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以前被分开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现在被置于产业和银行的支配者通过紧密的个人联合而结成的金融贵族的共同领导之下。这种联合是以大垄断联合从而消除个别资本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当然，资本家阶级同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

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产生于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反对中央集权和享有特权的国家权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表了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利益，一方面反对大商社和殖民公司的特权和垄断，另一方面也反对封闭的行会手工业的特权和垄断。但是，只有在证明国家的经济立法是多余的或有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反对国家干预的斗争。同国家法律相对立，经济固有的规律性及其对国家立法的优越性，还必须加以证明。

这样，资产阶级的政策便建立在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变成了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后者又扩大成为争取个人自由、反对国家监护的斗争。这些观点如何上升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里不能详加考察。也许应该指出的只是，例如在英国，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在现代科学观点还不知道的某一时间取得胜利，但自由主义却没有把这种观点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之中。像法国自由主义所阐明的有关一切道德和宗教观点的革命转变，在英国绝没有成为国民的共同意识；相反地，经济自由主义在英国却比在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更强的贯彻。

然而，即使在英国，自由放任的胜利也是不完全的：银行业领域依然被排除在外。银行自由的理论服从于英格兰银行统治者的实际需要。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对实际执行的对外政策的影响则更小，这种对外政策在19世纪，如同在17世纪及18世纪一样，执行的依然是英国的世界贸易。在欧洲大陆，其实践则完全是贯彻营业自由，并依然作为对内政策的原则。而贸易政策很自然仍是保护关税的。因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英国产业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英国的这种领先地位绝不是仅仅由于自然原因，尽管这些原因也起重要作用。只要现代的交通运输体系还没有发展起来，水上运输以及由于矿石和煤炭产地相近而产生的运费的节约便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积累。英国积累较快，其基本原因是：一方面，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争夺海上霸权从而对殖民地统治权力的斗争已经结束；另一方面，由于大地主对农民的胜利而使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加快。

英国产业的领先地位增加了它对自由贸易的兴趣，正像早些时候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使它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一样。 在国内，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口在城市里的集中，很快便造成农产品的不足。因此，谷物价格便由当时运输方式变革前的特别高的运输费用以及后来生效的关税所决定。此外，在只是丰收使谷物进口没有必要而歉收却使谷物进口大大提高的过渡时期，土地所有者已经通过出口奖励制度周期地制造饥荒价格。英国货币制度的狭隘基础，在生活资料变贵之后，也造成货币危机。这一整个体系现在同产业的利益处于最尖锐的对立之中。外国工业品进口并没有使工厂主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的企业在技术和经济上都远为优越。但是，谷物价格是“劳动价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产业资本家的成本价格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资本有机构成还很低时，活劳动占总产品价值的份额比较高。英国反关税斗争的公开的动机是，通过降低原料和劳动力价格来降低成本价格。

英国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对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也很感兴趣，而对殖民地的占有兴趣不大。就殖民地作为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购买市场来说，只要这些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制度，英国就没有值得一提的竞争对手。要求一项积极的殖民政策的代价是昂贵的——增加税收和削弱宗主国的议会制度。这种要求退到了自由贸易的宣传之后。当然，放弃殖民地仍不过是激进的自由贸易论者的柏拉图式的要求。因为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不仅仅被看作市场，对印度的统治也保证一个大的和有势力的阶级获得作为“对善政的贡赋”的优厚收入。 此外，在这一重要市场上，“治安”是销售的条件。值得怀疑的是，英国放弃统治是否一定能阻止先前那种使销售能力恶化的斗争重演？

在大陆，商业政策的利益关系完全不同。在这里，首先是农业原料的供应者，从事出口的地主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扩大他们自己的产品销售，能便宜地获得工业品。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却相反。对农产品实行保护关税不成问题，但是强大的英国竞争却妨碍了或延缓了自己的产业发展。需要做的仅仅是克服最初的困难，战胜一切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工长和工程师而带来的障碍，克服技术落后状态，建立商业组织，促进信用的发展，通过镇压手工业的竞争和瓦解古老的农民经济来加速无产阶级的形成，——简言之，就是要补做作为英国优先地位基础的一切东西。此外，对关税收入的国家利益，在间接税制的初期，以及在广大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对这种税制的发展设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时期，比现在更为受到重视。此外，在那一个时期，大陆国家的关税收入，就其是对工业品的征收而言，对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害处，虽然国内消费者必须为例如英国工业品多付关税税钱，但这种差额毕竟流进国库里了。而现在保护关税却造成如下结果：国内消费者必须把超过流入国库的巨大数额付给产业资本家和地主。相反地，在英国，国库的利益现在变得突出了。因为在这种阶级的政治权力关系下，已经形成的关税制度只有经过巨大的困难和反抗才能得到完善。

