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欧文

献给卡韦林1

你一切都会明白，你一切都会理解！2

关闭整个自由的世界，打开疯人院，

你或许会大吃一惊，发现

一切事物仍循原来的轨道运行，

与自命头脑清醒的人主宰世界时毫无不同；

假使人类的理性还没丧失殆尽，

我便可以不容置疑地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但是可惜在我找到改变世界的支点以前，

我只得像阿基米德一样听任地球保持原状。3

——拜伦：《唐璜》第十四章第八十四节

1

……1852年，我刚到伦敦不久，便接到一位夫人4的邀请，要我上七栎树镇她的别墅玩玩；我与她是1850年在尼斯由马志尼介绍认识的。她看到的还是我那个明朗的家，后来我们没再遇到过。我很想见见她，我去了。

我们的见面有些拘束。自从分别后我经历了许多不幸。如果一个人不想炫耀这些灾难，他就会为它们感到羞涩，每逢与从前的友人见面时，这种羞涩感总会油然而生。

她也并不轻松。她让我挽住胳臂，带我走进园子。这是我见过的英国第一流的古老花园，气势十分宏伟。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它还没有经过人力的修整。这里绿叶成荫，郁郁葱葱，树木茂盛，一眼望去没有尽头，构成了一个远离人间的世外桃源。那幢纯粹是伊丽莎白时代建筑风格的古老住宅显得空空荡荡，尽管这里住着一个孤独的老太太，但什么人也看不到，只有门房里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司阍人，露出矜持的表情注视着园子的大门，免得有人在用膳时间闯进公馆。园子里这么安静，以致扁角鹿成群结队地穿过宽阔的林荫道，偶尔还泰然自若地站在那儿无忧无虑地仰头嗅嗅空气。什么地方也不会传来不相干的声响，乌鸦哑哑啼叫，一切像在我们古老的瓦西里耶夫庄园上一样。我仿佛看到我躺在什么树下，又成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们昨天刚从莫斯科来到这儿，老园丁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给我调薄荷水……对我们这些北方的居民说来，森林和树木是比海洋和高山更亲切的。

我们谈到了意大利，谈到了我的芒通之行，谈到了她曾见过一面的梅迪契，也谈到了奥尔西尼，可是谁也没提到也许是我和她那时最关心的事。

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真诚的同情，我在心中感谢她……但我有什么新消息可以告诉她呢？

开始下雨了，雨可能变大，一时不会停止，于是我们回家了。

客厅里坐着一个虚弱、瘦小的老人，满头白发，面容非常慈祥，目光清澈、明亮、亲切——那是一对童心未泯的蓝眼睛，伟大的仁慈的反光在那里一直保持到了耄耋之年。5

女主人的女儿们奔向白发老爷爷的身边，显然他们是好朋友。

我在门口站住了。

“啊，您来得好极了，”她们的母亲说，一边向老人伸出手去，“今天我有好吃的菜招待您了。让我给您介绍我们的俄国朋友。我想，”她又转向我说，“跟你们的一位老族长认识，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是罗伯特·欧文，”老人慈祥地笑道，“认识您非常高兴。”我怀着儿子的尊敬心情握了他的手。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也许会跪在地下要求老人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给我祝福。

怪不得他有这么仁慈明亮的眼睛，怪不得孩子们这么爱他……这就是那个“在沉醉的世人中”唯一清醒的、勇敢的审判员（像亚里士多德谈到阿那克萨哥拉6时说的），他敢于对人类作出“无罪”的裁决，赦免犯人的罪。这是第二个为税吏悲痛，对堕落者表示怜悯的怪人，7如果说他不是不会在海上淹死，那么他在英国市侩生活的泥沼中，不仅没有淹没，而且没有沾染一点污泥！

……欧文待人非常朴实，但是他像加里波第一样，在仁慈中流露出一种力量，一种掌握着权威的意识。他的平易近人包含着一种自我优越感，这可能是他经常与微不足道的人打交道的缘故；一般说来，他不像一个平民和社会主义者，倒像破落的贵族和名门望族中的末代子孙。

我那时还不会讲英语，欧文又不懂法语，而且显然两耳重听。女主人的大女儿自告奋勇愿当翻译官：欧文也习惯了这样与外国人谈话。

“我对您的祖国抱有极大的希望，”欧文对我说，“你们的土地比较干净，你们的教士不这么强大，偏见不这么顽固……而力量……力量！要是沙皇愿意听取和理解正在升起的和谐世界的新要求，他可以轻而易举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我笑了笑，请我的翻译官告诉欧文，我不大相信尼古拉会成为他的信徒。

“不过他到拉纳克来看过我。”8

“可是他大概什么也不了解吧？”

“他那时还年轻，”欧文笑道，“认为我的大儿子生得这么魁梧却没有参加部队，这很可惜。不过，他邀请我去俄国。”

“现在他老了，不过还是什么也不会理解；他看到身材高大的人没有都去当兵，一定更觉得可惜了。我看过您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老实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写信给他。难道您真的对他抱着希望不成？”

“只要一个人还活着，就不应该对他失去希望。说不定有朝一日什么事会打开他的心灵！嗯，就算我的信不起作用，他不重视它，这很可惜，但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他没有过错，他的教育和他生长的环境使他不能接受真理。对这种事不必生气，应该怜悯。”

就这样，这位老人把宽恕一切罪恶的思想不仅扩大到了盗贼和罪犯，也扩大到了尼古拉身上！一时间我为他感到羞耻。

人们不能宽恕欧文的一切过错，甚至他临终前的迷惘和近乎病态的关于灵魂的呓语9，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

我见到欧文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他生于1771年）。他在舞台上一直活动了六十年。

在七栎树镇以后过了三年，我又匆匆见过欧文一面。他的身体衰老了，头脑糊涂了，有时还会沉湎在鬼魂和幽灵的神秘世界中。但他的精神依然那样，那对蓝眼睛仍闪射着孩子一般仁慈的光芒，对人也还寄托着希望！他对人从不怀恨，也从不把旧账记在心中，他始终是创办新拉纳克纺织厂时那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他听觉不灵敏了，头发白了，身体虚弱了，但依然在宣传消灭死刑和共同劳动的和谐生活。看到这个老人迈着缓慢无力的脚步走上讲坛，不能不产生深刻的敬意，从前他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这样的讲坛，现在他那发黄的白发却只是引来了一阵冷漠的低语声和讥刺的微笑。神志不清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死亡的印记，他站在那里并不生气，只是怀着爱心温厚地要求给他一个小时。为了他六十五年正直无私的工作，似乎应该给他这一个小时，但是他遭到了拒绝，他使人感到厌烦，因为他讲的还是那一套，主要是他深深激怒了群众，他企图剥夺他们挂在绞刑架上和观看别人挂在绞刑架上的权利；他想夺走他们从后面向前滚动的肮脏的车轮，却打开了假象牙的笼子，那残忍的挂着悲伤圣母像的精神牢笼，那世俗的宗教裁判所企图用来代替四面插刀的隐修室的东西。10为了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群众不惜用石子打欧文，但是群众也变得更富于博爱精神了：石子已不时兴，他们选择了污泥、嘘声和报刊上的文章。

另一个同样狂热的老人11却比欧文幸运，他在帕特莫斯岛上用衰弱的、苍老的手祝福大人和孩子时，只是喃喃地说：“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老百姓和穷人没有嘲笑他，没有说他的教导是胡诌；在这些平民中，没有市侩世界满身铜臭的庸才——这个世界主要不是粗野，而是虚伪，不是愚昧，而是狭隘。欧文被迫离开英国，丢下了自己的新拉纳克，十次远渡重洋，以为他的学说可以在新的土壤上播种开花，忘记了公谊会和清教徒不可能容忍他；他大概不会预见到在他死后五年，第一个宣布人权的国家——杰斐逊12的共和国，便在鞭打黑奴的问题上分裂了。13欧文在那里也没有成功，只得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千百次地敲打所有的门，访问宫廷和茅屋，开办集市（它们便是罗奇代尔先锋社14和各种合作社的雏形），出版书籍，发行报刊，写呼吁书，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各国政府派了代表来参加“世界博览会”15，欧文马上来到他们中间，要求他们接受他的橄榄枝，号召他们建立合理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可是人们不听他，只是想着未来的十字勋章和鼻烟壶。欧文没有泄气。

1858年10月一个多雾的日子，布鲁厄姆勋爵16（他完全清楚，破旧的社会之舟已经百孔千疮，但还想靠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切力量给它修补漏洞）在利物浦召开了社会科学协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补船的麻屑和树胶问题。

会场上突然骚动了，脸色苍白、身患重病的欧文躺在担架上，被轻轻抬到了讲坛上。他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地从伦敦赶来的，为了向大家再讲一遍他的福音：社会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可以没有刽子手。布鲁厄姆勋爵尊敬地接待了老人——他们本来是老朋友；欧文慢慢站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是新的和谐，新的和谐的时代，但他的话停止了，力气用完了……布鲁厄姆替他讲完了这句话，做了个手势；老人俯下了身子——他已失去知觉，人们把他轻轻放上担架，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抬走；这个充满深刻敬意的场面震动了群众，他们仿佛觉得，一场不平凡的葬礼已从这里开始，一个伟大、神圣而历尽坎坷的生命熄灭了。

过了几天，欧文的身体好了一些，一天早上他要自己的朋友和助手里格比收拾行李，他想走了。

“回伦敦吗？”里格比问。

“不，现在带我到我出生的地方去，我要葬在那儿。”

于是里格比把老人带到了蒙哥马利郡的新城镇，八十八年前这个古怪的人，工厂主中间的使徒，便出生在那儿……

“他停止呼吸时这么安静，”他的大儿子写道，他终于赶到了新城镇，“我当时握着他的手，几乎没有发觉；他没有一点挣扎，没有一个抽搐的动作。”确实，不论英国还是全世界，也同样没有发觉，这位证明人类无罪的辩护人悄悄停止了呼吸。

英国牧师不顾他的朋友的拦阻，给他念了安魂祈祷；朋友不多，葬仪结束后便走了。只有托马斯·艾尔索普17勇敢地、正直地提出了抗议，但是——“一切都过去了”。18

我想对他讲几句话，但是大家旋风似的一下子走光了，我什么也没做，他那悲剧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攒动的人群、急剧变化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尘雾后面了。前几天，我突然想起了欧文，我决定写点什么谈谈他。

翻阅《威斯敏斯特评论》时，我发现了谈论他的一篇文章，我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读得很仔细。作者不是欧文的敌人，他稳重，审慎，能够对功绩给予适当的评价，对缺点给予合理的批评，然而我合上书时，还是有一种痛苦和委屈的奇怪感觉，心里闷闷不乐，几乎对它叙述的一切感到愤慨。

也许我病了，情绪不好，不能理解？……我又拿起杂志，又读了几段，感觉还是那样。

“欧文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对公众说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益的生活，这是提早死亡。19

“他召集大会，但是几乎没有人参加，因为他只是反复弹他的老调，那些大家早已忘记了的原则。有的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但他们听到的仍是那些话，什么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等等……不久，这种昏悖状态中又多了一种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信念……老人纵谈自己与肯特公爵20、拜伦、雪莱等等的谈话。

“奉行欧文的学说其实毫无危险。这是一条无力的锁链，不能锁住整个民族。在他死前很久，他那些原则早已被推翻了，忘记了，可他还自以为是人类的救主，一个无神论者的弥赛亚。

“他对不时来访的灵魂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经常轻而易举地从极端怀疑主义走向极端的迷信。他们指望靠天赋的灵感解决一切问题。研究，论证，慎重判断等等对他们都是陌生的。”21

文章结束时，作者又道：“我们在前面几页谈的主要是欧文的生平，不是他的学说；我们愿意对他所做的真实的善表示我们的同情，但同时我们也得申明，我们完全不同意他的理论。他的生平比他的著作更有意义。前者是有益的，动人的，同时后者却只能把人引入歧途，令读者讨厌。然而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觉得，对自己的朋友说来，他已活得太长了，而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来，那就更长了！”

