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鼠疫而受到囚禁的人们就这样在整整一周中不断地努力挣扎着。其中也有一些像朗贝尔之辈的人，显然还存在着幻想，自以为仍是自由的人，可以自行作出抉择。但事实上可以说，到了八月中旬，瘟神的黑影已笼罩住一切。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这热浪和疫潮双双达到顶峰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总的情况叙述一下，并举些具体例子，谈谈活人的激烈行动，死者的埋葬经过和情人们两地相思之苦。
那一年，六月刚过就刮起风来，一连几天疫城上空风势不衰。奥兰居民向来特别怕风，因为城市建在高原上，毫无天然屏障，因此大风能长驱直人，横扫街巷而威力不减。数月来，城里没下过一滴雨，到处罩上一层灰色外衣，被风一刮，纷纷脱落，尘土与废纸齐飞，不断打在越来越少的散步者的腿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人用手帕或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在街上快步疾行。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总是成群地聚在一起，尽力把日子拖得越长越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自己的末日，现在则不然，人们遇到的是三三两两地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去或到咖啡馆去的行人。几天来黄昏来得更早，街上行人绝迹，只听到不断的凄厉的风声。从那白浪滔天而从城里又见不到它的大海里吹上来一股夹着盐和海藻的气味。这座荒无人踪的城市，尘埃遍地，海水的味儿扑鼻，狂风呼啸之声不绝，宛若一座孤零零的岛屿在低声哀鸣。
迄今为止，鼠疫造成的死亡在居民拥挤、条件较差的外围地区远远多于中心区。但它似乎骤然挨近市中心，侵人了商业区。居民们归咎于大风把病菌吹了进来。“它把事情搞复杂了，”医院院长说。不管怎样，当中心区的居民听到黑夜里越来越频繁的救护车铃声在他们的窗前经过，响起了瘟神阴沉无情的召唤时，就意识到轮到自己的时刻到了。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大约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火灾次数有所增加，特别在西城门那里的娱乐中心地区。据调查，有些检疫隔离完毕回家的人，由于遭到飞来横祸，亲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纵火烧屋，幻想烧死瘟神。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这种行动，因为这种纵火不断发生，加上狂风助威，使一些地区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尽管提出证据说明当局采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够消除感染危险，但依旧无效，于是不得不颁布极为严厉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无辜的纵火犯。可是，毫无疑问，使这些不幸的人望而生畏的并不是徒刑本身，而是因为全体居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判处徒刑等于判处死刑，理由是根据统计，市监狱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理由很明显，瘟神打击得最凶的对象似乎就是那些一向过着集体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监狱中，尽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单独监禁的，但仍不失为一个集体生活单位，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市监狱中无论看守人员或犯人都同样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里，任何人，上至典狱长，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监上下绝对公平，这也许还是第一次。
在各种身份平等化的现象面前，当局试图推行一种等级制度，设想出一套颁发勋章给执行任务期间死亡的看守人员的办法，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鉴于戒严令已经颁布，从某个角度看来，可以把监狱看守人员看作是动员入伍的军人，因此对这些死去的人员追发军功勋章。当然犯人对此不会提出任何抗议，但军界却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这样做法可能会遗憾地使公众思想产生混乱。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死去的看守人员改发抗疫勋章。可是对以前死去的看守人员已经错授了军功勋章，也就不能再要回来，而军界方面对此却仍保持他们原来的看法；另一方面，抗疫勋章有它的弱点，起不到军功勋章能起的精神方面的作用，因为在疫病流行期间，取得一枚这种性质的勋章实在是不足为奇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
另外，管理监狱不能像管理修道院那样，更不能像管理军队那样。城中仅有的两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暂时分散居住到虔诚的教徒家中去了。与此相仿，每当情况许可，一连一连的士兵便离开营房去驻在学校或公共建筑里。这样，表面上疫病迫使市民处于一种被围困者紧密团结的状态中，但同时却把传统的团体搞得四分五裂，使其中成员重又进入孤立状态，这些都造成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风劲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头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门又数度遭到袭击，但这次冲杀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组。双方相互射击，伤了几个，逃出城去几个。守卫加强了，动乱很快平息，但已足够在城里引起一股暴动之风，出现了一些暴力的场面。一些出于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抢劫。当然很难断定这些行为是否出于预谋。