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世界——西伯利亚总督——阴险毒辣的警察局长——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县长——传播东正教的鞑靼人——女性的男孩——马铃薯恐怖及其他

彼得大帝的改革的最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贪得无厌，除了当官做老爷什么也不会干，除了公文格式什么也不懂。这是一批世俗的僧侣，法庭和衙门中的神父，他们贪婪，卑鄙，张开了千百张大嘴吮吸人民的血。

果戈理揭开了一角帷幕，让我们看到了俄国官僚的丑恶面目；但是果戈理不得不对一切付之一笑，他的伟大喜剧天才压倒了他的愤懑。何况俄国书报审查制度的枷锁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几乎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窖的悲惨底层，然而俄国的贫苦百姓正是在这里度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乌烟瘴气的办公厅，我们匆匆穿过的办公厅里，磨破了衣袖的官吏们不断伏案书写——在灰色纸上拟稿，在印花纸上誊正，要把个人、家庭、整个村子送进痛苦、恐怖和毁灭的深渊。于是父亲被长期流放，母亲关进了监牢，儿子给送去当兵——这一切灾难都像晴天霹雳，突然降临，可是大部分人是无辜的。原因何在呢？在于钱。快把分摊的款子收齐交清……否则就要对尸体进行侦查啦——其实死者只是喝醉了酒在冰雪中冻毙的。这样，村长收钱，乡长收钱，农夫拿出了最后一文钱。警察所长要生活，县长也要生活，而且要养活老婆；省长更要生活，而且还要栽培子女——省长是模范父亲呢……

官僚制度统治着俄罗斯东北各省和西伯利亚，它在那里通行无阻，毫无顾忌……天高皇帝远，大家参与分赃，掠夺成了共同的事业。皇帝的权力像霰弹，打不进这冰雪覆盖的污泥坑，这遍布沼泽的沟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一切要求都遭到歪曲；它被欺骗，被愚弄，被蒙蔽，被出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奉公守法的外表下进行的。

斯佩兰斯基1曾试图改善西伯利亚人民的命运。他在各地实施委员制原则，仿佛问题在于哪种盗窃好——是个人盗窃还是集体盗窃。他撤换了几百名老骗子，又起用了几百名新骗子。起先他把地方官弄得惶惶不安，以致官员纷纷向农民行贿，怕他们检举揭发。但过了两三年，官员们发现，对他们的升官发财，新制度不比旧制度坏。

还有一个怪物韦利亚米诺夫将军2，他在托博尔斯克雷厉风行，干了两年，想消灭贪污舞弊，但看到毫无成效，只得草草收场，从此什么也不管。

另一些人比他明白事理，根本不想尝试，他们发了财，也让别人发了财。

一个白发苍苍的农民，为了一件显然不公平的事去告状，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温3对他说：“我要根除贿赂。”老头儿听后不觉笑了。

“你笑什么？”谢尼亚温问他。

“老爷，请原谅，”农民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我们一个小伙子，他夸口说，他能举起大炮，他还真的试了试，可惜没有把大炮举起！”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温亲口讲的，他属于俄国官员中那种不切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几句正义之类耸人听闻的空话，严厉惩办几个落网的骗子，就可以消灭在俄国监察制度树荫下自由繁殖的贪赃枉法的毒菌。

要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把一切公之于众；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实行仲裁法庭、口头诉讼、地方官员民选制度等等彼得堡政府所敌视的一切具有人民因素的措施。4

西西伯利亚总督佩斯捷利，被尼古拉处决的著名的佩斯捷利之父，是真正的古罗马地方总督，而且是最野蛮的一个。他一贯在全边区实行公开的掠夺，他的暗探封锁了它与俄罗斯的联系。没有一封出省的信不受到检查，任何人敢于对他的统治提出申诉，都要倒霉。他把一等行会5的商人关了一年，锁上镣铐，亲自审问。有的官员被他派往东西伯利亚边境，两三年不得回来。

