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在那里默默地观望，尽量不听别人讲话。这时，这个国度里最古怪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会让这里缺少这种人的。这个人集高傲和卑贱，才智和愚顽于一身。”
当思想上的疑问陷入重大困境时，笛卡尔认为自己并没有发疯。尽管他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认，各种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围，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既然敢于提出疑问，他就不可能是“疯人中的一员”。然而，拉摩的侄子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疯了。在他的种种转瞬即逝的判断中，只有这一点是最固执的。“在他开始说话之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举到前额，然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
18世纪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达的意义。但是，恰恰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预示着某种重大变化的事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闭隔离区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现了，它带来新的危险，而且似乎被赋予了提出质问的新权利。但是，18世纪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这种神秘的质问，而是社会印象：褴褛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无礼，这种傲慢受到宽容，其骚扰力也因一种可笑的纵容而化为乌有。18世纪的人可能并没有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认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现出来。“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对话者，类似一个“参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内心则充满热望；因为这是自大禁闭以来疯人第一次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第一次有人与他交谈，而且受到询问。非理性再次作为一个种类出现了，虽然这个种类的数目不大，但毕竟出现了，而且慢慢地恢复了它在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前十来年，梅西埃（mercier）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入另一家咖啡馆，会有一个人用平静自信的语调对你耳语：先生你无法想像政府对我是多么无情无义，政府是多么昏庸！三十年来，我舍弃一切，不谋私利，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精心谋划。我设计了一个偿付全部国债的方案，还设计了一个增加国三财富，让他获得四亿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还有一个永远摧毁英国的方案。一提起英国，我就火冒三丈。……设计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当我致力于这些伟大的工作设计时，家里出了麻烦，几个找岔的债主让我坐了三年牢。……当然，先生，您是知道爱国主义是多么可贵的。我是为我的国家而牺牲的，是一个无名烈士。”’从后人的角度看，这种人以拉摩的侄子为中心形成一类人。他们没有拉库的侄子那种复杂丰富的人格。只是为了使画面更丰富生动，人们才把他们当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随者。
但是，他们不完全是一种社会侧影，一种滑稽形象。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涉及到18世纪的非理性。这就是他们的饶舌，他们的焦虑以及他们相当普遍地具有的那种含混的指妄和那种根本性痛苦。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至今留有踪迹。至于17世纪末的浪子、放荡者、流氓，很难说他们究竟是疯人，病人，还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该把他们划入那个阶层：“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经济学家和反经济学家，他们衷肠侠义，热心于公共事业，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头脑发昏’。换句话说，他们目光短浅，他们不知道自己活在哪个世纪，面对的是什么人；他们比白痴更难让人忍受，因为他们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们从不切实际的原则出发，进行错误的推理。”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存在。这些“头脑发图’的设计者们给哲学家的理性、改革计划、宪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种被窒息的非理性。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镜子和一幅无恶意的漫画。然而，当非理性的人被认为已深深地隐藏在禁闭领域中时，一种可笑的纵容却允许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这难道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这种情况就好像古典主义的理性再次承认自己与非理性意象有一种近亲关系、相似关系。也好像理性在欢庆胜利之际却让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复生，允许它在秩序的边缘游荡。这是一种相似的幽灵、理性既从中认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并且变本加厉。人们曾经害怕，现在依然害怕禁闭。18世纪末，萨德依然忧心忡忡，惧怕他所说的“黑人”在伺机把他带走。但是，此时禁闭地已获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变成了邪恶发源地，自己便能传播邪恶，建立另一种恐怖统治。
