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佩切林老爹

“昨天我看见佩切林1了。”

我听到这名字吃了一惊。

“怎么，”我问，“是那个佩切林？他在这儿？”

“哪个，佩切林神父？对，他在这儿！”

“在哪儿？”

“在克拉彭的耶稣会修道院，圣马利亚教堂。”

佩切林神父！……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账上。我并不认识佩切林，但是经常听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诺夫斯基谈起他。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教授回国之后，在莫斯科大学教希腊语，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间，尼古拉的迫害变本加厉的时期之一。我们已被流放，那些年轻的教授尚未回来，《莫斯科电讯》被查禁了，《欧罗巴人》被查禁了，《望远镜》也被查禁了，恰达耶夫则被宣布为疯子。

直到1848年以后，俄国的恐怖统治才又跨进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后几年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显然是第五幕了。这时已很清楚，不仅屋里的一切在崩溃和毁灭，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溃和毁灭，可以听到地板的坼裂声，连屋顶也已摇摇欲坠。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还得心应手，保持着通常的步伐；周围一片荒凉，沉寂无声，大家唯唯诺诺，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无味，显得愚昧而庸俗。寻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只是奴仆的威胁或惊慌，人们不是掉头不顾，便是嗤之以鼻。在这奴隶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佩切林喘不出气，恐惧和忧郁主宰着他，他必须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这个万人唾骂的国家。为了出走，需要钱。佩切林开始教课，节衣缩食地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参加同事们的集会，在积攒了一小笔钱以后，他便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给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3，通知他，他不再回国了。他感谢了伯爵，向他告别，谈到了不堪忍受的沉闷气氛，使他不得不走，并要求伯爵怜惜那些不幸的年轻教授，他们受过的教育必然使他们感受到同样的痛苦，伯爵应该在暴力的打击面前保护他们。

斯特罗戈诺夫把这信给教授中不少人看过。

莫斯科没有人再提起他，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佩切林参加了耶稣会，正在一所修道院里修行，这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贫穷、消沉和孤独毁了他；读了他的《死之胜利》4后，我问自己，难道这个人可能变成天主教徒，耶稣会士吗？要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在警察的棍子下，在宪兵的监视下苟延残喘的国家。为什么他又要这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锁，另一条绳索呢？

俄国人在分崩离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会中，感到与人们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亲人。当捆绑他的绳子被挣断，他的命运突然摆脱了一切外在的约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办变得彷徨无依，脱离了轨道，看不到目标和规范，于是他落进了耶稣会的修道院！

第二天两点钟，我来到了圣马利亚修道院。厚实的橡木门关得紧紧的，我敲了三次门环；门开了，出来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大约十八岁，穿着修士的长袍，拿着祈祷书。

“您找谁？”管门的修士用英语问。

“佩切林神父。”

“请问贵姓？”

“这是我的名片和信。”

在信里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请进，”年轻人说，在我后面重又关上了大门，“请在这儿等一下。”他指指宽敞的前厅，那里有两三张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过了五分钟，管门的修士回来了，用带些英语发音的法语对我说，佩切林神父非常欢迎我的光临，请我稍候，他马上就来。

然后他带我穿过食堂，走进一间光线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请我坐下。那里墙上挂着一个石雕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对面还有一幅圣母像。在一张笨重的大桌子周围，放着几把木头大扶手椅和靠背椅。对面一扇门外是走廊，走廊那边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内绿草如茵，树叶瑟瑟作声，是一片不太协调的世俗风光。

管门的修士指给我看墙上的会客规则；原来根据规定，修士们只能在四时至六时之间会客，现在还没到四时。

“您好像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是吗？”我听了他的口音问他。

“是的。”

“那么您是德国人？”

“也不是，先生……我几乎是您的同乡；我是波兰人。”

确实，这个管门人挑选得不错，他能讲四种语言。我坐下后，他走了。我发现自己待在这么一个地方，觉得有些别扭。花园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来走去，两个半修士打扮的人走过我的身边，便严肃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着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样庄重地向他们答礼。最后，一个身材不高、上了年纪的神父来了，他戴一顶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他直接向我走来，长袍窸窣作响，用十分纯粹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是想会见佩切林的？”

我回答是的。

“非常欢迎您的来访，”他说，一边伸出了手，“别客气，请坐。”

“对不起，”我说，由于没认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从未想到，我见到的人会是这么一身打扮，“您的衣服……”

他露出微笑，立即继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和大学的任何消息了。您大概认识列德金和克留科夫吧。”