人民长期忍耐着，最后，一个托博尔斯克小市民决定上告，向皇帝呈报真相。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先绕到恰克图，又从那儿随着茶叶商队穿越西伯利亚边境。他找到一个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呈上了状子，恳求他看一下。状子上那些可怕的事件使亚历山大愣住了，他感到吃惊，把小市民叫来，与他谈了好久，深信他的告发件件属实，伤心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回家吧，老弟，这案件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市民回答，“我现在不能回家。请陛下最好把我关在牢里。陛下与我的谈话不可能保持秘密，我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震动了，转身对当时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那么，请准许我把他带回家中。”米洛拉多维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儿待到了案件结束。

佩斯捷利几乎经常住在彼得堡。大家知道，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也是住在罗马的。他靠他的在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靠瓜分赃款，可以防止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6。国务会议利用亚历山大去维罗纳或亚琛7的机会，聪明而公正地决定，由于密告涉及西伯利亚，应把案件移交佩斯捷利查明处理，好在他在这儿。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8和另外一两个人，反对这意见。案件送到了参政院。

参政院对高级官员的案子包庇纵容，从不秉公办理，它保护了佩斯捷利，却把托博尔斯克省民政长官特列斯金削职流放，剥夺了贵族称号。佩斯捷利只是罢官了事。

佩斯捷利之后，托博尔斯克来了个卡普采维奇9，他出自阿拉克切耶夫门下，生得瘦瘦的，脾气急躁，天生是个暴君，又在军队中干了一辈子，是一个办事卖力，不知疲倦的人。他把一切纳入军事体制，宣布这是他的最高职责，其余日常事务则交给手下一班强盗处理。1824年，皇上想访问托博尔斯克。彼尔姆省有一条出色的大路，一向是车马来往的交通要道，大概土质本来就很结实。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内照样赶造了一条，通往托博尔斯克。当时春寒料峭，道路泥泞不堪，他却驱使数千民工修路；村庄不论远近，都得派工。结果疾病流行，民工死了一半，但是“忠贞之心胜过一切”，路还是修通了。

东西伯利亚当局更是荒谬绝伦，什么也不管。这地方实在太远，与彼得堡简直音信不通。在伊尔库茨克，布罗涅夫斯基总督每逢出外“散步”，总要鸣放礼炮，以壮观瞻。另一位总督穿了全套法衣，与大主教一起在家举行祈祷，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前者的胡闹和后者的虔信，都不如佩斯捷利的封锁消息和卡普采维奇的励精图治那么有害。

西伯利亚治理得如此糟糕，确实可惜。总督的人选特别令人遗憾。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10怎样，他的聪明才干是有名的；其他人完全不称职。西伯利亚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地窖，那里藏着不少黄金、皮毛和其他财富，然而它寒冷，遍地冰雪，缺乏生活资料，没有沟通各地的道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的。

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做一切都靠暴力，靠棍棒，不可能赋予西伯利亚以生命力，使它以美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我们会看到，当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时，情况会变得多么不同。

我早已说过，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11在这个未来中，西伯利亚这块处在太平洋、南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土地，它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当然，西伯利亚必须面向中国边境。有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地，在别廖佐夫和雅库茨克就不会真的感到寒风凛冽，冷得发抖了。

西伯利亚俄国居民本身的特点，就具备了另一种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西伯利亚种族是体魄健康、身材魁梧、聪明而非常正直的。移民流放犯的子弟也成了西伯利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地主的权力。在西伯利亚没有封建贵族，在城市里也没有特权阶级。代表政权的文武官员，与其说像贵族，不如说像征服者派驻这儿的敌军警备部队。辽阔的区域拯救了农民，使他们不必经常与官吏接触；金钱拯救了商人，使他们可以藐视西伯利亚的官吏，表面上对他们百依百顺，实际上看透了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管理民政事务的掌柜。