在18世纪中期的几年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棋是从医学角度产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话而得以传播。当时人们听说从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将危及各个城市。人们纷纷谈论监狱热病。他们想到了囚车和带镣的囚犯，据说他们经过市区时会留下疾病。有人说坏血病会引起传染病；有人说被疾病污染的空气会毁灭居民区。中世纪大恐慌又出现了，通过各种可怕的说法引起第二次恐慌。禁闭所不再仅仅是城市边缘的麻疯病院了；城市已面对着麻疯病本身了：“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溃疡，又大又深，流淌着脓水，若不是亲眼所见，绝对无法想像。这里臭气熏天，远在四百码以外就会闻到。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你们正在走近一个狂虐肆行的地方，一个堕落和不幸的渊落。”许多禁闭中心都建在原来关押麻疯病人的旧址。因此，似乎经过若干世纪后，这里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疯病。这些禁闭所使人们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标志和意义；“首都不能有哪怕一个麻疯病人！不论谁提到比塞特尔这个名字，都会有一种无法表述的厌恶、恐惧和蔑视的情感。……它已成为社会中最狰狞最丑恶的东西的收容所。”
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以一种古怪的模样恐吓着公众。于是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关于某种邪恶的种种说法。这种邪恶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包含着侵蚀和恐吓的混合力量。当时流行着某种含混的腐烂意象，既用于表示道德的腐败，又用于表示肉体的腐烂。对被禁闭者的厌恶和怜悯都建立在这个意象上。最初，邪恶是在禁闭的封闭空间里开始发酵。它具有18世纪的化学所认定的酸的一切特性：它的颗粒细小，尖锐如针，很容易渗透到人的肉体和心脏中，因为肉体和心脏是惰性和脆性的威性粒子构成的。两种粒子的混合物立刻就沸腾起来，释放出有害气体和腐蚀性液体：“这些收容所极其可怕，在这里各种罪恶聚在一起发酵，向四周传播，住在里面的人呼吸的就是这种被污染的空气，这种空气似乎已附着在他们身上。”这些恶浊的气体上升，通过空气扩散，最后落在附近居民区，浸入人的身体，玷污人的灵魂。关于腐烂这一邪恶的传染病的观念就是这样用一些意象表达出来的。这种流行病的有形媒介是空气。空气被“污染”这种说法含糊地表示，这种空气不那么纯洁了，它是传播这种“污染”的工具。这里提醒一下，就在这一时期前人们认为乡间空气具有道德的和医学价值（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医院、监狱和禁闭所的腐败空气包含全部相反的意义。由于空气中充满了有害气体，整个城市都受到威胁，居民将会逐渐被“腐烂”和“污染”所侵蚀。
这些反应不仅仅是道德和医学的混合物。无疑我们必须考虑整个文学的发展，考虑关于各种无名的恐惧的耸动听闻的、或许还具有政治色彩的宣传。但是，在某些城市里确实流行着恐慌，并有确切的时间。这种情况正如一次次地震撼着中世纪的恐慌大危机。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毁比塞特尔的建筑。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警察总监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除了几名官方医生外，还包括总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根据他们的调查，比塞特尔流行的是一种“斑疹伤寒”，这与恶浊的空气有关。至于疾病的发源地，调查报告否定病源是医院里的病人及这种传染病的说法；病源应该完全归咎于恶劣的气候，这种气候使疾病在首都流行。在总医院观察到的病症是与季节状况相符合的。而且完全与同期在巴黎观察到的疾病相同”。为了使居民安心和洗刷地塞特尔蒙受的罪名，报告宣称“有关比塞特尔的传染病会蔓延到首都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显然，这份调查报告未能完全制止住上述谣言，因为稍后总愿院的医生又发表了另一份同样的声明。他被迫承认比塞特尔的卫生条件很糟，但是“情况毕竟没有恶劣到使这个不幸者的避难所变成另一个制造更可悲的邪恶的发源地。那些不幸者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治疗，而人们对于那种邪恶是束手无策的”。
循环到此完成；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曾经在邪恶分布图上取代了麻疯病，而且被放逐到远离社会的地方一现在，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疯病，把自己流脓的疮伤呈现给混杂的人们看。非理性再次出场，但被打上一种想像的疾病烙印，逆反而增添了它绝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领域而不是在严格的医学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远在提出非理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神病态的问题之前，就在禁闭领域中并借助于该领域特有的魔法，形成了一种将对非理性的畏候和古老的疾病幽灵结合起来的混合物。在跨越了很长时间之后，关于麻疯病的混乱想法又决起作用了；正是这些古怪想法成为将非理位世界和医学领域综合起来的第一推动力。这两个领域曾先通过恐惧幻想相互交脱，把“腐败”和“污染”这类可惜的混合物结合在一起。对于疯癫在现代文化中占据的位置来说，重要的或者可以说读键的是＿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凶作裁者被请过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士被召来，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从禁闭院墙渗出的某种晦暗的威胁。