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唐朝晚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转化。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政府颁布新法令两税法，规定国家按照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税的数额，按照居民的资产、田亩的多少定出应纳国税的数额。这个法令表明封建国家对均田令的废止，对私人占有土地的广泛承认。这是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唐懿宗时，浙东裘甫起义，年号罗平，铸印曰天平。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不久，黄巢聚众响应，建国号大齐。“罗平”，“天平”，“均平”，“大齐”，表明农民战争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又明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以至“贫富均田”的口号。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从要求人身保障转向要求财富平均，这又是一大变化。这前后百年间的两个历史事件，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化的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内部有明显的势力递嬗。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士族高门。唐末农民战争进一步打击士族高门，包括唐朝新起的勋贵和大臣。“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虀”。韦庄在《秦妇吟》中哀叹“天街踏尽公卿骨”，说明打击的沉重。经过这两次农民战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庶族地主则因土地兼并的加剧与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现，又通过科举制而参加国家政权。历史上也还存在勋贵，也还有贵族的世袭，但是已不复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了。中世纪的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身份性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势力递嬗。魏晋以来的《士族谱》遂为赵宋而后的《百家姓》所代替。

与此相应，农民阶级的地位有了一些变化。过去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部曲、佃客制，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基本消灭。代之而兴的，则为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的田主与佃户（宋代客户中的一部分是佃户）的租佃制；地主阶级通过契约关系和高利贷以剥削佃农，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这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当时农业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等方面都有所改善。手工业在陶瓷、造纸、印刷、矿冶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重大标志之一，如上文所说，是农民战争口号所反映的斗争要求的不同。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即使如刘邦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也还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而封建社会后期，则明显地转而为财产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黄巢的“罗平”，“天平”，“均平”，“大齐”，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斗争的要求，一次比一次明确，一次比一次提高，最后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可以看出，这些农民战争的新要求，与封建社会前期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从北宋时期起，三百年间，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亘北宋至南宋。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明朝时期，北方的蒙古、东北的满族，先后与明朝发生战争，最后，满族建立了清朝。可以说，宋明时期，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是复杂的、尖锐的。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宋明时期的读书人，十分关心家国存亡的命运。南宋的修攘之计，明季的抗清问题，就曾引起读书人的热烈议论。

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新情况。

首先是经学笺注的没落。唐朝钦定的《五经正义》已经统治了三百年。到北宋时期，它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在经学笺注方面，学者提出了疑问。刘敞著《七经小传》，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欧阳修请求删修经疏，认为《十翼》并非皆孔子之作。尔后，许多学者怀疑传统经说。如朱熹怀疑《诗序》，在《诗集传》中尽删《小序》。王柏则作《诗疑》《书疑》。陆游谓仁宗庆历间，诸儒发明经旨，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经》，黜《诗序》，敢于疑经，更无论经注了。对传统经说的怀疑，表明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笺注的没落。王安石的《诗义》《书义》《周官义》的撰著，固出于为熙宁新法寻找理论根据的要求，同时也表明传统经注已不足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走向没落。尽管统治阶级扩大经书范围，从五经、七经而九经、十三经，但是也无法挽救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以替换旧的学术思想。

其次是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经过唐朝佛教诸大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领域，渗透了佛学思想。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始刻宋版《佛藏》，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佛藏》刻成，共1078部、5480卷。唐、宋时期华严宗和禅宗的影响最为显著。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华严宗的印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接受了禅宗的影响。周惇颐的《爱莲说》显然与佛教莲花自性清净的说教有关。朱熹的《中庸章句》的《序说》，脱胎于华严宗的理事说，而又自云出于程颐。这些情况是佛学渗透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为佛学与儒经的比附。例如释契嵩的《鐔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极论》，又作《原教》《孝论》，以明儒释之道一贯。道教思想的渗透也很清楚，但其影响不如佛学渗透得深刻。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的传授，均出自道教。在不同的理学家那里，情况并不相同。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受道教影响较多。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说，当也受道数的影响。朱熹著《参同契考异》，是明显地在关心道教的经典。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是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大问题。

