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宁下面这封信1：

“朋友们，我终于逃出了西伯利亚，经过在阿穆尔、鞑靼海峡沿岸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从那儿到达了旧金山。

“朋友们，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我一旦到达，要马上开始工作，我希望在你们那里致力于研究波兰斯拉夫问题，这是我从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它的彻底灭亡，这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说这是我的事业，以免显得过于自命不凡。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当鼓手，甚至当小卒，只要我能使它获得一分一厘的进展，我就感到满足了。它一旦成功，便会出现光辉的、自由的斯拉夫联盟——俄国、乌克兰、波兰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于旧金山。”

关于他逃离西伯利亚的决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刚到新年，巴枯宁那臃肿的身子已倒进了我们的怀抱。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狭小的双人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人，不过不如说是旧人，是从40年代，尤其是从1848年复活的幽灵。巴枯宁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轻而热烈，跟当年在莫斯科与霍米亚科夫2展开“通宵”辩论时并无不同。他仍那么忠于一个思想，那么热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以致更加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须加紧工作，不错过每一个时机。他厌烦长时间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还像过去一样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寻找一切行动的机会，只要那是革命风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3他至今仍像在朱尔·艾吕扎尔的文章中一样反复说着：“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41849年，他怀着他的憧憬和理想关进了柯尼施泰因堡垒5，但它们一直保留在他的心头，直到1861年随着他经过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谈话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报》和《真共和报》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宪议会和布朗基俱乐部的尖锐发言。当年那种党派精神，它们的排他性，它们对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对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监狱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坚强的人屈服，除非他们给折磨死了，否则一旦出狱，他们便仿佛从昏迷中醒来，又会继续干昏迷前所干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回来时，比迎接他们的在原地受到摧残和蹂躏的年轻人更富有朝气。两代法国人发生了多次变化，有的变红，有的变白，有的随着涨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没，但是在这过程中，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始终是不变的灯塔，他们从监狱的铁窗中，从遥远的异乡外，依然向人们提示着纤尘未染的从前的理想。

“波兰斯拉夫问题……奥地利帝国的覆灭……自由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这一切在他刚首途前来伦敦……在他还只有一只脚跨上轮船时便写在旧金山的信纸上了！

对于巴枯宁，欧洲的反动时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艰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他对它们只有简单、模糊、粗浅的了解。他在西伯利亚读到这些消息，就像在凯依达诺夫研读布匿战争6和罗马帝国没落的历史一样。他像瘟疫之后回来的人，听到谁死了，不免为他们叹息，但是他没有在死者的床边守过夜，没有为他们的得救抱过希望，也没有跟在棺木后面送过葬。1848年的事件却完全相反，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关心过的，是详细而生动的……与科西迪耶尔的谈话，布拉格大会上斯拉夫人的演说7，和阿拉戈8或卢格的争论——这一切对巴枯宁说来仿佛是昨天的事，它们还历历在目，它们的声音也还在耳边回旋。

然而哪怕没有坐牢，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后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宁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发言9，基佐把他撵到了比利时，现在他回来了，一回来便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始终没有离开山岳派的营垒，与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宣传……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工资平等，消灭一切差别，宣传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个奥地利统治，不断革命，扫除最后一个敌人。从街垒上崛起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决心要使“无秩序变为有秩序”，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位杰出的鼓动家，与弗洛孔10商量之后，在兄弟般的拥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里11，相信他在那里会送掉性命，不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科西迪耶尔谈到巴枯宁时说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无价之宝，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须把他枪毙！”12

1848年5月初，我从罗马到达巴黎时，巴枯宁已在波希米亚，对着守旧派修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了；这种演说一直继续到温迪施格雷茨公爵13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无法再发挥的时候为止（可惜这位公爵选择的时机不佳，以致殃及池鱼，连他的夫人也饮弹身亡了）14。逃出布拉格以后，巴枯宁在德累斯顿成了军事首长；这位从前的炮兵军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乐家和药剂师们讲授军事科学……还建议他们把拉斐尔的《圣母像》和牟利罗15的各种画挂在城墙上，靠它们来阻挡普鲁士军官的进攻，因为这些军官都受过严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尔的名画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学总是对他大有帮助。从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国境内碰到了骚乱的农民，他们正在一个城堡前面吵吵闹闹，大叫大喊，不知怎么办才好。巴枯宁立刻跳下马车，没有时间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便命令农民排成队列，熟练地教会了他们打炮，以致等他重新上车，继续赶路时，城堡四周已经烟雾弥漫了。

巴枯宁总有一天会克服懒散习气，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他在德累斯顿被占领后开始的漫长殉难史公之于众。我在这里只谈主要的几点。巴枯宁被判了上断头台。萨克森国王把砍头改成终身监禁，后来又毫无理由地把他移交给奥地利。奥地利警方企图从他嘴里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动情况。巴枯宁被关在格拉德钦，警方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于是又把他送往奥尔米茨。他给上了镣铐，还派了大队龙骑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马车里的军官甚至把手枪上了膛。

“这是为什么？”巴枯宁问，“难道您以为，在这种条件下我还能逃跑？”

“不，可是您的朋友们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为了防备万一……”

“怎么样？”

“我奉命把枪口对准您的脑袋。”

队伍随即向前疾驰。

在奥尔米茨，巴枯宁被用锁链锁在墙上，在这种状况中生活了半年。最后，奥地利觉得白白养活一个外国囚犯不太值得，于是提议把他交给俄国。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宁，但又不便拒绝。到了俄国边境，巴枯宁的锁链取下了——关于这个仁慈的行为，我听到过许多次；确实，锁链是取下了，但是宣扬这件事的人忘了补充一句：接着又套上了另一条重得多的锁链。奥地利军官移交犯人以后，便得索回锁链，因为那是帝国的财产。