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机会促使一些素来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应受谴责的举动，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发狂的家伙会当着痛苦得发呆的房主的面，冲进那熊熊烈火还在燃烧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没有反应，许多围观者也会学样。于是在被火光映红的阴暗街道上，只见许多黑影四处奔逃，这些影子在行将熄灭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着各种物件和家具，一个个都变得奇形怪状。由于发生这类事故，当局被迫把出现鼠疫的状态当作戒严状态来处理，并采用一切与此有关的法律。两个盗窃犯被枪决，但这在人们心中是否产生效果颇令人怀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见惯，处决两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说实在的，此类趁火打劫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而当局似乎视而不见。唯一能使全体居民感到震动的措施是宵禁。从十一点开始，全城一片漆黑，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石头城。
月光下，它的灰白色的墙和笔直的街道排列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什么树影夹杂其间，听不到行人脚步声或犬吠声。在这种情景下，这座庞大的静悄悄的城市只是一些死气沉沉、厚实的方形建筑物的聚合，在它的行列之间，竖立着一些默不作声的人像，那是被遗忘的行善之人，或是过去的大人物，如今封闭在青铜之中。唯有这些石质或金属雕像的模拟的人脸还在试图使人想起这里曾有过人类，虽然形象已暗淡了。在愁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死一般沉寂的十字街口，这些平庸的偶像，粗野无情的雕塑，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象征着我们已进入了那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至少是象征这王国最后的命令，指示人们进入墓窟，那里鼠疫之神，沉沉的石块和漫漫的长夜将使一切声音消失。
长夜同时也已笼罩了人们的心灵，市民们在听到有关埋葬事宜的传奇式的报道后增加了不安。埋葬的情况不得不讲述一下，笔者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也知道免不了因此要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埋葬的事儿是不少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看，笔者也和所有同城的人一样不得不关心埋葬的事。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说他对此等仪式发生兴趣，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活人的社会，比如说，海滨浴场。但是海滨浴场已被封掉，活人的社会整天胆战心惊地害怕不得不在死人的天地面前让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然人们总可以想方设法不去看这个事实，把眼睛捂住，拒不承认，然而明摆着的事实却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最终将席卷一切。有朝一日，当您的那些亲人需要安葬时，试问您有什么办法拒绝让他们人土？
一开始，葬礼就有一个特点：快速！一切手续悉行简化，殡殓仪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时亲属都不在身边，守尸礼节又被禁止，因此晚间死去的人只能独自过夜，白昼死去的人则立即安葬。当然死者家属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属是来不了的，因为如果他们曾在病人身旁呆过，则现在正接受检疫隔离，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前来，所谓规定时间，那就是出发前往公墓的时间，那时尸体早已擦洗干净，被放入棺材。
我们假定这项过程发生在里厄医生领导的辅助医院中吧。这所由学校改成的医院的主楼后面，有一个出口。通向过道的一间很大的平时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停放着许多棺木。在过道中死者家属可以看到一具灵柩，已盖了棺。于是立即进行最重要的手续：请家长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把棺木抬上汽车，可能是一辆真正的灵柩车，也可能是一辆经过改装的大救护车。死者家属上了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还准许驶行，车辆沿着外围地区的马路风驰电掣一般开向公墓。到了城门口，守卫拦住了车队，在官方通行证上盖上一个戳子——没有这个戳子就无法获得市民们称之为“最后归宿地”的墓穴——然后闪过一边，让出通路，车辆就开到一方冢地边上，那里有许多墓穴等着人去填满。一位神甫在那里候着尸体，因为教堂里的宗教追思仪式已被取消。棺材在祈祷声中抬出车外，用绳子捆好，拖了过来，滑下穴去，碰到了穴底，神甫才挥了几下洒圣水器，第一铲土就已投在棺盖上，土屑乱进。救护车已先一些时候开走，以便浇洒消毒水。当一铲铲土投在棺木上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死者家属已钻进出租汽车，一刻钟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这样全部过程确是以最大的速度来完成而且把危险性也减到了最低限度。毫无疑问，至少在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显然使家属心中感到难受，但在鼠疫期间，这也就无法考虑了：为了效率，一切都得牺牲。开始时，上述办法使居民精神上受到一定打击，因为希望葬礼举行得隆重得体的愿望是很普遍的，超过人们的想象。幸好不久食品供应问题变得棘手起来，于是居民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上来了。如要吃饭，就必须排队，交涉，办手续，忙于此事后，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以及自己有朝一日又将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些物质上的困难本应是坏事，后来却变成了好事。正如前面已看到的，如果鼠疫已停止蔓延，情况本当不坏。