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书籍的传布和保存十分有利。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会后期的科学技术著作如《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无愧于当时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著作之林。

以上说的，是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

第二节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思想

近代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文化，理学也是被批判的对象。鲁迅的小说《肥皂》和《祝福》，以深刻的思想，辛辣的笔调，鞭挞理学家肮脏的灵魂，就是突出的例子。为了反封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冲荡理学，指出理学的消极面，这是必要的。但是全面总结我国的学术思想，不论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都要有持平的论断，既不能崇为“国粹”，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对待宋明理学也应当这样。

一、宋明理学与宋明理学的诸范畴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思想。从11世纪到17世纪，历时七百年之久。比历史上的经学、玄学、佛学统治时期都长。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性，指人性，但是理学家也讲物性。天道即理或天理。性与天道，是孔门大弟子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高深的哲理，但是在理学家那里却成为经常探讨的问题。《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了性、道、教三个问题，理学家尊《中庸》，就沿着《中庸》的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理学家所尊信的经典，不只是《中庸》，然而《中庸》的内容却可以牵合释、道，特别是释，与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思潮，暗相吻合。北宋的皇帝又以《大学》与《中庸》赐臣下。《中庸》之被重视可以想见，则宋明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进行探讨，是很自然的。又，《易》乾卦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说的也是“性与天道”。理学家重视《易》，据《易》以探讨“性与天道”，且以之作为理学的中心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宋明理学是在经学、佛学、道教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思想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这是它的特点。理学实起于北宋，经南宋而进一步发展，至元代而朱、陆合流，到明朝更有新的发挥，沿及清代前期渐趋衰落。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近现代各色反动派曾先后予以利用。

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从“道学宗主”周惇颐的著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来分析，有如下这些：

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主静、鬼神、死生、礼乐、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

这些范畴大部分源于《易传》，源于思孟学派的《中庸》，源于道教。可以想见，这些范畴的提出，是与对《易传》、对《中庸》、对道教的研习相联系的。

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所著的《北溪性理字义》中所列，则有二十五个条目，即：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诚、敬、恭敬。（卷上，十三条目）

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卷下，十二条目）

这二十五个条目，是《北溪性理字义》初刻本的内容，清康熙年间，戴嘉禧四刻是书，于卷上“忠恕”条目下，增入“一贯”一目，云“从清漳家藏本增入”，乃有二十六个条目。这二十六个条目，“太极”源于《易》，“皇极”源于《书》，“佛老”为理学家喜谈而又辟之者，其他二十三个条目均见《四书》。“一贯”源于《论语》“一以贯之”，本非连用，宋儒把“一贯”连起来，作为一个范畴来用。可以想见，这些范畴的提出，是与对《四书》、对朱熹《四书集注》的研习相联系的。

这二十六个条目，是二十六个范畴，但是又不仅是二十六个范畴，例如“理”，可以衍为“理气”。“道”，可以衍为“道器”。“太极”，可以衍为“阴阳”“动静”“无极”。“诚”，可以衍为“诚明”“明诚”“诚心”“诚意”。“性”，可以衍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德”，可以衍为“大德”“小德”。“心”，可以衍为“人心”“道心”。如此等等。

以后陆学又有“大本”，“尊德性”，“易简”，“顿悟”等范畴。王学又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范畴。

这些范畴，都是围绕着“性与天道”而提出的。上文已经说过，“性与天道”，本是孔门高弟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道理，而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却成了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思想史、哲学史上的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隋唐佛学的发展，如果没有佛学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是不会出现宋明理学言心言性的情况的。如果没有道教的长期发展，没有道教思想的影响，是不会出现宋明理学论究如“太极”“先天”等《易》学问题的情况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二、理学家主要通过注释儒家经典，阐述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家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首先是《易》，主要是《易传》。周惇颐、张载、程颐、朱熹都研究《易》。周著《太极图·易说》《易通》。张著《横渠易说》。程著《伊川易传》。朱著《易本义》《易学启蒙》。其次是《春秋》。程颐著《春秋传》。胡安国著《春秋胡传》。朱熹则根据《春秋》义法，著《通鉴纲目》。再次是《诗》。程颐著《诗解》。朱熹著《诗集传》。杨简著《慈湖诗传》。《书》则蔡元定、蔡沈父子作《书传》等书。《礼》则有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儒家经典中，阐释最多的，则为《四书》。自二程提倡《四书》，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后，《四书》的地位高过《五经》，《四书》类的著作，汗牛充栋。明初，且敕撰《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相并立。

