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同执政奏事内殿，余留身，进呈三札子：一日募兵，二日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余奏上曰：“国家以兵为重，方熙、丰盛时，内外禁旅合九十五万人。至崇、观间，而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阅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间，金贼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师集于都城侧者，三十余万人。其间多系召募民兵，倘择正兵之可用者，留十余万，分屯要害州郡，运粮给之，以为后图，亦足以壮声势而备缓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东、河北之兵在元帅府者，又皆援例以归。遂使行在禁旅单弱，虽旋搜裒，其势不多，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复追，而东南之人其性轻剽，不可使之远战，耐劳苦，习战阵。惟西北之人可使。为今日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时，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乘此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夫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不修，骑兵鲜少，乃以步军当其驰突，宜乎溃散。盖祖宗朝养马于监牧，孳生蕃盛，所在云布，故军旅之用足。至崇、观间，监牧废而为给地牧马，有其名而无其实，既无孳生，马益消耗。其后燕山陷没，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胜数。金人初犯阙，河北、京畿之马为之一空。其后破都城，旨下令括马，而京师之马入于贼者万有余匹。今行在骑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马既无，独陕西、京东西诸路，尚有私马。宜降指挥，立格尺，以善价买之，可以济一时之乏。民间养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无马可养，取之既不厉民。而旬月间，马遂可集。朝廷讨论监牧之制，修复马政，命四川茶马司益市马，责效在年岁之外，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国家新罹寇难，京师帑藏，悉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调发勤王之师，财用为之一空。今又募兵、买马、招捉盗贼、措置边事、应副残破州县，振举百度，以图中兴，非常赋之所能供办。又不可横赋暴敛，科取于民。如免夫钱，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余之家，可行劝诱，使斥其赢余以佐国用，而以官告、度牒之类偿之，使朝廷军马精强，措置边事就绪，盗贼衰息，彼乃得保其财产。不然，虽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财产哉？宜命州县委曲，喻以德意，必有乐输从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然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全藉州县官吏体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骚扰者，重置于法。奉行有叙，不扰而办者，量加旌赏。令诸路监司保明按察以闻。则三者，可以指日而办。”上皆以为然，命以子付中书省条具取旨。乃与黄潜善商议，于陕西、河北募兵各三万人，于京东、西募兵各二万人，合为十万。许召募白身，于诸色厢军中拣选，招收溃散兵卒，改刺，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武、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静边，凡十军，每号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给，依上禁军法，量增分数，余给半。许用诸路阙额禁军钱、常平司钱，不足，即自朝廷应副。每募及一军，就本路选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将官，部队将押赴行在。内京东、西，委两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抚司，陕西委经制司，而以钱盖依旧为陕西经制使。初，盖在靖康间，尝建议河外湟、鄯之地于朝廷无毫发利，而岁费不赀，为中国患。不若求青唐之后而立之，使抚有其旧部，以为藩臣。朝廷省费，而新边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内，以备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为国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为使，赍告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议买马，分为三等，格尺价直，除命官、将校见养马不许括买外，余并籍记，赴官拣选，及格尺、中披带者，即时给还价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员，管押赴行在。隐寄妄冒，有马不籍，及无马而抑勒令置买者，并科违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总之。又议募民出财，宜降诏晓谕，俾州县劝诱，有能出财助国者，籍记姓名、多寡，申朝廷给降度牒偿之。入财多者，取旨推恩，应劝诱到钱物，并别项椿管，听候朝廷指挥，专充募兵、买马、缘边事支用。若有敢科配骚扰者，命官窜责，吏人决配，委监司按察。凡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奉行有叙，保明推赏，中书条具进呈，有旨从之。又议措置控御、修举军政，余谓唐之方镇，当时实赖其力以定患难，第措置失宜，而其后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权，一切委以文吏。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盗贼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势，减上供钱谷，使之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观察、团练、防御。今既以为阶官，不可复改，宜于沿河、河淮、沿江诸路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使带总管、钤辖、都监，以寓方镇之法，许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属、将佐，以治兵。不数年间，必有可观。昔马燧之镇太原也，承鲍防之后，兵力衰单，燧募厮役，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居一年，辟广场，集兵三万，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镇泽潞也，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旅雕元刂，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比偶习射，岁终大较，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成卒一万，遂雄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此方镇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宽其衔勒以责成功，而诛赏废置之柄，悉在朝廷，使无不掉之患。则今日控御之策，宜无大于此者。至于军政，当法古揆今而更张之。古者，自伍、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为师，又积而至于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于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而臂使指，无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御敌而成功也。国朝之制，惟以五十人为一队，五百人为一指挥，而有故出师始命将佐，取具临时兵将，初不相识，而欲其临患难而用命指挥如意，盖亦难矣。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间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足以相服，驱之行阵，益多益。治此，韩信多多益办之术也。