尚武精神对西伯利亚人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习惯于危险，习惯于机动灵活，使西伯利亚农民比大俄罗斯人更具有英雄气概，更能随机应变，更多反抗精神。由于教堂遥远，他们的头脑比在俄国更容易摆脱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是冷淡的，大多数是分裂派教徒12。有些偏僻的村庄，神父一年只去两三次，在那里成批地施洗礼，主持葬仪和婚礼，听取忏悔。

乌拉尔山脉这边，一切还比较平静，尽管这样，几年来我奔走在省长的办公厅和餐厅中，仍听到了不少贪官污吏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如果要写，这是罄竹难书的。

一天，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与我谈天，谈到高兴处便说道：“哦，我的前任局长才了不起呢，真是一位教授。当然，人人可以这么过活，但是你得天生有这能耐呵。这个人可算得出类拔萃，是我们中间的谢斯拉温和菲格纳13。”这个瘸腿少校是因负伤升任警察局长的，他想起光荣的前任，连眼睛都发亮了。

“那时离城不远出现了一帮窃贼，他们不时作案，省里也收到了一两次报告，什么商人的货物被盗啦，什么包税商的钱给偷啦。省长急坏了，一连发了几道命令。可您知道，县里的警察都胆小如鼠，一个小偷他们会捉了送来，可这是一帮呢，而且大概还有武器。县里那些家伙什么也干不了。省长于是把市警察局长叫去，对他说：‘我知道，这不属于您的职责范围，但是您办事干练，我只得找您。’局长早已听到这案件，回答说：‘将军，我过一小时就出发。土匪一定藏在某处某处，我带一队人到某处某处抓他们，不消两三天，保证把他们锁上镣铐，关进省里的监狱。’好一位奥地利皇帝麾下的苏沃洛夫！14真的，说到做到，他率领一队人，果然把窃贼抓获了，这些匪徒还没来得及把钱藏好，局长没收了一切，把他们押进了城。

“开始审问了。警察局长问：

“‘钱在哪儿？’

“‘我们已经给你啦，老爷，是交在你自己手里的呢，’两个土匪回答。

“‘给我了？’局长说，露出惊讶的样子。

“‘给你了！’土匪喊道，‘给你了。’

“‘瞧，好大的胆子，’警察局长对手下的警官说，气得脸色都白了。‘你们这些骗子，大概想让人相信，我是跟你们一起抢劫的呢。好吧，我要叫你们知道，侮辱我局长行不行；我是枪骑兵军官，我绝不让你们破坏我的名誉！’

“他用鞭子抽了他们一顿：‘快招认，招认就好，把钱藏在哪里了？’那两个家伙起先还顶得住，但听见他命令打两袋烟，为首那个土匪就吓坏了，大嚷道：

“‘我们该死，钱都花光啦。’

“‘早该讲老实话，’警察局长说，‘可你偏要胡说八道；老弟，哄我是不容易的。’

“‘真的，我们应该向您老学习，不是您向我们学。我们算得什么！’老滑头嘀嘀咕咕，吃惊地看看警察局长。

“要知道，他为这案子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呢。”

“对不起，”我说，打断了他对伟大的局长的歌颂，“两袋烟，这是什么意思？”

“哦，这是我们警察的行话。您想，行刑时多无聊，于是就一边命令鞭打，一边吸烟斗；一般吸完一袋烟，刑罚也完了。可是遇到特殊情况，就得请客人多挨几鞭，吩咐打两袋烟了。警察干惯了，大致知道一袋烟该打几下。”

关于这个菲格纳和谢斯拉温，在维亚特卡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他干的事出神入化。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是御前侍从武官来了，还是大臣驾到，警察局长想露露脸，表示他没有白穿枪骑兵军装，骑马的本领也不比别人差，因此特地找当地一位富商马什科夫采夫，要向他借一匹宝贵的灰色马。马什科夫采夫不肯。

“好吧，”菲格纳说，“这点小事您不肯帮忙，可是您不借也得借，我好歹要把马牵走。”

