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毕业生的一次谈话

（注：这一令人悲伤的预言性的演讲，是对麦吉尔大学的一群毕业生发表的，旨在帮助他们安心离校。由于它后来广泛印刷在多家报纸上，因此或许它还真说出了一点儿道理。）

当年英国的大学——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大学的老祖宗——都是在宗教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大批大批的学生跟随在男修道士周围，在他们的指导下从破旧的手稿上学习阅读的神圣技艺。从属于此的是大量的争论、喧嚷和喝酒——今天我们称之为“学生活动”。

当年没有体育课。在那世风粗犷的日子里，每个人都用他的剑或铁头杖进行体育锻炼。玩完一局之后，有一方就再也没法玩了。

很多个世纪过去，印刷业兴起了，大学也随之壮大起来。一些虔诚的捐款者企图用他们的慷慨抵消他们的罪孽。于是一座座高塔以基督的名义在牛津拔地而起，为的是洗涤亨利八世的灵魂。这便是学院里最早出现的财政赤字。

除了神圣的学问之外，还有其他的学问在黑暗中兴起。一些邪恶的人利用异教徒的书籍复活了已失传的医术。这包括对人体——上帝的形象的亵渎。医术的兴旺是传至苏格兰之后才有的事儿。在那个冷酷的地方，人们从不为尸体着想，宁可把它卖掉也不愿让它进墓地。司各特有“野蛮可怕的苏格兰”之说，或许他还该说一说绞人卖尸并把他像野兔一样用于解剖的事儿。

更邪门的是对上帝创造的宇宙的邪恶探究。罗杰尔·培根通过制造火药来考验上帝，因此修道士们给了他十年的监禁。看来十年还不够。

就这样有了光明与黑暗、上帝与魔鬼的区别。时至今日，从艺术与医学和科学的分科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区别。

在宗教改革前后的那几个世纪里，学院一直是忠于上帝的教会的最佳寓所。他的荣耀显露在以雕刻装饰的石头中，他的威严蕴含在撒下绿阴的榆树里，他的安详与四合院的宁静融为一体。正是在这里，在彩绘的玻璃窗下，幼小的弥尔顿跪地祈祷，让宗教的幽光充溢他的心灵，进而照亮他写下的诗行。正是在这里，幼小而坚强的艾萨克·牛顿抛开了写满计算好的数字的写字板，虔诚至极地加入了布道前的祈祷——但愿人们能前赴后继，无论在教会还是政府都侍奉上帝。这便是当初创办学院的初衷和目的。在当年那几个世纪里，学院人士一直恪守着这一点。

在当年那些岁月里，孜孜学子们不知生意为何物，谁也不会去谈金钱的事儿，连提一提都羞于启齿。在中世纪的时候，商人被视为恶棍、骗子。把学生培养成商人，意味着发给他下地狱的合格证。换句话说，当年根本就没有商业课程。

时光之河滚滚向前，一年又一年过去，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而学院仍然故我。榆树在学院的四合院子里摇曳，鸽子在凸肚窗内呢喃，而在一个又一个大厅里，老师和学生们悠哉乐哉，在神游希腊和罗马。所有的学问都来自那一源泉。对每一个时代，过去都胜过现在，怀古的黄昏之光胜过白天的辉煌。至少在文学领域，人们从被铭记的已故作家们的可敬思想中获取的养分，远胜过活着的作家喋喋不休的闲聊。在研究古典文化的同时，师生们以新的求索精神深思熟虑，他们测量天空的辽阔，旨在证实创造天空的上帝的更大荣耀。当年学院里的科学就这样成长起来，那是心无旁骛的学问，它既没受到卑劣的商业目的的玷污，也没成为功利实用主义的奴隶。