尼古拉赞扬了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英勇行为，把他关进了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然后他派奥尔洛夫16去传达口谕：希望他向他汇报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动态（皇上不知道，这方面的一切细节都登在报上了）。他说，他“不是作为皇上，而是作为他的忏悔神父提出这要求的”。巴枯宁问奥尔洛夫，他应该怎样理解皇上所说的“忏悔神父”的意义，是不是说，他在忏悔中所讲的一切都会绝对保密？17奥尔洛夫不知如何回答——这些人大多只习惯于发问，不习惯于回答。巴枯宁写了一篇“报刊社论”。18尼古拉对此也表示满意，说道：“他为人聪明，心地不坏，但是个危险分子，应该关在牢里。”这样，蒙最高当局的关心，巴枯宁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待遇大概不错，以致连这个大个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1854年，巴枯宁被转移到了施吕瑟尔堡。尼古拉担心查尔斯·内皮尔19会搭救他，其实查尔斯·内皮尔和他的舰队不是要使巴枯宁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国脱离尼古拉的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有时会大发慈悲，宽宏大量，却仍把巴枯宁留在堡垒里，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东西伯利亚居住。在伊尔库茨克，他经过九年的监禁之后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幸运的是边区长官是个怪人，一个民主主义的鞑靼人，自由主义的专制暴君，米哈伊尔·巴枯宁和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20的亲戚，他也姓穆拉维约夫21，但这时还没获得阿穆尔伯爵的称号。他让巴枯宁喘了一口气，可以过人的生活，阅读书报杂志，还与后者一起幻想未来的革命和战争。出于对穆拉维约夫的感激，巴枯宁甚至在头脑里任命他当了未来的地方自治军司令，预备在将来便派这支军队去消灭奥地利，建立斯拉夫联盟。

1860年，巴枯宁的母亲上书沙皇，要求准许她的儿子返回俄国。沙皇说，只要他还活着，他不会让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但是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关心，让她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他准许他在政府机关当了一名文书。

这时巴枯宁考虑了皇上红润的脸色和四十岁的年纪，决定逃走；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几年的情况清楚不过地证明，他在西伯利亚已没有什么好等待了。九年的监禁和几年的流放已经太多。人们说，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处境变坏了，这话不对，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时代变坏了，人变坏了。巴枯宁的逃跑对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么影响？至于那个科尔萨科夫23受到的处分……那是不值一谈的。可惜他没有得到加倍的惩罚。

巴枯宁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区域十分辽阔，从地理意义上说，这是最长的逃跑路线。他以商业事务为借口到达了阿穆尔河，说服一个美国船长把他带到了日本海岸。在函馆，另一个美国船长又答应让他搭船前往旧金山。巴枯宁上船时发现船长正忙于煮菜，预备招待一位贵客，他邀请巴枯宁作陪。巴枯宁接受了邀请，等客人到来，他才知道这是俄国的总领事。

躲避已经太迟了，也是危险的，可笑的……他立即开始与他谈话，说他获准进行一次旅行。当时有一支俄国小舰队，记得是由海军上将波波夫率领的，正停在海上，预备开往尼古拉耶夫。

“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国？”总领事问。

“我刚到这儿，”巴枯宁答道，“我想在这儿再玩几天。”

他们一起吃了饭，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过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国船上驶过了俄国舰队……现在除了海洋，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巴枯宁稍稍熟悉了一下环境，在伦敦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与当时在那儿的所有波兰人和俄国人一一见面之后，便立刻着手工作。除了热情洋溢地进行宣传，鼓动，以至煽风点火以外，除了日以继夜、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秘密活动，密谋策划，互相串连，赋予这些活动以巨大的意义以外，巴枯宁还准备身先士卒，付诸行动，准备为此牺牲，勇敢地承担它们的一切后果。这是英雄的性格，只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使它不能有所作为。有时只得无谓地消耗他的力量，正如一只狮子关在笼里只能把力量消磨在踱来踱去，幻想怎样冲出牢笼一样。但他不是空谈家，不是不敢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敢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人……

巴枯宁有许多弱点。但是他的弱点是次要的，他的强大品质却是主要的。不论给命运丢到哪里，立刻能抓住环境中两三个特点，发现革命的潜流何在，马上对它进行引导，为它开拓道路，使它成为人人关心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优点吗？

有人说，屠格涅夫在罗亭身上描绘的便是巴枯宁的形象，但是罗亭并没有反映巴枯宁的某些特点。屠格涅夫是在模仿《圣经》中上帝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罗亭。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二，那个耳朵里装满了青年巴枯宁的哲学语言的人。

