一旦结束，北非士兵们的母亲、妻子和情人们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这个传言迅速地传开了，士兵们立即将其解释为，在最后一个德国人离开非洲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可以回家。我们的一些部队热切地相信这一切真的会发生。

橘子的季节结束了。在这里作战期间，甘甜多汁的北非橘子是最让我们愉悦的东西之一。几个月来，我们每天都要吃上十几个。橘子过季后，我们偶尔能喝到美国运来的罐装果汁。在英国人的食堂，我们发现了一种小瓶装的、叫作抗坏血酸片的药片。我们每天吃这种药片，弥补饮食中缺乏的水果。

受到英国军需品的启发，我们有了一种新型的美国口粮，有些经常出行的士兵觉得它比别的口粮都要好，那就是“u口粮”，它设计得非常好。四到五个必须在旅途中自行安排饮食的人所需要的一切，这份口粮里都有。

它装在木箱中的纸板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罐装的，或小袋装的，分量只够一顿吃的。随附的还有两份印刷的菜单，指导人们如何食用。我弄丢了一号菜单，二号菜单是这么写的：早餐——番茄汁、全麦麦片、培根片、饼干、咖啡；午餐——豆子汤、烤牛肉、速食米饭、饼干、柠檬水、硬糖；晚餐——肉和蔬菜的杂烩，干梅子，咖啡，杏酱。

口粮里还有根汁汽水[3]、橡皮糖、罐装黄油、粉末状的番茄汁和两大包卫生纸。番茄汁味道很差，但罐装培根口味绝妙。上帝保佑u口粮！

正如战时必然会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亲密的朋友有时会消失。他们走后，我们就会坐上一个晚上，讲述他们的故事，就像以前通信机飞行员执行任务一去不复返时那样。

来自密尔沃基的律师伦纳德·贝斯曼中尉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被抓走的，而不是被杀。所以我们都希望，不久后能再次见到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以前提到过他。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士兵中，对于战争中微小的美好，还有生命中巨大的悲剧，他是最敏感的。可能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也可能不是。我不知道。

在他被抓之前很久，他就成了勇敢的代名词。那是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勇敢，一种坚不可摧的勇敢。他迟早会牺牲或被俘。我从没听说过有人不喜爱他，不钦佩他。

晚上，我们坐在床上，因伦尼说过的话而欢笑，因为它们听上去很夸张。但我们很了解他，知道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伦尼说的都是真心话。

他被包围、压垮和俘虏的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我们的先遣部队前面很远，因为那是他的工作，突然他发现自己被阻截了，前面是一辆德国坦克，旁边是一排实弹机枪。伦尼跳下吉普车上，举着点45手枪，对着全副武装的敌人大喊，“出来吧，我不会开枪。”如果是其他人，这可能是虚张声势，但伦尼是认真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发现，战争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变得厌倦，但伦尼从未厌倦。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在丰富的头脑中像镜子一样映射所有与他擦肩而过的人或事。我们有一种专门安装在半履带装甲车上的高射炮，需要两个人开火。炮手们坐在枪炮后面两个桶形的金属座位上。在一次可怕的俯冲轰炸和扫射中，敌机直接冲着他们轰炸时，伦尼就躺在座位旁边，盯着那两个特种炮手。

他们一动不动，只是坐着开炮。突然，他们一起从座位上侧身倒下，死去。同一瞬间，另外两个美国人像双胞胎一样从半履带装甲车的长椅上起身，坐上了死神刚刚腾出的座位，继续开火。伦尼被士兵们自觉承担战斗责任的这一幕深深地感动，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几乎哽咽。

最令他敬佩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炮兵给德国人密集制造麻烦的时候。德国人找不到炮兵部队，所以晚上派飞机过来搜寻。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要保持低调和沉默，一旦朝他们开火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他们每天晚上都来，却始终没有找到我们。但每天晚上，在他们四处盘旋并最终离开后，一个孤身一人却充满轻蔑的炮手都会向他们开上一炮，就像在说：“我们就在这儿，你们这些傻子！”

一夜又一夜，敌机离开的时候，那个炮手都会开一炮。他的俏皮让伦尼感到振奋，我听到他说：“我真想跟那个人握手。我要找到他，就算他是个二等兵，我也要向他敬礼。”

我们听说，德国人把在埃尔盖塔俘获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带到突尼斯的主街上，把他们装上卡车，再拉回来，然后让他们下车，在城里游行，让人们觉得囚犯很多。伦尼的一个朋友说自己好像看到了伦尼，就在他第三次被迫沿着突尼斯的主要街道游行时，他拧着鼻子摆出一副与众不同、滑稽可恶的面孔。这是伦尼的一个小习惯，他想，“我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还有一个朋友，我在前文提到过的，也在失踪者之列。我们几乎确定，他也被俘了。他就是密苏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托尼是某个部队的营务官——类似于军事化酒店的经理。