但渐渐地出现了改变，无限度的改变。随着神学的沉寂，文化慢慢崛起。宗教宽容精神于是出现并传遍世界，而世界却厌倦了布道并对宗教毫不宽容。随着维多利亚时代日益走向鼎盛，各大学变成了心智生活的中心，学问——纯粹的学问的中心，以及文化和文学的中心。那种盛况是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那时候下层阶级还没有实施暴政，依仗他们积聚的钱财的巨大威力支配我们的报纸、戏剧和我们的创作。在那个时代，空中绝无喧哗之声，银幕上绝无滑稽动作。社会的金字塔巍然矗立，它的顶端在上，插入云天。那个时代也有其严重的缺憾，并为其卓越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座金字塔的最底层压着广大的穷人，他们差不多被压扁了。学术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它很容易就变成了受尊崇的迂阔，并且厌恶创新。勤学好问的心灵已弃它而去。牛顿们和哈雷们在大学里成长，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但是达尔文们和赫胥黎们却必须离开大学才能成才。中世纪的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所唱的，只是一曲天鹅的绝唱（但愿他们早已明白这点）。另一个时代在来临，需要另外的人去侍奉机器而不是上帝。

接下来，在凸肚窗内的学问的鸽群中，闯来了一只笨拙的新鸟，它形体巨大，强抢强占，它的名字叫做“商业”。商人终于在十九世纪中末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成了文明的最高语汇。

从前那种日子已成为过去——一如这四年一去不回——从前我们站在商人旁边，就像布鲁图斯站在凯撒的尸体边一样。也许就在昨天，商人还是世上千夫所指的对象；现在他躺在那儿，即便不是太穷的人都无一不向他表示敬意。

但他至少有了他的出头之日。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商人无异于骗子。在中世纪的世人眼里，商人就是罪人。在乔治诸王和安女王当政的彬彬有礼时代，他变成了“生意人”，但即使在那时候，绅士们也是不愿和他同桌吃饭的——除非是他请客。但随着商业的发展，生意人的财富日益增多。令人刮目相看的先有从东印度回来的阔佬，他们满载珠宝而归，一个个富可倾城。然后是皮尔家族、格莱斯顿家族、棉纺大王和钢铁大王们，工业为他们带来了无比巨大的财富。人们于是发现，即使某个人不是绅士，也照样可以使他变成贵族，获得爵位。就这样，渐渐地英国开始倒转，直至整个儿底朝天——或者差不多如此。最后努一把力就够了。

与此同时，美国让英国明白了真正的财富是怎么回事，让她看到了金钱是怎样在输油管和高炉里滚动和沸腾的。于是，就有了卡内基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史特拉斯科纳家族的崛起。这些人不久便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富有灵感的百万富翁。他们向全世界大肆布施他们的慷慨，把一所所医院、一座座图书院和大学作为礼物捐赠给世人。我们在座的人中，有谁不曾领受过他们所赐的这样或那样的恩惠呢？

结果商人的成功和慷慨给他带来了无尚的荣光，使他逐步变成了人间至尊。于是乎，无论有什么社会公益事业要创办，好像都需要一个商人委员会。有一个城市有待拯救吗？请些商人来成立一个委员会！需创办一所产科医院？把这事儿交给商人们吧。有两个宗教需要合并吗？让商人委员会来办好了，他们习惯了做这种事儿。

商人决不从学院索取任何东西作为回报，而学院从不给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荣誉学位什么的，几个字母而已——他接受它，是他愿赏脸，愿给不及他尊贵的那些人带来荣耀。他们能给他什么呢？为他的灵魂举行几次弥撒礼吗？多荒唐的想法！仿佛像他那么精明能干的人能被灵魂这着似的。

于是商人改变了学院——并不是有意如此，他内心毫无恶意，堂堂正正的。在我们这些年过四十的人看来，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令人惊恐。随着新的捐款涌入学院，砖块和石头开始垒上云天，大车大车的仪器源源而至，学院也就朝各个方向膨胀开了。

这种膨胀在开头是很美妙的。康耐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便是从无到有、由小至巨膨胀起来的。更古老的那些学院，如今膨胀到了原先的五倍。原先只有几百人的学院，如今的学生人数已数以千计。就连那些安眠在榆树间的小学院，也都醒了过来并且拼命自我扩张，就像伊索寓言里企图变成公牛的蛤蟆似的。