在伦敦，他首先要使《警钟》革命化24；他把他在1847年反对别林斯基的话，在1862年几乎全部照搬到了我们身上。宣传还不够，必须采取不可避免的行动，必须建立中心和委员会；与人们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还不够，必须有一批“献身的、半献身的同志”，在当地建立组织——斯拉夫人组织，波兰人组织。巴枯宁认为我们是温和派，不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热情。然而他并不泄气，相信不久就能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等待我们转变的时候，巴枯宁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斯拉夫人。其中有捷克人（从文学家弗里奇25到一个名叫纳波尔斯托克的音乐家），塞尔维亚人（他们彼此总是简单地用父名称呼，如约翰诺维奇，丹尼洛维奇，彼得罗维奇等），瓦拉几亚人（他们总是模仿斯拉夫人，名字后要带一个“伊斯科”的尾巴），最后，还有一个在土耳其军队中当过医生的保加利亚人，以及各种牌号的波兰人：波拿巴主义者，梅罗斯拉夫斯基派，恰尔托雷日斯基派……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带有军官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贵族，以及各种普通士兵，那些愿意在美国北部或南部任何一边作战，尤其是在波兰作战的人。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巴枯宁从他们那儿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昼夜不停地争论，宣传，命令，叫喊，决定，指导，组织和鼓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短暂的间歇时刻，他便在写字台上抹去灰尘，腾出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信，写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别洛克里尼茨。信写到一半，他会突然扔下笔，对一个落后的达尔马提亚人教训几句……然后，还没把话讲完，又拿起了笔，继续写信，不过这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写的和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的活动能力，他的散漫作风，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过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个巨人，脑袋像狮子的头，披着一头直立的鬣毛一样。

他到了五十岁还完全像刚从马罗塞伊卡来的流浪的大学生，布尔戈尼街上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他从不关心明天，从不把钱放在心上，有了钱便随手乱花，没有钱便不论遇到谁就开口借钱，而且满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从不考虑还钱，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文掏给别人，只要留下足够买雪茄和茶叶的钱便成。他从不为这种生活方式烦恼……他生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一辈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人终于问他，他怎么看待私有财产权，他一定会像拉朗德26就上帝问题回答拿破仑一样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远不需要这种权利！”

他的身上有一种孩子似的单纯气质，他对人从无恶意，这赋予了他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强者和弱者，只有冥顽不灵的小市民才会对他无动于衷。27

他怎么会结婚，我只能用西伯利亚的寂寞作解释。他虔诚地保持着祖国的一切风俗习惯，这是指莫斯科的大学生生活——烟草总是像储备的粮草一样堆在他的桌上，纸张和没有喝完的茶杯下尽是烟灰……从早上起屋子里就烟雾弥漫，照例有一支吸烟队伍在那里吞云吐雾，像吸烟比赛似的，争先恐后地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烟雾，总之，那盛况只有在俄国人和斯拉夫人那里才会见到。到了深夜，房东的使女格莱丝还得把第五罐砂糖和开水送进这间斯拉夫解放事业的育种房，我看到她那副既惊奇、又有些害怕和困惑的神色，好几次感到忍俊不禁。

巴枯宁离开伦敦很久以后，帕亭顿草坪10号的人还在谈论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推翻了英国小市民一切牢不可破的观念和他们所信守不渝的准则和模式。尽管这样，请注意，女房东和使女都毫无保留地喜欢他。

一天巴枯宁的一个朋友对他说：“昨天某某人从俄国来了，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当过军官……”

“我听到过他，大家都很夸奖他。”

“可以带他来吗？”

“当然可以，何必要带他来！他在哪里？我马上去看他！”

“他好像是个君主立宪主义者。”

“很可能，但是……”

“但我知道他非常勇敢，而且为人正直。”

“也很忠诚？”

“在奥塞特大厦28，他是很受尊重的。”

“我们去吧。”

“为什么？要知道他会来找您——我们已经约定了，我会带他来的。”

巴枯宁扑到桌上开始写信，涂涂改改，誊清以后，套上信封，信是寄往雅西29的。然后他在不安的期待中，在屋里踱来踱去，脚步那么重，震得帕亭顿草坪10号的整幢房子都随着他一起晃动了。

那位军官来了，是一个谦逊而文静的人。巴枯宁让他坐定之后，便作为同志，像年轻人一般滔滔不绝大谈起来，一边攻击君主立宪主义，一边突然问道：

“请您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做点事，您大概不致拒绝吧？”

“这当然……”

“您在这儿没什么事，走得开吧？”

“没什么事，不过我刚到这儿……我……”

“您明后天可以动身，带着这信前往雅西吗？”

不论在战争时期的前线军队中，或在和平时期的参谋部中，军官还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事，但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因此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便用很不自然的声音答道：

“是！”

“我知道您会这样。这是信，已经写好了。”

“我可以马上动身……只是……”军官不好意思地说，“我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我出差。”

“怎么，没有钱吗？您直说好了。这不是什么难事。我替您向赫尔岑借——您以后还他好了。这用不了多少……一共……一共二十来镑就够了。我马上给他写信。到了雅西，您会弄到钱。然后从那儿前往高加索。我们在那儿特别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军官惊得目瞪口呆，他的同伴跟他一样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走了。巴枯宁有一个小姑娘，替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信使工作。于是小姑娘冒着雨雪，踩着泥浆，给我送来了巴枯宁的便条。我经常为她准备着一点巧克力糖，为她在她祖国的这种气候中栉风沐雨表示慰问，这次我给了她一大把糖，对她说：

“请您回复先生，我会亲自跟他面谈的。”

确实，事实证明，写信是多余的。到吃饭时，也就是过了一小时，巴枯宁自己来了。

“某某要二十镑钱干什么？”

“不是他要，是事业需要……喂，老兄，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呢！”

“我几年前就认识他了——他从前到过伦敦。”

“要知道机会难得……错过它是罪恶，我派他前往雅西。接着，他可以去看看高加索。”

“前往雅西？……又从那儿去高加索？”

“你又要取笑了。但是俏皮话说服不了人。”

“可是你在雅西明明什么事也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因为首先，在雅西谁也没什么事要办；其次，如果有事，你早在一星期前就会不停地向我唠叨了。你现在正好碰到了一个年轻人，他胆小腼腆，想证明他对你绝对忠诚，于是你就想起派他去雅西。他想参观博览会，你却要他去参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现在请你讲讲，这是为什么？”