我端详着他。他的脸显得苍老，比他的年纪更老，看来这些皱纹包含着不少沧桑，那一切严峻的日子，尽管事情都过去了，仍在他的面貌上留下了阴森的痕迹。教士的平静生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修士们，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心灵和理性周围涂了一层升汞，要把它们埋葬在里面，以致言语和行动都显得死水一般沉寂。天主教神父往往像寡妇，总是穿着丧服，总是孤单单的，也总是相信根本没有的东西，用脱离现实的幻想来扼杀现实的情欲。

我给他谈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谈了我目睹的克留科夫的死，他的葬仪，他的学生们怎样抬着他的棺材走过全城，送往墓地，然后又谈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他的公开讲学；我们两人不禁都沉浸在思索中。在四角帽下的脑袋中会出现什么，我不知道，但佩切林这时仿佛觉得这顶帽子太重了，把它从头顶摘下，放到了桌上。谈话难以继续了。

“让我们到花园走走吧，”佩切林说，“天气这么好，这在伦敦是少有的。”

“好极了6。但是请您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法语？”

“那倒是的！我们还是讲俄语吧；我想，我几乎已不习惯讲它了。”

我们走进了花园。谈话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和莫斯科。

“啊，”佩切林说，“我离开俄国那会儿，那是怎么一个时代啊，想起来简直不能不叫人发抖！”

“请您想想，现在它变得怎样了；1848年以后，我们的扫罗7完全发疯了。”我给他讲了几件最骇人听闻的事实。

“灾难深重的国家，尤其是获得了教育的不幸果实的少数人太可怜了。然而人民却多么善良；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农民，他们非常相像，凯尔特族的庄稼汉也与我们的人民一样像是孩子。您不妨到爱尔兰看看，便会相信这一点。”

这样的谈话继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我打算走了，对他说道：

“我对您有个请求。”

“什么事？请讲吧。”

“在彼得堡的时候，我保存着您的一些诗，其中有三部曲《波利克拉特·萨莫斯基》8《死之胜利》等等，您现在有没有这些诗，或者能不能把它们给我？”

“您怎么会想起这些无聊的东西？这是不成熟的幼稚的作品，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心情。”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它们，”我笑道，“您手头有没有这些作品？”

“没有，怎么会有！……”

“您不能背诵它们吗？”

“不能，完全忘了。”

“那么要是我在俄国什么地方找到了它们，您允许付印吗？”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我与它们毫无关系，仿佛一个人病愈以后想起病中的呓语一样。”

“既然它们与您无关，那么应该说，我可以印行它们，只要不署姓名？”

“难道您现在还喜欢这些诗不成？”

“这是我的事，请您告诉我，您允许我发表还是不允许？”

即使这时他也没有给我直截了当的答复，我不再追问。

我告别时，佩切林问我：“您怎么不把您出版的东西带一些给我？我记得，三年前报纸上谈到过您发表的一本书，好像是用德文写的9。”

“您的服装可以向您证明，”我答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应把它带来，您不妨把这看作我尊重和体谅您的表示。”

“您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忍耐和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为过去的迷误哀痛，为它的改正祈祷，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不论怎样，我们对人还是有所爱的。”

我们分手了。

他没有忘记我的书和我的回答，过了三天他用法文写了下面这封信给我：

“我不能向您隐瞒自由这个词在我心头激起的共鸣——我不幸的祖国的自由！一分钟也不要怀疑我希望俄国复兴，我的愿望是真诚的。尽管这样，我绝对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纲领。但是这并不重要。天主教神父的爱对一切政见和一切党派是一视同仁的。当您最宝贵的憧憬欺骗了您，当整个尘世的力量起来反对您的时候，天主教神父的心中依然为您保留着可以信赖的庇护所：您可以在那里找到真诚的友谊，同情的眼泪，以及世界所不能给予您的和平。我随时欢迎您的光临，最亲爱的同胞。在我前往格恩济岛以前，我非常希望再见到您一次。请不要忘记把您的小册子带给我。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1日于克拉彭，

圣马利亚教堂。”