与膨胀相随的是金钱的大进大出，是一年一度的财政赤字，是赖以抹去赤字的新的捐款。“让我们把约翰歌唱，是他让石油的福佑流淌。”芝加哥大学欢快的学生们这样唱道。从此各大学破天荒第一次不再自食其力。从此，捐赠者第一次不再是死人而是活人。开始的时候这一变化的意义并个明显，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界才逐渐发现——正如印第安人所说——唯一好的捐赠者是死去的捐赠者。在我的心目中，詹姆斯·麦吉尔最值得称道的神圣之处便是：他死了。

因为活着的捐赠者总会要个价什么的，会期待得到某种回报，尽管他不是有意为之，甚至他自己都不知不觉。他希望大学能“露点成绩出来”，从古至今还没有哪所学校露那玩意儿哩。他希望大学能把年轻人培养成积极生活的人，而古时候的做法是使他们能像模像样地走向死亡。于是一些新的学科闹哄哄地从敞开的校门闯进了校园，那就是所谓的实用学科。从此大学开始教不可教的东西。他们忘了从终极考虑——这也是唯一值得考虑的——非实用学科才是最好。“实用”学科会降低人的心智，使人类丧失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包罗万象的博大胸怀，而仅具有时下那种机械狭隘的“教育家”的技能。捐赠者想建立系统，他如愿以偿了。学问的泉眼从此被堵塞。他想建立组织，他如愿以偿了——得到了一副僵死的骨架而不是成长的生命。你能组织一个人的灵魂吗？

更有甚者，捐赠者需要广告、宣传和吹捧。他从他的工业产品里寻找楷模——诸如“安尼达饼干”和“安王塔火腿”之类，成了人类心灵成就的例证。

捐赠者还在大学里——仍然怀着无限好意——招募学生。于是，那些在冥想已故先哲的、头戴便帽、身穿学士袍的大学生，一个个变成了“啦啦队员”、“捧场能手”、“拍马大王”，穿上了九世教皇的轻步兵才穿的华丽马裤和制服。在捐赠者的哺育下，校园里的学生“活动”也成倍成倍地增加了。当年在十月的傍晚进行的只有少数观众在边线外观赏的简单游戏，如今变成了由付酬请来的组织者操办的气派壮观的大表演，坐在露天体育场的一层又一层看台上看热闹的人不计其数——自罗马因不堪自身的重负面倾覆以后，还从没见过如此的盛况哩。而学生们也一个个变成了敏捷、伶俐、能干的新人，变成了能说会道的人，变成了天生的推销员和训练有素的广告商。他能干到了不能再能干的地步，随时都可以笑容可掬地站到酒店的柜台后面去上岗。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个深深的疤痕，那是大学剜去他的灵魂时留下的印记。

可能的话，谁都可以比较一下典型的大学本科生和他做小学生时有什么区别（假如他愿意足够久地静站着让你比较的话）。当年那种充满求知欲的萌芽状态的聪颖如今上哪儿去了呢？当年他所追慕的荣耀之云，如今已被露天体育场的八面来风吹得无影无踪。当年那个为写诗而写诗的孩子，那个在他的书里看到幻象，耳中不时听到古时候浑身披甲的战马的“喀喀”蹄声的孩子——他如今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当年那扇敞开的好像通往有五彩如锦的鲜花和摇曳多姿的绿榛树的森林的魔术之门——难道它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变成了这样一座充满喧嚣、灯光刺眼的巨大的木头房子——变成了这样一幅白痴的梦境？

对医学和科学等更为精确、机械的学科来说，新的变化大一概还是带来了一些好处的。但是在文科方面它起的作用却是极具破坏性的。因为这些学科是不可捉摸的，它们不是物质的，它们依靠的是某种意念。在学生俱乐部和学生活动的喧嚣中，在各科竞赛的强烈而持续的亢奋中，在热情洋溢的政治活动、学生竞选和矫揉造作的舞文弄墨中，纯纯粹粹的学问决无幸存之地。学生活动正在毁灭着学生。

（听众之中的啜泣之声使本演讲没法再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