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论语集注》，除朱熹自己的注解之外，所引别人的注解基本上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论。开卷第一篇《学而》，共十六章，引二程十三处，引尹氏六处，谢氏三处，游氏三处，杨氏一处，胡氏、洪氏、吴氏、范氏各一处，张敬夫一处。第二篇《为政》，共二十四章，引二程十处，范氏五处，胡氏四处，其他周氏、吕氏、谢氏、陆氏、马氏各一处，张敬夫一处。第三篇《八佾》，共二十六章，引二程七处，引谢氏六处，杨氏、尹氏各五处，范氏四处，游氏、李氏、吴氏、黄氏、吕氏各一处，赵伯循一处。根据前三篇六十六章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焞、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己的注解。

乙、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宋以前的注家。

丙、主要是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用工夫。

这就清楚地表明，朱熹注《论语》，乃是以理学家的言论思想，特别是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言论思想来解释《论语》。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辙，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这是极可注意的一个特点。朱熹注《论语》，重在义理，不重训诂，抛开了汉儒注经的传统，这虽是宋儒解经的一般学风，但是朱熹走得更远。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

再如陆九渊弟子杨简的《慈湖诗传》，解释诗篇，每每大段发挥他自己的义理，即发挥陆九渊心学的义理。这种做法，完全不像汉儒经注，倒成了他自己的心学讲义。例如《兔罝》，诗云：“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诗意无非是说：壮勇的武夫，是公侯的保卫者，公侯的腹心。但是杨简却写道：“简诵咏兔罝之诗，亦觉起敬起慕，庄肃子谅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所以终。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时之所同，鬼神之所同。”杨简的这种发挥，与《兔罝》诗意了不相涉，完全是他自己的心学义理。诗《南有樛木》，无非是说对一个女子的不敢胡思乱想，杨简却写道：“此不敢犯礼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不知道者必以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则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杨简的这种阐述心学义理的议论与《南有樛木》诗本意很少关联，只是理学家自己的凭空发挥。

理学家的理学思想，除了用经注形式进行阐述而外，还大量用语录来阐述，例如《东见录》《上蔡语录》《朱子语类》《传习录》等等。还写成讲义，如《玉山讲义》《严陵讲义》等等。还著作专书，如《易通》《皇极经世书》《阴阳管见》等等。或把文章书信诗歌等编成文集，如《朱文公文集》《白沙子全集》等等。

由于雕版印刷的广泛应用，理学家的著作大量印行。这些著作、经注、语录、讲义、文集等，是研究宋明理学的直接资料。

三、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及其相互关系：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

宋明理学的主要流派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这是大家熟知的。鹅湖之会，陆象山、陆复斋的两首诗及稍后朱熹的和诗，各自标明了宗旨，也寓批评对方之意。“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是说临墟墓而生哀痛之心，入宗庙而起肃敬之念，这是人的本心。本心的理是千古不变的。“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是说顿悟功夫是久大的，而渐修功夫是支离的，不免要沉沦。既说了宇宙论，又说了方法论。这是陆象山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是说学问要靠逐渐积累，逐步走向绵密深沉，主要讲了方法论，也涉及旧学新知等学问根柢问题。这是朱熹的诗句。这些诗句表明了朱、陆之间的分歧。朱、陆分歧特别表现在无极、太极的辩论上，连篇累牍，喋喋不休。据洪迈提供的南宋国史周惇颐传，其《太极图·易说》的第一句是：“自无极而为太极”，不是“无极而太极”。洪迈把国史周惇颐传拿给朱熹看了，朱熹却认为“自”“为”二字是史官所增，坚持第一句是“无极而太极”。还是要进行烦琐的辩论，他还要求史官洪迈去涂改国史原文，抹去“自”“为”二字，这种要求遭到洪迈的拒绝。（《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记濂溪传》）