“你总爱追根问底。你对这些事的看法与我不同，你有什么权利盘问我？”

“一点不错；我甚至认为你对任何人都不会讲这秘密……好吧，反正我不能为派往雅西或布加勒斯特的信使掏钱。”

“可是他会还你的，他能弄到钱。”

“那就让他花得有意义一些吧。好啦，好啦，随你派哪个男曼侬·列斯科30去送信，我都不管，现在我们该吃饭啦。”

巴枯宁自己也笑了，摇了摇那个对他说来似乎太重的头，然后便全心全意投入了吃饭的工作。吃过饭，他每次总得说：“现在，幸福的时刻到了”，于是点燃了一支雪茄。

巴枯宁不论什么时候都准备接待所有的人。他还往往像奥涅金一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想起身，把床弄得吱吱直响，尽管两三个斯拉夫人已在他屋里一支接一支拼命吸烟。他起床时总是昏昏沉沉，一边用冷水冲头，一边开始教训他们；他从来不知道腻烦，也不会讨厌任何来访的人；他可以同样滔滔不绝地跟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谈话。这种不加选择的态度有时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巴枯宁起身很迟，他要用夜间来谈话和喝茶，这就使他不得不这么办。

一天早上快十一点了，他听见有人在他屋里走动。他的床设在大壁龛中，前面用一块布幔遮着。

“外面是谁？”巴枯宁醒了问。

“俄国人。”

“尊姓？”

“某某。”

“欢迎。”

“您怎么啦，这么晚起床——还算是民主主义者……”

……沉默……泼水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怎么？”

“我想请问：您是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

“是的。”

“这可做得不对。这说明您言行不一致；屠格涅夫也按照习俗出嫁女儿。你们这些老人应该以身作则……”

“您胡诌些什么……”

“请问：您结婚是不是出于爱情？”

“这关您什么事？”

“我们听说，您结婚是因为新娘很有钱。”31

“您怎么啦，是来盘问我吗？请您滚出去！”

“唉，您发什么脾气，实际上我对您没有什么恶意。再见。不过我还会来看您的。”

“好啦，好啦，只是请您今后讲话检点一些。”

……这时，波兰风暴逐渐临近了。1862年秋，波捷布尼亚32到伦敦来了几天。这个忧郁、纯洁的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场风暴，他主动代表他的同志们来与我们商谈，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仍决心走自己的路。从各地前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谈话比以前坚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觉地奔向火热的斗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识到，他们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33

“我为波捷布尼亚和他的同志们感到非常惋惜，”我对巴枯宁说，“特别是他们与波兰人的目标不一定一致……”

“一致，一致！”巴枯宁反驳道，“我们不能老是坐着不动，老是思考。应该在时机到来时创造历史，否则我们会错过一切机会，不是落后，便是超前。”

巴枯宁变得年轻了——形势使他如鱼得水。他不仅爱好起义的呼声，俱乐部的喧闹，广场和街垒，他还爱好为起义作准备的鼓动，这是既要大胆又要细心的秘密工作：密谋策划，通宵不眠，反复商谈，约定和修改密码、化学墨水和暗号等等。凡是排练过家庭戏剧，或者布置过圣诞枞树的，谁不知道，这种准备工作也是引人入胜的有趣活动之一。但是不论他对准备这棵圣诞树如何神往，我的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我一边不断与他辩论，一边又不得不做我不愿做的事。

现在我得停一下，谈谈一个不愉快的问题。那就是我这种无可奈何的让步，这种既反对和抗议又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弱点，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应该这么办，另一方面，我又准备完全按照另一个方式行动。这种摇摆，这种不成熟，不坚决，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许多危害，哪怕意识到这些错误是身不由己，并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丝毫安慰。我往往不得已而干了错事，尽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谈过我参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这便是我现在谈的情况的一个例子。我从没有一分钟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够成功，我看到了这次行动的荒谬性和它的弱点，人民的冷漠，反动气焰的嚣张和革命者的浅薄幼稚，我写到了这些，可是我还是一边取笑参加的人，一边跟着他们走上了广场。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场合，我有力量听从内心的指示，那么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多少打击……有人批评我感情用事……我确实感情用事，但这还不是症结所在。尽管我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我会马上镇静下来，理智、思考和观察几乎总能占据上风，但这只是在理论中，不是在实践中。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便在这里，它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之轻易接受别人的劝说，是出于一种虚伪的情面观念，有时动机好一些，是出于爱、友谊、宽容……但是为什么这一切会战胜理智呢？……

……1857年2月5日参加了沃尔采尔的葬礼以后，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里，凄凉地坐在写字台前，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忧伤的问题：随着这位长者的埋葬，我们与波兰流亡人士的联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亲切的个性在不断发生的误解中起了调和作用，现在他去了，可是误解依然存在。与波兰人中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来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致的理解，因此这种关系往往显得勉强，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们彼此迁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个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几乎总是尽力克制自己最优良的方面。

通过商谈取得一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我们的道路只在对彼得堡专制政权的共同憎恨上发生交叉现象。他们的理想在他们后面34，他们是要走向自己的过去，那被暴力切断了的过去，他们的道路只能从那里继续发展。他们在那里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空虚的摇篮。在他们所有的行动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样多的光明信念。