温和的老人的影子在我面前晃动，他眼睛中噙着苦涩的泪水，伤心地摇着那个苍老的头颅，仿佛想对我说：“难道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吗？”但是他讲不出，只是哽咽着跪在地上，好像布鲁厄姆勋爵想赶紧再用布把他盖上，向里格比做着手势，要他尽快把他抬进墓园，免得惊慌失措的群众重又清醒过来，对他所宝贵的、看作神圣的一切发出指责，甚至觉得他不该活得这么长，损害了别人的生活，在他们身边占据了一个不该得到的位置。确实，欧文是威灵敦，那个与和平时期格格不入的伟人的同龄人。22

“欧文应该得到我们的承认，他的错误，他的高傲，他的没落，不能影响这一点。”——那么他还要怎样呢？

然而为什么这种对欧文的功绩表示的敬意，在我们听来却比牛津的、温切斯特的、奇切斯特的主教们对他的咒骂更不好受呢？因为那里有强烈的感情，那是他们的信念受到了侮辱，而这里只是貌似公正的不偏不倚——不是普通人的，而是下级法官的不偏不倚。治安管理所可以对浪荡子的行为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不能判断米拉波23或福克斯24那样的人。用一根折尺可以丝毫不差地量出布匹的长度，但是要用它量星座的距离，恐怕就办不到了。

也许，要准确判断不属于违警法庭或数学问题的事，热情比公正更重要。热情不仅可能迷惑人的眼睛，也可能使人深入事物的内部，用自己的烈焰拥抱一切。

一个老学究，只要他天生不具备审美禀赋，那么不论你要他分析《浮士德》还是《哈姆雷特》，你会看到，“丰满的丹麦王子”会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倒像一个迂腐浅薄的中学生。靠挪亚之子的假道学，只能对赤身露体指指点点25，把人们世世代代赞美的剧本讲得面目全非。

世上没有任何伟大的、诗意的事物，经受得住既不愚笨、也不聪明的观点，那种庸碌的生活哲学的考察。法国人用他们的谚语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在跟班眼中是没有伟人的”。

《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批评家重复着人们的话，这么说道：“一个乞丐弄到了一匹马，便骑着它横冲直撞……一个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这称呼应用了好几次）26，突然成了要人（注意，这是在二十年不倦的努力和巨大的成功之后），又跟公爵和大臣拉上了交情，自然会变得自以为是，令人发笑，既不知道适可而止，也不考虑是否合乎情理。”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骄傲自大，以致嫌他的乡村太小，想要改造整个世界；这种不自量力把他毁了，结果一事无成，徒然遭到了人们的耻笑。

这还不够。如果欧文只是宣传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这种狂热在一个精神失常的正统国家内，起先还能得到人们的宽恕。证明便是：大臣们和主教们都趋之若鹜，要向他讨教，议会委员会和工厂老板们也都找他商量。新拉纳克的成功吸引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政治家和学者不从英国各地赶去，向欧文登门求教；甚至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也亲自访问了他，还想骗他前往俄国，把他的儿子安排到军队中供职。在欧文发表演讲的地方，人们挤满了大厅的走廊和过道。但这巨大的声誉是建立在巨大的不理解上的，欧文看出了这一点，便毫不客气地在一刻钟之内一下子把这一切统统推翻了——他在要害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一切。

这事发生在1817年8月21日。那些新教徒伪君子假仁假义，纠缠不清，欧文非常讨厌，他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争论，但是他们不让他安静。有一个造纸厂老板菲利浦斯冷酷残忍，非常阴险，在议会的委员会上大家正认真辩论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质问欧文：他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

欧文没有像浮士德回答甘泪卿那样向纸厂老板作出详细说明，这位从前的亚麻布制品商宁可采取另一个方式：他在英国，在伦敦，在市中心，在伦敦饭店的群众大会上，从讲坛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答复！他在圣堂石门这边，在俯瞰着古老城市的大教堂的圆顶下，在哥革和玛各附近，在可以望见白厅和世俗银行大礼拜堂的地方，27干脆而明确地、响亮而直截了当地宣称，人类新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便是宗教。“荒谬的迷信使人变成软弱的、痴呆的野兽，没有理性的狂人，伪君子或假道学，”欧文最后说，“当前的宗教观念不仅不能使人建立理想的和谐的新村，而且它所宣扬的天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天堂！”

欧文深信，这个“不理智”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使徒的行动，是他的学说的必然结果；他的整个生命，他的纯洁和坦率，要求他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过了三十五年，他写道：“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最伟大的日子，我履行了我的责任！”

欧文就是这么一个不知悔改的罪人！然而他为此受到了惩罚！

《威斯敏斯特评论》写道：“欧文没有因此受到刑罚，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体罚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哪怕今天，任何人侮辱了我们所宝贵的偏见，也不能不受到惩罚！”

确实，英国的教士不再运用外科手术，但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手术，主要是精神折磨。文章的作者说道：“从这时起，欧文惹起了宗教界骇人的仇恨，也从这时起，接连不断的挫折开始了，它们使他一生的最后四十年成了笑柄。他没有成为殉道者，但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我想，够了。可以把《威斯敏斯特评论》放下了。我很感激它，它使我不仅想起那个圣洁的老人，也想起了他生活过的环境。现在我得言归正传，谈谈欧文本人和他的学说了。

在我跟那位大公无私的评论家，以及另一位同样大公无私，只是不那么严厉，但是也那么坚定的欧文传记的作者28告别时，我还得补充一句：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一个人需要多么冷静，才能对自己的认识这么充满信心，才能相信他们既比欧文高明，也比他实际，要是他们具有他的精力和财力，他们就不致干出这些傻事，就会像罗特希尔德一样成为财阀，像帕默斯顿一样成为内阁大臣了！

2

欧文把阐述自己的体系的一篇文章称作《将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世界的一个尝试》。29

欧文传记的作者30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这好比一个关在病房里的疯子说道：“整个世界认为我得了精神病，可是我认为这整个世界才是得了精神病，我的不幸在于：多数是在整个世界一边。”

这补充了欧文的标题，使一切变得清楚了。我们相信，这位传记作者没有想到，他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多么切中要害。他只是想暗示，欧文是疯子。我们不想对此进行争辩……但他根据什么认为整个世界是清醒的——这一点我们不明白。

欧文如果是疯子，那么完全不是因为世界认为他是疯子，而他以牙还牙，同样回报它，只是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生活在疯人院中，周围都是病人，他却六十年来一直当他们是健康的人，与他们进行对话。

病人的数量在这里毫无意义，思想的正确不在于它获得了多数票，而在于它本身合乎逻辑，符合规律。如果整个英国相信，某种媒介物可以召唤亡灵，只是法拉第31一人说这是胡诌，那么真理和智慧还是在他一边，不是在全体英国人一边。再说，如果法拉第不这么讲，这件事的真理尽管不能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存在，但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错误依然还是错误。

病人抱怨的多数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它聪明或愚昧，正确或不正确，是谎言还是真理，而是因为它强大，因为它掌握了疯人院的钥匙。

力量并不以认识的清醒作为必要条件，相反，越是缺乏理性，越难以制服，越是丧失了清醒的意识，越是可怕。对神经错乱的个人，可以逃避，对一群疯狂的狼就较难抵御，而在没有理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只能束手待毙。

欧文的行为在1817年引起了英国的恐慌，然而在1617年也许还不致使瓦尼尼32和乔丹诺·布鲁诺33的祖国惊慌失措，在1717年也不致被德国和法国当作耻辱，但是英国却过了半个世纪还对他怀恨在心。也许在西班牙的什么地方，耶稣会教士会怂恿无知的群众起来攻击他，宗教裁判所的警察会把他关进监狱，放在火堆上烧死，但人道的社会仍会站在他一边……

难道歌德和费希特，康德和席勒，最后，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洪堡和一百年前的莱辛，曾掩盖自己的思想方式，或者不顾廉耻，每周六天在科学院或书本上宣讲自己的哲学，可是到了第七天却变成伪君子，在教堂里听讲道，用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去愚弄群众？

在法国也一样，不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还是百科全书派，不论比沙34和卡巴尼斯35的学派，还是拉普拉斯36和孔德，都没有伪装成越山主义者37，没有虔诚地俯伏在“宝贵的偏见”面前，然而这丝毫也没有降低或减少他们的意义。

政治上受奴役的大陆，精神上却比英国自由；在那里，流行的思想和怀疑广泛得多；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当一个人砸断枷锁的时候，38

社会对这个自由的人不会大惊小怪，怒目而视。

大陆的人在政府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忍受镣铐，然而并不喜欢它们。英国人的自由主要得力于设施，不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良心。他的自由来自习惯法，来自人身保护法，并非来自个性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不言而喻，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谎言和虚伪；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坦率是罪恶，也不会把思想家勇敢地宣讲的信念与荡妇以堕落为光荣的无耻炫耀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不能把虚伪提到社会高度，提到必要的道德水准上来看。39

当然，大卫·休谟和吉本40都不必用神秘主义来自欺欺人。但是在1817年听到欧文讲话的那个英国，从时间和深度而言，已不是原来那个英国。知识的层次扩大了，教育的特权已不仅属于高雅的贵族和文人。另一方面，它有十五年给囚禁在狭隘拥挤的孤岛上，拿破仑封锁了它的大门。它一方面脱离了思想的洪流，另一方面生活又把大批市民，那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庸俗的人群推到了前面。在新的英国，像拜伦和雪莱那样的人变得格格不入，一个要求风把他随便带到哪里，只要不是他的祖国，41另一个被法官在迷信的家人的帮助下夺去了孩子，因为他不相信上帝。42

这样，欧文之不容于社会，决不是意味着他的学说错了或对了，这只是说明社会丧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国精神奴役的深度，尤其是那个经常参加集会，在报上撰写文章的阶层。

智慧在数量上必然处于劣势，在重量上也永远是弱小的；它像北极光，照得很远，但几乎并不存在。智慧是人力的最高阶段和顶峰，发展不能经常达到，因此它是强大的，但又不足以对抗武力。智慧作为一种意识也许在地球上是根本没有的；它与阿尔卑斯山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那些参与过、见识过地质变动的老人相比，简直还刚出生。在人类之前和人类周围的自然界，既无所谓聪明，也无所谓愚蠢，必要的只是条件、关系、因果。智慧最早发出的是动物的、带有乳汁的模糊目光，后来它离开童年，经历了人类群居和家庭生活的阶段，才逐渐成长和壮大。从本能向智慧发展的意愿，经常是随着温饱和安宁而出现的；因此不论我们停留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会发现它处在这种摆脱非理性势力，追求智慧的努力中。前进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它得靠人们去开拓；历史正如阿里奥斯托43的长诗，是盲目发展的，往往受到二十件意外事故的影响，东奔西突，慌乱不安，这种没有目标的奔窜在猿猴中间已初露端倪，但在安心于动物世界的低等动物，便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欧文使用“疯人院”这词，只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国家不是丧失智力的人的住所，而是还没获得智力的人的住所。不过从实质上看，他可以这么表达……这没有什么错。毒药或火在三岁孩子的手里，与在三十岁的疯子手里一样可怕。区别只在于这种缺乏智力在一种人说来是病理现象，在另一种人说来则是发展的阶段，胚胎发育的过程。牡蛎便处在机体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动物还没有足，它确实是无足动物，但与截断了足的兽类完全不同。我们知道（但牡蛎不知道这一点），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些机体具有生长足和翼的能力；软体动物发育不足的形态，在我们看来宛如涨潮时奔涌而来的一个海浪，正当高涨时刻便随着落潮以扭曲的形态退回了大海，这便构成了死亡或濒临死亡的特殊现象。

欧文相信，机体有了手、足和翼，比始终躺在硬壳中昏睡方便一千倍，他还明白，机体中那些最弱小的部分其实已经存在，它们有可能发展成四肢，于是他便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突然向牡蛎们发动了宣传，要它们克服自己的贝壳，跟他一起前进。谁知牡蛎却生气了，认为这是他反对软体动物的表现，也就是违反贝壳动物生活方式的不道德行为，因而诅咒他。

