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人吗？”前室有人大声地、不客气地问道。
“这个时候能往哪儿去？”扎哈尔更不客气地回答道。
进来的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粗线条的脸，脑袋大，脖子短，眼睛突，嘴唇厚。乍一看，这个人会让你产生一种粗鲁而又不整洁的看法。显然，他不追求衣服的雅致，也不经常刮脸，看来他对此很不在乎，不以自己的穿着不好而发窘，而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派头。
这是米哈依·安德烈依奇·塔兰季耶夫，是奥勃洛莫夫的同乡。
塔兰季耶夫用阴郁的眼光看待一切，对周围的一切事物抱有一种轻蔑的、公开憎恶的态度，诅咒世上的一切，就像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抱屈的人或者是怀才不遇的人，也像是一个在命运的驱赶下东奔西走而又不甘心、不气馁的强人。
他的行为大胆而随意，语言敏捷，嗓门大，而且总是气冲冲的，如果你远一点听他说话，你会觉得是三辆空车在桥上经过。他从不在乎有谁在场，总有词来应付。一般地说，他对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朋友，态度都很粗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跟你说话，甚至在你家吃午饭或晚饭，那都是他给了你很大的荣誉。
塔兰季耶夫是一个思维敏捷而滑头的人，对一般的日常生活问题或复杂的法律案件谁都说不过他，他能很快地在任何情况下想出一切行动的理由，而且巧妙地找到证据，最后还几乎总是要把向他讨教过的人奚落一番。
然而，打从二十五年前他在某衙门处室当录事后，一直干到头发斑白，也没有变更过职位，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升迁问题。
问题在于，塔兰季耶夫只不过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口头上他能把一切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尤其是涉及别人的时候。可是一旦需要动动手指，或者挪动一步，总之，需要他把自己创立的理论付诸实践，采取实际行动，显示处理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时，他就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就不中用了：他会突然为难起来，身体也不舒服了，时而说不方便，时而说有别的事情，而哪一件事情他也不着手去做，即使做了，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就像一个小孩那样顾此失彼，甚至连一些起码的常识也没有，不是延误了时机，把事情弄得半途而废，就是毫无章法，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叫人无法收拾，而且事后还要骂娘。
他父亲以前是外省的一个书吏，本想把自己处理讼事的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儿子，让儿子也去干他如鱼得水般干过一辈子的事业。但是命运给他做了另一种安排。这位过去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一点书的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子落后于时代，希望儿子除了高明地掌握诉讼之道外，还要学点别的东西，他让儿子跟一位神父学了三年的拉丁文。
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学完了三年的拉丁文法和句法，并开始研读科尔内利·内波斯的著作，但是父亲认为他有这些知识就够了，已经大大超过老前辈了，再学下去，就可能要妨碍他的仕宦前途了。
十六岁的米哈依不知道拉丁文有何用处，在父母亲家里待着时渐渐忘记了。他等待着将来能得到出席地方自治法院或县级法院的荣誉，便经常跟着父亲出去参加各种宴席。正是在这样的学堂里，在这些公开议论的场合中，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发展到了极其精微的程度。
他以青年人的感受能力，聆听着父亲及其同僚们谈论由他们这些昔日书吏们经手过的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
不过，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尽管父亲尽心尽力，却也没有把米哈依培养成一名精通业务的讼师。如果不是命运破坏了他的计划的话，老人本来会获得成功的。米哈依的确已从父亲的谈话中掌握了他的全套理论，只差把理论付诸实践了。不料父亲去世了，他还没来得及进入法院工作，一位恩人便把他带到了彼得堡，替他在某个局里谋了个录事的职位，以后便把他忘了。