至于殖民地占有问题，如果殖民地国家废除了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和特权，它们就必然面临极强大的英国的竞争的威胁。

因此，产业阶级的关税政策在大陆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方向，这可以由美国资本主义的产业优势加以说明。大陆及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由凯里和李斯特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李斯特的体系并不像李嘉图所表述的那样，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驳斥。它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只有通过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才能使自由贸易制度成为可能。而后，自由贸易制度便是民族工业的最适当的制度。李斯特的培育关税只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他要求低额关税，以便弥合英国的先进和德国的落后之间的差距。这种关税只是暂时的，因为他的政策必然使关税最终成为多余的。

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税政策，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税政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坦率地说，李斯特的体系是适合于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体系。目的变异规律 [1] 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旦以资本集中和积聚的程度即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银行支配产业的程度——简言之，以所有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程度为标准，那么，不是自由贸易国家的英国，而是保护关税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在德国，在国内关税壁垒瓦解之后，特别是在帝国建立之后，产业的迅速高涨引起了商业政策利益的彻底演变。农产品输出的停止使地主成为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工业中的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同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要求保护关税、对抗更强大的英国竞争的重工业的代表，特别是冶铁业的代表。这种产业部门有较高的有机构成，可以比较容易地承受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此外，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当时还不太明显，它的影响被正在开始的美国农业竞争所消除。另一方面，产业由于危机的结果而遭受极其严重的危害。当德国的冶铁业由于自然和技术的原因而落后于英国时，特别是生铁除磷法发明以前，对来自英国的竞争更难以承受。此外，在具有很高的有机构成和特别大的固定资本份额的产业中，后起者也很难赶上先发者的优先地位。在德国，从一开始就已经同重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也赞成保护关税政策。保护关税的反对者，是那些投资于出口产业的产业资本的一部分和商业资本。但是1879年保护关税的胜利意味着保护关税职能转变的开始，即从培育关税逐渐变成卡特尔关税。

毫无疑问，排除外国竞争极大地促进了卡特尔的形成。这是直接的促进，因为竞争者的减少使他们结合更容易；这也是间接的促进，因为保护关税就它的实际形成和起源来说(保护关税在这个阶段上，在欧洲和美国，受经营原料和半成品生产的强大资本家的支持)，通常对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产业比对为出口的成品产业更为有利。后者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的这种产品竞争，而英国这种产品的成本价格并没有因为保护关税而提高。正是这种情况，必然促进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的发展，把其技术发展所必要的一切资本提供给它们支配，加速它们向更高的有机构成方面发展，从而也加速它们的积聚和集中。这样便为它们的卡特尔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最初由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而造成的情况，这种情况最终成为德国产业对英国产业具有组织优势的一个原因。英国产业的发展在组织上可以说经历了由小的萌芽逐渐到大规模的发展。由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变成工厂。工厂最初主要在纺织工业中发展起来，这种工业要求比较小量的资本。就组织方面来看，主要仍是个人企业。个别资本家而不是股份公司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财富依然掌握在个别产业资本家手里，因此，一个富有的资本雄厚的产业企业家阶级渐渐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出来。他们的财产就是生产企业。后来，特别是由于大运输企业的发展，股份公司便获得了更大的意义。这时，这些大产业资本家基本上都成了股东。就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其性质而言，投资于这些股份公司的也是产业资本。像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银行资本和从事发行活动的资本也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里，而股份银行仅服务于流通信用，因此对产业不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事发行活动的银行家也一样，他们正因为是发行家而不再是银行家，至少部分地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资本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积聚的这种趋势，是英国资本主义较早的可以说是有机发展的一个结果，在大陆和美国都是不存在的。另外，来自殖民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大量货币额也像利用英国的贸易垄断而获得的大量货币额一样，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积累起来，这在德国和美国则是完全不存在的。