“……人的性格本质上是由他周围的环境造成的。但是环境条件，社会可以轻易加以调节，使它们最好地促进智慧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同时考虑到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千差万别的状况，仍保存个性的无限多样性。”

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除非极端迟钝的脑袋才会不同意欧文的这一命题。而且在这一点上，请注意，谁也没有反对。大部分人的反对不是对它的回答，而是施加压力；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或者不符合这一或另一传统教义，这也不是反驳。在最坏的场合下，这类回答只能证明，真理和道德之间存在着两重性，也就是谎言有利，而真理有害。真理不应从这方面判断，它的标准不在这里。

欧文的阿喀琉斯之踵44不是他学说中明确而简单的原则，而在于他以为他的简单真理很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他这么想，便陷入了爱和急躁的神圣错误中，重蹈了一切改革者和改革的先驱者的覆辙——从耶稣基督到托马斯·闵采尔、圣西门和傅立叶，莫不如此。

愚昧之难以根治就在于：人处在历史的折光和各种道德视差的影响下，对最简单的事物偏偏最不理解，但他们却相信，而且越来越相信，他们理解最复杂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只要它们符合传统和习惯，与童年时期的想象一致……简单！容易理解！难道简单的东西永远容易理解吗？呼吸空气比呼吸水简单得多，但为此必须有肺，可是鱼从来没有肺，它们需要复杂的呼吸器官，这才能从水中吸收少量的氧气。它们的生活环境不允许，也不需要发展肺，它太稠密，与空气的构成不同。欧文的听众生长的环境的道德密度和成分，决定了他们生有精神的鳃，呼吸新鲜而稀薄的物质反而使他们感到痛苦和厌恶。

不要以为这只是表面的比较，这是不同成长阶段和不同层次中同一现象的真实类比。

容易理解……容易纠正！请问，对谁容易？对那些群众，那些在水晶宫45的过道上挤得水泄不通的群众，那些在中世纪讲道师（他不知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他许给人们的只是天国的惩罚和人间的贫苦，语言粗俗不堪，像席勒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描写的那个嘉布遣修会修士一样46）味同嚼蜡的讲道面前听得津津有味，手舞足蹈的群众？

对他们说来可不容易！

人们献出一部分财产和自由，屈服于各种权力和规则，武装起一群群寄生虫，建立法庭和监狱，竖起骇人的绞架，修造教堂，宣扬恐怖的地狱。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不论走到哪里，眼前不是看到人间的刽子手，便是看到天上的刽子手，前者拿着绳索，准备扼杀一切，后者带着火，准备点燃永恒的火焰。这一切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安全，防止粗野的情欲和犯罪的意图，尽量把桀骜不驯的欲望限制在社会生活的轨道内，不准越出一步。

可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怪人，他露出令人生气的天真神色，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一切是无稽之谈，人根本不是天生的罪人，他像别的动物一样，不必为自己负主要罪责，也像它们一样不需要法庭，他最需要的只是教育。不仅如此，他还站在法官和神父（这些人存在的唯一根据，唯一充足的理由，便是罪孽、惩罚和赦免）面前，当众宣布，人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性格，只要从他出生的一天起就把他放在不可能成为骗子的环境中，他就不会成为骗子，只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好人。现在社会是用一系列荒谬的东西驱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可是人们惩罚的不是社会制度，却是个人。

欧文认为这很容易理解？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很容易想象一只猫因为犯了杀鼠罪，被判处绞刑，一只狗因为卖力追捕潜逃的兔子，被授予光荣的颈圈，然而很难想象一个孩子淘气捣乱，却可以免受惩罚，更不必说罪犯了。认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罪犯进行报复，是卑鄙而愚蠢的；认为法院依靠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罪犯冒了生命危险，在感情冲动下犯的暴行，有恃无恐地、冷漠无情地实施报复，以同样的暴行对付他，是可憎的，无益的——这些看法我们万难容忍，我们的鳃不能适应它们！差距太大了！

群众之所以忧心忡忡，顽固不化，不顾一切地保卫旧事物，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是由于一种愚昧的认识，认为绞架和忏悔，死刑和灵魂不灭，对上帝的畏惧和对政府的畏惧，刑事法庭和最后审判，国王和祭司，这一切在从前本来是一大进步，一大提高，是伟大的成就，是人们在精疲力竭之余可以攀登平静的生活园地的脚手架，是人们在自己不认识道路时可以帮助他们通向港口的渡船，到了那里，他们就可以获得休息，摆脱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摆脱人间流血流汗的劳动，享受太平盛世逍遥自在的生活，因此，这些都是进步、自由、艺术和思想活动的首要条件！

为了保卫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人们在自己的港口周围布置了各种防卫设施，把拿起棍子、担任警戒和保护的责任交给了国王，把诅咒和祝福的权力交给了祭司。

战胜的部族自然要奴役战败的部族，把自己的安闲，也就是自己的发达建立在这种奴役上。按实质说，国家、文明、人的自由，都起源于奴役制度。自我保卫的本能带来了残忍的法律，不受约束的幻想完成了其他一切。世代承袭的传说，年复一年地给那个起源蒙上了一层层五光十色的雾霭，压迫的统治者和被压迫的奴隶一样，惶恐地俯伏在圣训面前，相信那是在雷轰、闪电、密云中，耶和华从西乃山上口授的，47或者是寄生在他头脑中的圣灵对选民所作的启示。

国家便建立在这些奠基石上，它们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基础，如果把它们归结为主要的原则，清除各种幻想的、幼稚的、属于成长阶段的杂质，那么我们便会看到，它们始终是相同的，可以适用于一切教会和一切国家，布景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原则依然相同。

非洲的土皇帝可以亲手宰杀罪犯，他们的惩罚措施是野蛮的，但这与委托别人行刑的法官的惩罚方式没有多大差异。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穿皮大氅、戴白假发、耳朵后夹羽毛笔的法官，还是鼻子上插羽毛、浑身黑乎乎的光身子非洲土皇帝，都从不怀疑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拯救社会，他们不仅有权在各种场合杀人，而且这是他们的神圣职责。

某个森林中的巫师念的不连贯的咒语，和某个大主教或高级教士念的不连贯的废话，也是彼此相似的。重要的不在于谁念什么咒，召唤什么灵魂，而在于承认不承认死后的世界，那个谁也没有见过的世界，人在那里能活动但没有躯体，能思考但没有头脑，能感觉但没有神经，不仅在我们进入幽冥世界以后，而且在我们目前的活动状态中，它也能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余都是次要的，都是枝节变化。埃及的神长着狗的嘴脸，希腊的神容貌俊俏，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朱泽培·马志尼的神，皮埃尔·勒鲁的神，这都是同样的神，正如《古兰经》明确说明的：“真主便是真主”。

民族越是发达，它的宗教也越发达，但是随着宗教离偶像崇拜越来越远，它也越来越深入人的内心，渗透到它的一切方面。原始的天主教和金碧辉煌的拜占庭仪式，对智力的限制比不上简陋的新教。不靠启示、没有教堂、自命为符合逻辑的宗教，几乎无法从智力浅薄的头脑中彻底根除，这种头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又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48

在法律的教堂中也一样。森林土人的王用钺或斧执行自己的判决，他离犯人或被告这么近，如果后者有一把更长的斧子，便可以先发制人。不仅如此，鼻子上插羽毛的执法人很可能凭自己的好恶，胡乱行刑，群众难免怨声载道，终于公开反叛，或者并不信任他，只是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像屈服于瘟疫或洪水一样。但毫不徇私舞弊的公正法庭尽管忠于自己的原则，并不能保证这些原则绝对正确，而那里的法官却变得加倍坚定，执法如山，谁也不怀疑他，连受害者本人也不例外，以致哪怕满腹冤屈走向绞架，仍相信法官的行为是公正的，绞死他是必要的。

除了对自由的畏惧心理（它与孩子没人搀扶开始走路时的感觉一样），除了长期养成的习惯（它使人们依恋那些染有血和汗的扶手，那些曾从可怕的暴风雨中救过他们的、像救命方舟似的船舶），还有坚固的扶壁支撑着古老的大厦。群众不开化，对事物缺乏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也妨碍了少数人的理解能力，这两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对旧秩序起了支持作用。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为了不让群众摆脱羁绊，宁可自己接受这种羁绊。

确实，情况不是毫无危险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两本不同的日历。上面是19世纪，下面只是15世纪，而且那也还没到最底层，在最底层还有各种肤色、各类种族和各个气温地带的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49。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文化，那么它在社会的底层造成了大量乞丐和伦敦的无业游民，他们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状态，可是在这文化的顶端却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温50侏儒和一切贵族阶级的阿兹特克族51低能儿，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实头晕目眩。试想，要是让这个动物园得到自由，没有教堂，没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没有神父、国王和刽子手，那会变得怎样！

欧文认为，神学和法学可以成为万古长存的堡垒只是谎言，亦即过时的真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在这理由下要求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忘记这些堡垒是有英勇的军队守卫的。世上没有比僵尸更顽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说服它。何况在我们的奥林匹斯山上掌权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欢纵酒行乐的希腊诸神——按照卢奇安52的说法，他们正在商讨办法抵制无神论时，一听得报告说，他们的事业已一败涂地，雅典已有人证明神并不存在，他们便吓得脸色发白，逃之夭夭了。希腊人，不论人和神，都比较单纯。希腊人相信呓语，按照儿童的审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们却是从利息和红利的角度支持耶稣会和自己的“老店”53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证对他们的剥削。这里谈得到什么逻辑？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欧文正确还是错误，而是一般说来，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历史证明，社会在不断追求理性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证明，它们依然处在精神不自由的状态。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这很难讲；要解决并不容易，尤其是单靠博爱和其他温和善良的感情是无济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我们都能碰到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好比两条渐近线，永远在向自己的双曲线靠拢，但永远不能合成一条。这是两个极限，生活在它们之间摇摆、移动和流逝，一会儿靠近这一边，一会儿靠近那一边。

抗议社会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现，不是新现象。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们经常作为揭露者和预言者出现。这是发展的顶点，它的拦路截击者，越出常规的罕见现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样。但经验还没有证明，他们的乌托邦可以实现。

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可怕的例子。自从人类有记忆的时候起，对国家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有利的各种条件同时汇集的情况，除了北美洲，我们还没看到过；在贫瘠的、年代久远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这里全然没有。18世纪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学说在排除了法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以后，英国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级观念以后，成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础。还要什么呢？旧欧洲梦寐以求的一切这里全都有了：共和主义，民主，联邦制度，各个地区的自治以及把它们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纽带——中央那个松散的结子。

这一切结果怎样呢？

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八十年前宣布过“人权”的人民，却由于“鞭打权”而分裂了。南部各州把“奴隶制”写上了自己的旗子，正如从前尼古拉把“专制”写上自己的旗子一样，在那里对思想方式和言论的迫害和压制，其卑鄙程度并不比那不勒斯的国王或维也纳的皇帝差一些。

在北部各州，奴隶制还没有上升为宗教信条，但是在一个丢下账簿只是为了转动桌子54，为了扶乩降灵的国家里，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

同样的情形在英国和瑞士也能遇到，只是形式较为和缓而已。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精神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群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难道只有无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那么归根结底，这岂不是说，国家所一贯推行的要求和理想，那些优秀的思想家们奋力追求的目标，它们的实现却是与国家生活不能相容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没有权利认为它可以解决。直到现在，历史只采取一种方式解决它；有些思想家，其中包括欧文，却不同。欧文怀着18世纪（被称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时期）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相信人类还处在庄严地穿上成年袍55的前夕。可是我们觉得，所有的保护人和指导者，叔叔们和嬷嬷们，正是靠这种未成年状态才可以安心吃喝和睡觉。不论人民会提出什么荒谬的要求，在我们这个世纪，他们还不会提出成年的权利。人类还得像儿童一样穿着翻领衫生活很久。