就在托尼失踪之前，人们刚给他起了个外号“诺亚”·隆普金，因为他似乎总是选择这种悲惨潮湿的地方当指挥所。在被俘前的最后一次行动中，颇为幽默、英俊的指挥官把隆普金上尉叫到身边，一起站在一个帐篷外面，眺望着水面的风景，祝贺他将他们安置在如此美丽的湖中。

如果托尼·隆普金能满足于做自己相对安全的“酒店管理”工作，那么他根本不会被捕。但他想亲自上阵。他是个熟练的炮手，最后他说服了指挥官，让他带上五个人和一门带轮子的小炮出去，看看能干掉点什么。

第一天，他们收获了一辆德国卡车，还有一个从他们开火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卡车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头骆驼。第二天，他们往山里行进，想找到一个射击的好位置，但一无所获。第三天，他们往山里又走远了些，寻找开火的完美地点。

隆普金上尉过去和底特律的查克·米勒少校共用一个帐篷，他们和助手、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威廉·尼科林下士（我已经提到过他们两人）组成了一个亲密的团队。

第三天晚上，米勒少校回来晚了。看到托尼的帆布床空着，他很吃惊，也有点担心。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还是没看到托尼。米勒少校去见了将军，并得到允许，开始与他自己的宪兵小队一起搜寻失踪的同伴。

他们找遍了托尼去过的所有地方，最后，通过研究地形，与附近的人交谈，询问德国战俘，他们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隆普金上尉一直想去的那座山里全都是德国机枪手。许多德国人都发现了他。他们派出一支小分队，绕到他身后包围了他。后来一个被俘的德国人说，有个美国上尉用枪打死了一个德国人，打伤了另一个，然后被抓走了。

小小的隆普金-米勒-尼科林家族并不悲伤，它只是缺了一角。“我们是个完美的组合，”米勒少校说，“托尼是个慢性子，为人随和，而我脾气大，很急躁。我们彼此制约、平衡。我能让他振作起来，他能让我冷静下来。我们肯定会想念他的，不是吗，尼基？”

那年春天，我离开前线一段时间，和其他部队住在一起。在我离开期间，前线有许多战斗。当我打算回到前线的老朋友身边时，我在想，我是否能感觉到他们的变化。我感觉到了，很肯定。

最生动的变化是，他们谈论杀戮时已经有了漫不经心和例行公事的态度。他们已经完成了心理转变，从原本正常的认知：“夺取他人的性命是罪恶的”，变成了新的职业观：“杀人只是一门技艺”。他们不再觉得杀戮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转变令人钦佩。

我想这种新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过去没有必要跟他们一起产生这种转变。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我只有在偶然的机会或情况下才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不需要从个人角度考虑杀人，并且对我来说，那依旧是谋杀。

即使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充满死亡与毁灭的冬天之后，我似乎只是很偶然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是多么真实，多么可怕。在真真切切的战争面前，我的情绪似乎一片死寂。我发现，看到一排排新的坟墓时，我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样堵着。不知为什么，看到残缺不全的尸体时，我不再会畏惧，也没什么太深的感触。

只有当我独自静坐，远离一切，或者晚上躺在铺盖上，回想我看到的一切，想啊想啊想，最后，想到新近牺牲的人们给我带来的巨大打击，就好像噩梦一样。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要逃离。

但是对于战斗的士兵来说，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作战后，他就把这些抛在了脑后。他的血液是沸腾的，他是在为活命而战斗，杀戮之于他，就像写作之于我一样，只是一种职业。

他想单个杀人或者成批量杀人。他想看到德国人在突尼斯的陷阱中被蹂躏、被屠杀。他激动地谈起，尸体是如何堆积如山，我们的轰炸机是如何击沉载满了敌人的船只，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突尼斯、在他们自己挑起的大屠杀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方面，前线士兵与我们其余人都不一样。我们其余人，你们和我，甚至是非洲战线后方的士兵们，我们都非常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只是在理论上。而前线的士兵们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切实行动，杀死足够多的德国人，来结束这张战争。他们是真的在战斗。我们其余人，不管我们工作多么努力，都不是。不管你说什么，除了实战经验，没有什么能让人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半决战——突尼斯中部的大扫荡——中，我们第一次有大型部队投入战斗。坦白地说，他们并非都出类拔萃。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也承认这一点，令人钦佩的是，他们没有打退堂鼓。英国人不得不几次帮我们渡过难关，但美国和英国指挥官都不担心，因为我们并不缺乏勇气，只是缺乏经验而已。他们都知道我们下次会做得更好。