人们很容易设想，如果有一种自由而慷慨的同情心，就会唤起人们对被禁闭者命运的关心，如果医学界更细心一些，知识更多一些，就能辨认出以前被当局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惩罚的罪行是一种疾病。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氛围并不那么仁慈客观。如果人们请医生来考察，那是因为人们心怀恐惧，害怕从禁闭院墙渗出奇怪的化学物质，害怕院墙内形成的力量会散播出来。一旦人们的意象发生变化，认为这种疾病已经具有各种特征，如发酵。腐败、恶臭、肉体腐烂，医生就会出场。传统上把疯癫获得某种医学地位称为“进步”，而实际上这种“进步”只有通过某种奇怪的倒退才能取得。在道德污染和肉体污染的混合体中‘6’，古老的意象凭借着18世纪人们所熟悉的“不洁”这一象征的意义，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正是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识的改进，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这种掺杂着当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乱想的回归中，实证主义将会控制住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将会发现一种能够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当时的问题不是消灭禁闭所，而是使它们不再成为新的邪恶的潜在根源。因此，任务是边清理边组建。18世纪下半叶展开的大改革运动就是从消除污染开始的。所谓消除污染就是清除各种不洁物和有害气体，抑制发酵，防止邪恶和疾病污染空气和传染到城市的大气中。医院、教养院及各种禁闭所都应该更彻底地被纯洁的空气隔离开。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有关医院通风的文献。这些文献试着探讨医学上的传染问题，但是更注重的是道德风化问题。1776年，国务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任务是确定“法国各类医院需要改善的程度”。维埃尔（viel）受命改造拉萨尔佩特利耶尔医院。理想的医院应该是，既保留原有的基本功能，同时使可能滋生的邪恶不会扩散出去；非理性受到完全的控制，它成为一种展览品，同时绝不会危及观众；非理性成为一种标本，有做戒作用而无传染之虞。总之，这种医院应重新恢复作为一个笼子的本来意义。这种“经过消毒”的禁闭所也是修道院长德蒙索的梦想。1789年他在一个论述“国家慈善事业”的小册子中计划创造一种教育手段——一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道德败坏的弊端的展览：“这些被警戒起来的病院……是既实用又必要的收容所。……展示这些阴暗的地方和被关押的罪人，目的在告诫那些过于放任的青年不要因离经叛道而受到同样的耻辱。因此，精明的父母让孩子从小就了解这种可怕又可惜的地方。在那里，罪恶的代价是耻辱和堕落，本性堕落的人往往永远丧失在社会中获得的权利。”
上面这些就是道德试图与医学合谋来捍卫自己的梦想。那些危险虽然已被禁闭起来，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这些危险还迷惑了人们的想像和欲望。道德梦想着根除这些危险，但是人们总有某种冲动，想去体验它们，至少是接近它们，或想像它们。笼罩着禁闭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那里的夜晚充满着人们无法接近的欢乐；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纵放荡；在这些黑暗背景上出现的是与博斯及其指委花园一脉相承的痛苦与欢乐。从《所多玛的120天》里的城堡中泄漏出来的秘密一直被人们悄悄地传播着：“在那里，所谓的囚徒受到骇人听闻的嗓路。我们听说那里经常发生某些极其可耻的罪恶，有的甚至是在监狱的公共休息室里公开发生的。这些罪恶按照现代的礼仪规范是无法说出口的。我们听说那里有许多粉脂气的无耻囚徒。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和同伙任意放荡的阴暗密窟时，他们已变得完全不知羞耻了，随时准备犯下各种罪行。”如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则提到萨尔佩特利耶尔的惩罚室的老妇和少妇形象。这些人一代一代地传授着她们的秘密和享乐：“教养室是该院最严厉的地方。当我们参观时，这里关着47个姑娘，多数八年龄很小，与其说她们犯罪不如说她们无知。……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总是把不同年龄的人混在一起，把轻浮的少女与老于世故的妇女混在一起，后者教给前者完全是最放荡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幽灵一直在18世纪的夜晚四处潜巡。有时它们被萨德的作品无情地展示出来，并定位在严格的欲望几何学中。它们还将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线表现在《疯人院》或《聋人之家》中。《异类》上的形象与它们何其相似！一个完整的想像画面再次出现了。它所表达的是此时由禁闭引起的大恐惧。
在古典时期被禁闭的不仅仅是把疯人、放荡者、病残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还有一大批怪诞者，一个蛰伏的怪物世界。据说这些怪物曾经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调凸现出来而后又被其所淹没。人们会说，禁闭所的城堡除了隔离和净化的社会作用外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们能从社会表面将理性和非理性分开，它们依然在深层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禁闭所的城堡是一个重要的、一直缄默的记忆库。它们在阴暗处保存着一种被认为已经消灭了的形象力量。虽然它们是新的古典主义秩序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不顾这种秩序，也不顾时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从而使这些形象能够完整无损地从16世纪传到19世纪。在这段被忽略的时期，布罗青山〔你在同样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尔瑟（noirceuil）加入了关于雷斯元帅的传说世界。