他们是要让过去起死回生，我们却不如说是要埋葬过去。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憧憬，都与他们的不同，我们的全部才能，全部气质，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与他们的联盟，在他们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是利害打算的结合。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的主要是真诚，但缺乏深厚的基础——我们意识到自己间接犯了罪，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坚定不移的抗争。但是他们能喜欢我们什么？尊重我们什么？他们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触情绪，才把某些俄国人看作可敬的例外与我们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监狱中，我们与他们是同样关在铁窗里的难友，我们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当窗户稍稍打开以后，我们便发现，我们来自不同的道路，也会奔向不同的目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我们感到兴奋，喘了口气，可是我们的兴奋却引起了他们的委屈情绪：俄国出现的新鲜气氛，使他们想起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对我们说来，新时期带来了再接再厉的要求，我们向前冲杀，准备摧毁一切……而对于他们，这只是追荐亡灵和安魂祈祷。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们与他们焊接到了一起。对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杀，对教堂和孩子们的袭击，对唱赞美诗和祈祷活动的镇压，使一切问题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那时我含着眼泪和悲痛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深深感动了波兰人。35

亚当·恰尔托雷日斯基老人从垂危的病榻上派儿子给我送来了热情的信；在巴黎，波兰人推举代表团向我递交了致敬信，在信上签名的有四百来人，其中有的还是住在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的波兰流亡者。看来我们的结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显的分歧便出现了。

……一天，克沙堆里·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几个波兰人到我家来，他们都是路过伦敦，特地为那些文章跑来向我致谢的。我们谈到了对康斯坦丁的枪击事件。37

“这次暗杀会给你们带来很大危害，”我说，“本来政府也许会作出一些让步，现在它决不会退让，只会变得加倍残酷。”

“可我们就希望它这样！”霍耶茨基说，情绪激烈，“对于我们，最大的不幸便是让步……我们希望彻底决裂……公开战斗！”

“我衷心希望你们不致为此后悔。”

霍耶茨基露出了讥笑，没有人再讲一句话。这是1861年夏。过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兰时，讲的也是这番话。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宁相信，在俄国可能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我们也有一部分相信——连政府也这么相信呢，这从它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写的文章和官方判处的一些刑罚，都可得到证明。社会不安，人心浮动，这是无可争辩的，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绪会转变成疯狂的爱国主义。

巴枯宁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势的各个方面，只看到一个遥远的目标，往往把两个月的妊娠当作九个月。他不是用证据，而是用愿望来打动人们。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尔加，顿河和乌克兰都会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一听到华沙出事，便相信我们的旧礼仪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运动，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俄国军队中，军官们的组织（波捷布尼亚便属于这个组织）在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波兰人主观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宁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种力量，它却还远远没有达到。

9月底，巴枯宁来找我，神色特别郑重，也有些得意。

“华沙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委员来同我们商谈，”他说，“其中一个是你认识的，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个叫基列尔40，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曾戴着镣铐，从波兰被押送到矿上做工，刚一回来，马上又投入了工作。今天晚上我带他们来看你们，明天大家在我那里开个会——我们得最终决定我们的态度。”

那时我的答军官们的信正在排版。41

“我的纲领是现成的，我可以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我同意你的信，这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都对它感到满意；不论怎样，我想，这不能完全满足他们。”

晚上，巴枯宁带来的是三个人42，不是两个人。我念了我的信。在交谈和读信时，巴枯宁坐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亲戚正在接受考试，也有些像提心吊胆的律师，生怕当事人讲错了话，以致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可望获得最后胜利的整个辩护前功尽弃，归于失败。

我从他们的脸色看到，巴枯宁猜对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们特别高兴。

“首先，”基列尔说道，“我们得给您念一下中央委员会给您的信。”

米洛维奇念了信；《警钟》的读者已经看到这文件，它是用俄文写的，文字并不通顺，但意思是明确的。有人说，它是我从法文译出的，把内容歪曲了，这不是真的。这三个人都能讲流利的俄语。

这封信的意图是要通过我们告诉俄国人，波兰临时政府与我们观点一致，并把下列原则作为它的行动的基础：“承认农民有权取得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充分自主权”。米洛维奇说，根据这个声明，我有责任减少我信中那种带有疑问的、“模棱两可”的语气。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时也同他们建议，各省的自决权应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他们也同意了。这些关于文字上的争论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不是一致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宁已来到我家中。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太冷静，仿佛不太信任他们。

“你还希望什么？波兰人从未作过这么大的让步。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但这些话对他们是像教义问答一般神圣的；他们不能在举起民族大旗的时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我总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太关心各省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文件会交到你的手中，它是经过你修改，并当着大家的面签字的，你还要怎样呢？”

“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对你说来，每一步都这么困难，你太不切实际了。”

“这种话萨佐诺夫比你讲得更早。”

巴枯宁把手一挥，走进了奥加辽夫的房间。我伤心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他已陶醉在自己的革命中，一时无法使他清醒。他穿着一步跨七里的靴子43，跨过了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越过了无数春秋和世纪，在华沙起义的后面已看到了他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可是波兰人谈到它却有的害怕，有的厌恶……他已看到“土地与自由”44的红旗飘扬在乌拉尔和伏尔加，乌克兰和高加索，甚至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上空了，于是他觉得当务之急是用一切办法减少阻力，消灭矛盾，不是填平山谷，而是在山谷上架起一座幻想的桥梁。

后来我们在他家里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谈时，巴枯宁有些恼火地对我说：“你简直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官，老是咬文嚼字，在表达方式上找碴儿。要知道这不是杂志上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

“就我而言，”基列尔说，“我不想为几句话争论不休，您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基本意义不变就可以。”

“这才是好样的，基列尔！”巴枯宁兴奋地喊道。

我心想：“这家伙来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作好准备，在实质问题上寸土不让，因此才在文字上这么迁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员会的代表都签了字。我把它交给印刷所了。