我带去了我的书，过了四天又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两本书10，我都非常仔细地拜读过了。有一章11令我特别震惊；我觉得，您和您的朋友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哲学和文学上。难道您认为，它们的任务就在于革新当今的社会吗？请恕我直言，历史的证明恰恰与您背道而驰。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社会是靠哲学和文学革新或改造的。老实说（让我开诚布公地谈谈），只有宗教才是国家的根本；哲学和文学，这——唉！只是社会之树上两枝微不足道的花朵。每当哲学和文学鼎盛之时，每当哲学家、雄辩家和诗人掌握权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便走向末日，走向衰落和死亡了。希腊和罗马证明了这一点，所谓亚历山大时代也证明了这一点；哲学从来没有这么发达，文学从来没有这么繁荣，然而这却是社会深刻退化的时期。每逢哲学企图改造社会秩序的时候，它必然发展为残忍的专制主义，例如，在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约瑟夫二世12，以及一切革命失败的时期，便是如此。您随口说出了一句话，这也许是幸运，也许是不幸，随您怎么说；您说：‘法伦斯泰尔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军营，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13确实，我在您和您的莫斯科朋友们身上，看到了一缕悲观的黑影。您甚至自己也承认，你们都是奥涅金，也就是说，您和您的朋友们只知道否定，只知道怀疑，只知道失望。难道社会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造吗？

“也许我这些话只是老生常谈，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写这些话不是为了辩论，不是为了展开论争，但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这一点，因为有时最敏锐的头脑和最美好的心灵也会在根本上错了，自己却还不知道。我给您写这些，是为了向您证明，我曾多么仔细地读了你的书，这也再度表明了我对您的尊敬和爱……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5日于格恩济岛

圣皮埃尔天主教堂。”

对这封信我用俄文作了答复：

“最尊敬的同胞：

“您的来信使我衷心感谢，请允许我就主要的几点简单谈几句。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文学像秋天的花朵，是在国家灭亡前盛开的。不论是西塞罗字字珠玑的文章，还是他的淡而无味的道德说教，也不论是卢奇安14的伏尔泰式尖刻讽刺，还是普罗克洛斯15的德国式严谨哲学，都无法挽救古罗马的灭亡。但是请您注意，不论是艾勒夫西斯神秘教仪16，还是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17，或者其他一切延续和复活异端的企图，同样不能挽救它的灭亡。

“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我们根本不需要挽救古代世界，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世界代替了它。欧洲完全处在同样的状况；文学和哲学的任务不是保留衰老的形态，而是把它们送进坟墓，埋葬它们，摆脱它们。

“新世界正如当年一样在逐渐临近。您不要以为，我称法伦斯泰尔为兵营是失言。不，至今出现过的种种社会主义理论和学派（从圣西门到只知道否定的蒲鲁东）都很贫乏，它们只是儿童的牙牙学语，是这种思想的启蒙阶段，古代东方的特拉普提派和艾赛尼派18。但是谁没有看到，谁没有在心中感觉到，这些简单片面的尝试中包含着巨大的内容，或者谁会由于孩子的牙齿出得不顺利或生歪了，便惩罚孩子呢？

“现代生活的苦闷是黎明前的苦闷，是过渡时期的苦闷，希望来临前的苦闷，动物在地震前感到的烦躁。

“一切还没有跨过这一点。有的人想用暴力打开未来的大门，另一些人却想用暴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一些人看到了未来的启示，另一些人却沉浸在回忆中。他们的活动只是互相掣肘，以致相持不下，陷在泥沼中。

“在这旁边是另一个世界——俄国。它的基础是带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民，只是他们尚未觉醒，给埋没在一层知识分子的表皮下，而这些知识分子陷入了奥涅金状态，生活在绝望中，流放中，忍受着您的和我的命运。对于我们，这是痛苦的。我们成了生不逢时的牺牲品；但是对于事业，这无关大局，起码并无重大影响。

“谈到新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时，我已说过，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舞台，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也就注意着它在这方面的活动。

“我敢说（在给米什莱19的信中），俄国的知识分子是最自由的人；我们在否定方面，比例如法国人，走得远得多。否定什么？不言而喻，否定旧世界。

“奥涅金带着他无所事事的绝望，现在走向了正面的理想。您似乎还没发觉这一点。在否定欧洲的过时形态，否定彼得堡（其实这依然是欧洲，只是穿上了我们的服饰，那虚有其表的脱离人民的服饰）的同时，我们也毁灭了。但是一种新的事物，那在果戈理的笔下变得怪诞的，在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被夸大了的事物，逐渐孳生了。这是一种新的因素，对人民的力量怀有信心的因素，贯穿着爱的因素。有了它，我们才开始了解人民。但是我们却离他们很远。我并不想说，我们担负着改造俄国的责任，但是我感到庆幸，我们迎来了俄罗斯的人民，我们知道他们是属于未来的世界的。