这样，塔兰季耶夫一生都是个理论家。他过去所学的拉丁文、他原来掌握的那套公正地和不公正地任意断案的精致的理论，在彼得堡的职务中根本用不上，然而他身上却有一股没有发挥出来的力量，他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力量被同他作对的环境永远锁在其体内，已无希望施展，就像童话里说的恶魔被锁在了施了法术的城墙里一样，已失去了害人的力量。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身上这股徒劳无益的力量，塔兰季耶夫对人的态度才如此粗暴和不友善，经常生气和骂人。
他以苦楚的心情和蔑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现在的抄写文件、装订卷宗之类的工作。只有最后的一线希望还在远方向他微笑，那就是去干包收酒税的差使。他认为，只有以此去代替他父亲要他继承而又没有完成的事业，才是唯一有利可图的。可是在这一期待中，他父亲为他准备和创立的为人处世、贿赂和耍滑的理论，由于没有了值得为之一显身手的外省的主要舞台，便被运用到了他在彼得堡卑微生活中的一切琐事上，还由于缺乏官场的交际而渗透到了与朋友的关系中。
他在灵魂中就是一个贪官，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他由于无案可办，也没有求他办案的人，便巧妙地勒索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天知道他怎么竟能用狡猾和纠缠的办法去强迫别人请他吃饭，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人；他还毫无道理地要求所有的人尊敬他。他爱找别人的碴儿，却从不因为自己的衣服破烂而感到羞愧。可是，如果一两天不能大吃大喝一顿，他就会彷徨不安。
因此他在自己的熟人的圈子里就像一只大的看家狗，见到谁都吠，不让你动弹。但与此同时，一见有肉扔过来，他准能在空中叼住它，不论这块肉从哪里扔过来或者扔到哪里去。
最常来拜访奥勃洛莫夫的就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俄国无产者来干什么呢？他们非常清楚：来吃饭、喝酒、抽好烟。他们找到了一个温暖、安静的好去处，而且每次都一样地受到接待，即使算不上热情，却也不算冷漠。
但是，为什么奥勃洛莫夫允许他们到自己家来呢？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是因为，直至今天，在像奥勃洛莫夫田庄这种偏远的地方，每一户殷实人家都聚集着这么一些男男女女，他们既无可靠的饭碗，又无一技之长，也不生产，只有一个填不饱的胃；而且他们几乎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更有一帮奢侈的享乐者，他们的生活需要有这种补充。世上要是没有这种多余的人，他们会感到寂寞。你想想，谁来把不知放在哪儿的鼻烟壶找出来递给他们，或者把掉在地上的手绢拾起来呢？他们头痛的时候向谁去诉苦并有权得到同情呢？做了噩梦对谁讲，叫谁来替他们解这些梦呢？睡觉前又让谁来替他们读书催眠呢？况且，有时还可以派这些无产者到附近城镇去买些东西或帮助处理一些田庄事务，总不能事事都亲自去奔跑吧！
塔兰季耶夫一到来就热闹非凡，把奥勃洛莫夫从死水一潭和寂寞无聊的氛围中拉了出来。他大喊大叫，吵吵嚷嚷，仿佛在演一出独角戏，慵懒的主人也就免得开口和动手了。塔兰季耶夫把生命和运动，有时还有外界的新闻带进了这个被睡眠和寂静统治着的房间里。奥勃洛莫夫可以一动不动地倾听和观看他面前这个活物如何不停地走动和不停地说话。此外，他的憨朴也使他相信塔兰季耶夫真能给自己出点好主意。
奥勃洛莫夫容许阿列克谢耶夫来访则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如果奥勃洛莫夫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即默默地躺着打盹儿，或在房间里踱步，那么阿列克谢耶夫则好像不在这儿一样：他也是默默地打盹儿，或者看一本书，仔细地观赏某些图画或小玩意儿，懒洋洋地打着哈欠直到流出眼泪。他可以这样待上三个昼夜。如果奥勃洛莫夫感到一个人太寂寞了，觉得有必要表述一下思想、说说话、读读书、发发议论、发发脾气，那么随时都有这么一个顺从的、现成的、听话的人和参加者。不管是沉默、谈话或激动，也不管是什么思维方式，这个人都会一样地表示同意。
其他客人不常来，就是来了也只留片刻，前面提到的三个客人就是这样。奥勃洛莫夫跟大家的来往越来越少了，他有时也对某一新闻发生兴趣，或者跟人做五分钟的交谈，但仅此而已，接下去就没有话了。可是别人却需要他进行交流，要他参与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他们在人群中行动自如，大家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见解，唯有奥勃洛莫夫却不愿意了解生活。他们要把他也拖进去，而他却不感兴趣，这使他反感，不合他的意。
有一个人倒合他的意。可这个人也不给他安宁，他喜欢新的东西，喜欢社交，热爱科学和整个生活，但好像爱得更深一些、更真挚一些。奥勃洛莫夫虽然对一切人都很好，但真心地喜欢和相信的却只有他一人，也许是因为他俩在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并且一起生活的缘故。这个人就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施托尔茨。
他暂时出去了，奥勃洛莫夫正急切地等着他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