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h. cretton撰

上篇

约莫二百年前，历史从寺院的幽静中被搅扰了，被带到了文雅的社会里。它开始在更近人情之眼界的广博、更客观的反省中，表现它的一些特性。现在市场的噪杂是环绕着它。它的世界是一个事务与事业的世界，它不再发出正教的命令，它也停止教训了，它成了历史家的气质及其同时人的观念互相感应之结果。那些观念对它各有所要求，它的前途靠它对那些要求所起之反应的性质而定。

产生现代诸历史学派之变化的双重性质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注重，他们的历史照例从伍尔夫（wolff）的《〈荷马史诗〉考证》出版算起。这本书人们早已公认为比较批评及科学考证的近代系统中第一个完全的例子。它虽然表示史家对于史料的态度的转变，但并没有改变历史的哲学概念，也没有改变历史在人类智力中的地位，“这种变化的产生有待史学观点的改易”。它影响方法，但不影响观点。方法的变化与观点的变化间有这样的差别：方法可以完全出于学问及研究的精神，但观点却由于另外一种精神而生。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历史家，他面对着若干远古的记载，他只想把这一切加以考验，并究问还有没有别的事实需要顾及，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可藉以改变旧传统。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别的想头。但是一个人若问到现代的生活与历史的接触点是什么——历史在人心中占什么地位——时，他是感觉着另外一种冲动，这不是属于学问的冲动，而是生活与经验的冲动。当然在任何时代的历史家都会问及，历史的目的是什么？马可黎曾经答复这问题道：历史，用性格及情节之活动的叙述以灌注普遍的真理于人心中。罗斯柏利（rosebery）还在响应这个答案，他说：“历史是人类传记的宝库，这宝库充满了高尚的模范及优美的感兴。”当这种答案能被史家接受时，史学界显然未曾经过澈底的变化。凡涉想及现代历史体裁与目的的人绝不会做这类的答案。他所得的结论该是：历史知识的价值在它影响我们对当代种种问题的反应，影响我们一般的心智的“眼光”，它影响我们对于每一消息及批评的刺激的反应。换句话说：历史第一次真正地回顾从前历史家把自己放在过去的某一点，而向前工作。昔人把4004b.c.的年代印在圣经的开头，把764b.c.印在罗马史的开头都不是偶然的事。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他们的旅行必须从一特定地点出发，照现代的历史家的看法，那确定地点就是当今。他不把他自己运回到过去，然后推到现在。他们往后追溯，就过去事迹中，特别选择其对当代问题有重大意义的。从前的历史家把年代看得很重，现在的历史家却把年代看得较轻了。这些史迹的生命力不在自身，而在它们对探照灯所反映出来的一星闪光。这种观点的变化比方法的变化出现得晚些，因为它不是连续的，所以它的进展也较难以追溯。学问精神的变化，一经开始，可以凭自身的动力，直继续下去。观点的变化受思潮起伏所支配，它也受社会及政治运动所造成的阻力及助力所支配。但是亚丹·斯密的著作可以算作一条发展的路线的起点。这路线经由勃克尔（buckle）及拉其（lecky）到达格林的《英国民族史略》的穷途，又到达马克斯的更有力量的影响。

这种变化的性质，使得我们无须乎（若不是不可能的话）详细去追溯历史知识的进步。有两句十八世纪的名言恰可以作现在与过去的史学的分界石。一句是瓦尔浦的话：给我念什么东西都可以，只不要历史，因为历史必定是假的；另外一句是约翰生博士的话：历史必定是一种编日历的工作。这些说法有一共同之点就是，历史仅仅是许多断案的聚合。瓦尔浦暗示历史与生活及时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任何时期或任何人物的历史的推论可以对或不对，但是认为历史必定是假的这种情感只能从一种信念而生。那就是说，历史与常态的生活及常态的人类的心绝不相干。约翰生暗示出历史与哲学或智力的好奇心无关，照近代的说法，历史乃一人生的理论，乃一智力的公式。照这说法解释，上引的两句名言便成了全无意义的。史学革命的完成由此可见，约翰生的话不用说了，瓦尔浦之谬也是显然的，因为说历史一定是假的，就等于说当代的社会学、哲学、政治哲学没有一派是站得住的，同时也没有学问或科学的考据那回事。

在改变观点及方法的种种势力中，有些原素可以用来解释历史在今日的地位。虽然那变化可以从伍尔夫与亚丹·斯密的著作算起，《〈荷马史诗〉考证》及《原富》，都不是突然爆发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的，它们都立即为人认识，换句话说，它们都是若干思想趋势的最显著的、最完满的结果。这些趋势我们可以很粗略地概括于理性主义的题目下，对于教会权威的反抗在历史及其他学术上同样是不可免的。耶教的种种影响当中，其一种最有力而持久的就是把这世界和它的过去切断。罗马文化的毁灭固然必在欧洲历史上造成一道鸿沟，但新宗教更把这鸿沟弄得更深而且更固定了。这新宗教所产生的变化是这样摇根动本，遂至前数世纪的一切努力、一切希望、一切思想，都好像是枉费的。因此，其受遗忘的程度之深，绝非仅仅时移世换所能做到的。在以前，所谓过去只是在年历的意义上算是过去了，并不是在想像的意义上算是过去。希腊与罗马人并不觉得历史是一种智力的追求。我们可以说，也许所有的古典文学都是历史，也许都不是历史，这两说都有同样的真理的。雅典的伟大的戏剧在一方面上和杜西地达斯的著作同是史书。在另一方面，塔西达斯的《编年史》和《伊尼雅特》同是一种想像的作品。那些历史家、戏剧家，甚至抒情诗人都用同一的材料工作。欧底泼斯与柏雷科斯同是雅典人，特尔诺斯与提柏瑞亚斯同是罗马人。这些作家的兴趣与其说是在所记录的言行，毋宁说是在记录所表现的风格、慧巧及戏剧的力量。材料是共同的，是成了定型的事实，有些几乎是成了典型的事实。神话与信史的差别已不存在，历史完全适合于马可黎的定义：“它是一种诗与哲学的混合，用性格及情节之活动的叙述以灌注普遍的真理于人心中。”

当然，耶教的要素是要灌注普遍的真理于人心中，并且依靠那极端窄狭的事实的基础。

在新宗教的胜利中，基督的三年布道及三日间的受死与复活，就足以消灭先前西方世界的历史、诗歌及哲学了。基督教使学问与文学专门化，它简直独占了想像的领域，所有的艺术都成教训的。所以，当历史挣扎着复活的时候，有一种新的区别产生，那就是叙述的内容与叙述的方式的区别，也就是教训和娱乐的区别。对于前者，刻意的想像是没用的。想像用在事实上，其结果属于另一类的文学。历史与小说开始分家了。