这原因是很多的。要使人具有理性，头脑清醒，他必须首先成为巨人；可是说到底，任何伟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社会生活已形成固定的整体，牢不可破，像在日本和中国一样。一个婴孩，从他在母亲怀中睁开眼睛，发出微笑的时候起，直到他求得良心和上帝的宽恕之后，同样平静地闭上眼睛为止，他都相信，当他安眠之后，他将被带往一个住处，那里既没有哭声，也没有叹息——一切都这么安排好了，他不必发展一个简单的观念，接触一个简单明确的思想。他随着母亲的乳汁一起吸进了麻醉剂；任何感情不可能不遭到歪曲，不可能不离开自然的轨道。学校教育只是家庭教育的继续，它灌输的是乐观的谎言，书本加深了它，从理论上赋予了传统垃圾以合法地位，引导孩子们做到知道，但不理解，把一切名称当作鉴定予以接受。

概念上的糊涂，语言上的混乱，使人失去了对真理的嗅觉，对自然的兴味。必须具有强大的思维能力才会辨别出这种精神的煤烟，带着昏迷的头脑冲出屋子，奔向清新的空气，然而周围的人们却百般恐吓他，使他不敢跨出这一步！为此，欧文说道，正因为这样，他对人的社会改造不是从法伦斯泰尔，也不是从伊卡利亚开始，而是从学校开始——他在学校里收的是两岁以下的儿童56。

欧文是对的，不仅如此，他已用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新拉纳克面前欧文的反对者沉默了。这该死的新拉纳克像一块骨头，卡在那些老是指责社会主义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人的喉咙中。“孔西德朗和布里斯班，西多修道院，克利希的裁缝们，蒲鲁东的人民银行，都干成了什么？”57但是在新拉纳克的辉煌成就面前，大家无话可说了。学者和使者，大臣和公爵，商人和贵族，所有的人都是怀着惊异和尊敬离开学校的。肯特公爵的医生是怀疑主义者，谈到拉纳克便面露嘲笑。公爵作为欧文的朋友，劝他亲自到新拉纳克看看。晚上医生写信给公爵道：“汇报得留待明天，看到的一切使我太兴奋、太激动了，我还不能写成文字；好几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想，我们的老人也处在这种庄严的心情中。这样，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思想——他是正确的。让我们接着谈吧。

新拉纳克达到了繁荣的顶点。永不疲倦的欧文不论是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在群众大会上，在欧洲一切知名人士的不断访问中，甚至像我们谈过的，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亲自拜访时，他都满腔热情地关心着学校和工厂，关心着工人的福利，要在那里创造和谐的生活。可是一切突然垮了！

你以为这是因为他破产了吗？是因为教师争吵，孩子淘气，父母酗酒成性吗？不是，工厂发达，收入增加，工人富裕了，学校也欣欣向荣。但是一天上午，学校里来了两个居心叵测的小丑，他们戴着平顶帽，穿着故意缝得很粗糙的衣服，这是两个公谊会58教徒，与欧文本人一样也是新拉纳克的老板。他们蹙紧眉头，望着欢乐的、一点不懂得何谓堕落的孩子们，看到一些小家伙不穿长裤便大惊小怪，提出要教授自己的教义问答。欧文起先回答得很巧妙，只是谈收入增加的数字。对上帝的热情暂时平静了：这罪恶的数字是庞大的。可是公谊会教徒的良心再度觉醒了，他们更坚决地提出，不应教孩子们跳舞和唱世俗的歌曲，但必须教分离派教会的教义问答。

欧文的学校中，合唱、体操和跳舞在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不同意。这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但公谊会教徒这次决心要在天堂中巩固自己的地位，提出增加赞美诗，给孩子们穿长裤，不得保留苏格兰人的样子。欧文明白，贵格派教徒的十字军远征不会到此为止。他对他们说：“如果这样，请你们自己管理，我拒绝照办。”他不能不这么做。

欧文的传记作者写道：“贵格派教徒接管了新拉纳克的权力，第一步便是减低工资和增加劳动时间。”

新拉纳克失败了！

不应忘记，欧文的成功揭示了历史的一大新发现，即贫苦而受压迫的工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小就学会了酗酒和欺骗，对社会的仇恨，只是在开始时才反对那些新的设施，而且还是出于不信任，只要他们相信这种改革对他们没有害处，在改革中他们没有被忘记，那么他们就会顺从地跟着它走，后来还会对它产生信任和爱。

但是真正的阻力还不在这里。

梅特涅的文学侍从根茨59，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宴会上对罗伯特·欧文说道：

“假定说您能成功，那么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非常简单，”欧文回答，“结果是每个人都能吃得饱，穿得好，都能受到实际的教育。”

“但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维也纳会议的西塞罗说道。根茨没有其他优点，但很坦率。

教士们和店主们终于恍然大悟，工人和学生不是在做游戏，是在认真干一件事业，从这时起，新拉纳克的覆灭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苏格兰一个小村子60和它的工厂与学校的没落具有不幸的历史意义的原因。欧文的新拉纳克的废墟在我们心头引起的悲哀，不比从前其他废墟在马略61心中引起的少；区别只在于罗马的放逐者是坐在老人的棺木上思考尘世的空虚，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触，但我们是坐在一个赤忱的人的新坟上，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可是却在人们的耻笑和恐惧中死了——他要求得到承认！

3

这样，欧文在理性面前是正确的；他的结论合乎逻辑，而且已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他所缺少的只是听众方面的理解。

“这是时间问题，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的。”

“我不知道。”

“不能设想，人们会永远不理解自己本身的利益。”

然而直到现在仍是这样；何况除了缺少理解，还有教会和国家，也就是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两大障碍。这属于论理的范围，是很难克服的。欧文认为，只要向人们指出它们的落后和荒谬，人们便会抛弃它们；他错了。它们的荒谬，尤其是教会，是一目了然的；但这对它们毫无妨碍。它们不可摧毁的坚固性不是建立在理性上，而是建立在违反理性上的，因此批评对它们，几乎像对山脉、森林、岩石一样，不起作用。历史是在荒诞中发展的，人们追求的也始终是妄想，而达到的只是实际能达到的结果。他们总是白日做梦，向往的是彩虹，寻找的是天上的乐园或人间的天堂，一路上唱着自己永恒的歌，用永恒的雕像装饰神殿，建设罗马和雅典，巴黎和伦敦。一场梦景让位给另一场；梦有时做得少些，但永远不会没有。人们接受一切，相信一切，服从一切，准备作出重大牺牲；但是每当两种宗教之间出现夹缝，日光穿过这夹缝向他们送来理性和批判的清新空气时，他们却大惊失色，赶快躲避。例如，要是欧文企图改进英国的教会，他也可以成功，不会输于一位论派62、贵格派以及其他任何教派。改进教堂，把祭台设在隔板后面，或者不设隔板，抬出一个神像或者几个神像，这都可以，都会有千百个人追随这位改革者。但是欧文却要根本脱离教会，于是：“站住，此路不通！”这已到头了。在任何国家，只要不越出界限都好办，越出它便困难重重，尤其是当人民亲自把守关卡的时候。

在历史的一千零一夜中，教育刚有些成效，这类企图便出现了；几个人醒来，向沉睡者提出了抗议，宣称他们才是清醒的，但是他们不能唤醒别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出现证明，人是可以向理性认识发展的。然而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获得解决，关键在于这种个别的觉醒是否可以成为普遍现象？过去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除非未来走别的路，才会带来我们所不知道的别的力量和别的因素，也才会或正或反地改变人类或它的大部分的命运。美洲的发现相当于地质的剧变，铁路和电报改变了人类的全部交通方式。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们无权纳入我们的估计中；但是哪怕对一切都作出充分估计，我们也无法预料，人会很快意识到健全的理性的必要性。头脑的发展需要自己的时间。大自然是不会性急的；它可以在麻木不仁的昏睡中度过几千年，几万年，又在飞鸟的啾啾鸣叫中，在林间野兽的奔逐中，在海上鱼类的嬉戏中，度过另一个几千年和几万年。历史的呓语是漫长的，大自然在其他领域会衰退，在这里它的可塑性却永无尽头，历久不衰。

有人明白这是梦，但他们以为苏醒是容易的，对睡着的人不免生气，却不知道，周围的整个世界都不允许他们苏醒。生活便在一系列乐观的迷误、人为的需求和臆造的满足中流逝。

你不必挑选，随意拿起任何一份报纸，看一下任何一个家庭。在这里罗伯特·欧文能起什么作用？为了废话，人们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忍受痛苦，为了废话他们走向死亡，为了废话他们互相残杀。在永恒的忧虑、奔忙、穷困、惊慌、流汗和没有休息没有尽头的劳动中，人甚至谈不到什么享乐。如果有一点闲暇，他便得赶快编织家庭的网，完全盲目地编织这张网，连自己也落进了网中，也把别人拖进了网中；如果他必须靠无休无止的苦役劳动来摆脱饿死的命运，那么他就会开始对妻子、孩子和亲属进行最残忍的迫害，或者自己受他们的迫害。这样，人们在父爱的名义下，在嫉妒的名义下，在婚姻的名义下，互相迫害，编结仇恨的、神圣的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人什么时候才能清醒？除非走出了家庭，走进了坟墓，丧失了一切，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新鲜的思想，只要求安息的时候。

不妨看看整个蚂蚁窝或单独的蚂蚁，它们如何奔忙，操劳；再想想人们的要求和目的，他们的欢乐和烦恼，他们对善和恶，光荣和耻辱的理解——他们一辈子所从事的一切，从早到晚所忙碌的一切；看看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什么，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什么，你便不禁感到仿佛回到了童年世界，看到了装在轮子上的小木马，那闪光的金属饰片，看到洋娃娃放在一个墙角里，鞭打的树条放在另一个墙角。从孩子的嘟哝声中，有时可以听到一点真实的声音，但它一闪而过，在儿童的漫不经心中消失了。停顿和思考是不可能的——这势必造成混乱，脱离时代，结果一无所获。一切都陷得太深了，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你无法使它们停止，尤其是靠那无足轻重的几个人，他们既无枪炮，也无金钱，又无权力，只是以理性的名义提出抗议，甚至不能用奇迹来证实自己的真理。

罗特希尔德或蒙特菲奥雷63为了赢得第一百个一百万，必须一早上办公室；布鲁塞尔发生了瘟疫，意大利在打仗，美国分裂成了南北两方——一切都很好；如果这时有人向他们谈人的不负责任，谈财富的重新分配，他们当然不想听。麦克马洪64日夜考虑怎样才万无一失，可以靠穿红裤子的人在最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消灭穿白军装的人；最后他歼灭的人比他想象的还多，于是大家向他祝贺，哪怕爱尔兰人曾作为天主教徒遭到过他的打击，也不例外；如果这时有人对他说，战争不仅荒谬绝伦，令人痛恨，而且是犯罪，当然他非但不听，还会得意地抚摩爱尔兰献给他的宝剑。

在意大利，我认识一个老人，他是一家大银行的老板。一天深夜，我睡不着，出外散步，回家时已清晨四五点钟，走过他的家。一些工人正从地窖里推出一桶桶橄榄油，预备装运出海。老银行家穿着厚大衣，拿了一张纸在清点桶数。早晨空气清新，他觉得有些冷。

“您已经起床？”我问他。

“我站在这儿已一个多小时。”他笑着答道，伸出了手。

“可您像在俄国似的冻僵了呢。”

“有什么办法，我老啦，精力不够了。您那些朋友（这是指他的儿子们）大概还在睡觉，让他们睡吧，好在老头子还活着。不亲自监督是不成的。我是老一辈的人，见得多了：经历过五次革命，我的朋友，当然，这与我无关，可是对工作我始终这样：发出了油，我便上办公室。我是在那儿喝咖啡的。”他补充道。

“就这样工作到吃饭？”

“工作到吃饭。”

“您对自己要求很严。”

“不过坦白说，这大多是习惯。我不能没有事干。”