“嘿，咱们等着瞧吧！”有钱的人说。

“嘿，您等着瞧吧。”拿剑的人说。

马什科夫采夫锁上马厩，派了两人看守。这一回警察局长可不能得手了。

但这天夜里，巧得很，包税商们的空仓库失火了，仓库就位在马什科夫采夫的住宅后面。警察局长带了警员大显身手，为了抢救马什科夫采夫的家，甚至拆掉了马厩的墙，把争论中的马牵出了马厩，既未灼伤鬣毛，也未烧坏尾巴。过了两小时，局长已神气活现骑在白牡马上，为救火的模范行为，去接受富商的嘉奖了。从此谁也不再怀疑，警察局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一天，省长雷赫列夫斯基开会回家，他的马车驶到半路，来了一辆小雪橇，那个车夫不小心，把雪橇撞到了两匹辕马和两匹前导马中间的挽索上。这引起了一场虚惊，但并没妨碍雷赫列夫斯基平安无事地回到府上。第二天，省长问警察局长，他知道不知道是谁家的车夫撞了他的挽索，应该教训一下这个车夫。

“大人，您放心，他不会再来撞你的挽索了，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警察局长笑笑说。

“他是谁家的？”

“库拉科夫参事家的，大人。”

这时那位老参事正好来见省长（我在维亚特卡期间，他仍一直是省政府的参事）。

“请您不要计较，”省长对他说，“我们训斥了您的车夫。”

参事感到奇怪，一点也不明白，疑惑地望着省长。

“昨天他把雪撬驶进了我的挽索中间。您明白，万一撞在我的车上……”

“可是，大人，昨天我和内人都没出门，车夫也一直待在家中。”

“这是怎么回事？”省长问了。

“哦，大人，我昨天太忙了，头脑昏昏沉沉的，把车夫的事给忘啦，真抱歉。我承认，我不敢向大人说明情由。现在我马上去处理这事。”

“得啦，您不愧是一个警察局长，没什么好说的！”雷赫列夫斯基答道。

讲过这个阴险毒辣的官员以后，我还得讲讲另一种相反的人物——一位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好商量的官员。

我的熟人中有一个体面的老人，原来是县长，已被最高检察院撤职，现在专给人写状子，包揽词讼，干着正好禁止他干的事。他在衙门里混了一辈子，跑过三个省，贪污盗窃，涂改文书，制造假证件，什么都干，还两度遭到过审问等等。这位县政府的老油子喜欢讲一些离奇的小故事，都是他本人和同事们的亲身经历；对新一代官员的退化，他公开表示不满。

“这些人是浪荡子，”他说，“当然，他们也得捞钱，不然没法过活，可是既不懂窍门，又不通法律，什么也不会。我讲一个朋友给您听听，这才是好样的。这人干了二十来年法官，去年才死，他那头脑哟！农夫没一个讲他坏话，他却留下了一份家私。他的手段与众不同。比方说，有个农民来找他求情，法官马上把他请进屋子，态度那么亲热，笑容可掬的。

“‘怎么样，老大爷，你的名字，还有你爸爸的名字叫什么？’

“农民低头哈腰答道：

“‘大人，我叫叶尔莫莱，我父亲名叫格里戈里。’

“‘哦，你好，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啊？’

“‘咱是杜比洛夫村人。’

“‘这地方我知道。你们的磨坊好像就在路右边——大路右边。’

“‘不错，老爷，磨坊是咱们村社的。’

“‘你们的村子挺富裕呢，土地肥沃，是黑土。’

“‘老天爷照顾，咱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老爷。’

“‘这是应该的。那么，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家里人多不多啊？’

“‘三个儿子，还有两个闺女，大女儿招了个小伙子进门，快四五年啦。’

“‘这么说，已经抱孙儿啦？’

“‘对，抱孙儿啦，这算不得什么，老爷。’

“‘恭喜你！生儿育女，子孙满堂。嗨，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是远道而来，咱们先干一杯白桦酒再说。’