文艺复兴虽然给我们对于历史一个较广的眼界、对于过去的较生动的感觉，但对于史学贡献甚少。久已遗忘而新被发现的史书，只被人当作古典文学来读，而非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道德的标准仍旧有力。它有两重的影响：一是在古代与现代的世界中划了一条界线，一是以有益和无益的教训式的区别代替了真和假的批评的区别。甚至依拉斯马斯（erasmus）虽然能够见到前一种区别，却每每看不到后一种区别。在两方面上，文艺复兴都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变化。它的领袖人物固然否认现代的世界比古代的好，他们把时针拨回去以自娱。他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只当基督教未曾存在过一般，但这样只是把古代和现在的分隔愈掘愈深，并没有把二者连接起来，只是把二者的界别过分侧重。虽然宗教改革曾扫除一些老的判断的麻木，却不能在历史上立一个新的标准。历史就其为一种智力的活动而论，依然是一种机械式、操练式的活动，因为哲学和人生的理论与实践还与教会的教训为一。

宗教改革对史学的影响是怎样地少，我们可以从这事实看出：当史学的变革终于开始出现时，这变化开始出现于一个并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及民族里，英国和德国都不缺乏能领导变革的人，来伯尼兹（lelbnitz）在一千六百七十年照原样印行了许多文件不加“修正”。他的英国弟子瑞马（rymer）把英国的宪章誊录印行。其次如杜格达尔（dug dale）、李兰（leland）及活德（anthony wood），他们的工作都根据一种本能的信仰，以为历史的学问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信仰还没成为一种理智的信服），至于史学的实在范围和性质，他们所见甚浅。形式化的基督教给史学划定紧严的界限。在这界线内，史家远征所及，不外国家的正式文件、大寺院的资产表、家谱、徽章等的细节而已。这里有对于阶级界别的尊重。这些界别就是教会之物质的繁荣所倚靠，甚至是它本身的安全所倚靠。不管这些印行得怎样多，历史是不会有很大的进步的。阶级的世界观念统治了它，有些社会的层次和历史简直不发生关系，一种想像的秩序破坏了探究的努力。在那些曾为宗教解放的主要舞台的国家中，使它们成为新教沃土的性质限制了它们，同时它们是太过幼稚，太过严重了，不能达到完全的心的解放。那两个新教国家所以能强力地而且有效地抗议罗马教会的提高权威，其原因之一，即是它们的内心，兼有精神上的服古笃旧和智力上寻根探本。洛克（locke）及勃特莱（butler）都没有什么帮助给瑞马及杜格达尔，因此，历史虽然开始把王公大人们的事迹及意向考证得更确实些，它依然坚信这些乃是最重要的史实。

大变化是要从另一方面来，要从另一国家来。这国家没有充分的崛强，所以能忍受罗马教会的威猛的命令。它却是永远有一种活泼的智慧，不致把任何对于精神的好奇心的人为限制看得很严重。法国对于官府的基督教的地位，能作极端的表现，也能作那地位的最强的溶解力。二者合一，才能产生新的历史观念。布塞（bossuer）和福禄特尔（votaire）完成这种合一。“世界历史”乃是教会许可下的历史之最高的成就，它使得人类全部的记录，以基督的诞生，及上帝关切人世的理论为枢纽。这书对福禄特尔的影响产生了理性主义精神之第一次可注意的表现。在人类心智的进步中，曾经发生的事实的真相要等许久才能透入全世界的意识。差不多一百年来那两种影响是并行的，它们互相觉认，互相怀疑，却各受对方深刻的影响而不自知。历史的学派渐进而为接近真正人生的东西，这最初显现于法国，在那里往事的影响自然是最强大的。杜康（ducange）的《字义》、蒙德福康（montfaucon）的《希腊古文字学》及巴黎的benedietine学派的全部工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这进步是盲目地进行的，却依然是很大的。历史受了哲学的刺激，不幸哲学家不是良好的历史家，不能使它们的影响成为一种指导。因此那种刺激的作用没有一定的方向，历史的各学派接受了这刺激物，直从自己的阵线向前放射。理性主义者随着他们的进展，向它们的系统及它们的观点挑战，却不能利用他们的研究和发现，以达到更好的目的。

但路径一经开辟以后，那两个只是无力打破樊笼的国家，从已做成的裂口自行前进。法国思想家的工作不能作为历史方法及观点的变化的起点。它们虽然把产生变化的两种极端的势力合并为一，因而产生了新的东西，但这两种势力因为带有极端性，依然各自分途。考证家在他们的限制之内，可以成为好的考证家，但哲学家永远只是俏皮而专好破坏的概括者而已。惟有德国才产生没有限制的考证家，惟有英国才产生尊重事实的概括者。伍尔夫的《〈荷马史诗〉考证》有深刻的学识，而没有受教会影响而生的任何偏见。他接近他的题目，并不是带着文艺复兴对古典文物的热烈的感情，也不是带着寺院的学者对那“异端”时代的冷峭的疏远，只是自居于一个纯粹理智化的人。他的工作启示给正统的历史家以一事实，他们在十八世纪中已作了很大的进步而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亚丹·斯密的《原富》是对理性主义者的启示。不只教会的强力的统治已经过去，不只历史已逸出了基督教的事实的樊笼，阶级的历史观也全部成为过去了。国王与贵族，也同教士一齐被推翻，他们摔倒于一新的历史哲学之前。照新的历史哲学看来，他们的战争、口角，他们的宪章及条约，在国家生命的潮流中，好比一些泡沫及漂流物而已。这国家生命的潮流却是循着人类的共同需要、地理形势的利害、中产阶级的商业、工业的劳力等等。战争与条约有时是这些势力的冲突之可见的结果，也许是潮流所遇的障碍物，但潮流自身通常却是和这些东西分离的。

历史这名词有双重意义，它指示人事的进程，也指示这进程的记录。伟大的历史时代很少对于历史的记录有多大直接的影响，但事实上当伍尔夫及亚丹·斯密的著作印行时，欧洲史的进程正要大大地加增对新历史方法的认识。法国革命在两重意义上制造历史，如亚顿所说，凡要替法国革命辩护（说它是一切历史之成熟果子）的自由学派必须费力去说明历史是什么，而不能以旧有的答案为满足。照这派思想的前提，国王、贵族及教士并不占历史的全部。有了休谟之力，亚丹·斯密的理论开始透入英国政治的中心，他的名字代表理性主义做成了一新的大罅隙。