我离开他以后，心想：“他眼看快死了，到那时谁来发运橄榄油，银行又怎么办呢？除非他的长子到时候也成了老一辈的人，也不能没有事干，也在四点钟就起身。这样，金币一个个增加，直到某一代公子，也许还是最聪明的一个，在牌桌上把它们统统输掉，或者献给一位放荡的女人。于是好心的人们说道：‘他们的父母多么好啊！自己省吃俭用，也不让别人挥霍，为子女积累了一切。可是现在却出了一个浪荡儿子！……’”

瞧，真理怎么能通过这重重叠叠的荒谬现象轻易进入人们心中呢？

这些人沉浸在功名利禄、投机倒把、家庭纠纷、打牌、勋章和养马中间，现在罗·欧文却大声疾呼，要他们把精力用于别处，向他们指出生活的荒谬。他不能说服他们，只能触怒他们，给自己招来不理解的全部对立情绪。只有理性才能长时期忍耐，才是慈悲为怀的，因为它理解一切。

欧文的传记作者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他说，欧文否定了宗教，因而摧毁了自己的影响。确实，他敲打了一下教会的石墙，便应该适可而止，可是他却越过教堂，到了另一边，在那儿成了孤家寡人，伴随他的只是笃信宗教者的咒骂。但是我们认为，他迟早会落到这个地步，在这另一种的贝壳外面只能是孤立和放逐！

群众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对他发怒，只是因为国家和法庭不像教会和祭坛那么深入人心。但是归根结底，惩罚权主要得靠训练有素的人来维护，不能靠疯狂的贵格派教徒和玩弄笔杆子的伪君子。

关于教理和教义问答的真理，凡是稳健持重的人都不会提出异议，尽管他们事先就知道，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谁也无法证实“圣母无原罪成胎论”，摩西对地质的研究也不可能与麦奇生65的研究一致。民法和刑法的世俗教堂，法律大全的教理，巩固得多，它们早在接受审查之前已有权称作业经证实的真理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人们推翻祭坛，却不敢触动守法镜66。阿纳卡西斯·克洛斯，埃贝尔分子，给上帝改名为理性67，他们深信这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公民的其他守则，正如中世纪的神父相信教会法典68和火焚巫师的必要性一样。

本世纪最强大、最勇敢的思想家之一69，为了对教会发动最后的攻击，在理论上确立了教会的世俗化原则，从祭司手中救出了准备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以撒70，把他交给了法庭，也就是说献给了正义的祭坛，这曾经有多久呢？

一千年来关于自由和预定71的永恒的争论尚未结束。在我们今天，也不仅欧文一人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提出疑问；我们在边沁和傅立叶，在康德和叔本华，在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们，尤其是在所有从事犯罪统计的人那里，都能看到这种怀疑的迹象。不论怎么说，争论还没有结果，但是有一点，即罪犯应该惩治，并按照罪行的大小定刑，这是没有争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那么疯人院在哪一边呢？

柏拉图说过：“惩罚是罪犯不容剥夺的权利。”

很可惜，他亲口讲了这句双关语，不过我们不一定要学艾迪生的加图，向大家宣称：“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72，因为他甚至说过：“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

如果鞭笞或绞刑是罪犯应得的权利，那么在这权利遭到破坏时，还是让他自己宣布这一点。权利是不必强迫接受的。

边沁称罪犯为拙劣的计算员；很清楚，谁计算错误，谁就应该承担错误的后果，但尽管这样，这不是他的权利。谁也不会说，如果你用额角撞了墙壁，你便有权获得一块青斑，万一没有，也不会有一个特别的官员派医生来给你制造一块。斯宾诺莎讲得更简单，他说可能有必要对一个不让别人生活的人处以死刑，“就像杀死一条疯狗一样”。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法学家们或者不这么坦率，或者头脑太聪明了，根本不愿承认判刑是一种防卫措施或报复手段，却说这是道德的补偿，“平衡的恢复”。还是在战争中干脆一些：士兵杀死敌人时不必寻找他的罪行，甚至不必声明这是正义的行为，只要可能，就可以把对方杀死。

“但是根据这种观念，所有的法院都可以关门了。”

“为什么不可以？从前人们把巴西利卡73改成教区教堂，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改成教区的学校？”

“没有一个政府会同意这种取消惩罚的观念。”

“欧文可以像历史上第一个弟兄74那样这么回答：‘难道我的任务是巩固政府吗？’”

“他对政府的态度十分温和，不论是国王、托利党的内阁大臣，还是美国共和政府的总统，他都能相处得很好。”

“难道他对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态度不好吗？”

“那么，您认为欧文是共和主义者吗？”

“我想，罗伯特·欧文赞成的政府形式，应该是最符合他所接受的教会的观念的。”

“算了，他根本不相信任何教会。”

“一点不错。”

“然而总不能没有政府吧？”

“毫无疑问；不论怎么糟糕，还是需要的。黑格尔讲过一个善心的老太婆，她说：‘嗯，不论天气怎么坏，有坏天气总比什么天气也没有好一些！’”

“好，你笑吧，但是没有政府，国家就得灭亡。”

“可这与我什么相干！”

4

在革命时期，有人试图彻底改变公民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保存强大的政府权力。75

筹备成立政府的命令保存了下来，它们的标题是：

平等 自由 普遍幸福

有时为了更加明确，加上一句：“或者是死！”

可以想见，这些命令是以警察的命令开始的：

1.凡是没有为祖国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不得享受任何政治权利；他们只是共和国的客人，是外国人。

2.不为祖国从事任何工作的人，是指没有以有益的劳动为它服务的人。

3．法律认为有益的劳动是：

耕种土地，饲养牲口，捕鱼，航海。

机器和手工劳动。

小商贩（零售商业）。

运输和车夫业。

军事活动。

科学和教育。

4.然而如果从事科学和教育的人，未能在规定时期内提出符合一定形式的证件，证明其具有公民品质，那么不得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劳动。

6．外国人不得进入公共集会场所。

7．外国人处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直接监督下，它有权把他们逐出居留地，送往管教地点。

在关于“劳动”的命令中，一切都分别作了规定：什么时候劳动，做些什么，劳动几个小时；工长应“以身作则，认真工作”，其余的人向工长报告工场的一切活动。根据人力及劳动的需要，可以把工人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点（就像我国驱使农民去修造公路一样）。

11．凡是无公民品质、懒惰、奢侈、行为不端，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不分男女，由主管当局遣送从事苦役劳动（强制劳动），并由它所指定的公社实行监督。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

14.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劳动者公民的衣食、迁移和休息，由专职官员予以照料。

关于财富分配的法令：

1．公社的任何成员，除由法律规定给予他的，以及由政府授权的官员（行政官员）分配给他的以外，不得占有任何财物。

2．人民公社从成立起，即应对每个社员提供房屋、衣服、洗濯用具、照明用具、燃料、足够的粮食、肉、鸡、鱼、蛋、牛油、酒及其他饮料。

3.每个公社均应在规定时期内成立公共食堂，所有社员必须在食堂用膳。

5.每个社员凡为其劳动领取工资或私自藏匿金钱的，均应受到惩罚。

关于商业的命令：

1．禁止私人经营对外贸易。商品予以没收，经营者予以惩处。

商业将由官员经营。然后消灭货币。金银不准输入。共和国不用金钱支付；国内的私人借款一律作废，外债逐步偿付；诈骗和伪造货币罪将判处终生劳役（无限期苦役）。

你会以为这些文件是“彼得在沙皇村”或“阿拉克切耶夫在格鲁齐诺76”签署的，但是不，签字的不是彼得一世，而是法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格拉古·巴贝夫！

对这样一份计划，要抱怨政府权力不大，那是很难的；一切都在它的保护下，一切都在它的监督下，一切都由它管理，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甚至不准牲口随意谈情说爱，繁殖后代也得按照主管当局的命令行事。

你想，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让这些幸福的农奴，这些享有平等权利的囚犯吃“鸡和鱼，喝酒，穿衣和娱乐”？77这不单是为了他们，正如命令所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只有共和国才应该富裕、强大和繁荣。”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我们莫斯科的伊威尔圣母像，她满身珠宝，既有马车，又有侍候她的祭司，还有永远不会挨冻的车夫，总之，她什么都有，唯一不足的只是她拥有这一切财富仅仅是在画中。

罗伯特·欧文与格拉古·巴贝夫截然不同，这是十分明显的。过了几个世纪，地球上的一切都改变以后，根据这两大臼齿，便可以重现英国和法国的整个骨骼，包括每一根骨头在内。尤其因为这两位社会主义的始祖实际上属于同一家族，目的和动机都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区别也更明显。

一个人看到，尽管处死了国王，宣布了共和，消灭了联邦主义分子78，实行了民主恐怖政治，人民还是一无所获。另一个看到，尽管工业、资本和机器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快活的英国”却变得越来越不快活，肥胖的英国变得面黄肌瘦。这一切使两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必须改变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为什么他们（还有其他许多人）几乎在同一时候产生了这同样的思想活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关系的矛盾没有比以前增加或变坏，但是与18世纪末年相比，变得更突出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发展不一致，破坏了早先在较不顺利的环境下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平衡状态。

但是尽管两人的出发点如此接近，他们却走向了相反的方面。

欧文认为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这是复杂、困难的历史进程的最后成就和最后胜利；他向新时代的曙光欢呼，这是过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他劝导孩子们赶快抛弃襁褓和牵索，用自己的脚走路。他向未来的门口张望，像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旅客，不再为道路生气，也不再骂驿站长和不中用的马了。

但是1793年的宪法不是这么想，与它一样，格拉古·巴贝夫也不这么想。它宣称要恢复被遗忘的、被抛弃的人的天赋权利。国家的生活方式是篡权的罪恶果实，是暴君和他的同谋犯（神父和贵族）的恶毒阴谋造成的。应该惩办他们，他们是祖国的敌人，应该把他们的财富归还合法的主人，尽管他目前什么也不是，因而被称为无套裤汉79。到了把他不容剥夺的权利还给他的时候了……这些权利是什么？为什么无产者是主人？为什么一切财富属于他，只是遭到了别人的掠夺？……啊！你们怀疑——你们是多疑的人，新来的主人会把你们送交法官公民，而后者又会把你们送交刽子手公民，于是你们就不再怀疑了！

外科医生巴贝夫的手术与产科医生欧文的手术，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巴贝夫想用武力，也就是权力，摧毁武力所建立的一切，镇压不正义的聚敛者。他为此组织阴谋；如果他得以控制巴黎，就可以用起义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法国建立新的政权，就像战无不胜的穆罕默德二世80命令他的拜占庭一样。他会强迫法国人接受他的公共福利制度的奴役，当然，这是靠暴力建立的，它必然引起最骇人听闻的反抗，在这场斗争中，巴贝夫和他的委员会势必被推翻，只是给世界留下了体现在荒谬形式中的伟大思想，这思想直到今天仍在灰烬下暗暗燃烧，困扰着富足者的平静生活。

欧文看到，文明国家的人民在逐渐成长，可以进入新的时代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暴力，只是希望减轻发展的痛苦。他从自己说是彻底的，正如巴贝夫从自己说也是彻底的一样，他着手研究胚胎和细胞的发育。他像一切自然科学家，是从个别事例开始的，他的显微镜和实验室便是新拉纳克；他的学说也随着这个基层组织一起成长和壮大，正是它使他得出了结论；确立新秩序的主要途径是教育。

欧文不需要秘密活动，暴动对他有害无益。他不仅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与英国政府，而且可以与其他一切政府友好相处。在他眼中，政府是陈旧的历史事实，支持它的是落后而没有知识的人，但它不是由一群强盗组成，不必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他们逮捕归案。他既不要求推翻政府，也丝毫不觉得有改良它的必要。如果那些圣徒老板对他不横加干预，那么在英国和美国目前已会出现几百个新拉纳克和“新和谐村”81，它们会使劳动群众的新生力量汇集到那里，从而让优良的生命液汁从国家过时的水槽中逐渐分离出去。他为什么要与垂死的力量斗争？他可以让它们自然死亡，他知道，送进他的学校的每个孩子都是对教会和政府的一次新胜利！