第一步兵师便能证明，我们美国部队在经历了磨炼之后会有多能干。小伙子们在半决战中表现很出色。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们的人员基本没有被俘虏的。其他人要么受伤，要么死战到底。“他们毫不退让，”一位将军说，“死也死在散兵坑里。”

我听说，战斗一结束，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就去了战场。美国大兵们死在散兵坑里，手上依然握着枪，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位英国老兵一遍一遍地自言自语表示哀悼：“勇敢的人，勇敢的人！”

一天下午，我们换到一个新地方，在一条隐蔽的装甲部队战线后面几英里处。正是这条战线把我们与突尼斯北部的德国人隔开。第一天晚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不知为何，整晚我都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这个夜晚像个地标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抵达新营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还在搭帐篷，德国飞机就从头顶飞过。我们停下手上的事前去查看。这是敌机的惯常套路，地面和天空中都传来阵阵的隆隆声。突然，我们意识到一架飞机正朝我们直冲而来，我们发疯似的朝散兵坑跑去。我的两个军官朋友早就挖好了一个3英尺（0.9米）深的洞，在上面搭了帐篷。他们向帐篷跑去，我追了上去。帐篷的盖子打不开，我们紧张得挤在一起。最后，盖子终于打开了，我们一下从狭窄的洞口钻了进去。

我们趴在洞里，脸朝下，飞机在头顶上发出可怕的轰鸣声。我们都被困在里面，等待着袭击。周围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当一切结束时，我们找不到任何炸弹的坑洞，也没有人受伤。但我们能看到许多许多神色紧张的人。

暮色降临，前面的山里，大炮开始持续轰炸，因为离得不够近，声音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就像是暴雨来临前的雷声——从童年起，这种声音就一直让我感到悲伤，仿佛预示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厄运。

我们在帐篷里睡觉。附近农家院里有许多狗，它们叫了一整夜。炮声不断，24小时都没有停止过。偶尔有枪声，可能是德国巡逻队的，也可能不是。我们不安地躺在床上。睡意久久不来，我们辗转反侧。我啪的一声打开了手电筒。

“现在几点了？”旁边床上的克里斯·坎宁安问。

“差一刻一点。”我回答，“你没睡着吗？”

他没有。

远处一架飞机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接着越来越近，直到飞到我们头顶。“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克里斯在黑暗中问道。

“声音没有那种跳动感，”我说，“所以肯定是英国的。不过，见鬼，我也分不清，不知道是什么。”

飞机飞过，渐渐听不到声音。炮声依旧连绵不绝。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突然有一声枪响。几只母鸡发出吓人的咯咯声。我记得，就在黄昏前，一个士兵在我们的新营地向一条蛇开枪，他们以为那是眼镜蛇。我们刚刚还听说了蝎子的故事。我感到毛骨悚然，不知道我们的帐篷盖是不是足够严实。

另一架飞机在空中发出轰鸣，我们躺着听，心怀恐惧。突然，一条狗狂吠起来，在我们小小的营地里乱跑，像在追恶魔一样。我的心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平衡感，我变得神经质，对自己充满了愤怒。

飘飘荡荡的鬼魂，像波浪一样浮动，撞得我们的帐篷颤抖。鬼魂也轻轻地晃动地面，让狗吠得歇斯底里。鬼魂在天空中游荡，在我们的藏身处畏缩着，窥视着我们。到处都是鬼魂，随着战场上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队伍也在成倍壮大。

我们躺着，想着墓地、肮脏的士兵，还有令人战栗的大炮声，我们无法入睡。

“几点了？”黑暗中旁边床上传来一个声音。我又打开了手电筒。

“4点半，看在上帝的分上，睡吧！”

天亮前，我们终于睡着了，什么都没管。

第二天早上，我们聊了聊，发现所有人整夜都在胡思乱想。这真的令人费解，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更大的危险，许多个晚上，我们在这种炮声中照样睡得着。

只不过，有些夜晚，空气变得让人难以呼吸，心里的恐惧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我们又成了小男孩，迷失在黑暗之中。

[1] 凯鲁万是伊斯兰教的圣城之一，在法蒂玛王朝和齐里德王朝是行政、商业、宗教和学术中心。

[2] 军人身份确认牌。

[3] 用植物根、茎调味，含有碳酸气，不含酒精的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