“还有一句话。我并不把科学与文学、哲学的发展混为一谈。科学即使不能改造国家，也不致与它同归于尽。它是手段，是人类的里程碑，是对大自然的胜利和解放。愚昧，只有愚昧，才是贫穷和奴役的根源。群众被自己的教育者丢在动物状态中。科学，只有科学才能在今天纠正这一点，给他们提供饮食和住所。它不是靠宣传，而是靠化学、机械学、工艺学、铁路改造人的头脑，那千百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压制的头脑。

“我衷心感谢……”

过了两个星期，我收到了佩切林老爹下面这封信：

“我用法文写回信，原因您是知道的。我直至今日才给您写信，是因为我在格恩济岛工作太忙。一个人生活在事务纷繁的现实中，很少时间想到哲学理论；当人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您倾诉不幸，要求您的指导和帮助时，您也就没有闲情逸致去考虑思辨性的人类未来的命运问题了。

“我向您坦率地承认，您这次的信使我感到惶恐，我也得承认，这是一种带有私心杂念的惶恐。

“当您所说的知识（也就是您受到的教育）获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怎样呢？对于您，科学便是一切，一切的一切。这不是那广泛的、包括人的一切能力，那有形的无形的一切的科学——我们至今所了解的那种科学，而是局限的、狭隘的科学，唯物的科学，那种分析和解剖物质，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科学。化学，机械学，工艺学，蒸汽，电——也就是伟大的饮食科学，米歇尔·谢瓦利埃20将称之为个人崇拜的东西。这种科学一旦胜利，我们便大祸临头了！在遭到罗马皇帝迫害的时期，基督徒至少还可以逃进埃及的沙漠，暴君的剑只能在这无法跨越的边境上止步。可是在您这物质文明的暴政前面，哪里可以逃避呢？它铲平了高山，挖掘了运河，铺设了铁路，派出了轮船，它的报纸深入到非洲灼热的沙漠地带和美洲人迹罕至的大森林。正如从前把基督徒拉进竞技场，供好奇的观众取笑作乐，现在也会把我们这些一心祈祷的缄默的人送进市场，当着众人的面问我们：‘为什么您要逃避我们的社会？您应该参加我们的物质生活，与我们一起做生意，一起开办新奇的工厂。您应该到市场上去演讲，去宣传政治经济学，讨论市场行情的起落，为我们的工厂工作，发动机器和电力，去主持我们的宴会，告诉大家天堂便在人间，我们应该尽情享乐，大吃大喝，要知道明天我们便会死去！’这就是我所感到的惶恐，因为当唯物的暴政越来越主宰着一切时，能在哪里找到避难所呢？

“如果我夸大了阴暗的色彩，请原谅。我觉得，我只是根据您提出的基本原则引申出它们合乎逻辑的结果。

“为了怪诞的胡思乱想而离开俄国，这值得吗？俄国正是从您所理解的科学开始的，它也在沿着科学的路子发展。它把物质力量的巨大杠杆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它号召一切人才为它服务，参加它的物质福利的盛筵，它要成为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上天把物质世界的采邑授予了它，它要把它变成自己的选民的天堂。它对文明的理解正与您的理解一样。物质的科学永远是它的力量所在。但是我们相信不灭的灵魂和未来的世界，这现世的文明与我们什么相干？俄罗斯永远不可能使我成为它的臣民。

“我简单地说明了我的思想，使我们能彼此了解。如果我的话讲得过于偏激，请您原谅。由于我星期五早上便得去爱尔兰，我不能来看您了。但是如果您能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午后驾临我处，我将十分欢迎。

“请接受……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5月3日于克拉彭，

圣马利亚教堂。”

第二天我这么回了信：

“最尊敬的同胞：

“我拜访您是为了会见一位我所久仰的、处境与我相仿的俄国人……尽管命运和信念使您站到了胜利者的庄严行列中，而我是站在战败者的悲伤阵营中，我不想触及我们意见的分歧方面。我只是想见到一个俄国人，把祖国当前的消息带给他。出于深刻的体谅心情，我并不想把我的小册子拿给您，那是您自己向我要的。由此引出了您的信，我的复信，以及您5月3日的第二封信。您攻击我和我的观点（是经过夸大的，不完全符合我的本意的），这使我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并没有赋予科学以您所设想的那种意义。我在信上只是对您说，我认为，对大自然的一切胜利和一切发展，它们的整个成就，不言而喻，都不属于文学和抽象哲学的范围。