巴贝夫被处死了。通过这次审问，他成了那些伟大人物中的一个，他们是殉难者，也是被处死的先知，在他们面前人是不能不表示敬意的。巴贝夫死了，在他的坟墓上，那吞噬一切的怪物集权主义越来越壮大了。在它面前，特殊性被铲除了，泯灭了，个性退化以至消失了。在欧洲的土地上，从雅典三十僭主时期82到三十年战争83，以及从三十年战争到法国革命，政府的蜘蛛网对人的束缚，行政机关构成的网络对人的限制，从未像法国这个最新阶段那么严密。

污泥逐渐包围了欧文。但是只要能行动，他就奔走，只要能讲话，他就呼号。污泥在耸肩膀，摇头；无法抗拒的市侩的浊浪日益高涨，而欧文老了，终于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沼泽；他的力气，他的声音，他的学说逐渐进入低潮，消失在这片污泥中了。有时紫红色的火星仿佛又在跳动，使自由主义者胆怯的心灵惶惶不安——但也只限于自由主义者，贵族不把这些火星放在眼里，教士憎恨它们，人民不理解它们。

“然而未来是他们的！……”

“这还不一定！”

“得了吧，如果这样，那么整个历史向哪里发展呢？”

“谁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会向哪里发展？至于历史，它不是我创造的，我不能为它负责。我像《蓝胡子》中的‘安妮妹妹’84，为你们探望道路，我只得说，我在大路上除了看到尘埃，其余什么也没有……啊，好像有人来了，来了，然而不，这不是我们的弟兄，这只是一群绵羊，许多绵羊！最后来了两个巨人——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好吧，不是这个便是那个，他们会揪住拉乌尔的蓝胡子。但事与愿违！拉乌尔不服从巴贝夫的可怕命令，也不肯进欧文的学校——他把一个送上了断头台，把另一个赶进了沼泽，要让他淹死。我根本不赞成这件事，拉乌尔不是我的亲戚，我只是确认事实，如此而已！”

5

大约就在巴贝夫和达尔泰85的头颅从旺多姆的断头台上滚下的时候，欧文正与另一个不被承认的天才和穷人富尔顿86住在一起，他把自己最后几个先令给了他，让他制造机器的模型，这些机器是为人类的富裕和幸福创造条件的。这时，一个青年军官87带了几位夫人参观自己的炮台。为了讨得她们的欢心，他毫无必要地放了几发炮弹（这是他自己说的）；敌人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他，死了几个人，还有一些人受了重伤；夫人们对这种惊心动魄的游戏十分满意。军官的良心有些不安，他说：“这些人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但这是战争时期，事情很快过去了。这是个预兆，后来这位年轻人使人类流的血比所有的革命加在一起更多，他一次征兵的人数超过了欧文为改造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学生。

他没有任何体系，不希望人们幸福，也不允诺什么。他只想自己得到幸福，而他所说的幸福便是权力。现在你们瞧，巴贝夫和欧文在他面前是多么渺小！他的名声直到他死了三十年以后还足以使他的侄儿88登上皇帝的宝座。

他掌握了什么秘诀呢？

巴贝夫想用命令给人们创造幸福生活和共产主义共和国。

欧文想教育人们接受另一种对他们有利得多的经济生活方式。

拿破仑既不想用命令，也不想用教育的办法，他明白，法国人实际上并不希望吃斯巴达人的粗糙饮食89，恢复老布鲁图90提倡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太乐意每逢重大节日，“全体公民得集中开会讨论法律91，并对孩子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可是打架和夸耀勇气却是另一回事，这正是他们所喜爱的。

拿破仑不想干涉和惹怒他们，向他们宣传永恒的和平、拉塞达埃蒙92的饮食、罗马的道德和桃金娘花冠；他看到，他们热爱的是流血的荣誉，因此便唆使他们攻打其他民族，自己也与他们一起出征。对他没什么好责备的，法国人没有他也会那么干。但这种趣味上的一致足以充分解释人民对他的爱戴：在群众眼里，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以自己的纯洁，也没有以自己的道德使群众蒙受侮辱，他从未向他们提出过任何崇高的、先进的理想；他不是惩恶的先知，也不是劝善的天才，他本身便属于群众，是他们的自己人，具有他们的缺点和趣味，他们的欲望和爱好，他使群众的精神上升到了天才的境界，沐浴在荣誉的光辉中。正因为这样，他的力量和影响才如此之大，也正因为这样，群众才为他痛哭流涕，依依不舍地把他的棺材运回法国，一路上到处挂满了他的画像。93

他之所以失败，完全不是因为群众抛弃了他，看透了他的荒唐野心，不愿再把最后一个儿子交给他，不愿再毫无必要地为他流血。他是惹怒了其他民族，招来了坚决的反击，他们为自己的奴隶地位，也为自己的主人，进行了誓死的战斗。基督教精神得到了体现：不要憎恨你的仇人，要爱护他们！

这一次是封建主义战胜了军事专制主义。

每逢走过威灵敦和布吕歇尔94在滑铁卢战场胜利会师的浮雕，我总是不能平静，每次我都要对它注视很久，每次心里都会发冷，都会害怕……一个是安详的、不能给人以任何光明希望的英国人，另一个是头发花白的、既凶残又仁慈的德国佣兵队长。一个是英国军队中的爱尔兰人95，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另一个是普鲁士人，他的祖国便是军营，就是这么两个人在欢呼声中会师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他们刚把历史从大路上推进深及车毂的污泥中，经过了半个世纪，它还没有爬出这片污泥……那时天刚蒙蒙亮……欧洲还在蒙头大睡，不知道它的命运已经改变。由于什么？由于布吕歇尔行动迅速，格鲁希96错过了时机！这次胜利给各个民族带来了多少不幸和眼泪！可是相反的胜利又将给各个民族带来多少不幸和眼泪啊！

那么这一切的出路在哪里呢？

“你所谓的出路是指什么？是‘尽人事，听天命’那样的道德说教，还是‘从前也是血流成河，从前也是哭声遍地’那样的警世格言？”

理解真相，这就是出路，摆脱假相，这就是教训。

“那有什么好处？”

“现在大家都在叫喊贿赂的不道德，怎么还有贪污？欧文老人解释道：‘真理是一种信仰，除了它本身，不能向它提出别的要求。’”

对那暴露的一切，那断裂的骨骼，那受伤的心灵，那一切损失，错误，迷惑——最低限度，应该从这本神秘的书中破译出几个字母，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一点普遍的意义……这多得不可胜数！那些童年的废物正从我们心中消失，不再吸引我们，我们珍惜它们只是出于习惯。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难道是那些巫婆和自发力量，那关于过去的黄金时代和未来的无限进步的故事，那圣亚努阿里乌斯创造奇迹的瓶子和呼风唤雨的气象祈祷，那化学因素的神秘意图和大自然的愿望？

第一分钟是可怕的，但也只是一分钟而已。周围一切都在摇摆，奔驰；站住或者前进，随你要到哪里；没有关卡，没有道路，没有指挥的人……也许，海洋的汹涌澎湃也是可怕的，但是一旦人们了解它的起伏不定并无目标，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行踪，靠自己的力量横渡海洋了。

不论大自然还是历史，都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因此可以走向要它们走向的任何地方，只要有这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阻力的话。它们是由无限多的互相作用、互相会合、互相制约和吸引的局部，日积月累地形成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人便因此像山上的石子一般毫无作用，完全屈服于自然力量，处在必然性的严格控制下；相反，人会逐渐成长，了解自己的地位，掌握自己的命运，高傲地驾着自己的船破浪前进，迫使无边的海洋成为他的交通大道。

历史是一支杂乱无章的即兴曲，它没有纲领，没有预定的目标，也没有不可避免的结局，它准备跟任何人前进，任何人也可以把自己的诗句插入这支曲子，哪怕它的声音响一些，它仍是他的诗句，整个诗篇不致因此中断，过去会留在它的血液和记忆里。在发展的每一步中，都蕴藏着无限多的可能性、插曲和新发现，它们在历史即兴曲和大自然中酣睡。运用科学可以使岩石中渗出水流，只要想想水是什么，压缩的气体可以变成水，自从发明了电以后，它们就不是掌握在朱庇特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了。人的参与是伟大的，充满诗意的，这是一种创造。自然力量和物质都一样，它们可以沉睡千万年，从不苏醒，但是人驱使它们为自己工作，于是它们活动了。太阳早已在空中行走，突然人攫取了它的光线，留下了它的痕迹，于是太阳为他制作了照相。

大自然从不与人争斗，这是宗教对它的卑鄙诬蔑，它不是那么有思想的东西，会进行斗争，对它说来一切都一样。培根说：“人对自然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对它的控制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没有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不可能违背人的意志；它继续做自己的事，在不知不觉中却在做他的事。人们知道这一点，正是在这基础上掌握着海洋和陆地。但是在以历史世界为对象时，人却对它不这么尊重，这里他是在自己家中，不受约束；在历史中，他让事件的洪流带着他被动地前进，或者拿着刀子冲进它中间，一边大喊：“普遍幸福或者死！”97这自然容易，相比之下，观察历史浪潮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们摆动的规律，因而为自己开拓无限远大的航道，这就难了。

当然，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是比较复杂的，在这里他同时既是小船和浪涛，又是舵手。可是连一张地图也没有！

“要是哥伦布有了地图，他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了。”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发现以后才能画上地图。只有给历史排除了任何预定的道路，人和历史才会变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充满深刻的乐趣。如果事件早有安排，整个历史只是某种史前的密谋的发展，那么它要做的无非是执行，无非是‘搬演’，我们手中拿的也至多只是木剑和黄铜盾牌而已。难道我们流了真正的血，真正的眼泪，只是为了搬演一出早已编好的戏剧？有了预定的计划，历史就只是把数字填进代数公式，未来在诞生之前已注定了处于服从的地位。”

有人大惊小怪，认为欧文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力量，这些人是要使预定观念不仅可以与自由，而且可以与刽子手并行不悖！经文上说：“人子必要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98，这也许是他们的根据。99

在神秘主义观点中，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那里它带有艺术意味，这在理论中是没有的。在宗教中展开的是整个戏剧；这里有斗争，有反抗，也有镇压；不朽的弥赛亚，提坦，魔王撒旦，亚巴顿100，被驱逐的亚当，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所惩罚和被救主所救赎的人。这是小说，震撼心灵的故事，但也正是形而上的科学所抛弃的东西。宿命论从教堂走进学校时，失去了自己的全部意义，甚至失去了我们在童话中所要求的那种逼真性。美丽、芳香、迷人的奇花异草，在学究们手中变成了干瘪、苍白的标本。他们抛弃了幻想的形象，只留下了赤裸裸的逻辑上的错误，一切成了荒谬的历史的“秘密构思”，它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中，借助于人类和国家、战争和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如果它是存在的，为什么要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存在？如果它不存在，只是靠事件在体现和维持，那么为什么在新的纯洁受胎论之后，它又会蕴藏在暂时还没有出现的观念中，而这些观念一旦走出历史的母腹，便立即宣告它以前存在着，今后也依然存在？这是灵魂总体不变的新说法，它向两边扩展，它不是个人的，某一个人的，而是种族的……全人类的不灭的灵魂……它的价值抵得上死魂灵！全体白桦树中不是存在着不灭的白桦树吗？

毫不奇怪，最简单、最平常的事物在这种光照下，也会被烦琐哲学的解释弄得完全不可理解。例如，一个人越是活得长久，越有机会致富，一个人观察一件事物越是长久，只要不遭到干扰，或者他没有失明，那么他对这事物的理解就越深，这对任何人说来，不是最容易接受的事实吗？可是人们却别出心裁，从这事实制造了进步的偶像，仿佛不断地发展便是一切，可以到达无限幸福的金犊世界101。