基列尔和他的伙伴们相信，我们代表一个俄国组织45的国外中心，这组织受我们支配，它是否与他们联合行动便取决于我们的意见。对他们说来，问题确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理论上是否一致；他们声明的信念，随时可以通过解释给予修正，这样，原来的鲜明色彩就会冲淡，变得若隐若现，以至消失。

这个组织在俄国已建立了第一批支部，这是没有疑问的——各种迹象和线索连肉眼也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顺利的情况下便可能组成一张大网；这一切都不假，问题是这张网还没有形成，万一遇到强大的打击，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刚开始编织的蛛网也会毁于一旦。

把委员会的信付印之后，我向基列尔和他的同志们谈的便是这些，我提到了起义的不合时宜。帕特列夫斯基相当清楚彼得堡的情况，因此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异，但仍竭力说服我，认为“土地与自由社”拥有的力量和分支机构，比我们设想的强大得多。但基列尔开始思考了。

“您以为，”我笑道，“我们很强大……是的，基列尔，这没有错；我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力量完全是依靠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能化为乌有，我们之所以有力在于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我们采取一致的步调。不要以为我们说‘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人们便会跟着我们向左或向右，这样的组织我们是没有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不过……”巴枯宁不安地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

“怎么样，难道有这样的组织吗？”我向他提出，没再往下说。

“得啦，你喜欢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因为当然，如果从外表的形式看……这完全不符合俄国人的观念……但你看到……”

“让我把话讲完。我希望向基列尔说明，为什么我要这么字斟句酌。如果俄国人在你们的旗子上看不到给农民以土地，给各省以自由，那么我们的同情不能带给你们任何利益，只能徒然毁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全部力量便在于心脏跳动的一致，如果它在我们这里跳得快一些，我们的脉搏就会比我们朋友们的提前一秒钟，可是他们与我们的结合靠的是观念上的一致，不是组织上的约束！”

“我们不会叫你们为难的。”基列尔和帕特列夫斯基说。

过了一天，他们中的两人便回华沙了，另一人去了巴黎。

暴风雨前的静寂开始了。这是沉闷而痛苦的时期，乌云仿佛即将过去，又像正在集结；这时政府颁布了“倒行逆施”的征兵令，它成了引起变故的导火线；46在铤而走险面前彷徨不定的人们，终于也断然投入了战斗。现在，连白派47也站到了革命运动一边。

帕特列夫斯基又来了。等了两天，征兵令没有取消。帕特列夫斯基去了波兰。

巴枯宁准备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与拉平斯基48的远征毫无关系，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这件事）。波捷布尼亚来了没几天，便跟在巴枯宁之后走了。

在波捷布尼亚之后，“土地与自由社”的全权代表49从彼得堡来了，他曾路过华沙，据他说是波兰人请他去的，可是去了以后什么事也没有，他为此很生气。这是第一个看到波兰起义开始的俄国人。他说，一些士兵被杀害了，一个属于“土地与自由社”的军官受了伤。士兵们认为这是背信弃义，开始残忍地枪杀波兰人。帕特列夫斯基是科夫诺的主要领导人，可是他束手无策，不敢公开站出来制止自己手下的人……

全权代表认为自己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要求我们成为“土地与自由社”的代理人50。我拒绝了，这不仅使巴枯宁，也使奥加辽夫大为惊异……我说我不喜欢这个用滥了的法国称呼。全权代表对待我们，就像1793年国民议会的特派员对待边区军队的将军们，这也使我感到不快。

“你们的人多不多？”我问他。

“这很难说……在彼得堡有几百人，在各省有三千人。”

“你相信吗？”后来我问奥加辽夫。

他不作声。

“你相信吗？”我问巴枯宁。

“当然。”但接着又说：“即使目前没这么多，以后会有的！”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是另一回事。”

“但正因为开头力量软弱，才需要我们支持；如果他们已经强大，那就不需要我们了……”奥加辽夫说，遇到这种场合，他对我的怀疑主义总是感到不满。

“那么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向我们承认他们力量不足，希望得到友好的帮助，不是提议我们担任什么愚蠢的代理人。”

“这是年轻没有经验……”巴枯宁说，接着便去了瑞典。

在他之后，波捷布尼亚也走了。我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他这次决无生还之理。51

……巴枯宁动身前几天，马尔季亚诺夫来了，他的脸色比平常苍白，也比平常忧郁，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怀念俄罗斯，正在考虑回国的事。我们争论着波兰的起义。马尔季亚诺夫默默听了一会儿便站起来打算走了，这时蓦地停在我面前，忧郁地对我说道：

“请您别生我的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不论事情怎么样，您这是在使《警钟》走上毁灭的道路。您为什么要干预波兰的事……也许波兰人是对的，但是波兰的事应该由波兰的绅士管，您不必过问。您没有替我们想想。上帝保佑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请您记住我的话，我自己看不到了——我要回家了。我在这儿没什么好干的。”

“您不应回俄国，《警钟》也不会毁灭。”我回答他。

他默默走了，他的第二个预言使我笼罩在沉重的阴影中，我隐隐觉得仿佛我做错了什么。

马尔季亚诺夫怎么说就怎么做，1863年春天他回了俄国，被自己的“农民的皇上”送到西伯利亚，为了对俄国的爱，为了对沙皇的信任，在苦役中死去了。

1863年底，《警钟》的发行量从二千五百份、二千份，跌到了五百份，从此再也没有超过一千份。

从奥廖尔来的夏洛特·科尔台52和从农民中来的但以理53是对的！

（1865年末写于蒙特勒和洛桑）

附录 给波兰的俄国军官委员会的信

朋友们：

我们怀着深深的爱和深深的忧虑，送别了前来参加战斗的你们的同志；只是我们的内心还是希望这次起义能够延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你们的命运和整个事业的前途感到安心。

