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achtung。celecvozibnzechcikbelegtmit－traj#manalesinordnung．”（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埃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埃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
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里倾注了多少热情啊？
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很短时间——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的事埃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