沿着这种事实去探索朱陆的异同，是否可以搞得更清楚一些，是否可以廓清研究工作中的一些迷雾。这是可以考虑的。

朱陆异同，以及其后学的互相水火，朱学与王学的异同，王学各派的异同，是理学史的主要内容。

有的学者认为，宋明理学的流派之中，象数也是一派。在宋明时期，从北宋到明末，象数学是绵延不绝的。但是，搞象数的理学家，各有自己的思想路数和理论形式，不是前后相承构成一个学派的。而且程朱理学也与象数有联系。朱熹的《易》学著作，首载易图。朱门弟子，蔡元定、蔡沈父子都搞象数。如果象数成为一派，则蔡氏父子的学派归属就发生了问题。算他们是程朱学派呢？还是算他们是象数派呢？我们认为，搞象数的理学家，应从他们的思想体系与师承关系来判断他们的学派归属，不勉强纳入一个框子。这样，可能更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不是理学这一派与那一派的分歧。朱陆异同是理学内部的分歧。朱学与王学的异同是理学内部的分歧，王学各派的异同也是理学内部的分歧。即使如朱熹斥责张九成为洪水猛兽，也还是理学内部的分歧。反理学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要指出，“反理学”有个发展过程，开始只是在某几个问题上，有些思想家对理学观点提出异议，如陈亮、叶适与朱熹关于“王霸义利之辩”，或在道统论上的诘辩，等等。到明代，有些思想家才对理学进行了全面出击；特别是从本体论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有力批判。例如王廷相批判理学则是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明末泰州学派批判理学也是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清初颜元批判理学也是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理学内部的分歧，性质不同于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前者是在承认理学前提下的内部辩论，后者是批判理学与维护理学之间的论争。宋明理学发展的七百年间，理学内部的辩论，以及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是始终存在的。我们研究“反理学”的发展过程，是为了从对立的方面更加深刻地阐明理学本身的思想特点及其演变的过程。

第三节　宋明理学发展的诸阶段及其特点

宋明理学的发展分两个时期，宋元时期，明及清初时期。

一、宋元时期（10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

这一时期，约四百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宋，是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著名理学家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都生活在这个时期。讲象数之学的邵雍也生活在这个时期。二程的大弟子谢良佐、尹焞、杨时、游酢，也是这个时期的人。杨时寿命长，活到南宋初年。理学的重要著作如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程颐的《伊川易传》，张载的《正蒙》《经学理窟》，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都完成于这个时期。胡安国的《春秋传》略后。朱熹写理学六先生像赞，周、司马、邵、张、二程六先生都是这个时期的人。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都已经提出。所以说，这是理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胡瑗、孙复、石介是前驱人物，讲学的风气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南宋，是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朱学统治地位逐步确立阶段。著名的理学家有胡宏、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等。南宋初年，杨时传二程理学，经罗从彦、李侗而至朱熹，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著作为《四书集注》《易本义》及后人编集的《语类》。张栻与朱熹同时，观点与朱熹最为接近。岳麓书院诸生，南宋末荷戈登陴，抗击元兵，民族气节，固是卓卓。朱熹与张栻竭力推崇周惇颐，把周惇颐在理学中的地位抬高了。张栻之门人称周惇颐为“理学宗主”。心学自谢良佐、王蘋、张九成而至陆九渊。陆氏自成一大家，鹅湖辩论及以后太极无极辩论，表明理学与心学在本体论以及方法论上的分歧。同时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则独树一帜。与理学相颉颃，则有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一时并兴，各有较大成就。经过庆元学禁，朱学遭到打击，门人蔡元定编管道州。但是到了宁宗之世，朱学的统治地位渐形确立。重要的儒家经典，《易》（《伊川易传》），《书》（蔡沈《书传》），《诗》（朱熹《诗集传》），《春秋》（胡安国《春秋传》），《四书》（朱熹《四书集注》），就是说，在四书五经中，都有了程朱理学的代表性著作，唯《礼》未有成书。朱熹的门人，黄榦、陈安卿、廖子晦等张大其学。黄榦论述了朱熹在理学中的确然不拔的领导地位。心学则陆九渊之后有“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文天祥评论这四位先生说：“广平之学，春风和平（舒）。定川之学，秋霜肃凝（沈）。瞻彼慈湖，云间月澄（杨）。瞻彼挈斋，玉泽冰莹（袁）”（《郡学祠四先生文》）。说明了他们独特的学风。朱陆两家门弟子互相水火，朱诋陆为告子，为禅学，陆诋朱为支离。在象数方面，朱震的《汉上易传》调和张载、邵雍两家之说，《易图》三卷汇集了这一时期重要易图，其经筵表论述了北宋图书的传授，有史料价值。南宋末叶，真德秀、魏了翁被称为大儒，进一步巩固了朱学的统治地位。魏了翁表彰周惇颐，意在肯定以《易》学与道教太极图相牵合的周惇颐的理学地位。