我们知道，不论波兰起义采取什么方式，你们不可能不与它站在一起，你们是在为俄国沙皇统治的罪恶赎罪；不仅如此，听任波兰遭到摧残，俄国军队方面不表示任何抗议，这无异是对彼得堡的屠杀无动于衷，表现了俄国甘心俯首帖耳、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

尽管这样，你们的处境是悲惨的，没有指望的。我们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即使华沙能获得一个月的解放，那也只是表示你们尽了责任，参加了这次民族独立运动，但是高举“土地与自由”的俄国社会主义旗帜，不会使波兰得到什么，何况你们的人数还太少。

目前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波兰显然只能失败，而俄国的事业也会因而长期湮没在民族仇恨（它会与对沙皇的忠诚发生共鸣）的感情中，要很久很久以后，直到你们的英勇业绩成为12月14日那样的传统，鼓舞了今天还没诞生的那一代人的思想，才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把起义推迟到更好的时期——各种力量团结一致的时期；你们要运用你们的一切影响力推迟它，包括对波兰委员会的影响和对政府的影响——政府出于害怕，还可能取消征兵令；总之，你们要运用你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推迟它。

如果你们的努力没有成效，那就无法可想，只得听凭命运的安排，接受不可避免的苦难了，尽管它的后果将造成俄国十年的停滞。最低限度，你们要尽可能保存人力和物力，以便从这场不幸的失败的战斗中，为未来遥远的胜利积蓄一些有生力量。

如果你们成功了，起义推迟了，那么你们必须为自己制定一条坚定的路线，一步也不离开它。

这时你们必须始终保持一个观念：把俄国的事业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单单看到波兰。要像你们在致俄国军官的信中所说的，在“土地与自由”以及地方自治会议的名义下，与所有的军队建立起一条牢不可破的秘密联系的铁索。为此必须使俄国军官委员会成为独立的组织，它的中心应该设在波兰境外。必须由你们以外的人组成这个中心，而你们自己从属于它，到那时你们才能控制局势，领导一个灵活机动的组织，投入起义，而且不仅仅是在波兰民族的名义下，而是在“土地与自由”的名义下，也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是在充分估计了力量，具有必胜的把握以后，举行起义。

对于我们，这计划是相当清楚的，你们不可能不明白应该怎么办。

不论要花多大力气，尽量完成这计划吧。

尼·奥加辽夫

朋友们和弟兄们：

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加辽夫信中的每一行，都贯穿着对我们人民的和全体斯拉夫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的真正的、无限的忠诚。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在时机不成熟时波兰单独起义，会使整个斯拉夫族的，尤其是俄国的进步运动有条不紊的发展，面临中断的危险。应该承认，在整个欧洲和俄国目前的情绪下，这种起义成功的希望实在太小了，而波兰运动方面的失败，必然带来的后果便是沙皇专制统治在俄国的暂时胜利。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很难再长时期忍受下去了。政府方面手段卑劣而继续不断的残酷压迫，仿佛是在怂恿他们发动起义，正因为这样，推迟起义不仅对俄国是必要的，对波兰也是有利的。总之，毫无疑问，把起义推迟到更远的时期，对他们和我们都只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必须为此尽一切努力，然而同时，不能侮辱他们的神圣权利，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你们要在形势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劝导他们，同时不应浪费时间，要好好宣传，组织力量，作好准备，迎接决定性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幸的波兰弟兄们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举行了起义，那么你们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反对他们，你们要为了俄国的荣誉，为了斯拉夫民族的责任，为了俄罗斯人民的事业，高喊着“土地与自由！”与他们并肩战斗。如果你们注定要牺牲，你们也是为共同的事业牺牲的。上帝知道一切！也许，你们的英勇行为与冷漠的理性的打算背道而驰，但说不定它也能获得意外的成功呢……

至于我个人，不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是成功还是死亡，我希望我能分担你们的命运。再见，但愿我们不久便能见面。

米·巴枯宁

1 巴枯宁于1849年5月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被捕，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监狱中，后被引渡回俄国，1861年从西伯利亚潜逃，经过日本、美国到达伦敦，这是他在逃亡途中写的信。

2 斯拉夫派诗人。

3 关于巴枯宁，见《往事与随想》第四册《萨佐诺夫》一章。——作者注按：这里的第四册指第五卷。

4 艾吕扎尔是巴枯宁在1842至1848年使用的笔名，当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句纲领性的话。

5 萨克森公国的监狱，德累斯顿当时属于萨克森公国，巴枯宁因领导起义被捕后，关在这里。

6 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间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

7 1848年5月31日至6月12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巴枯宁参加了大会，站在激进的左派一边。但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他们提出了在哈布斯堡王朝庇护下建立斯拉夫各国联盟的主张。

8 法国共和主义政治活动家。

9 1847年11月29日在巴黎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巴枯宁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联合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10 法国革命活动家，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成员。

11 指1848年3月末巴枯宁为了发动波兰人举行起义，前往波兹南。但由于柏林警察当局的阻挠，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于5月折回布拉格，在那里参与组织斯拉夫人大会。