关于十八世纪历史观念的这些变化，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他们已经预兆到历史与其他每一门学问（实用的或理论的）的交互影响。宗教、哲学、科学（例如莱伯尼斯及巴斯加）及政治都感到这变化，不但在许多方面把它（历史）改变，也被它改变了。但是像布索埃特的赋予活力的影响加于福禄特尔以后一般，要过了些时候，这变化方完全被人觉到。

对于世上一般人，历史仍是一堆纪年录一类的东西。像费利曼教授那样和现代接近的一个人，竟会给历史下一个空虚到出人意外的定义，说它是“过去的政治”。自由学派对英国人所给法国革命的解释是失败了。毕特及拿破仑的战争接着出现，英国思想的大部分抛离了那些新观念，和断头台发生关系的历史及哲学的观念冒犯了“正人君子”的国家，在“改革案”运动之后，虽然有新宪党的捣乱，英国在思想上却是向后退了。

但是落在史学上的光明是那样强，虽在普遍反动的时代中亦不易消失。理性主义者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变化，及对权威之新估价所产生的方法上的变化，都在革命前发生，也是不能磨灭的。从史学的观点看来，革命之最坏的影响是：它最初好像要促进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用实在的、可见的、现今的民族生活来解释历史），结果却把它延缓了。换句话说，当时再度遗失了的是历史和国家的日常政治的联系。

但是，历史家并不曾完全回到图书馆的幽寂，像哈林的《宪法史》虽然在大多数方面是正统的，也有些地方表示着当时的学者已嗅到自由空气。哈林故意把他的著作停止于乔治第三登位之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决不知道这事实——如果那本书只是止于所止之处——那意义恐怕不会如此显著。不过我们知道哈林很后悔辍笔于此，可见他已想到（无论怎样微弱地），历史可以涉及现代的事情了。那就是说，史学上的争辩，可以不是文件的冲突，而是政治主张的冲突。哈林决断这是不能容许的，但他心中感觉这种决断的必要，这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卡莱儿在他的观点上并不算偏奇、孤独，如常人想像的。从“法国革命”的灰黄的烟氛里，及在“过去与现在”的焦躁中，永远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喊：“这就是你的历史一定要解答的——这广大的群众，为你们关于国王及贵族的巧佞的记录中所没有的。如果历史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话，你一定要站立在这里，当场就地的瞧着它，并使它常可以被瞧得见。”哈林看到而终于拒绝的，就是这当场就地的站着。他和卡莱儿的精神虽然不同，但他也感到，历史著作的真正原动力是这“最近”以至“同时”的不可控制的原素。

很奇怪的，近代批评认为是史学的阻碍的一个历史家也是如此。马可黎在史学界的地位的论定，每从一问题出发，他要使历史成为一种“真实故事”之明说的目的，成了他的罪状。在他的时代，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权威的批判、文献的尊重，已成了史学的通则，而他却要倚赖于想像力，在后人看来这差不多是一种昏迷的自大。他想使标准历史中有名的人物和紧要关头复活重现，而不肯把那些标准历史的观点重新考虑。这是学术的一种过犯，现在不能为他辩护了。但这里仍有未可磨灭的余地，马可黎有未可厚非处：他的历史离哈林或卡莱儿的不远。他的著作的原动力是对于当世事务的关切，是对于产生它的条件的兴趣。当然这种关切和卡莱儿的不同，那完全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关切，为自由主义派的政治痛苦所引起的，并不是其民众肉体的痛苦所引起的。再者，这兴趣的性质也不同于哈林的，这不是学者对于宪法发展的兴趣，而是政客在党争中的兴趣。可是当马可黎写作时，他把脚跟固定地植立在他的时代上，他即使后顾，决不致把他的脚提起。总而言之，他觉得历史是比年表多一点。他的批评者，虽然承认这点，每每为轻易地认为他对年表观念的救药只是浪漫的想像。事实上，在他那时，及自他那时起，比他好的历史家也用同样的救药——以当代的事业及当代的政治兴趣为历史的轴心。马可黎自称，他的野心是要使他的“历史”代替了妇女桌上最新的小说。这句话常被一些历史家用来诘责他，但这和史学界发展所趋的目的并不是不谐协的。

说他喜欢用陈旧的人物及情节，而不重新考虑他们对国家生活的真正重要性——这种批评完全出自现代的观点。这批评忽视了一件事实：最英明、最饱学的新史家若拿来与马可黎并论，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比马可黎有更多新创的见解。兰克是近代史学界的偶像。他的弟子亚顿用了两句关于他的话总括了近代史家的两个理想。第一句：“他是首先英勇地研究历史记录的一人。”第二句：“他教我们要批评，要不带色彩，要新颖。”然而兰克从没想到的历史的题材是在那些君主、贵族，及教士的野心、政治家及国会的党派之外。不管他给予考证及比较批评以怎样新的气力，历史的领域对于他始终止于旧的界限中。

事实是这样，在十九世纪的前半，英国与德国在史学上的地位，与十八世纪时法国略同。两个潮流都在进行着，都不完全感觉到彼此间的关系。方法与观点的最后接触，其给予法国的永久影响在方法，其在英国及德国延迟了许久的结果是在观点。当然那平行的影响是不很相同的，理性主义哲学已做完了它的工作。无论如何，在英国，当十九世纪时，宗教偏见所构成的障碍物是左右地倒着，并且我们不能想像历史会在教条的桎梏下前进。因此，和纯粹的历史家并行的影响要在别处寻找，那是政治及社会改革的影响。福禄特尔、莱伯尼斯、笛卡儿及休谟在十八世纪所做的工作，在十九世纪是给卡莱尔、米尔、勃莱特、拉萨儿、马克斯——那些过激派及社会民主派所做了。哲学家曾解放了历史的探讨，政治家现在要把它的重心转移。这探讨最初是要带有意味的，后来变为要受正人君子所尊敬的，现在连这性质也被认为一种限制了。