第三阶段：元朝，是朱学北传阶段。元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南宋时期在东南半壁发展的理学，特别是朱学，得到了北传的机会。其间，赵复（江汉）、刘因（静修）、许衡（鲁斋）等起了很大作用。当初北方的学者，不知《四书集注》为何书。但是元仁宗延祐年间，复科举，乃以《四书集注》试士，悬为令甲，朱学的统治地位，遂屹然不可动摇。其中以饶鲁、吴澄比较著名，饶鲁的《语孟记闻》《学庸纂述》，申述《四书集注》的观点；《太极图》《西铭图》《庸学图》，则发挥程朱理学的大义。吴澄的道统论，言上古、中古、近古、今日，旨在阐述理学的传统。

二、明及清初时期（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

这一时期约三百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是朱学统治阶段。科场，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书》《诗》《春秋》，均主朱学传注。如《易》主程氏易传，《书》主蔡沈书传，《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科场律令，影响学风，自不待言。明成祖时，敕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均主朱学，虽其书芜杂，然官学所向，必然要左右学风。冯从吾谓“国朝以理学开国”，正说明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明初朱学学者，有宋濂、方孝孺、曹端。尤其曹端，比较重要，彭泽谓“道统之传，则断自渑池曹先生”。这是说得很确切的。薛瑄谨守朱学矩矱；吴与弼刻苦奋励，学徒寖盛；胡居仁也是朱学学者。明初朱学虽居统治地位，但论其学术成就并不突出。

第二阶段：明中期，是王学崛起及传播阶段。陈白沙（献章）受业吴与弼之门，但是他的江门自然之学，实传心学之绪，下开王阳明之学。白沙的弟子湛甘泉与王阳明有学术往还。应该说，白沙之学是王学的先驱，尽管王阳明从不言及他自己与白沙学术的关系。但是这一点，已引起黄宗羲的怀疑。黄宗羲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始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此言十分确切。“王湛两家，各立宗旨，王标致良知，湛标随处体认天理。”湛甘泉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陈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但是王阳明乃能独大，其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良知”人人固有，反观自得，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其主观唯心主义的特征，以观岩花为例，足以说明。他以为看到时心与花一时俱明，未看到时心与花一时俱寂。客观世界是否存在，以主观感知为条件。王阳明挟其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倡良知之说，心学乃风靡海内。浙中王门（钱德洪、王畿），江右王门（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北方王门，一时俱起。这些王门学者，皆以讲学为平生志业。但是反对者亦时有。罗钦顺（整庵）批判王湛心学，提出唯物主义的理气说，但是他又主张与朱学相联系的心性说。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论气外无理，与何塘辨阴阳（何塘作《阴阳管见》），论性生于气。他对理学做了系统的批判。吕坤主气的一元论，以自得为宗。陈建有广博的切实的学术造诣，斥骛虚好高之弊，务有形易见之实。其《学蔀通辨》乃批判王学者。泰州学派，出于王学，而乃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其学者批判道学，反对封建思想，不复能为封建统治者所容。颜钧（山农）八十高龄而被杖，梁汝元、李贽幽囚而被杀，是最突出的例子。黄道周与刘宗周为明末的两大师。