禁闭纵容而且欢迎这种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纪末获得自由的意象并非在各方面都与17世纪力图消灭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国发生的某些情况使它们脱离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从中发现它们的那个秘密世界。它们原先寄寓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欲望中和人们的想像中。此时，（们不是突然地将疯癫者的存在公之于众，而是沸沸一扬扬地表现为充满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谋杀，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为和奴颜婢膝，颐指气使和忍气吞声，都形影相吊，集于一身。15和16世纪疯癫所揭示的无所不在的宇宙大冲突发生了变化，在古典时期末期变成了一种没有心灵在其中起调停作用的辩证关系。虐待任（sadism）不是终于给和性爱同样古老的一种习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指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被禁闭、被封住声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当它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正是在这个时候，虐待狂出现了。而且，下述情况并非偶然；虐待狂（直译为萨德病狂——译者）这个以一个人名命名的独特现象就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无法接近的孤岛等等的意象笼罩着。这些意象实际上组成了非理性的天然栖身之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所有与萨德的作品同时代的有关疯癫和恐怖的古怪文献也都争先恐后地从禁闭的据点涌现出来。于是，在18世纪末，西方人的记忆突然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并且有可能重新发现中世纪末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当然这些形象受到歪曲，并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种转变不正是由于关押在迫使非理性沉默的地方的疯狂者的劫后余生和重新苏醒而得到确认吗？
在古典时期，人们的疯癫意识和非理性意识一直没有分开。支配着各种禁闭活动的非理性体验包围着对疯癫的意识，逼迫后者节节后退，几乎丧失其最有特征的因素，乃至几乎销声匿迹。
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焦虑情绪中，对疯癫的恐惧是与对非理性的恐惧同时增强的。因此两种相互依赖的烦恼不断地相互强化。而且就在我们看到与非理性相随的形象力量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四面八方都在抱怨疯癫的猖极活动。我们早已熟知“神经疾病”引起的社会忧虑，知道随着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这种忧虑愈益沉重，人们的告诫也愈益严肃。劳兰早已注意到：“自医学诞生后，……疾病成倍增加，而且愈益危急，愈益复杂，愈益难以诊断和医治。”到了梯京的时代，这种泛泛的印象变成了坚定的信念和医学的教条：神经疾病“在过去不像在今天这样常见；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过去的人总的来说比今天的人更健壮，也更少患病，而且那时的疾病也更少些。另一个原因是，近来，与其他的一般病因相比，引起神经疾病的病因大大增多了，而其他病因有的甚至似乎在减少。……我敢说，如果说神经疾病过去是很少见的，那么今天则是最常见的疾病”。而且人们很快重新获得了16世纪的那种强烈意识，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损害，尤其是受到疯癫的损害。日内瓦的医生马泰（mathey）深受卢梭的影响。他对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们聪明又有教养，你们不要以此来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扰乱甚至毁灭你们引以为荣的所谓智慧；一个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绪波动就会一下子把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疯癫的威胁成为该世纪的一个紧迫问题。
但是，这种意识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对非理性的迷恋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涉及到肖像复兴运动。而对疯癫的恐惧就不太受这种遗产的束缚。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场镇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
l。疯癫与自由。在很长时间里，某些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在医学中和文学中都对此确认不疑。孟德斯鸠曾将罗马人的自杀与英国人的自杀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是种道德和政治行为，是符合其各种教育的结果，后者则是一种病态，因为“英国人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使自杀，他们甚至在幸福的怀抱中自杀”。在这里，环境起着作用。如果说幸福在18世纪是自然和理性的秩序的一部分，那么不幸，至少毫无理由地阻碍幸福的东西就应该是另一税秩序的组成因素。最初人们在恶劣的气候、自然界的失衡（适宜的气候是大自然促成的，而不适宜的气候则是由环境造成的）中寻找后一种秩序。但是这不足以解释“英国病”的原因。切恩早已宣布，这种精神失常的根源是财富，美味佳肴，全体居民享受的富足，富人的享乐和悠闲。人们逐渐开始寻求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解释，认为财富、社会发展、各种制度似乎是疯癫的决定因素。在19世纪初，斯普尔兹海姆在一部著作中将这些分析综合起来。