方法的变化替历史所开辟的田地是这样大，所以观点的变化被延迟了。十九世纪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垦殖这田地，在一时期只有历史原料的零星的印行而已。但将近一八○○年时，欧洲各国政府的档案已受到史家更深切的注意，大陆的学者多数只研究那些文件，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们，并任由别人为着别种目的而利用它们。英国史家却大费气力去把国家的记录分类并印行。关于这时候推动历史工作的真实力量，没有比下面的事实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了：最初二十年来，官印文件的浪费和虚耗还不能使这种营业坍台。这种工作是那样重要，所以爬入其中的腐败能被祛除。结果在英国这种印刷比在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发达，但同时在英国史家太专心于这种工作，遂至不能感受其他的影响。年表家又恢复了它的势力，凭亚当·斯密的精思，英国在精神的新颖上导了先路，但这种精神的新颖后来英国也消失了。这种情形不仅英国为然，在大陆上，文件的研究，虽然不采印行档案的形式，也销磨尽了史家的精力。尼伯发现了古籍的本子，把罗马共和国初期历史中人格矛盾的疑案解决，把制度和趋向阐明，孟申除了把罗马英雄重新估价外，又贡献世界以他的庞大的“corpus inscriptionum”，基扫特在一八二二及一八三○年印行了五十七册关于英国及法国的史料——这些人都是史界的巨头。美国当她开始有所成就时，也不曾贡献过任何历史的新观念。皮斯客特的《斐蝶南及以萨伯拉的历史》《墨西哥的征服》及《秘鲁的征服》都属于“纪录之英勇的研究”这一类，他并不曾问及所记录的事实是否历史之惟一主要的实质。可做的事是那样多，当时大历史家即使有时想到这类查根究底的问题，也无暇顾及它。写本及印本文献的研究既渐渐地开发了许多材料，考古学也同时慢慢地在加另一种材料。发掘给古史家带来了一串新事实。这些新事实虽不如以后时代的新事实之多，但其骚动史学界则一，甚至像尼伯及孟申的晚近的重构工作也显出有错误。

几乎一切十九世纪的历史工作，都带有一种特殊的热诚。这热诚是超乎发现并使用新材料的兴趣之上的。历史判断的重新考虑及历史人物的重新估价，给人以新观点及新方法之虚幻的印象。庞被的性格的传统看法之被推翻，流俗对titus oates的谴责之改变，享利第八的公认的仁慈之严厉的否定——这类工作带有新的生命。这些工作不过是旧牌的重洗，原局中棋子的稍移而已。这些探讨也许可以使年表更为有趣，更为可读，但它仍是年表而已。

再者，史学专门化的自然趋势（权威的养成需要专精）把新方法与新观点的结合延迟了。这结合假如比实际上远早一些，可以把经济学从无用的孤立中救出来。不错，马克斯因为对于经济学的工作有清晰的观念，所以能自救。但如英国的白芝浩、罗杰士诸人，从没有澈底了解，在他们的著作内，保存了一种新理论（关于史学的责任的理论）的种子，那是《原富》一书先已具有的。和他们同时，斯托波（srubb）印行他的《宪典》，灰而曼和福楼特（froud）和伽登纳尔（catdiner）把短时期的政府档案整理了又整理，但这两群学者都不曾想到他们相互间的接触可以产生新光明及活力，都不曾想到经济学家可以把史学家和他的时代连接。这一来，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兴趣，比纯学者的兴趣更广博而永久。

但有两部书超出这时期的其他著作之上而表示重心的移徙。一本是勃克尔的《文化史》。在这部书里，惊世眩俗的事件及高尚的模范和优美的兴感是占很小位置的。假使勃克尔的工作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他也许是像福禄特尔那样摇动人心的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基本主张，有些是有意攻击学院的历史的。在他看来，建立历史为一种科学的工作，过去做得很少（这种历史应该显示支配国家及人物的命运的原理）。换句话说，历史到现在仍是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勃克尔认为范铸一个民族的前程的势力，乃是它的自然环境、它的土壤及气候的情形，它获得生活必需品及奢侈品的便利或困难等等，而不是君主及教士们的行为。那些人是被范铸成的样品，而本身不是范铸者。他更进一步说：个人的努力，在国家的历史上是比较无关重要的。大人物是有的，但大体上他们只是些扰乱的势力，而不是历史发展的领导者，是时势造成者而不是造时势者。宗教、文学和文明国家的统治——屈服于新标准下，成了人类进步的产物，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原因了。

不幸得很，像大多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一般，这位长于综括的新天才和这新怀疑学说，为历史智识的短缺所害累。勃克尔在述意上每每松懈，在论断上每每轻率。但是他的工作，与《种原论》的出版所产生的科学的新秩序相符合，虽然大部分历史家仍持旧观，但自勃克尔对他们挑战后，他们的心中已有一新倾向，这种倾向因科学上的新变化刺激而加强。福楼特虽然反逆潮流，偏要跟马可黎走，但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继承人。

另一种对于学院的历史的挑战没有收到完全的效果，并不是因为学力的缺乏或立言的暴躁，只因为它把新精神表现得太夸张了。格林的《英国人民小史》把钟摆拨得太猛了，以国王、贵族、国会及战争为历史的标准材料，这是错误的。但说这是错误的并非就认为如格林所主张，在真确的历史中，这些材料可以一概不提。这也许是真的：旧史所载，摇旗呐喊及铺张扬厉的事情，是历史的外表。而国家的真正生活却在它底下进行着，而钟鼓喇叭的余音是传不到英国的小城镇和乡村里的，王室的兴亡不能阻止耕耘、纺织的工作，或熄灭锻炉的火焰。但是，如此看来，人民便成了一种很奇怪地隔离而无生命的物体，不时受到外来的、不可完全解释的震惊，有时从模糊仿佛的接触得到利益，有时得到损害。它很像是一个有神经系统的物体，但缺乏神经系统之器官的用具，数百年来人民所藉以观见并处理事物（就民族的意义言），藉以旅行并获得经验的肢体，格林着意地把它们省略了。

虽然没有收到完全的效果，他的《小史》已留给我们第一个新史观有意的习作了。在对历史的关系上，它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在这时代里贵族的特权及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先后崩溃，政府的机构、国家的组织直接和工人的状况发生关系。它的主要缺点有一部分也是由于把那极重道德的时代在国内政治所保持的和平性格。在勃莱特及格拉斯赖的活动上，并没有革命的材料，在莫利斯及金得利的教育的过激主义内亦没有。那时代自然不会以争辩的口吻来记录它对于君主及贵族们的冷酷，或对教会的贪得的抗议。认为国家的生活是离开这些表面上的扰乱者而独立进行——这也许在当时好像是一个前进的理论。但据此见解而著者，只是规避重要的问题。规避重要的问题原是那时代的特性。如果一切以前的历史材料对于国家的发展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宪章、条约、战争、国会，及会议对于人民的重要，只是在人民对他们要付血或金钱的代价——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便有一笔账尚待清算，格林的断然的修正，只是把这笔账压下而已。

