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撇开特别是在农民经济中所保留的以前自给经济的残余不论，自给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起某种作用。在这里，企业产品本身又成为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例如，作为种子的谷物，煤矿所使用的煤等等。这种自给生产的范围随着企业联合的发展而增大。它之所以是自给生产，因为商品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作为本企业的不变资本要素来使用的。但是，它同以前社会形态的旨在满足需要的自给生产根本不同，因为它不是为消费服务的，而是为商品生产服务的。
2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与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恩格斯对此加了一个注：”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6—457页。)
3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2—273页。
4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5页。)
5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贡献是：他在他著名的《关于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中，指出对危机问题的这种研究的意义。值得注意的仅仅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提示。
6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
7 进一步的例子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76页以下。
8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56—557页。
9 同上书，第557—558页。
10 同上书，第561页。
11 同上书，第561—562页。
12 同上书，第562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6—207页。
14 乍一看来，繁荣时期的特征似乎是价格的普遍和一致的上涨，而萧条时期的特征是价格的普遍和一致的下降。这就是人们如此长期不懈地在货币价值的变动中寻找危机根源的原因。对货币数量论的迷信也在这里找到自己最坚强的支柱。
15 “毫无疑问，正是在洛林-卢森堡地区，采矿业和冶铁业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其影响十分显著，一些新工厂后来开始营建，因此在高涨时期长时间地促进了需求的增长。但是，在1899年底和1900年春，当这些新工厂开始投产时，发展的高峰已经过去，以致它们现在只是促进供给的增加……由于它们退出消费者的行列和带着自己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生产能力日益提高，生产过剩也就不可避免了。”(《1900年以后德国经济生活的纷扰》第2卷，见《矿业和制铁业》第48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4—136页。另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8页以下。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8页。
18 当然，我们这里只考察交易所危机，这种危机作为一般商业危机的一个因素而出现。交易所危机和投机危机，也可以孤立地发生。例如，交易所危机常常出现在产业繁荣的最初阶段，当投机在高涨开始出现之前实现的时候。1895年维也纳的情况就是如此。
19 例如，在最近的美国货币危机时期，向欧洲的棉花和谷物出口便全力加速进行，以期能够从欧洲赚得黄金。
20 当然，这是陈旧的经验。一位匿名的大陆商人对著名的金条委员会(1810年)成员说了这样的话：“事实上，我只知道清偿贸易收支逆差的两种方法，即或者付黄金或者破产。”
21 这是在皮尔时期；当今无准备的银行券数额约为1 850万英镑。
22 “当货币外流时，法兰西银行经常加算一份贴水；在国外需求增强时，贴水提高到千分之八，甚至到千分之十。因为外国只能使用黄金，所以贴现者必须把这一数额加算于国内贴现率。一般说来，可以肯定，在外国贴现率高而巴黎的贴现率很低时，就会使用黄金贴水。它使一张千分之五利息的为期三个月的票据，提高到年息为2％。”(萨尔托里乌斯：《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263页。)
23 不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而且奥托·鲍威尔也在他的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作了如此敏锐和令人兴奋的论述中(《新时代》第23卷第1期第133页以下)，被这个由经济现象本身所产生的诱惑所蒙骗。
24 例如，1890年以后的萧条时期，情况就是这样。整个1893年是一个具有异常充裕的货币供给和利息低微的年头。1894年2月底，伦敦银行的贴现率为2％；而3月中旬，私人贴现率为1％。1895年1月中旬，伦敦的私人贴现率在0.5％至0.875％之间。尽管在长时间内存有异常大的闲散货币，但高涨期只是从1895年下半年才开始。
25 近来，一般地说，由于忽视理论考察方法，一种恶习大大流行起来：根据短短几年间的一些观察中便推导出一般结论，把一个产业周期某部分阶段的现象，充其量是一定特殊周期的现象，提高为普遍“规律”。由于这种原因，其他人便拒绝任何一般的认识，并以等着瞧(qui vivra verra)的处世之道来宽慰自己。他们故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贬低到低级趣味的笑话的水平。
26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中的这种混淆达到了极点。这种理论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而忽略了一切生产(不管它们的历史形式如何)共有的自然条件；因此，便得出仅仅为生产而存在生产的奇怪概念，消费则仅仅成为一种累赘的附属物。如果说这已经是“荒唐的想法”，那它却有“方法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的形式规定性的分析正是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疯狂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它使杜冈的理论如此奇特而同时又如此令人振奋。此外，杜冈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不了解它。他对自己论敌的“健全的理智”展开如此激烈的攻击，即是由此而来。
27 这不仅是自今日始。“政治经济学的浅薄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4页。)