他认为，疯癫“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发病率高”，不过是对那里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惩罚。心灵的放纵比权力和专制更危险。“宗教情感……不受拘束；每个人都可以向愿意听他讲的人布道”；由于听了不同的观点，“心灵在寻求真理时就会受到干扰”。犹豫不决，左顾右盼，三心二意是十分危险的！此外还有争执不休、情绪激昂和固执己见的危险：“每件事都遭到反对，对立使人情绪亢奋。无论在宗教、政治、科学和其他一切事务中，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必须准备遭到反对。”这么多的自由使人无法驾驭时间；每个人都无所适从。国家的一切也都摇摆不定：“英国人是一个商业民族。人的思想若是总在考虑生意，就会不断地被恐惧和希望所惊扰。商业的灵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变得妒忌别人，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此外，这种自由也绝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最正当的个人欲望相对立的要求制约和骚扰。这是谋利的自由、结党营私的自由、金融组貂合自由，而不是人的管由、思想和心灵的自由。由于经济原队英国的家庭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庭更专制：只有富家女子才有能力结婚；“其他人只有通过其他有害于身心的手段来获得波足。这种原好也鼓励了放荡，从而可能导致病癫。”因此。商业应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总之，这种又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商业状态的自由，就是人与他从中认识自我的那个世界的幸福之间、人与他从中发现真理的自然之间的“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它是疯癫的决定因素。斯普尔兹海姆写作之时，正值“神圣同盟”的颠峰时期，和专制君主制复辟时期。此时，人们很容易将整个世界的疯癫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自由主义。“能够看到人的最大欲望即他的个性自由有其弊端，也算是独具慧眼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分析的价值不在于它对自由的批判，而在于它使用了一个在斯普尔兹海姆看来意味着“非正常环境”的观念——疯癫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纵容和得以强化和扩展。
2．疯癫、宗教与时代。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画面，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觉和格妄的太虚幻境。长期以来，医生们对过分的虔诚和过于强烈的信仰的后果很不以为然。过于严厉的道德要求，对拯救和来世过于强烈的热望，往往被视为造成忧郁症的原因。《百科全书》也不失时机地列举这种实例；“某些传教士用激烈的语言给意志薄弱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他们刺激起后者对破坏教规将受到的痛苦的极端恐惧，结果后者的头脑中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在蒙特利马（mom6limar）医院，据说有一些妇女就是因参加了该市的一次传教活动而患躁狂症和忧郁症。这些妇女的思想陷入传教者轻率宣扬的恐怖意象。她们整天只念叨绝望、复仇、惩罚等等。其中一人完全拒绝治疗，认为自己是在地狱中，任何东西都无法熄灭她认为正在吞噬她的烈火。”皮内尔沿袭这些开明医生的思路，禁止给“因虔敬而患忧郁症的人”看有关宗教信仰的书籍，甚至主张对“认为自己受到神召和力图改变宗教信仰的教徒”实行单人禁闭。但是这里依然主要是一种批判，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因为人们怀疑，宗教事务因本身的渡委和幻觉性质而引发人们的脂妄和幻觉。皮内尔报道了一个刚被治愈的疯癫病人的病例。这个人“读了一本宗教读物，…书上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护卫天使。第二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周围有一群天使，并听到天国的音乐，获得启示。”在此，宗教完全被视为传播谬误的一个因素。然而，早在皮内尔之前，有些分析已经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学特点，把宗教视为满足或压制感情的一种环境。1781年，德国作者默森（moehson）把牧师享有绝对权力的遥远时代描绘成幸福的时代气当时不存在游手好闲，时时刻刻都有“宗教仪式，宗教活动，进香翰圣，访贫问苦，正规节日”。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好的幸福所占据，无暇去浪费感情，无暇去厌倦生活、烦躁不安。如果一个人感到内疚，他就会受到实际的、往往是肉体的惩罚。这种惩罚占据他的思想，使他相信过失已得到党总。当忏悔牧师遇到那些“过于频繁地来忏悔的疑病症患者”时，他就让他们以苦行来赎罪，以“稀释他们身上过于粘稠的血液”，或者让他们去远方朝圣：“环境的改委，遥远的路程，远离故居，远离困扰他们的事物，与其他香客的交往，缓慢但充满生气的跋涉，这些比今天取代了朝圣的舒适旅行更能对他们产生效果。”最后，牧师的神圣性质使他的每一道命令都具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试着逃避它；“通常，神经失常的病人是不会把一切告诉医生的”。在默森看来，宗教是人与罪过之间和人与惩罚之间的一种中介。它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综合形式，通过施加惩罚来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仅仅维持良心忏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会直接导致疯癫。只有始终如一的宗教环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潜越的极度请妄形式出现的精神错乱。通过完成宗教礼仪和要求，人既能避免犯罪前无益地浪费感情，又能避免犯罪后徒劳地反复懊悔。宗教围绕着此时此刻的圆满完成来组织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时代的宗教永远赞美着“现在”。但是，一旦它在现代被理想化后，宗教就在“现在”的周围投上一个时间的光环，一个空虚的环境。这是一个充满游手好闲和悔恨的环境，人的心灵完全陷于焦虑不安，放纵的感情听任时间日复一日地虚耗；最终，疯癫可以恣意妄为了。