夫用兵，以赏罚为劝沮，而自崇观以来，有功者赏逾期，败衄者罚不及，用命死敌者，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无赠恤，遇敌奔溃者，以转山迷道为辞，而反招收。赏罚如此，岂复有军政哉？宜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而将之败衄、卒之逃溃者，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将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赠恤之。庶几士气犹可作也。且祖宗严禁军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犯阶级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离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失主将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若此之类，皆宜申明约束，增重法制。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当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之类，宜命将帅保明，全军推赏。余又具札子，于上前论之甚详。佥谓帅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措置军政，当先施行于御营司。及招置新军，乃命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帅府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要郡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皆以武臣为之副。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许以便宜行军马事。辟置寮属，依帅卧法。屯兵聚粮，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正官。愿行者，听转运使、副一员，随军一员，留本路。而提刑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则量敌多寡，出兵会合，以相应援。本路帅臣，当职官措置兵马先就绪者，当优议施赏之。命招置新军及御管司兵，并依新法团结，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三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置籍以受功状。三日不简举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行军法，许人告。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敕榜通衢。将士观者，皆奋厉。余又具札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盗贼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金人盗贼所至，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御敌之具不备使然。宜诏诸路州郡以渐修葺城池，缮治器械，朝廷量行应副。有能葺治备具者，当旌赏一二，以劝之。”有旨依奏，应州县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给降祠部应副。又奏金人专以突骑取胜，而中国骑少步多，固宜多致溃散。夫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战，多以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刚车自环而依以为固也。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制为战车，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制冲冒也。后世徒见房尝以车战败，遂不复用，殊不知制御突骑，非车不可，顾所以用之如何耳？但当以革冒之，以备火攻。故古之兵车，谓之革车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制车简易轻捷，数人可推，运行、进退、旋转、曲折皆如人意，每车用卒二十五人，行则为行阵，止则为营垒。平原可以驰逐，险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铁骑不得以奔冲，其制甚精。凡造数百两，教阅月余，士卒皆习熟。会臣罢，不果用。今宜颁其制于京东西，俱制造而教阅之，其详具子中，因绘图进呈。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诸将皆以为可用，乃颁降两路，委提刑司总领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设之险，帝王所恃以守其国者也。然须措置控扼，以人绩加之，乃为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复措置，虽大河奔湍，虏骑潜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中，范仲淹请于河阳上流置战舰、水军，习水战以备契丹之深入，当时不从其议。至于靖康间，金人渡河如入无人之境，盖无水军战舰以击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临江表，周瑜以舟师破之赤壁，而操终身不敢窥吴。由是观之，使有水军、战舰因其济而击之，得一胜则敌人破胆矣。且虏人便于骑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长，攻彼所短，其胜万全。但有其备，使彼不敢轻济，为利已博，况胜之哉？为今日计，莫若于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战舰，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军，凡习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记其姓名，平居许其自便，有故则纠习而用之。逐时教阅，量行给赏，不年岁问，皆为精兵，则所以固吾圉者，莫要于此，其详亦具子中。有旨如所请，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赍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余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又奏上，既于河北、陕西、京东西四路募兵，而军器、衲袄、旗帜之类，经靖康之变，类多散失，内库甲胄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胜，乞降指挥条具军器、衲袄阙数，下诸路转运司制造，于行在置司，取内库甲改为大小三等之制，及图画式样、制造旗帜之属，上皆可之。又询访陕西、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余人，乞召审察，以备将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余日，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余奏上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渊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使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朝迎暮请，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为然。命余草表，并致书二虏酋，及以周望、傅{万}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赍表及书以往。又奏上曰：“陛下当艰难之时，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统。宜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养海内之深，金贼不道，屠戮生灵之酷，社稷艰危之急，二圣播迁之痛，今日所以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保守以致中兴者，凡所告谕，必尽诚意，明白言之，无有隐讳。使读而闻之者，虽武夫悍卒，知所激励。然后按其所言，次第行之，无为虚文，务施实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转危为安有不难也。昔陆贽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不可以常理谕。”又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正今日之谓。”