由于棺木渐渐少了，裹尸用的布和公墓中的穴位都不够用了，必须开动脑筋。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而且还是从效率出发，就是埋葬仪式一组一组地进行，必要时救护车在医院和公墓之间多开上几个来回。在里厄工作的医院里，现存棺木只有五具。一等全部装满了，救护车就来运走。到了公墓，从棺中取出铁青色的尸体，装在担架上放在特设的棚中等着。棺材浇过灭菌溶剂后，又再运回医院；同样的操作重新开始，次数按照需要而定。这项工作组织得不错，省长颇为得意，他甚至向里厄表示，总的看来，这比历史上有关鼠疫的记载中所说的由黑人拉运尸车的情况要好些。
“不错，”里厄说，“埋葬是同样的，但我们现在还做登记卡，这个进步是抹杀不了的。”
尽管当局取得这点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续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亲友走近现场，只允许他们走到公墓门口，而且这还不是公开允准的，因为最后一项埋葬仪式已经有所变动。在公墓的尽头，在一块除了乳香黄连木，其他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刨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点看来，当局还是尊重礼仪的，只是过了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方才连这最后一点廉耻之心也丢了：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里堆，什么体统也不顾了。幸而这种后来发生的混乱现象出现在瘟疫已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现在报道的还是男女分坑时期的情况，那时省府对这一点还很重视。在两个坑的底部堆着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热气直冒。坑边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无数气泡就在流通的空气中噗噗破裂。救护车运输完毕，担架排成行列抬了过来，让赤裸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大致上还是一具接着一具排整齐。这时先覆盖上一层石灰，然后掩土。泥土只覆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第二天，家属被叫来在登记册上签字，这标志着人和其他动物，例如狗，这两者是不同的：凭此日后还可核查。
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来随时就要不足。这些护士和埋尸人员开始是公家雇佣的，后来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许多人也死于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会传染上。可是仔细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发生瘟疫的整个时期中，干这一行的人始终没有缺少过。最危急的时期是在疫情达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医生那时确实不能不担忧了，因为无论是办事人员或他称之为干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卷全城时，那过度的危害反而带来了方便，因为疫病破坏了全部经济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一般情况下，无法从这些人中招募到办事人员，但对干粗活的人手却不必担心。从那时开始，贫困的力量超过了恐怖心理，尤其因为劳动报酬与危险程度成正比的缘故。卫生机构手头就有一连串的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等有了缺额，就马上通知名单上开头的几个人，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间本人也成了缺额，否则是决不会不应召的。许久以来，省长一直犹豫着是否要动用判过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执行这项工作。但现在这一来，就可不必采取这个极端的办法，因此只要失业者一日不断，他就同意继续采用目前这种办法，以后再说。
直到八月份为止，市民们总算能凑合着被带到他们的最后归宿地，虽然不一定诸事如仪，至少还不致乱不成章，而行政当局也因能尽到责任而心安理得。不过现在我们得把事件的后面一部分提前叙述一下，以便把最后所采取的步骤作一报道。从八月开始，疫情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死者的数字大大超过那小小的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墓地的一部分围墙被拆掉，为死者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到邻近的土地上去，但仍无济于事，还得赶快另想别法。先是决定埋葬工作在夜间进行，可以一下子免去某些规矩仪式：在救护车里的死尸可以越堆越多。有些越轨的夜行者在宵禁时间开始后还逗留在外围地区（或是因工作关系而到那里去的），他们往往会遇到那些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飞也似地疾驰，暗淡无光的铃儿的当当声在深夜空荡荡的街上发出回响。尸体被急急忙忙地抛人坑中，晃动尚未停止，一铲铲的石灰便已压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一掩，便把他们连同姓名一起埋葬完毕，而那些坑儿也越挖越深了。
过不多久，人们不得不另作打算，扩充地盘。省府一纸公文征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将挖出的尸体全部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也不得不送去烧掉了事。为此，城外东郊的旧焚尸炉又得利用起来。站岗的守卫线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职员提了一个意见，建议使用过去沿着海滩峭壁旁的道路行驶的电车来运尸——这些电车当时已被搁置一旁，停止行驶。这一来大大方便了行政当局的工作。于是便把电车的机车和拖车内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线改道，通向焚尸炉，这样焚尸炉便成了电车路线的终点站。
在夏季末尾以及连绵的秋雨时期，每天到了子夜，就能见到这些没有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沿着海滩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居民们终于弄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人们走近陡坡，还是时常有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俯瞰海滩的岩石丛中，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车厢中去。夏日夜晚，一直可以听到这些载着鲜花和尸体的车辆颠簸行驶的声音。