下篇

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差不多各种学术的活动都发生一种特殊的变化。这变化最初是在哲学。法制上（特别在工业方面）的道德混乱及理性缺乏——对于这种情形日渐深刻的感觉，使得我们的道德哲学，越来越在结论上带试探性，越来越厌弃强调的判断了。在宗教上，“种源论”所引起的关于“文字的感兴”（verbal inspiration）及事物的由来的种种争辩，热力顿然消失了，它们仍然保留一点学术上的兴趣，但是在一种新的实用的冲动（要寻求人的道德本性的每一种刺激之冲动）面前，它们已失去精神上的急迫性了。信仰的坚度及压力变成了比它对理性的反应更为重要，这一半是由于哲学的新影响，另一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自足自满的掩袭。早期（对演化论的）热情过去以后，人们看清楚达尔文的假说只是一种假说，达尔文所提出的不过如此而已，而不是系统的断案，如它后来所变成的。在社会及工业状况的好处与坏处之奇异的混合中，科学开始改变了它的整齐、坚决的公式，及目的性的观念。还有更可注意的，它竟接受它以前所极力否认的道德的及伦理的色彩。环境之本能的反应说及适者生存说等类独断，它再不会无条件接受，而不负起改善环境及增强不适者说的责任了。

事实是，每一门学问都感觉到十九世纪的机械的成就的影响，这种成就沟通了全世界。地理上的发现、旅行的新便利、研究工具的改进等，对于学术进步的助力是很明显的。但同时还有一种更微妙的促进交通的势力。贱价的印刷、贱价的报纸和普及的教育，使得文明社会各部分有了一种相互的感觉，为以前所无的。这时，所不大注目的种种发展，如商业上有限公司之增加，大大地改变了社会的机构，创造了阶级与阶级间之感觉上的新连环，那些阶级，以前彼此间的认识，是很疏远的，甚至带有敌意的。

在这普遍的思想变化中，历史才受到观点的变化。这观点的变化虽然比方法的变化更难追溯，但对于一切考虑到这问题的人，是和方法的变化有同样真实性的。如果史学要不仅是智识的追求——如果史学是要发生实际的影响，那么史学的整个前途似乎有赖于那观点的变化的正确了解。十九世纪之末，历史既然有这样好的准备，这样多的助益，那么，在一个爱科学的时代，一个对科学的要求极严格的时代，人们自然要把历史放在科学的名目下了。不仅正确及公平成了史家工作的极寻常事，他们还有真科学家辨别事实真伪的旷达。地理学、人种学及物理学同文献的及考古学的证据一样，成了近代史家的材料。比较新近的时代的划分，比较新近的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很容易就被人抛弃了，正如纪元前四○○四年创造世界说之被人抛弃一样容易。但是，在史学上新的旷达态度每成了决断的瘫痪。这在史学上较其他科学更甚。应用原始资料的热诚，使专门历史学常勃勃有生气。但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来，通史的著作是停止了。史料的新工作的发现所引起的能力的迸发之后，继以一阶段，同样地吸聚了专门史家的精神，但对于他们的生产，却是一种阻碍。这是对史料之比较估价的阶段，同时也是以前对马可黎及福楼特的态度之必然的结局。这些历史家在不同的程度上（福较马为甚）都从原始的文献上工作，只因为他们有意掺用想像而撇开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严重的叙述都有相当文献的证据。所以，证据应有价值上的分别。在这种研究上，历史家开始用心，史学的各方面都受到这种影响。尼伯尔、孟申、突儿华尔（thirwall）、费利门及其他十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史家，都曾依照一些新材料来写罗马、希腊史。这些材料相当于近代历史中的档案，那就是发掘的结果。但当这世纪之末，在这领域内，权威亦开始被人疑问，以前它却大抵是被人照原样引用的。当那些发掘家走得愈深，涉历得愈广时，他们滋生了许多新事实，遂致考古学者亦受到和历史家同样的阻碍。专深的探讨几乎陷于悬而不断的绝境。惟一安全可做的事是印行文件，并避免根据它们来写历史。

在美国，第一个够伟大，能面对这危险的历史家是亚顿。在原料的熟悉上，他是无敌的，在证据的估价的能力上，他也是无敌的。他试去唤醒一般史家，说道：虽然整理文献的时代正在开始，我们已有了立足点，因为意见已渐重于信仰，智识更渐重于意见。他把他的确信施于言行，着手于一件庞大得够弥补数年来史界的荒芜的工作，那就是《剑桥现代史》。

当一般人都不愿说肯定的话时，他的确信的根源，除掉他的特别天才外，也许一部分是因为他能划分历史家之研究的及训导的责任。他知道（别人很少知道的）原始文献的汗牛充栋（因为对欧洲各国历史的任何问题，一个历史很少有只顾到本国的档案，而不研究他国的），他勇敢地主张：材料及权威的领域应该只属于历史家，那些学生、普通读者、政客，是不能希望和它发生关系的。公平为理所当然，没有一个历史家不把兰克的理想（他的无色彩的正确，对权威的批评，个人的偏见的压制）放在前面的。因此，原始文献的印行是枉费气力了。历史到了这时候应当可以印行一种清晰叙述，没有关于史源的脚注的牵累。

这是异常的、坦白的供状。这种信念未被明白提出之前，已遭受反对，不独为英国思想及探究上的每一趋向所反对，并为转变的教育精神及为政治潮流所反对。

十九世纪之末，存在着一代英国人。他们是在国民生活的两大变化的支配下生长的。一是报纸的贱价，一是强迫的教育，此外又有大学扩张运动，及新省立大学在精力、才力及效率上的大进步。结果历史家发现他们面对（可说是突然的，因所有的影响同时到临）着一个新的要求，不但就提出它的人而论是新的，就它的性质而论也是新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要求。在过去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阶级的差别，因此，当从前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一旦得到这机会时，他们疑惑教育是真正制造并维持阶级差别的工具。在十九世纪，普及教育运动到处成了政治的口号，成了阶级的口号，它曾是改革派（chartism）的一种主张；再后变成自由党政府对1867年改革后的公民投票之最初反应。它在1884年改革后所选出的国会手中进到最后的阶段。自然的影响是：当一有受初等教育机会的世代兴起时，它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好学的精神接近它的教师，不单只是要受教，并要知道所教的是什么。亚顿的分工说也许会产生一种固执的历史学者，发出绝对的命令，以专家的决断为藉口，而他们决断的理由，一般人简直莫名其妙。这新世代不肯以任何权威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原始文献的研究所开的门是不能关上的。人们要求得读原料的本身，没有经过“中等阶级”的学者的点窜的。