后来，在德国，当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由于关税同盟以及随后帝国的建立而被最终克服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道路被扫清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当然不必步英国的后尘。尽可能地在技术和经济上以先进国家已经达到的阶段作为本国的起点的努力，是必然的。然而在德国，缺少资本在单个人手中的积累，这种积累是在最发达的产业中按英国已达到的规模进行生产所必要的。因此，在这里，股份公司除同德国的和英国的形式有共同职能外，还获得了新的职能，即筹措必要资本的手段。由于积累较小，不仅个别资本家没有必要的资本，就是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也没有必要的资本。在英国，股份公司，特别是在它的初期，把富有的资本家联合起来；而在德国，股份公司也向产业资本家提供必要的资本，把其他阶级的货币提供给他们，用于他们的企业。但是，直接发行股票是不能达到通过银行中介那样的规模的。在银行中，所有资本家本人的闲置货币，还有其他阶级的货币，可以被集中起来，提供给产业支配。在产业中鼓励股份形式的同一原因，也使银行作为股份银行而产生出来。因此，德国银行从一开始就具有给德国产业股份公司提供必要资本的任务，从而不仅提供流通信用，而且也提供资本信用。因此，在德国和(部分地也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国，银行同产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必然不同于英国。如果说这种区别首先来自德国比较落后和比较迟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在德国和美国，这种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相反地却成为向更高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产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保护关税政策同产业由于银行而金融化的这种结合，必然很快造成卡特尔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本身又造成新的保护关税利益，因为保护关税本身的职能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古老的保护性关税的使命，除了弥补既有的不利自然条件外，就是促进在被保护范围内产业的建立。它应保护处于发展中的国内产业，防止被已发展起来的外国产业的强大竞争所阻碍或消灭。关税只需确定在恰好足以抵消外国产业优势的适度水平。这种关税还不能设想为禁止性的关税，因为国内产业还不能满足需要。它首先不能成为长期的。如果保护关税仅仅执行它的“培育关税”职能，如果国内产业发展起来能够满足需要并造成出口的可能性，保护关税便失去自己的意义。它完全变成有利的出口机会的障碍，因为它促使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从被保护的产业满足了国内需要并能开始出口时起，保护关税的提高价格的作用便不再有效了。其实，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时受保护的市场价格必然等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因为运往遥远的世界市场的运输费用的节约使国内市场的销售比国外市场的销售盈利更多。产业的供给等于或大于国内需要，因此，保护关税按其水平来说更为适中，按其时间说更为短暂，只是帮助某产业部门度过它幼年时期的最初困难。

但是，在资本主义垄断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正是那些具有最强出口能力的产业支持高额保护关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根据过去的理论，他们对保护关税不该再有什么利益。从国内产业完全满足需要时起，保护关税便不再具有提高价格的作用(假定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但是产业上的保护关税是促进卡特尔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首先，它使外国竞争更加困难； 其次，卡特尔提供了利用关税差额的可能性，即使是出口能力已经达到。卡特尔通过分摊用于国内消费的生产量，排除了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即便在生产早已超过国内需要的阶段上，竞争的消失也维持了保护关税提高价格的作用。因此，卡特尔化产业的一个重大利益就是使保护关税成为一项长远的制度。保护关税首先保证这种产业作为卡特尔的存在，其次使这种产业在国内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获取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的高度是由国内价格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幅度决定的，但是这种差额取决于关税的高低。因此，正如追求利润的努力一样，追求提高关税的努力也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卡特尔化的产业对保护关税额度的大小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利害关系。关税越高，国内价格也就越能提高到世界市场价格以上，因而也就由培育关税变成高额保护关税。逐渐降低关税的缔约的拥护者、辩护者，变成了狂热的高额关税论者。

但是，卡特尔不仅从对由它自己生产的产品实行保护关税中得到好处。我们知道，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卡特尔价格受其他产业利润率的限制。例如，如果机械工业的利润率由于机械关税的提高而提高了，那么，煤炭和冶铁生产的卡特尔就能提高自己的价格，从而把机械工业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或甚至有时全部据为己有。这样，垄断同盟便对关税产生了利害关系，不仅对它自己的产品，而且也对加工工业的产品实行保护关税。