上乃命余撰拟诏文进呈颁降，又具札子，以谓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广，内自朝廷，外至州县、监司，宜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条具，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复开封府旧制，减学官员额，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复幕职曹官旧制，非万户县，不置丞，罢吏员三分之一。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不得过朝请大夫。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应前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侍御以上，并罢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有旨从之。是时，四方溃兵为盗，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余谓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券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而其头领，皆命以官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于是，无叛去者。独淮南剧贼杜用、山东李昱、丁顺、杨进，皆拥众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皆有溃兵数千人作过。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乘间窃发，扰吾郡县，其势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上以为然，乃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阳，扰京西、湖北。余建议，遣范琼讨之。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执孝忠，招安其余以赴行在。一日，与执政奏事便殿，上出绢背心一，宣谕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赍来，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余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道君远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尽驽钝，措置边事，以副陛下圣孝思慕之意。”执政退，余留身论及靖康问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之所惑，故卒误大事。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不然，虽衡石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上以为然。余因论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禅，一也。渊圣固守，二也。使其后更得一策，中国可以无事，而和与战两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方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譬犹医者治病，证候既明而不投药，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机会，尤不可失，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以应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其势不同，条目甚多，臣请论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国虚实，亦无必犯京阙之意，特中国失备，无兵以御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来，两路并进，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贼至城下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来，贼已围城，始以蜡书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贼寨于西北隅，而行营司出兵屯子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问络绎不绝，勤王之兵既集，贼遂敛兵不敢复出。其后再来，朝廷自决水以淹浸京城西北，弥漫数十里，而东南不屯兵，使贼反得以据之，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进，此其不同者三也。渊圣即位之初，将士奋励用命，其后赏罚失当，人心稍解体，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围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号令严肃，昼夜抚循，未尝少休，闻其后无任其责者，贼至，造桥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数人登城，将士遂溃，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大半。盖朝廷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势不同而祸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与金人约和、用兵次第札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兵章疏进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谕曰：宣抚司官属靖康间迫逐非辜，可并与差遣。乃条具进呈。有旨，曾任郎官、监司人与知州军差遣，曾任馆职以上人与通判差遣，余并升一等，选人与优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乃纳札子，劝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与执政同进呈臣僚论宋齐愈事，初，齐愈为右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除谏议大夫。至是，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按据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伪楚之议，震怒，命付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众颇为之救解，上曰：“齐愈奸恶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众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断，仍榜其罪于通衢。又进呈御史台鞫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己。上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测，众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鞫治承华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退归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宁殿，李氏尝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之妇入禁中，乃留其亲随人，而易以陈氏归府第。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窃位号，此乃细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状。余奏曰：“人臣不能仗节死义，而不顾君父，一至于此，虽犬彘有所不若。盖天下所同愤嫉，姑俟边事就绪，徐议再行遣，末为晚也。”因纳札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又请于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置制置使，使以远近相应援。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进呈取旨。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而余事以余罢政皆不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