这也许把那些新进对于史学界的态度说得太利害点。如果真相是没有这样明朗（如果关于这种态度，人们所听到的，不如这里所涵蕴之甚），理由一部分是历史家本身规避了亚顿的“通谕”。上面所引他的话中的一句就足够使二十世纪的任何专家反省了。那句话是“意见渐重于信念，智识更渐重于意见”。虽然智识的进步很大，如果在这时代的智力的原则上有一点是比其他更为人所注重，那就是对意见的尊重。这对意见的尊重，使得从智识到主见之间的心理转变，极端困难。知道的愈多，执持的愈少。因此那些新进（当他们是热心地并且以破坏偶像的态度侵入学问的座位时），发现他们并没有被迫要作什么主张，导师及教授不再说教了，他们携带了到史料宝库的钥匙，同他们的学生进去。研究班是理想。讨论非常热烈，主张却沉默了。

我们将发现（这发现还未完全为人所公认）那对史界的新要求不独在种类上是新的，并且在提出这要求的人们上也是新的。在昔日人们可能（虽然这办法对历史工作是不好的）在某一点上画一条线，把一切接近那条线的当作现代的事实，还没成为历史。大略地说，正像哈林停止于乔治第三的登位时，十九世纪的正统历史家停止于维多利亚后登位之时。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的生活和阶级间的关系是那样，以致这界别的虚伪不易为人见到。教育是有限制的，阶级的分隔是很清楚而紧严。不管在史学界，固定秩序的感觉怎样为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所侵蚀，它在实际的生活上仍是实在的。在“改革案”（reform bin）之前，英国的社会（不管它内部的困难和分歧是怎样）有一种确定的形态及秩序，没人对它发生问题的。一般人民无意去归纳当时的趋势，并且不要求对他们的生活的进程，得到一种概观，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有机的发展”的意识，任何程度的有效的趋势不会存在，除非等到少数受教育者把它们归纳出来。近代英国有一些真正的需要，那些需要是我们已述到的两种影响所引起的，那就是报纸及免费的强迫教育。今日的人不免要知道世事如何进行，并且他们能凭藉若干百年前所没有的工具来宣达趋向及兴趣。简单一句，他们有无限的机会和一切的资料，以迷惑他们自己及他们的统治者，以将他们的事务化为不可解之结，以盲目乱撞于不相关的事实之网中。这新世代的要求实际是：历史知识能够把现代生存的种种观念系统化吗？能够归纳出它的趋向吗？能够对于它的种种不谐的利益以形体及目的吗？

这要求被人们觉认时，人们便用种种方法去对它。保守的专家有一不可免的回答。他立足于历史的尊严上，并宣言：第一，她的诏谕是太严肃了，必须在过去时间的冷静中宣布，必须根据一切可得的证据；第二，要求她垂青于现代事实是把她贬为政治的武器，并剥夺了她的教皇的坚决。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见解是充满幻觉的。所谓历史的冷静实在不是过去时间的冷静，而是一种丐辞。时间的过去之惟一价值是防阻这丐辞之被人发现。专门史家在他所叙述的时代与他所生在的时代之间，划一缓冲时间。凭这办法，他便可以着手在棋局上布放棋子，而无须顾及它们对于当代情形的重要性。很明显的，这一来他可以冷静，因为他已经使得他的题目不与任何可唤起感情的事实（那些与现代生存有重大关系的事实）发生关系。再者，“可得的证据的全部”乃是虚伪的话。那些专门史家等到时间毁掉了生活中眩人的五光十色，取去了爱和憎中的热力，消灭了那不可捉摸的疑虑和同样不可捉摸的信赖，他等到除文献外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于是让时间替他做别的“丐辞”的工作。那叹息历史成为政治武器的好意也是一种幻觉。历史的教训是永远带有政治的涵义，但当历史教师所属的阶级，和他们所教导的阶级一致时，政治的线索是比较不明显。只是当别的阶级来受教时，那政治的偏见（不必是一种活动而强烈的偏见，却是有效力的，如果是不自觉的，眼光上的限制）才现出真相。不是我们故作怪论，反对以历史为政治武器的主张，就是最富政治意味之历史的应用。因为它的涵义是：智识及探讨一定要先承认一种固定秩序，它（智识及探讨）和变化及改革的历程是不生关系的。因各时的固定秩序之不同，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帮助不同的方面，但它的最高理想是不帮助任何方面，这是中产阶级心理的精髓。

虽然幻觉是很可怜的，但是专门史家之历史论尊严论还有更基本的缺点。在结果上，它否认改变的精神的真实，那精神会影响过其他一切智力的活动。近代哲学家的试探性，近代科学家的伦理观点，它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学问和教育的惟一真力量，乃在它和民族生活的潮流（无论怎样复杂，怎样被错误地指引，或没有指引）间的永远新鲜的（也许永远粗生的）接触点。坦白地为着一时而建设、写作；同时认清楚现在所写的不久要被重写，贡献假说；工作，而不求达到最后的判断——这些都是今日专门著作的特性，史学不见得有什么理由要独成例外。为要接近现代的事情，它必须与他们符合。当然有些史料不能得到，除非等它所直接关涉的时代已成过去；许多事迹没有显著的重要性，除非等它们所引起的运动或趋势有充分时间以表露出来，但这些浅显的考虑并不改变以下的事实：在近代生活里，有丰富的资料，可凭藉以建立假说，可凭藉以推测种种趋势的性质和民族性的发展。

为适应现代的要求，不必有许多近代史及现代历史的实际写作。一些当代最有名的历史家已作另一种反应（也许不是故意的）。例如在梅特兰（maitland）及梵诺格拉多夫（vinogradoff）的著作里并不曾表示他们除掉纯粹历史探讨外别有什么动机。可是若说他们对于历史工作的特殊兴趣，是由于这工作是和政治问题有关（无论这关系是如何间接），是和近代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新考虑有关——这也不是虚幻之谈。他们的工作有一种想像上的把握，为许多与他们同时的历史家的工作所缺乏的。

这里我们看见了全部事实的根源。这是一种成了老生常谈的真理，想像是历史的写作及教导的生命素。但是说这真理的人常常没有体认到想像可以运施于许多方面。它可以从历史家的心运施到社会的心（以前它大抵是这样运施了）。史学的前途，现在看起来，系于史家对一种想像的了解，这想像已经开始在一般社会里运施，并且从社会的心运施到历史家的心了。