12 我曾对科西迪耶尔的朋友开玩笑道：“请你们转告他，巴枯宁与他的不同就在这里；科西迪耶尔是个杰出的人才，但是最好在革命前夕把他枪毙。”后来，1854年在伦敦，我向他提到了这事。这位流亡的警察局长只是举起大拳头，像打木桩似的朝自己结实的胸膛捶了一下，说道：“巴枯宁压在我这儿……这儿！”——作者注

13 温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率军镇压布拉格革命和维也纳革命。

14 1848年6月温迪施格雷茨指挥奥地利军队攻打起义者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时，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子正走到窗口，以致被流弹击中身亡。

15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著名的巴罗克派宗教画家。

16 当时的第三厅长官。

17 按照基督教规定，神父对教徒所讲一切均应严守秘密。

18 巴枯宁于1851年夏向沙皇呈交的是一份“忏悔书”，他怕它会引起革命者们的不满，因此一直掩盖这事，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只说这是“一封坚定而勇敢的信”，因此赫尔岑才会在这里把它说成“报刊社论”。

19 内皮尔（1786—1860），英国海军将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对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构成了威胁。

20 俄国的反动大官僚。

21 指尼·尼·穆拉维约夫，这是个怪人，既民主又专制，既是杰出的探险家，又是个大官僚。

22 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诗人和政论家，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后死在流放地。

23 1861年起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一个官员，这年6月他批准巴枯宁前往阿穆尔河旅行，巴枯宁便利用这次机会逃走。事后科尔萨科夫受到严惩。

24 巴枯宁到达伦敦后，与赫尔岑逐渐产生了矛盾。1862年2月，巴枯宁在《警钟》的附刊上发表了《告俄国、波兰和一切斯拉夫族友人书》，宣称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宣传，主要应是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如成立小组，组织党派，建立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同时巴枯宁还企图成为《警钟》的“第三个出版人”，实际干预《警钟》的编辑工作、反对赫尔岑以宣传为主的方针，主张使刊物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等。对这一切冒险主义的做法，赫尔岑作了坚决抵制。在1863年波兰起义前夕，这些矛盾加深了。

25 弗里奇（1829—1890），捷克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参加过1848年的布拉格起义，1858年后流亡在伦敦等地，创作主要为诗歌。

26 法国天文学家。

27 在与人争论时，巴枯宁一旦头脑发热，会冲着对方声色俱厉地破口大骂。要是别人，这一定不能得到原谅，但大家原谅巴枯宁，我首先就会原谅他。马尔季亚诺夫常对我这么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小姑娘，怎么能对孩子生气呢！”——作者注

28 赫尔岑当时在伦敦的住处。

29 在罗马尼亚东北部，当时为摩尔达维亚首府。

30 法国通俗小说家普雷沃（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侬·列斯科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轻佻的女子，几次与人私奔，最后被流放美洲。这里显然是指那个送信的人并无坚定的立场。

31 巴枯宁的妻子没有带给他任何嫁妆。——作者注

32 波捷布尼亚（1838—1863），驻波兰俄军部队的军官，曾在军官中组织支援波兰起义的活动。

33 在1863年的波兰起义问题上，赫尔岑与巴枯宁的态度不同，这构成了两人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赫尔岑认为当时波兰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带有冒险盲动性质，巴枯宁虽也同意这种分析，但认为迫不得已时不妨试试。但后来赫尔岑迁就了波兰同志的意见，希望起义能得到俄国农民的支持，从而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沙皇政权。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赫尔岑也承认自己错了。

34 指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要恢复18世纪以前，即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以前的状况。

35 1861年波兰各地发生示威抗议活动，有的是在教堂中以祈祷和唱赞美歌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一概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和屠杀。为此，赫尔岑在《警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揭露和抨击。

36 两人都是波兰流亡者中的领导人。

37 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大公1862年被任命为波兰总督，在到达华沙的第一天即遭到枪击。

38 帕特列夫斯基（1835—1863），波兰流亡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862年他从伦敦经彼得堡回波兰。

39 立陶宛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40 基列尔（1831—1887），波兰作家，1863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41 见《警钟》，1862年。——作者注按：这封信题为《致驻波兰的俄国军官们》，发表在1862年10月15日的《警钟》上。

42 第三个人即下面提到的米洛维奇，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分子，当时驻在国外，为1863年的起义作准备。

43 童话中巨人穿的靴子，一步可跨七英里。

44 “土地与自由社”是1861年在俄国形成的秘密组织，代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主张给人民以土地和自由，针对沙皇的农奴解放，指出对农民而言，没有土地就没有自由。它的主要成员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1862年随着这些人的被捕和反动高潮的到来，逐渐没落，于1864年自动解散（这与十多年后兴起的民粹派的“土地与自由社”不是一个组织，因此习惯上又称为第一个“土地与自由社”）。

45 指“土地与自由社”，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确实在国外代表这个组织，《警钟》也主要是通过它流传到俄国各地的。

46 沙皇政府为了扼杀波兰的革命运动，于1862年秋颁布了紧急征兵法令，企图把大批青年送进军队，这促使了起义的爆发。

47 在当时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了“红派”和“白派”，前者主张采取革命行动，后者比较温和，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主。

48 拉平斯基（1826—1886），波兰革命者。

49 指斯列普佐夫（1835—1906），俄国革命家，“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土地与自由社”失败后便脱离革命。

50 斯列普佐夫提出要把《警钟》变成“土地与自由社”的机关刊物，赫尔岑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同意在伦敦建立一个它的组织。

51 波捷布尼亚回到波兰后即参加了起义，1863年3月死于战斗中。

52 见本卷第一章第三节，她对赫尔岑说过：“您的朋友和支持者会离开您。”

53 《圣经》中的先知，马尔季亚诺夫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