“但是这问题说来话长，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不想重复已多次讲过的一切。请您放心，您为喜欢过内省生活的人的未来所感到的惶恐是完全多余的。科学不是理论或教条，因此它不可能变成政权或法令，也不可能变成一种压迫力量。您大概是想说社会思想和自由的胜利。如果这样，不妨拿最‘物质化’的、最自由的国家英国来看看。喜欢过内省生活的人，如乌托邦主义者，却认为这里是可以安静思考的地方，是宣传他们的主张的讲坛。何况英国还是信奉新教的君主国，根本不是一切都可容忍的国家。

“为什么害怕？难道怕给饥寒交迫的群众输送生活必需品的车子的喧声扰乱您平静的生活吗？我们还不致为了免得妨碍诗意的宁静生活，禁止打麦。

“内省的性格永远是到处都有的，这些人在沉思和静寂中更为自在，那么让他们为自己寻找安静的地方吧，谁也不会去打扰他们，召唤他们，迫害他们。没有人要压制他们，也没有人想支持他们。如果由于改善群众的生活，可能使不愿听到外界任何声响的人感到吵闹，因此便反对改善群众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里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否定、宽容或牺牲。如果嫌市场太嘈杂，那就不必去做买卖，离开市场就行了。报纸是到处都能看到的，但是喜欢内省的人，谁曾按照巴黎或伦敦的报纸社论行事？

“然而您看到，如果不是自由，而是反物质的、君主制的原则取得了胜利，那么请问，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安静的地方，找到躲避绞刑、火刑和枭首示众的地方——这种情形在罗马和米兰，法国和俄国，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那么谁应该害怕呢？当然，从永生的观点看，死是不足畏惧的，但是从这个观点看，一切就都无所谓了。

“最尊敬的同胞，请恕我直截了当提出这些与您针锋相对的话，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回答。

“衷心希望您的爱尔兰之行圆满成功。”

我们的通信便到此结束。

两年过去了。欧洲地平线上灰蒙蒙的烟雾，在克里米亚战争烽火的衬托下，显得更黑暗了。一天，在报上进攻和包围的血腥消息中，我突然看到，在爱尔兰某地，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佩切林的天主教神父被提交法庭审问，他是俄国人，罪名是在广场上当众烧毁新教《圣经》。高傲的英国法官考虑到这个行动毫无意义，罪犯又是俄国人，而英国与俄国正在交战，因此只是对被告进行了慈祥的训斥，要他今后在大街上注意自己的行为……

难道他会不在乎这些锁链……或者会一再脱下四角帽，困倦地把它放在桌上？

1 佩切林由于对沙皇统治不满，跑到了西方，又对西方的革命运动感到失望，最后躲进了宗教中，但宗教也并未使他得到平静。赫尔岑曾在中篇小说《责任先于一切》中反映了佩切林的一些特点。

2 那不勒斯位在火山地带。

3 1835至1847年的莫斯科学区总监。他于1837年写信给佩切林，劝他回国，佩切林写了复信。

4 佩切林在国外写的一部长诗。

5 指1853年2月赫尔岑为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成立写的公告，这次访问即在此时。

6 以上仿体字在原著中均为法文。

7 《圣经》中的以色列王，以残酷专横著称。

8 佩切林的长诗，已失传。

9 指《来自彼岸》，它最初是以德文在汉堡出版的。

10 指赫尔岑的《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及《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11 指《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的第五章《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文学和社会观念》。

12 1765至179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3 引自《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五章，但引文并不准确，赫尔岑是说，如果把傅立叶主义机械地搬用于生活，“在工业生产的名义下抽去了它的诗意方面，在把工人统一组成生产班组时，忘记了对自由的热爱”。那么，“法伦斯泰尔无非是俄国的村社和劳动军营……”而关于共产主义的话完全是误解，原意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这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反面。”

14 卢奇安（约120—约180），古希腊讽刺作家，修辞学家。

15 普罗克洛斯（约410—485），希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16 一种对古希腊农神得墨忒耳的秘密崇拜仪式，流行于18至19世纪。由于这种仪式起源于古希腊的艾勒夫西斯地方，因而得名。赫尔岑在这里是暗指复兴天主教的企图。

17 传说中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据说曾创造各种奇迹，因而为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奉为神明，与基督教相对抗。

18 古代犹太教初期的两个派别，都以严格遵守律法为特点。

19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赫尔岑的《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是以给米什莱的书信的形式发表的。

20 谢瓦利埃（1806—1879），法国经济学家，圣西门的追随者，后成为拿破仑三世的拥护者。这里的“个人崇拜”指为个人服务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