最初的欧洲文学是充满了一种对过去的想像，这想像表现人们没有感觉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想像并不创造故事，只把现代的生活放在过去的遗产里，所以它的历史很舒适地从普卢米地厄斯（prometheus）转移到柏利克利斯（pericles），从依尼亚斯（aeneas）转移到奥古斯塔斯（augustus）。如果有人向杜西狄特斯（thucydides）及德西塔斯（jacitus）问道：亚尔亚败亚特斯（alciblades）及士赞那斯（sejanus）是否可算为历史人物，他们一定会惊讶，但是现代历史家若试去描写同时的人物，便不能避免这种问题了。那初期的想像，其根源是在当代的情况里，它不过是经过几个世纪及一条不同的路又走回同一点吧了。这里耶教的来临，对于历史又有很严重的影响，它认为有意义的过去只限于犹太的一个短时期，和后来欧洲史中受这时期的事变影响的一段。这一来它把连续的感觉打破了，它于这时间以前和以后之间划了一重要的道德界线，这一来它把任何施于过去之想像的运用都禁止了。即使当（凭智识的迟缓的增加，和文艺复兴的突然的照耀）那过去开始复活时，教会还保持着它的势力，只凭“anno salutis”一名词的发明，它已替智识的偏向制造了再坚牢没有的工具。时间的某些特定区域现在被划为“历史”，因为这些区域和教会的权威相连属，当想像再不能为教会的使役所限时，它就变成一种流氓了。这名词永远带着虚假的想义。也许想像（例如在寺院的年纪中的神话部分上）曾为正当的教会的目的而被运用，在这些事实上，那流氓曾受到一种特别的宽纵，但是由想像达到任何的实在的真理，任何事实之根本的体认，那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宗教改革对于历史的直接影响是很小，但是它把过去的门给想像开了。（不只因为它把教会之掩蔽一切的权威移去。并且因为它激动民族的情感。）一个民族，若为环境所迫，因而对于自己国家的存在感觉深切的关怀及骄傲［如梅狄齐（medici）的佛罗伦斯所表示的］时，会以真正的活力生活于它所从出的过去中的。以利萨伯时期可以产生戏剧，因为在伟大事业的进行中，它暂时失掉了那种虚假的区分（那把历史上的事情和当代的作为割断的区分），结果当然不是史学。智识在一方面进行得太远了，在主要方面又不够远。事实与神话的差别是成立了，但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尚未产生。所以想像和国家生存的感觉的接触产生了一种潮流，这潮流注入一种想像的艺术。戏剧虽然失掉了它的历史的趋向，但在一百年间它是英国最有力的艺术形式。

同类的接触激起了马可黎，也许激起了所有在十九世纪初期是那样活动的历史家。在一切拿破仑战争的骚扰及危难以后，国家生存的感觉到处尖锐化了。英国特别对她自己发生兴趣，那是一种比以利萨伯时代更为混乱的兴趣。工业的奴隶、新宪派及谷米律运动就足够阻止任何对于国家状况之太自信的骄傲。但至少他们是一种强烈地冲动的生活的表征，而且想像又杌陧不安了。这想像仍旧是需要人给它自己解释的想像，它是无指引、无形式的，——总之，那无教育的人物的想像。最初看来，给它所下的解释，比之给以利萨伯时代所下的，似乎是在种类上不同。它有一种史学者式的神气。历史方法的改革已开始，因此民族的精力，于艺术之外别有发泄的途径。马可黎的著作中，人物之肖妙的摹状，情节之动人的叙述，不是由于诗的天才，而是由于文献的研究把一个灵敏的、博辩的心燃着了。可是我们须注意：当一切这些差异被考虑以后，新力量的潮流到底走的是文学的路径。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文献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不管马可黎暂时生的影响是怎样大，史学界的自尊心使它一定要从通俗的工作退转。另一种原因是一种想像的艺术的新形式兴起了，这种艺术的形式特别适宜于表达朦胧的回顾的精神。这种精神每每随着灿烂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小说，那些想靠浪漫的表述以拯救历史研究的人也许不大记起这一种文艺的形式了。在马可黎着手写他的“历史”之前，斯各德把他的目的转向过去的重构及历史人物的新解释上（这种种的工作是由于历史原料的热情所引起的）。其他的人继承了他，他们除文献外还采用发掘的结果。但我们更须注意的是，小说除了可以自由（历史不能如此自由）把过去的事迹作最通俗的陈述外，还可以和民族的想像（在它关切现在一点上）接触。狄更斯、迭斯拉利（disraeli）及达克莱各依所见，来解释祖国，观察及记录政治及社会的潮流，标示趋势及运动。现在这两种小说的功能仍旧保存他们的气魄和感动力。它们可以从梅瑞狄的工作一直被追溯到现在，威尔斯一流的作家用这种文学形式表达当时社会学的问题，莫利斯一流的作家则以它为媒介，使想像和生活，日常的习惯，和对于过去的观感接触，甚至靠它来给过去的大人物以生动的摹状。

与小说竞争不是历史的责任。马可黎所以不配为历史家的理由之一，是他因故意要和小说竞争而生的偏见。使历史家反对这种工作的不仅是它所表现的“修辞癖”；他们感觉着，在他们的新智识里，在他们对于文献证据的价值的新认识和处理它的能力上，他们自有一种活力的源泉，而无需求之于别的范围里。两方面各有他们的成功。马可黎成功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文才无论如何可以控驭一切；一部分也因为学问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历史对于众人所能有的意义只是才人所能给它的意义。谨严的史学家的成功是因为文献之大规模的新发现已足够给专门史学界以工作的气力。马可黎的成功是瞬息即逝的，他的后一辈人对他就很严厉，现在他几乎还不能恢复历史的地位。但一般成功的修辞家，几乎看不到，在自己的成功里并没有永久的性质。幸而他们还隐约觉得他们走的路的危险，亚顿爵士的宣告发现他们已从硗瘠的专制主义转身。

他们似乎不大觉得感到另一种危险。这危险现在是很严重的。现代有一派思想，它否认过去的研究有什么真实性，它说历史现在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一门学问，它只是一种心思的方法，几乎是教学的方法。持这一说的人逻辑地推演格林的见解，即以为这个或那个国王开战，这个或那个贵族谋变而倾覆——凡此等类事情，和人民的生活并无或很少关系。他们主张以前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对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并无或很少关系。他们想：历史，即过去的记录，就差不多是一种无用的障碍。我们的时代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种种问题，虽然它有时从历史收集到一件有趣的事实，或一种激人的先例，但它的种种问题到底要根据当时当地的事实来解决。封建制度可以产生一些状况，“圈地案”可以产生另一些状况。但是最后那些状况的改革完全不靠它们的由来的事实，只靠当时所待处理的情形。史学的真价值——因为极端主义者还给留下一些价值——是在它训练我们的心智去估量证据，校衡断案和批评心的态度，也在它造成判断的能力。