28 下述例子证明，高利息率并不造成危机：1864年，英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由于美国内战，棉花供给中断。因此，由东部印度和埃及供给的棉花增加，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迅速膨胀起来：从东印度的进口额由1860年的1 500万英镑增加到1864年的5 200万英镑；从埃及的进口额由1 000万英镑增加到差不多2 000万英镑。于是，银行提高自己的贴现率以阻碍黄金外流。在1864年间，贴现率在6％至9％之间波动。尽管如此，危机仍仅仅限于货币市场。商品市场上，价格提高不大。”尽管存在着过去只是在货币奇缺时才碰到的高贴现率，商业和工业却没有受到重大的震动。”“虽然发生持续的棉荒，英国贸易在这整个时期内丝毫也没有受到压抑。”(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第139页。)
29 顺便提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仅仅从他关于英国危机史的卓越的和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看来总也避免不了犯这种错误。
30 “1857年的危机在冶铁业袭击了一大批企业，1873年的危机则对这些企业的影响更严重，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彼此并无很大差别。因此，在普遍崩溃之中，许多本身从纯技术上来看是有生存能力和有生存价值的工厂倒闭了。1900年的危机，除了触及基本产业的大企业之外，还触及众多的按今天的概念看已属过时组织的企业，这些‘单纯’的工厂过去曾被高涨的浪潮卷上高峰。价格降低和需求减少使这些‘单纯’工厂陷入困境，而联合的大企业有时根本未陷于困境，有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是很短的时间。因此，最近的危机以与以前的危机完全不同的程度导致产业的集中。例如，1873年的危机，尽管它作了淘汰，但在技术状况方面却没有达到使胜利者企业形成垄断的程度。然而，由于自己的复杂技术、巨大的组织和资本力量，当今的冶铁、电气工业的大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长期垄断；机器制造业和某些金属、交通以及其他产业的大工厂，在较小的程度上建立了这种垄断。如果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某些‘轻’工业部门，危机对这些产业部门的影响同以前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那么，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银行业的最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上述其他产业的影响。”(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108页。)
31 只需这一个条件就足以造成货币危机，尽管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在关于1773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崩溃的记述中，对一次大破产的后果作了如下描述：“没有人知道这次破产的全部损失有多大，也不知道哪些其他厂家由于这次崩溃而毁灭。普遍的混沌状态使信用消失，一时间再也找不到现金。某些人害怕看到他们的票据被退还，另一些人担心收不回他们有权要求的债款，还有一些人试图利用普遍的困境从中牟利。因此，每个人都在寻求机会以最低价格购买，每个人又害怕付出自己的现金，于是流通几乎完全中断。”(《荷兰的财富》，译自法文，1877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44页以下，引自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77页。)
试将这一点与下列1870年战争爆发之际德国交易所情况的描述比较一下：1870年7月4日，柏林交易所的气氛极佳，而以后几天出现动乱，7月8日变得很不安宁，7月11日失去控制。恐慌持续了8—10天，随后恢复自信，下跌的运动停止……好像魔杖一挥，货币便从交易所消失不见了。普鲁士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9％，莱比锡的抵押贷款利息率上升到10％。卢贝克上升到9％，不来梅上升到8％。那些在几天前以3％或3.5％的利息就能得到的绰绰有余的货币，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国家为动员的目的吸收了货币的说法，已经为下述事实所排除：当时德国的发行银行业是分散化的，此外，一定货币贮藏在许多非发行银行和私人银行家手里。大部分货币仍然待在它原来所在的地方，但没有从钱柜里拿出来。谁能收取货币，谁就能把它放归别处。例如，来自慕尼黑的报道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以最佳证券和最大的抵押都不能筹措500盾。相反地，甚至连私人都认为必须设立一笔现金储备，以备万一，尽管这样做会有很大牺牲。”在法兰克福，“银行家们一心想收回他们的债权，因为公众也迫不及待地索还存款。银行清算债权的迅速增加表明，银行家和公众双方都试图筹措较大的现金储备，以应付一切偶然的事件。”
下面是来自汉诺威的关于现金贴水的报告：“每一个银行家，首先是汉诺威银行，只为自己打算……德国私人银行的票据和银行券被贬斥，持有通用证券和普鲁士证券的富有人物不得不蒙受5％的损失，而那些害怕以随意的价格进行销售的农民也不得不支付10％，甚至更多。”
这种情况以缩的程度反映了最近美国货币危机的所有典型特征，克服的方法也是同样的。在7月下半月货币困难时期，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措施以自救。在不来梅，参议院和市民会议通过关于赋予某些外国金币以法定支付手段的决议，但这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种货币如同该城市的本位货币一样被贮藏起来。在斯图加特，成立了一个银行同盟，该同盟发行了自己的3％利息和6个月偿还期的面值为50—500盾的证券。在慕尼黑，抵押银行和汇兑银行也把类似的债券投入流通。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为当地的发行银行提供了集体担保。只要有可能，贵金属就被从外国输入。截止到七月底，不莱梅银行和进口公司便拥有大量索维林。法兰克福从英国获得了黄金，从维也纳获得了白银。这些措施表明，它们在应付支付交易中的货币短缺上还算是有效的，但却不能给借贷市场提供资本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同上书，第323页以下。)
32 就这方面来说，针对目前的情况，马克思的下列论述应当加以限制：”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部分，因此，它在已买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因此，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0页。)
33 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间或插入一个独特的创业公司(信托公司)，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后者仍然直接依赖银行。
34 以上所述通过钢铁托拉斯的行为得到说明。这个托拉斯1907—1908年把自己的生产缩减到极限，以便维持价格。一年以后，生铁市场出现市价暴跌，所有其他金属市场也都被卷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