再也清楚不过，人活着不是为了完成命运的安排，不是为了体现一种思想，不是为了进步，只是因为他出生了，而他出生是为了（不论这个词多么不恰当）……为了现在，尽管这现在既不妨碍他从过去取得遗产，也不妨碍他留下自己的遗物。这对理想主义者说来，似乎显得低劣而粗俗；他们怎么也不愿看到，在我们这渺小的生命中，在我们一闪而过的短暂的个人生活中，我们的全部伟大意义只是在于当我们还活着时，当我们所取得的这个躯体还没有解体，重返于大自然时，我们便是我们，而不是命运指定的为进步受苦或者体现某种虚无缥缈的思想的傀儡。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不是天命手中的针和线，不是为它编织彩色的历史画卷的……我们知道，我们也参与了这幅画卷的编织，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使命，也不是我们所要完成的作业，这只是那个复杂的连环作用造成的，它把一切存在物的开端和结尾、原因和结果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改变地毯的花纹。没有主人，没有图样，只有材料，只有我们自己。从前的命运织匠，那一切伏尔甘们和尼普顿们102命令人们永远活下去。遗嘱执行人向我们隐瞒了他们的遗言，而已故者却把自己的权力托付给我们。

“但是如果您一方面让人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取消了他们的责任感，那么您的学说只能使人抄起双手，什么也不干。”

“当人们知道，他们吃饭和听音乐、恋爱和玩乐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上天的使命，不是为了尽快达到无限（发达的）完美境界，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吃喝，不再恋爱和生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女性的美吗？”

如果宗教和它令人窒息的宿命论思想，如果空洞理论和它阴森冷漠的教条，没有使人抄起双手停止活动，那么就不必为摆脱了这两块铁板的观点担心。只要对生活和不合逻辑还有一点感觉，就足以挽救欧洲各民族，使它们摆脱宗教耍弄的禁欲主义和清静无为等等花招，事实上它们始终只停留在口头上，从未付诸实行。难道理性和思想会比它们更软弱吗？

何况现实的观点也包含自己的秘密；由于它而什么也不干的人，不会了解它，也不会接受它。他的头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他还需要别人的推动——一方面是长黑尾巴的魔鬼的推动，另一方面是拿白百合花的天使的推动。

人向往更和谐的生活，这是完全自然的，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正如饥饿和口渴不能阻止他一样。就因为这样，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任何学说会使他抄起双手，停止活动。至于能否找到较好的生活条件，人能否享有它们，或者是否会在一个地方迷了路，在别的地方出差错——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说，人永远不能免除饥馑，这不是说我们怀疑每个人经常能得到食物，而且是健康的食物。

有的人很容易满足，要求不高，目光短浅，欲望有限。有的民族也视野狭隘，坐井观天，满足于穷困、虚伪、有时甚至鄙陋的生活。中国人和日本人无疑便是这样的两个民族，它们为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公共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它们始终这样，历久不变。

在我们看来，欧洲也接近了“饱和状态”，它疲倦了，向往着平静和停顿，从市侩制度中找到了自己巩固的社会方式。妨碍它的是已经寿终正寝的封建君主制度的残余和正在积极进取的因素。市侩制度与军事寡头政治相比是一大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盎格鲁-日耳曼人而言，它不仅是胜利之路，也是富裕之路。荷兰跑在前面，它是第一个安于现状、让历史终止的国家。成长的终止是成年的开始。大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比一家之主的父亲那种冷静而忙碌的生活动荡得多。如果英国没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像铅板一样压在它的上空，如果它不像乌戈利诺103那样老是踹在自己即将饿死的孩子们的身上，如果它像荷兰一样可以给一切人提供小店主和不太富裕的中等老板的小康生活，它就会安于市侩阶级的现状。但与此同时，思想水平、视野、审美情趣降低了，生活变得空虚，除了外界的冲击有时带来一点差异以外，只是单调的循环，稍有波动的一泓死水。议会在开会，预算在审查，演说头头是道，形式略有改进……明年还是这一套，十年以后也还是这一套，生活进入了成年人平静的轨道，一切只是例行公事。我们在自然现象中也看到，不论开端多么光怪陆离，延续总是日趋平静和安详，不会像披着长发从空中横扫而过的、没有固定轨迹的彗星，只是带着自己那些灯笼般的卫星，在空中循着一再反复的道路缓缓移动的行星；小小的变化只是更加突出了总体上有条不紊的状态……春天有时雨水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是春天一过总是夏天，而在它之前也总是冬季。

“这么说来，整个人类就得这么进入市侩社会，然后停留在那里？”

“我想，不是整个人类，但某些部分确实这样。‘人类’这个词最讨厌，它不能表达任何明确的概念，只是在其他一切模糊观念之外，增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花斑怪物。‘人类’这个词能说明什么统一性？除非是我们所理解的某些总体名称，如鱼子等等。世上谁敢说，有一种制度同样适用于易洛魁人和爱尔兰人，阿拉伯人和马札尔人，卡菲尔人和斯拉夫人？我们可以说的只有一点：某些民族讨厌市侩制度，但有些民族对它却如鱼得水。西班牙人，波兰人，一部分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很少市侩因素，他们向往的社会制度，不是市侩阶级所能给予的。但这绝对不是说，他们因此便能达到这种高级状态，或者他们不会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单单向往什么也不能保证，我们不得不着重指出可能和不可避免之间的差异。知道某种制度对我们不利，这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制度，它是否可能实现。在我们前面存在着许多可能性，资产阶级也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最富有诗意的人也可能变成小店主。可能性消失，憧憬流产，发展改变方向，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不仅是可能性，最触目惊心的还是个人的生命、思想和活力，一开始就从每个儿童身上死去。请注意，儿童的这种夭折也不包含着必然性，只要医生精通医学，这医学又是真正的科学，那么十分之九的生命是可以保留的。对人和科学的这种作用，我们必须给予充分注意，它是非常重要的。”

还必须警惕猿猴（例如猩猩）对智力进一步发展的侵犯。这从它们惶惶不安的目光，从它们对一切变化忧心忡忡的注视，从它们的疑虑、惶惑、慌张和好奇中，都可以看到，而这种好奇心理反过来又影响了它们的思想集中，使它们经常处于精神涣散状态。一代一代的人前赴后继，要奔向某种理性的世界，一代一代的人继承了这个事业，但没有达到目的而死去了——就这样经过了几千年，也还会再过几千年。

人比猿猴前进了一大步；他们的追求不可能不留下踪迹，它们凝结在文字中，体现在形象中，保留在传统中，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每个人依附在人类演变的参天大树上，它的根几乎可以追溯到亚当的乐园中；我们像拍岸的浪涛，在我们的后面可以感到整个海洋——全部世界历史的压力；每个时代的思想这个时刻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而有了前者，我们就拥有了巨大的力量。

谁也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不可代替的现实力量；在每个人面前，大门都敞开着。人有什么要说的，就让他说，有人会听；他心里有什么信念，就让他宣讲。人不会像自然力那么屈服，但是我们始终得与当代的群众打交道，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也不能脱离整个生活画面，我们同样接受前人的影响，有着共同的联系。现在你明白，人们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依靠什么人了吧？

“依靠什么人？”

“怎么依靠什么人？……举例说便是依靠你们和我们。既然这样，我们怎么能抄起双手，什么也不干呢！”

1 赫尔岑的老朋友，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

2 引自雷列耶夫的长诗《沃伊纳罗夫斯基》。

3 阿基米德在谈到他的杠杆原理时说过，只要给他一个支点，他便可以移动整个地球。

4 指玛蒂尔达·比格斯（？—1867），英国政治家詹姆斯·斯坦斯菲尔德的女儿，同情各国流亡者，与马志尼、赫尔岑等过从甚密。

5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莱莱维尔，他的白眉毛下同样有着一对童心未泯的蓝眼睛。——作者注

6 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约前428），古希腊伟大的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在沉醉的世人中唯一清醒的人。

7 指《圣经》中耶稣与税吏同席，以及与门徒们在海上航行的事，见《马太福音》第八章及第九章。

8 1815年，尼古拉（那时还没有登基）到新拉纳克访问过欧文。据欧文后来在自传中说，尼古拉邀请欧文到俄国办厂，俄国政府可支持他在新拉纳克纺织厂实施的制度，欧文谢绝了。

9 欧文在晚年成了神秘主义者，相信唯灵论和灵魂不灭等。

10 宗教裁判所的各种刑罚中，有一种是把人关在隐修小室中，四面插着刀尖向外的刀，使人无法活动，这种囚室挂有“悲伤圣母像”（圣母在耶稣尸体旁悲哭的画像）。

11 指使徒约翰，据说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曾同圣母马利亚一起守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后来他前往以弗所传教，被流放在帕特莫斯岛（《圣经》中译为拔摩岛），后死在以弗所。

12 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13 指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14 罗奇代尔是英国大曼彻斯特郡的一个自治市，19世纪为棉纺织业中心，1844年成立的以棉纺织业工人为主体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消费合作社。

15 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是全世界第一次国际性展览会，曾轰动一时。

16 布鲁厄姆（1778—186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曾任大法官兼上院议长。1857年发起成立“社会科学促进协会”，并任主席。

17 因奥尔西尼的案件而闻名的。——作者注

18 欧文出生和安葬在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新城镇。安葬时，新城教区牧师坚持必须按教会仪式进行，并不得发表墓前演说。当时只有欧文的老朋友艾尔索普对违背死者意愿的仪式提出了抗议，并拒绝参加这样的仪式。“一切都过去了”是欧文的长子事后发表的公开信中第一句话，这信于1858年11月17日登载在伦敦各报上。

19 歌德的悲剧《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中伊菲格涅亚的话。

20 肯特公爵（1767—1820），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三子，维多利亚女王之父。

21 《威斯敏斯特评论》是英国著名哲学理论刊物，这篇文章没有署名。

22 威灵敦公爵战胜拿破仑后，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声望极高，但后来转入政界，成为保守党领袖，并出任首相，组织内阁，由于政策上的原因，威信一落千丈，遭到了群众的愤怒攻击。

23 法国著名政治家。

24 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多次出任外交大臣，对英国历史发展有过重大贡献。

25 见《圣经·创世记》第九章：挪亚在葡萄园中喝醉了酒，赤身露体，他的儿子含看到了，便觉得羞涩，偷偷给他盖上衣服。

26 傅立叶是在他父亲的呢绒铺里当伙计出身的；蒲鲁东是贝桑松农民的儿子。社会主义的起源多么下贱！这些既不像神，又不像强盗的人，能建立一个王朝吗？——作者注

27 这里提到的都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大教堂指圣保罗大教堂；哥革和玛各出自《圣经》，后来英国把他们作为魔王的子孙，被罚作守门人，伦敦市政厅门口便有他们的雕像。白厅是英国政府所在地；世俗银行大礼拜堂指英格兰银行。1817年8月21日欧文在伦敦市中心发表了演讲，主要阐述他在《新社会观》一书中提出的思想。

28 指1860年出版的欧文传记《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作者为威廉·萨金特。

29 指欧文的一篇文章《世界——一个大疯人院》，它登载在《罗伯特·欧文杂志》1850年11月的创刊号上，文章最后说：“把这个疯人院改造成合理的世界，便是这份杂志需要完成的工作。”这里赫尔岑把它当作了题目。

30 即威廉·萨金特。

31 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对理论物理作出过重大贡献。

32 瓦尼尼（1584—1619），意大利哲学家，因宣传唯物主义泛神论观点，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

33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和数学家，被教廷定为异端处死。

34 比沙（1771—1802），法国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

35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36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37 主张罗马教廷具有绝对权威，教会权力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一种宗教派别。所谓“越山”，指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山那边的罗马教廷为信仰中心的理论，实即教皇权力至高论。