这派的来源大半是政治的，但从智力方面也可以达到同样的见解，这从未来主义的运动可以看出，对于他们，历史是一种死的东西，并且把腐败传给有生命的东西。它把近代的种种价值改曲了，它把近代生活的色彩和意义取去，它误解过去，又拿误解的过去和现在对照，因而扭歪了艺术、劳工和社会。

对于这种意见的极端，史学自身要负大部分责。站在她的尊严（在这事实上，只是怯懦的别名）的地位，她划了一条严重的界线。这界线使人们相信她所载的不是事变，不是发展，也不是他们的时代的希望。由此可以很容易达到一种信仰，以为他们的时代不能从历史得到什么，除了一种心智的练习。历史很可以补救他们的错误。英国从来不轻易有革命，把史学变为思想方法，乃是一种思想革命，它有一七九三年臭味。

但这只是史家所能增益于最永久的活力的源泉（为其他任何一门学问所没有的）的工作之反面。那赋与生活的想像（一切好的历史工作所不少的）于这时出现，并不是由于民族生活中之暂时的、外表的刺激，也不是由于文学的冲动，却是由于一种永久的影响——对事变的普遍的认识，和对于社会状况的普遍的知闻。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必须天才，在马可黎时代必须次于天才的文学技巧，方能使历史在民族的生活中占一重要的地位。所以然者，因为人民所凭藉以窥测历史的智识根基是很有限的。对于他们，历史只是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自从教育及贱价的报纸把时事置于每人的目前，一种日渐增长的政治见闻使社会状况的经验（历史知识必须以它为最后的依据）不再限于社会的一部分了。它散布于全体，史家现在可以从这全体里获得他的工作的兴感及滋益。

无怪乎修辞家对于这种见解发生惊讶。他会回答：一个立足点，那是好的；但史学要是仅与现代状况相关，这比之它从前仅与基督教的要旨相关有什么分别？它从前所受的贫瘠的影响岂不又要重现？我们首先要知道：以过去的一点为历史轴心和以现代情形为织成历史的经线，这其间有很大的差别。在后一事上，没有限定什么可以算是历史，没有对于任何问题的道德偏见。但是，更重要的，认清有广大的历史园地是为现代状况所开辟的，为现代生活所激起的想像所灌溉的，并非就是说，现代史一定是史家观点的中心或注重现代史为他的主要责任。这认识只是要辩明，历史所受最后的人为限制，一定要打破的。

自从亚顿的影响占了上风，史学的统一性比史学尊严更常被听到。但是如果基督教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障隔应当打破，如果近代世界里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之间的障隔应当打破，那么我们的时代与某一时代（随意划出的）之间的障隔也不应当留存了。亚顿提出了一些格言，虽然他不是因那目的而提出，但这些格言可以减少这最后的障隔的打破的困难。他说“把人与物分开”，又说“与其研究时期不如研究问题”。任何人若要不受那把历史和现代分家的界线所拘束，这些话正可以作他的座右铭。他路上的大绊脚石是人，而不是物。问题至少还可以追溯，但是时期是没有形体或轮廓的。

分界线的废除不仅显明了最近的时期，这样完成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过去与现在将合而为一，正如现在将与过去合而为一。在历史的研究中想像不是静止的。它可以循自己的旧迹回转（大体上也实际回转），并把它的事实的库藏与近代状况发生关系。但是它可以把人领到无穷尽的研究的境域。一次动人的罢工所引起的历史兴趣（或别的异常的社会变动）也许只回溯到十八世纪末的工业状况，但也许回溯到罗马的奴隶制度或原始的乡村的规律。

于此，可以得到对修辞家关于历史研究的话的答复。他除掉承认对他所专门的科学要忠实外，不承认别有什么责任。历史的真正统一的创造，永不会是愚弄之事。可是还有一种责任，他若否认，便使他所专门的学问丧失生命。历史的范围之所以那样广，所以几乎包括一切，乃因为人们带着自己的生存问题而转向它。他们之能这样转向，必当首先被算作史家的功绩。他热诚地抓着文献证据的时期所展开在他面前的种种机会。受了哲学的训练，脱离了独断的神学的束缚，他给这些记录带来了一个平衡的也是有训练的，公开的也是充实的心智。他抱着满怀的智识站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前面：在神学与自然科学的冲突中，在旧制度与只有教育而无机会的平民的冲突中，人们开始希望在史学方法中有一公式，以概括当时尚无定形的，却明明是极重要的事实。历史在今日所以几乎有控制全部智识的力量，是因为今日世界为确定本身的地位而起的一切探索和努力。如是一百年前的一个史家回转来估量他今日的继承者，他对于任何大的变化会不知如何下手（就发表的研究结果而论），除非他发现史学与其他种种科学间的分界是很难确定。到底那是否可以为历史乐观的，是一个尚待答复的问题。它可以有它的不安，因为它大体是一种彰明的怀疑主义的产物。宗教信仰成为史学的事实，因为宗教信仰已失去它的基础。伦理学及道德哲学成了史学的一部分，因为有人以为他们除了记录某种势力对于人类的一种影响外，更无所教说了。自然科学成为史学的一部分，是因为对玄学的空想的反抗，因为一种感觉：觉得生命的发展的过去诸阶段，有成为研究的题目的可能，虽然我们可以否认它未来的发展也有这样的可能。

历史研究的现在的地位是基于反抗与怀疑，那么较旧的、较狭义的史学研究有什么保证呢？可以危害它的反抗已经在那极端派里抬头了，他们把历史只当作方法的训练。以文笔的优美或时髦的、俏皮的言辞来对付这种主张是无用的。所需要的是一种连续性的认识，必须不再把历史和现代分离才能认识这种连续性。就一方面而论，历史是没有危险的。历史的学者是永远会有的。但是历史家在各时代都相信他的工作超越于其他一切学问，不独在人们的心中，并且在人们的事业上，有一地位。现在一般人对于世事的智识模糊混乱，却需要作政治的判断。他知道这些事情所涵蕴的意义（那是他的祖先所不知的），他每每感觉到受人督促，须要懂得一点历史的思考。可是同时历史家却告诉他说：他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不是历史，须被放下，等到它成熟而变质，那时它才成为历史家的对象——照此看来，所谓“历史的思考”的意义能够是什么呢？

在各种思想的形态的影响下，历史家已经够聪明地去改变他对于史学智识范围和研究方法的观念。他现在更被要求去改变对于“历史应当有什么涵义”的观念。他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保存他的冷静的理想。但他若这样做，便奄奄无生气。初学者在判断上的一串练习便是冷静到无以复加的，但它却是历史的死鬼。

（与容琬合译，原载《中国青年》第1卷第5、6期合刊，193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