第三阶段：明后期及清前期，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先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后有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这些书都上承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陈确在天理人欲问题上，在知行问题上提出了反理学的观点。以后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都对理学进行了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穷途末路。像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才开创了中国思想史的新局面，他们的著作宣传了与理学相反的唯物论、朴素辩证法和人文主义的某些因素。尽管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康熙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如李光地、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其时亦出现李颙、孙奇逢、陆世仪、陆陇其等理学家，但理学颓势已不可挽回，一世学风逐渐转入乾嘉汉学。

上文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两个时期六个阶段，初步分析了各阶段的特点。这些论述只是勾画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更精细、更确实的论证有待于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概括。

第四节　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的统治思想

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长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开出的不同花朵。这样说，并不是要颂扬它，并不是说它没有糟粕。在漫长的七百年间，理学家辈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间不能没有值得后人汲取的有价值的思想成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总结前人的思想学术业绩，必然要排除主观的随意的论断，不宜菲薄，也毋庸偏爱。

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学有其独特的范畴、命题，有其所论究的独特的问题。所谓“独特”，就是不同于其他时代。例如：论性就提到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刚柔善恶中。论心就讲心量广大，藏往知来，人心，道心。论气就讲天气地质，气以成形。论理就讲事外无理，事理交融，一本万殊，显微无间，体用一源。论功夫就讲下学上达，格物致知，渐修顿悟，主一无适。论践履就讲修己治人，事亲从兄。论诚就讲自诚明，自明诚。论宇宙就讲无极太极，阴阳动静，天地氤氲，万物化生。论鬼神就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讲二气之良能。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范畴、命题、问题，虽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抽出来的，但是赋予了那个时代的内容与含义。它们是进一步发展了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不同于往昔。像盖房屋那样，它们搭起来的是更细密的间架，更深邃的殿堂。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把这些范畴、命题和问题，分析论究到精深微密，辨析毫芒。黄宗羲谓明代理学，“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其实整个宋明理学，都是如此，不独明代理学为然。正是这一点，标志着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的水平。它提出的范畴、命题，所讨论的问题，是新的，它探究的学术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成就，应该得到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宋明理学所分析论究的范畴、命题、问题，在当时是学术界也就是儒林普遍关心的。学派有不同，所得有深浅，但是都对同一范畴、命题、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回答。例如理气关系问题，有张载的理气观，有朱熹的理气观。理学家大都要讨论这个问题。这种对同类问题的普遍关心，固然会形成学风的烦琐，但是也导向研究的深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著作，语录之类的委积且不去说它，儒经的注释或发挥，就层出不穷。例如《易》学的著作就非常繁富，四书类的著作，也数不胜数。专门的理学著作如讲阴阳的，有何塘的《阴阳管见》，讲图书的有朱震的《易图》三卷，讲中的有《中诠》，等等。剔去芜杂，其中也尽有有意义的著作。

第五节　宋明理学史的研究

宋明理学统治封建社会后期达七百年之久，比诸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时间都要长。宋明理学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应该对它的发展进行很好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它的得失，探讨它的社会影响，写出马克思主义的宋明理学史专著。现行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诚然也论述了宋明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但是没有从理学发展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1979年港台地区研究宋明理学的论文约八百多篇。至于国外对宋明理学史的研究也相当重视。讨论宋明理学的国际会议，已开过多次。而孕育、产生、发展宋明理学的中国大陆却在这一研究领域显得沉寂。这不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吗？

应该说，我们对于宋明理学史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加强。作为哲学史和思想史工作者，必须用适当的注意力从理学发展的角度对宋明时期的哲学和思想史进行总结。