38 引自席勒的诗《信念》，诗中写了一个挣脱枷锁取得自由的奴隶。

39 今年治安法官邓普尔不接受罗奇代尔一位妇女的供词，因为她拒绝按规定的方式宣誓，说她不相信来世的惩罚。特里劳尼（拜伦和雪莱的著名朋友的儿子）2月12日在议会质问内政大臣，预备采取什么措施排除这种障碍。大臣回答，什么措施也不想采取。类似的状况曾多次发生，例如，著名的新闻记者霍利约克便是这样。假起誓已变得不可避免。——作者注特里劳尼的父亲指爱德华·特里劳尼，英国作家，写有《拜伦、雪莱和我》。他的儿子当时任下议院议员。霍利约克（1817—1906），英国新闻记者，因宣传“现世主义”（认为基督教不应仅仅关心死后的天堂，应以现世为实现基督教道德的场所），于1841年被法庭以亵渎宗教罪判处六个月监禁。

40 吉本（1737—1794），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41 指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第十三节的《晚安曲》：“船儿……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不是我的故乡。”

42 1817年英国大法官决定剥夺雪莱教育子女的权利，因为他在作品中宣传无神论思想，并与玛丽·葛德文“非法结合”。

43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他的长诗《疯狂的罗兰》情节曲折离奇，变化莫测。

44 据希腊神话，阿喀琉斯出生后被母亲握住脚踵浸在冥河中，因此除踵部外全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即人的薄弱点。

45 为1851年伦敦国际博览会兴建的水晶宫，在博览会后迁至伦敦附近的西德纳姆，成为举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46 见席勒的《华伦斯坦的军营》（《华伦斯坦》三部曲的第一部）第八场。嘉布遣修会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支。

47 指耶和华向摩西传授圣训——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至二十章。

48 没有一个逻辑的抽象观念，没有一个集合名词，没有一种无人明白的原则或无从查究的原因，不曾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为人们崇拜的事物，或神圣的事物。理性主义的圣像破坏者大声疾呼反对偶像，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刚把一些偶像丢下台座，另一些偶像又在它们上面出现了。大部分人之所以没有表示惊讶，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他们自己也把它们当作了真正的神。自然科学家夸耀自己的唯物主义，阐述他们事前构想的自然界的布局，它的目的和对事物的巧妙配置；但你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然界希望怎样”会比“要有光就有了光”更合理？这是宿命论的第三阶段，它的三次方；第一次是亚努阿里乌斯的血沸腾；第二次是田野靠祈祷普降甘霖；第三次是发现了化学过程的秘密作用，赞美为胚胎制造卵黄的生命力的经济价值等等。新教徒一边撰文嘲笑圣亚努阿里乌斯的血会沸腾，一边却宣扬主教的祈祷可以使田地降雨或干旱，这非常可笑，仿佛对上帝说来，使放在天主教瓶子里的血沸腾，比必要的时候使新教徒的田地降雨或干旱更加困难。但这再一次暴露了天真的愚昧，它与虔诚的空谈一样毫无意义，这种空谈在生理学或地质学的讲义中已屡见不鲜，自然科学家们怀着感动的心情，说明上天多么仁慈，把翅膀赋予了鸟，没有翅膀，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便难免掉到地上，以致粉身碎骨等等。——作者注“要有光就有光”见《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亚努阿里乌斯（？—305？），意大利人，贝尼文托主教，后殉教而死，被认为是那不勒斯的保护神，那不勒斯教堂的玻璃瓶中保存着他的凝血块，据说每逢他的节日，血块便会沸腾。

49 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都是非洲的原始民族。

50 法国最早的王朝（481—751），第一次统一法国，在基督教会支持下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51 墨西哥的土著民族。在西班牙入侵以前统治墨西哥一带。

52 卢奇安（约120—约180），希腊古代讽刺作家，作品主要以唯物主义精神证明神并不存在，对后世讽刺文学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里所谈的内容出自他的《演悲剧的宙斯》。

53 指英国国教会。

54 指桌子在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自行转动，这是西方通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扶乩等降灵活动，都成为19世纪唯灵论者蛊惑人心的手段，在当时十分流行。

55 古罗马男子成年（十八岁）后穿的长袍。

56 欧文于1816年在新拉纳克厂开办了一所幼儿学校——工人子弟学校。

57 孔西德朗是傅立叶的继承者。他于1852年前往美国，与美国的傅立叶主义者布里斯班在得克萨斯州创办了傅立叶公社（“再联合”共产主义移民地），但两年后即以失败告终。法国科多尔省的西多修道院于1848年革命后建立了工人生产合作社。1848年3月在巴黎附近的克利希镇，由路易·勃朗倡议，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裁缝的生产合作社。1849年蒲鲁东根据自己的理论建立了“人民银行”，企图以无息贷款的方式帮助工人摆脱贫困。但这一切努力也都失败了。

58 公谊会又称贵格会、教友派，属于非国教派。

59 根茨（1764—1832），奥地利政治家，首相梅特涅的顾问，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策划者之一。

60 新拉纳克是苏格兰拉纳克南部的一个小镇，当时人口仅二千人。欧文本来在曼彻斯特一家大纺织厂当经理，为了实行他的计划，说服股东们买下了新拉纳克的小厂，在那里经营了二十来年，直至1829年才被迫离开。

61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罗马共和国战略家，军事统帅，功绩显赫，曾远征非洲，使城市成为废墟，公元前88年因政治上失败，被放逐后逃至非洲。

62 基督教的一派，主要是否认三位一体教义，只承认上帝是一位。

63 蒙特菲奥雷（1784—1885），犹太人出身，后成为英国的银行家。

64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1830年率领法军远征阿尔及尔，大肆屠杀当地阿拉伯人。当时法军穿红裤子，阿拉伯人一般穿白衣服。

65 麦奇生（1792—1871），苏格兰卓越的地质学家，英国地质学会主席。

66 一种饰有双头鹰的三棱镜，作为守法的象征，在帝俄时代悬挂在官厅中。

67 克洛斯和埃贝尔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的领导人，在1793年倡导以对理性的崇拜代替基督教信仰，认为这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革命行动。

68 即《天主教教会法典大全》，历来为教会（天主教及东正教）一切立法的依据。

69 指蒲鲁东。

70 《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上帝曾要亚伯拉罕把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他，见《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71 基督教的“预定论”，认为一切均由上帝预定，任何人无法改变。这里只是借用这个词，指人的行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72 艾迪生（1672—1719），英国著名评论家及作家，著有悲剧《加图》。在《加图》第五幕中，加图讲了那句话，这时他手中拿着柏拉图谈灵魂不灭的书。

73 古罗马的公共建筑，用作会议大厅和审理案件等社会活动场所，后来由最早的基督教徒改为教堂，新建的教堂也采取巴西利卡的建筑式样。

74 指耶稣。

75 这是指法国革命家巴贝夫的活动。巴贝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因此他这一派称为平等派。在热月党执政时期，巴贝夫为了推翻督政府，于1796年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拟定了各种施政计划，下面所引述的便是这类计划和命令，但由于赫尔岑反对中央集权政府，因此在转述时未免有些夸大和歪曲。巴贝夫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在起事前被捕处死，因此那些计划和命令只是草案，并未正式发布过。

76 阿拉克切耶夫的领地。

77 “每个公民可以从政府得到住房，食物，衣服和娱乐。”——作者注

78 在18世纪末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些人为反对雅各宾党强调中央集权的革命民主专政，提出了各城市自由联盟的主张，被称为联邦主义者。

79 因不穿贵族和有产者所穿的短套裤而得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称呼指无产者和急进民主主义者。

80 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奥斯曼帝国的奠基人，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了对拜占庭的征服。

81 依靠欧文的声誉，英国的工人合作社得到了迅速发展，总数已达到二百个。十五年前，罗奇代尔的合作社创建的规模很小，也很穷，资金仅二十八镑，现在它却用自己的资金建立了一家工厂，拥有两台机器，每台六十马力，工厂的总资产已超过三万英镑。合作运动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合作者》，它全部是由工人们印行的。——作者注按：“新和谐村”是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新型社区，人们在那里共同劳动，共同分享一切，后来由于宗教和管理上的问题，欧文被迫于1829年放弃这种实验，返回英国。

82 雅典经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危机加深，公元前404年雅典公民会议指定三十人负责建设新城邦，但他们篡夺了权力，营私舞弊，实行专制统治，一年后被罢免，史称三十僭主。

83 1618至1648年欧洲各国发生的一场混战，它成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对各国造成了巨大创伤。

84 蓝胡子拉乌尔杀死了六个妻子，第七个妻子法蒂玛发现了他的秘密，被他囚禁在塔楼中准备处死。法蒂玛送信请她的弟兄们来搭救她，并派她的妹妹安妮在塔楼中瞭望，看他们到了没有，每隔一会儿她便要问：“安妮妹妹，看到了没有？”最后她的两个弟兄赶到，杀死了蓝胡子。

85 达尔泰（1769—1797），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与巴贝夫同时被捕和判处死刑，1797年5月27日在法国卢瓦尔-歇尔省的旺多姆市被送上断头台。

86 富尔顿（1765—1815），美国发明家，早年曾在伦敦学习，后来成为汽船的发明者。

87 即拿破仑，拿破仑是炮兵军官出身。

88 指拿破仑三世。

89 斯巴达是军事国家，崇尚俭朴、艰苦的生活。

90 公元前6世纪的传说人物，据说曾在公元前509年把伊特鲁里亚人的暴君逐出罗马，建立罗马共和国，并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他生活简朴，在道德上对自己十分严格。

91 格拉古·巴贝夫大概从我们的法律中找到了这种乐趣吧？在团体中无事可做时，每个成员便得诵读法律！——作者注

92 斯巴达在历史上的名称。

93 拿破仑于1821年在圣赫勒拿岛病逝，1840年他的棺木被运回法国，葬在巴黎荣军院，沿途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

94 普鲁士陆军元帅，1815年，他配合英军元帅威灵敦在滑铁卢的行动，使两军会师，决定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95 威灵敦出生在都柏林。

96 格鲁希（1766—1847），法军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后备部队。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退至马斯河一带；拿破仑命令格鲁希跟踪追击，但布吕歇尔克服了种种困难，进行了一次反方向强行军，突然出现在法军右翼，使拿破仑措手不及，终于彻底失败。

97 以巴贝夫为首的平等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

98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及第二十四节。

99 神学家比理论家勇敢一些，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上帝的意旨，不会掉一根头发，可是人得为每个行为，甚至动机，承担责任。宿命论学者断言，他们从不谈论个人，思想的个别表现者……（那是指我们这些普通人，至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彼得大帝那样的人，那是得到全世界历史公认的，他们的名字一直在我们耳边嗡嗡直响。）理论家与地主老爷一样，在历史的生产劳动中看到的只是一群群没有个性的人……但是群体与个体的界线在哪里？或者像可爱的雅典诡辩派问的那样，几粒谷子与一堆谷子的区别在哪里？不言而喻，我们是不会混淆预定论与概率论的。我们有权以过去作前提推定未来。我们应用归纳法，根据某些规律和现象的固定性，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同时也允许有违反规律的事。我们看到一个三十岁的人，便有充分的权利推论，再过三十年他的头发会变白或变秃，他的背会有些驼等等。这并不表示，他的使命便是要使头发变白，变秃，使背变驼，这是他一生下来就注定的等等。如果他在三十五岁上死了，他的头发就不会变白，只是像哈姆雷特说的一样，“变成泥土”，或者变成生菜。——作者注哈姆雷特的话见《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

100 《圣经》中无底洞的魔王，见《启示录》第九章。

101 据《圣经》传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亚伦用黄金铸了一只牛犊，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受到了上帝的申斥，由摩西把它毁了，见《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后来金犊便成为拜金主义的同义语。

102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和海神，火神教给人各种制作工艺，海神教人航海。

103 乌戈利诺（1220—1289），意大利伯爵，1284年任比萨保民官，后因政治斗争失败，于1288年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一起被关入所谓“饥饿塔楼”中，监狱的钥匙被扔入河中，乌戈利诺便在那里活活饿死，几乎互相吞食。但丁在《神曲》中把乌戈利诺作为卖国贼放在地狱的最底层，见《地狱篇》第三十三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