领导享平与零零零。一般说来，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疾。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梯索解释说，在人体中，经常工作的部分首先变得强壮坚实；体力劳动者的手臂肌肉和纤维首先变得强硬，使他们身强力壮，健康长寿。“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其结果必然是痴呆症。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按照普莱萨万（pressavin）的说法，如果一种知识接近于直觉，只需要大脑器官和内部感官的轻微活动，那么这种知识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如果科学的对象是我们的感官能够很容易感受的，那么这种和谐的共鸣便便灵魂处于和谐一致。……这种科学在整个身体机器中进行着一种有益于各部分功能的轻微活动。”反之，如果一种知识与感官的联系过于薄弱，过于脱离直觉，那么就会引起大脑的紧张，进而使整个身体失调；“有些事物的联系人们很难把握，因为我们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们，或者因为它们的关系过于复杂，需要我们费力去研究它们。（有关的科学）使灵魂陷于这样一种活动，即不断地使内部感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从而产生极大的疲劳感。”这样，知识就在感觉周围组成了一种抽象关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谁能断定今天聪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当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这种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更迅速。
然而，不仅知识在使人脱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脱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运动的控制，而是受各种习惯、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的控制。现代人，尤其是女人，夜行昼伏，阴阳颠倒：“巴黎妇女起床的时间比大自然规定的时间迟得多。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已偷偷溜走，最新鲜的空气已经消失。人们无福享受它。日晒蒸腾起的有害烟气已经在大气中扩散。在这个时候，美人们才决定起床。”这种感觉紊乱在剧院中继续发展。那是一个滋生幻觉、挑逗感情、蛊惑心灵的地方。女人们特别欣赏那些“煽情”场面。她们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引起神经的骚动，虽然转瞬即逝，但后果往往很严重；一时的心乱神迷，为现代悲剧的表演而潜焉出涕，是由此产生的最轻的后果了。”‘他叫、说则构成一种更造作的环境，对于已经紊乱的感受力更加危险。现代作家极力以假乱真，为此而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结果，使他们力图在女读者中唤起强烈而危险的情感的目的更容易实现：“在法国早期推崇骑士风度的时代，头脑简单的妇女满足于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事件；而现在，她们则要求事实必须令人可信，而情感则应超凡绝伦，足以使她们神魂颠倒，心乱意迷。于是她们极力在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中寻求能够迷惑她们的新奇东西。然而，在她们看来，周围的一切都索然无味，因为她们要寻求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没有的。”小说则构成了一个可以滥用全部感受力的环境。它使灵魂出壳而进入一个虚幻的情感世界，情感越不真实就越强烈，也越不受温和的自然法则的控制。“如此之多的作家当然会造就出大批的读者。而连续不断地阅读就会导致各种神经病痛。在各种损害妇女健康的原因中，最近一百年来小说的无限倍增也许是最主要的。……一个女孩在10岁时就用读小说取代跑步，到了20岁就会成为一个忧郁的妇人，而不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在18世纪，人们围绕着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通过缓慢而零碎的方式，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16世纪，疯癫被安置在非理性的画面上。在这种画面上，疯癫掩盖着某种模糊的道德意义和根源。它的神秘性使它与原罪发生了联系。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从中感受到咄咄逼人的兽性，但并没有因此使疯癫变得无辜。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在人与自己的情感、与时间。与他者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的环境里，疯癫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在人的生活及发展中一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一种决裂。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件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们开始有一种对历史的预感。而且在这种新秩序中，通过一种模糊的生成关系，形成了医生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异化。不论人处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会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纪黑格尔之后，这二者之间很快就毫无相似之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