开始几天，曙光初现时，一股奇臭的浓烟弥漫在东区上空。根据所有的医生的判断，这种散发出来的气体虽不好闻，却对任何人都无害处。但该区居民却坚信这样一来鼠疫便会自天而降，纷纷扬言要离开居住地区，于是当局被迫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使烟雾绕道改向，居民方始安定下来。只有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面吹来一阵难以形容的味道时，人们才想起周围环境不同往常，鼠疫的火焰每晚吞噬着它的牺牲品。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幸而疫情后来没有变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已开始怀疑机关的创造性，省府的手段，甚至焚尸炉的容量，是否已经应付不了形势。里厄获悉当局已考虑过一些绝望中的解决办法，譬如说将死尸抛人大海，他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一幅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可怕的残骸的景象。他也明白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效率再高的组织机构都将束手无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省府对此一筹莫展；在市里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他们已懂得，在这种境界中，就得放弃更切身的私事。这和鼠疫刚出现时不同：那时，萦回脑际的尽是个人琐事，一点一滴也放不下，别人的生死则与己无关，他们的生活经验仅限于个人；现在，他们也开始急人之所急，你我不分了，他们头脑中出现的是大家一样的想法，他们的爱情也成了最抽象的概念。他们已完全听凭瘟神摆布，即使有时也希望些什么，但这只是在睡梦之中，甚至当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想法：“这些腹股为淋巴的事儿啊，快快过去吧！”这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奇怪。事实上他们都已进入梦乡，整整这一段时期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城中居民都是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这么几次，在深夜中，表面上已愈合的伤口突然开裂，这时他们才算真正清醒一下。惊醒过来后，迷迷糊糊地触摸一下又痒又痛的伤口边缘，旧创突然带着一股新的力量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爱人的悲哀的面容。晨光一现，他们重又面临灾祸，也就是说返回机械的生活中去。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别离者的模样究竟像什么？很简单，他们什么都不像，或者可以说，他们像所有的人，一副大家都具有的模样。他们分担着城市的沉寂和孩子气的骚动。他们失去了议论是非的习惯，换上了泰然自若的神情。比如说，他们之中有一些最聪明的人也装模作样地像别人一样看报听广播，寻找些根据以说明鼠疫即将过去，似乎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再不然读了某个无聊到叫人直打呵欠的新闻记者信手拈来的一篇述评，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番。剩下的人中，不是喝喝啤酒，便是照料病人，不是没精打采，便是筋疲力尽，不是把卡片归归档，便是听听唱片，大家都是彼此彼此。换句话说，他们已不再挑这拣那了。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尽。这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没有人在购买衣服和食物时再计较质量，来者不拒，一概接受。
最后，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处两地的人也已失去了瘟疫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的奇怪的特权，爱情的自私心理已消逝，由此得到的好处也随之化为乌有。至少现在看来，情况已明，疫病已成为与大家有关的事。城门口枪声呼呼，一下下盖的戳印有节奏地敲出了我们的生和死，一场场火灾，一张张档案卡片，一片恐怖的气氛，一项项礼仪手续伴随着经过登记的不体面的死亡，可怖的浓烟，冷酷无情的救护车铃声：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啃着流放犯的囚粮，心中无数地等待着那将轰动全城的共同重逢和共同安心的日子。我们的爱情无疑还存在，但它发挥不了作用，变得沉重难忍，毫无生气，就像犯了罪、判了刑那样的无所作为。爱情已变为无尽头的忍耐，执拗的期待。就此看来，某些市民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各处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同样的坚韧不拔，同样的逆来顺受，出头无期，不抱幻想。不过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加强一千倍才符合与亲人分离的人的情况，这是另一种的饥馑之感，它能把一切都吞噬下去。
不管什么情况，如要对城中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的心绪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有必要再一次回顾那满天残照和遍地尘埃的永远不变的傍晚，当暮色降临到这座缺树少荫的小城中时，男男女女都走出户外，拥上街头。这时从沐浴在晚霞中的露天座上能听到的，已不再是城市中通常都有的、那种由车声磷磷、机器隆隆组成的市声，而是乱哄哄的、低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闷热的天空中，瘟疫的呼啸声为那成千上万的人痛苦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打着节拍，永无尽期、沉闷难忍的街头踯躅声逐渐充满全城，一晚又一晚，这种声音无比阴沉地也无比忠实地体现了一种盲目的顽固情绪，它终于取代了我们心中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