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要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是书籍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宋明理学家的著作，数量大，但是未经有计划的搜集整理。即使搜集整理，一般也只注意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和资料，较少注意不常见的著作和资料。我们今天比周汝登、孙奇逢、黄宗羲、全祖望所处的时代条件好，可以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书籍资料。但是也有不如他们的地方，毕竟我们的时代后于他们三百多年，有些他们见到的书籍资料今天已经散佚了。为了给研究工作创造条件，我们应该着手搜集宋明理学家及其同时代人的著作，进行整理，择要出版，其不能出版的，也要编集，抄录副本，以利保存和使用。

第二，是做必要的考证，把一些问题弄清楚。例如周惇颐的著作，据潘兴嗣所作周惇颐墓志所云，周惇颐“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今本《周子全书》有《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诗及文。问题在：一、潘志所云《太极图易说》，是否即《太极图说》？二、是否如朱熹所说，《易说》是一部单行的书？朱熹说，“周惇颐《易说》久矣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辞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非先生（指周惇颐）所为可知矣。”照朱熹的说法，《易说》是一部单行的书，如果是这样，则潘志所云太极图，就已包括图和说两部分，如今通行本那样，它与《易说》无关。三、《易通》为什么后来改名为《通书》？《易通》长沙初刻本乃胡宏所定，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章次有所移易。朱熹刻本则加了章名，又重定章次，究竟哪一个刻本符合《易通》原书？这些问题涉及周惇颐著作的名称及其内容，如果不考证明白，就会影响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经过初步探索，发现《太极图·易说》即后世所传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太极图说》共二百四十八字，加自注“无欲故静”四字为二百五十二字。其中引用《周易》文句共六十四字，占全文的四分之一强。所提出的范畴，多本《周易》，文中所讲的道理多本《周易》及《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的《太极先天之图》的说明。因此《太极图·易说》是“深于易学”的周惇颐以《易》理来说《太极图》的一篇文献，它就是后世所传的《太极图说》。不是《太极图》之外，别有单独成书的所谓《易说》。朱熹的学生度正按朱熹的嘱咐访求周惇颐的著作，只知道周惇颐曾以《姤说》和《同人说》寄傅耆，度正只见目录，未得原文。所谓卦说，如此而已。六十四卦而只说两卦，当未必成书。至于周惇颐与王君贶相见，天起大风，因说大畜卦，那只是谈话时的即景之言，与《易》著无关。

又例如朱熹的《大学章句》，颇改定《大学》章次，还写了《格物致知章》一百三十四字，加在《大学》原文之中。《大学》章次，程颢定之于先，程颐再加编定。二程兄弟，各有各的本子，彼此不同。而朱熹的章句，既不同于程颢，又不同于程颐。尔后王阳明又有《古本大学》。后人又屡加改定。这些不同的《大学》本子，到底不同何在？何以有这些不同？是应该考证并加说明的。在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工作中，有关这一类问题，都应该考证清楚。考证是对资料的审查鉴定，以及对史事的考核，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第三，要在掌握和考订资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资料，䌷绎其思想，研究其体系，做出科学的论断。例如张载的《正蒙》与《经学理窟》，发展了《易传》《孟子》《中庸》等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这是明显的事实，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又如朱熹写了大量著作，门人为他辑录了内容丰富的语录。对这些资料，都要认真分析，做出论断。又如王阳明天泉证道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以为定本，不可移易，而王畿谓之权法，以问王阳明。王阳明却说，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本体便是工夫；“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须用为善去恶功夫，以渐复其本体。对这个问题要很好分析，才能理解王门以后的分派。又，理学家还讲什么“天根”“月窟”，“人根”“鬼窟”，还讲“守中”“还丹”以及静坐调息法，把呼吸分成“风相”“喘相”“气相”“息相”四类，这些不就是与练气功有关系吗？不就是道士的修练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问题，在宋明理学史的研究中都会涉及，都要深入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通过对各个理学家及各个理学流派的研究，阐明宋明理学史的独立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揭示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对我们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上所讲的是发凡起例，钩元提要，作为本书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