因此，保护关税向卡特尔提供了超过由于卡特尔化所达到的超额利润的超额利润， 并赋予卡特尔向国内人口征收间接税的权力。这种超额利润不再来自卡特尔雇用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对其他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的扣除，而是对国内整个消费者阶级所课的贡赋。它在何种程度上由消费者阶级来承担，具体地说，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对地租、利润或工资的扣除，恰像对工业原料和享受资料所课间接税的转嫁中那样，取决于具体权力关系和由于卡特尔保护关税而变得昂贵的物品的性质。例如，食糖价格的上涨比农业机械或硬木家具的价格上涨对工人群众影响更为严重。但是，不管最后这种价格上涨的作用如何，社会收入的一部分都由于这种价格上涨而被受关税保护的卡特尔化产业所占有。这些产业的积累也因此而受到强有力的促进。

同时，这种提高利润的方式必然变得更加重要，因为通过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即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而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由于工人组织的加强而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反的趋势却日益加强。实行工业关税带来农业关税提高的事实，恰恰对重工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后者有机构成高，劳动力昂贵，并不会过于加重它们的负担。它们在工资斗争中的地位很强大，如果保护关税确实定得足够高，那么由于农业关税而引起的生产费用的少许提高，也可以由保护关税而产生的超额利润绰绰有余地加以补偿。

然而，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有缩小卡特尔产品销售的趋势，这样就和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的趋势相矛盾。在卡特尔还不巩固的场合，这就可能对卡特尔的生存构成威胁。对那些具有最好装备的大企业来说，由于卡特尔政策而引起的销路的减少是不堪忍受的。于是，他们重开竞争战，以消灭弱小企业并占领后者的销售市场。在竞争战结束之后，便会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更加强大的卡特尔。但是，如果卡特尔已经巩固，它就力图通过加强出口来补偿国内市场的缩小，以便能够在同样的规模上或尽可能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生产。当然，在世界市场上，卡特尔必须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销售。如果卡特尔有足够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这是我们的前提），那么，它的实际生产价格（k+p)便与世界市场价格相一致。但是，卡特尔也能以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因为它在国内市场上靠在该市场销售的产品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的量是由关税的高低决定的。所以，卡特尔能够用这些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从而扩大自己在国外的销售市场。如果这一点成功了，它也许能够扩大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新的超额利润，因为国内的价格保持不变。如果国内的购买者把它的产品出口，它从自己的超额利润中向他们支付出口奖励，它也能达到同样的结果。这里，在经济区的规模和国内消费量既定的情况下，出口奖励的最高限额便由关税水平来决定。而在景气时期，卡特尔能够把这种奖励压得非常低，有时可以完全取消，并通过这种方式把一部分本应属于购买者的因景气而获得的利润据为己有。在不景气时期，全部奖励也许不足以补偿购买者由于世界市场价格下降而蒙受的损失。卡特尔的历史反复证明，把出口掌握在自己手里对卡特尔的生存是多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由于缺少发达的奖励制度而造成出口的障碍，便不断威胁卡特尔的生存。但是，随着奖励制度的发展，保护关税的职能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实际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抑制外国产业占领国内市场的手段变成了国内产业占领外国市场的手段，由弱者手中的防御武器变成了强者的进攻武器。

英国的自由贸易绝没有被它的代表者看作仅仅是适用于英国的经济政策。相反地，自由贸易政策的普遍化是英国产业的普遍利益，它保证了英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其他国家的保护关税意味着英国商品销售能力的限制。现在，这里也发生了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变化，即资本也克服了这种障碍。虽然他国实行或提高关税对向它输出的国家始终意味着销售能力的限制，从而成为后者产业发展的障碍，但是保护关税在前者国家中意味着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成为不是把商品而是把商品生产本身带到国外去的动机。只要资本主义还不发展，这种能力就比较小，这部分地是因为当时国家立法的阻挠，部分地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前提还没有充分具备，即缺少国家的保护，缺少劳动力，特别是缺少熟练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缓慢地和逐步地加以消除的并使资本转移特别困难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现在大都被消除了。因此，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来说，通过资本输出手段克服保护关税制度对利润率影响的有害结果，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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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变异”来自德国著名理学家威廉·冯特的心理学理论，指行为过程的结果导致最初目的改变或非最初目的出现的可能性。——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