“农夫执意不肯。法官给他筛酒，一边说：

“‘得啦，得啦，老弟，今天不是天父禁酒的日子。’

“‘不是禁酒的日子，可是酒会引起一切灾难呢。’于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一边鞠躬道谢，一边喝下了白桦酒。

“‘格里戈里伊奇，你这么一家子人，日子不好过吧？大家要吃要穿，靠一匹瘦马，一头乳牛，对付不了，牛奶也不够呢。’

“‘说的是，老爷，一匹马哪成啊；我有三匹马呢，本来还有一匹黄褐色黑鬃马，在彼得节前几天给毒眼15一看就死啦——咱们的木匠多罗费，真糟糕，他恨别人的财产，可他生着一只毒眼，谁碰上他都会倒霉。’

“‘是的，是的，有这种人。那么，你家的牧场不小吧，有没有养羊呢？’

“‘不多，养了几头。’

“‘哎哟，我跟你谈得忘了正事。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这是给皇上办事呢，我该上法院啦。你有什么贵干啊？’

“‘是的，大人，有点事。’

“‘什么事呢？跟人吵架啦？老大爷，快说吧，说吧，我得走啦。’

“‘唉，老爷，我这把年纪还要遭殃……事情是这样的，圣母升天节那天，我在酒店喝酒，跟邻村一个农夫吵了起来，这不要脸的，偷砍咱们的树林呢。他讲啊讲的，举起手朝我胸口就是一拳。我对他说：你别在咱们村子里撒野，也给了他一拳；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可我醉啦，或者是什么鬼作怪，没提防一拳正打在他眼睛上，唉，把他的眼睛给打坏啦。现在他带了神父老爷上警察所告我，说要依法惩办我呢。’

“他讲的时候，法官简直跟你们彼得堡的戏子一样，神色越来越严肃，眼睛也变得这么可怕，一句话不讲。

“农夫看了，急得脸都白了，把帽子放在脚边，掏出毛巾直擦汗。法官还是不吭声，只顾一页页翻书。

“‘老爷，就为这事，我才来找您呢，’农夫最后说，声音也变了。

“‘对这种事我能做什么呢？这样的案情！为什么你偏要打他的眼睛啊？’

“‘是啊，老爷，为什么呢……大概鬼把我迷住啦。’

“‘可怜，太可怜了！就为这件事，你会弄得家破人亡！唉，你那一家人没了你，咋办啊？都是年轻人，还有孙儿——还吃奶呢，还有你的老婆子，真怪可怜的。’

“农夫的腿开始哆嗦了。

“‘怎么办呢，仁慈的老爷，我这会给判什么罪呀？’

“‘瞧这儿，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你自己念吧……啊，你不识字？嗯，你瞧，“关于残害肢体”这条款……“应处以笞刑，并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定居。”’

“‘老天爷啊，别毁灭一个人吧！别害死基督徒吧！真的非这么办不可吗？’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法律是可以反对的吗？当然啦，事在人为。我们可以不打你三十下，只打五下。’

“‘但是还得流放西伯利亚？……’

“‘老弟，这可由不得我们做主啊。’

“农夫从胸口掏出一个小钱袋，从袋里取出一个钱包，又从钱包里拿出两三个小金币，一边低低鞠躬，一边把金币放在桌上。

“‘你这是做什么，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

“‘救救我吧，老爷。’

“‘得啦，得啦，你这是做什么？说来惭愧，我有时也收一些谢金；我的薪俸不多，不得不拿一些。但是收人钱财，总要替人消灾呀。现在叫我怎么帮忙呢？要是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那还好办，可你偏偏打了眼睛！还是请你把钱收回吧。’

“农夫束手无策了。

“‘除非这么办，我先跟同事们商量商量，再跟省里打个招呼，怎么样？这事闹到高等法院就糟了，不过那儿我也有朋友，他们神通可大呢；可是这些人跟咱们不同，三四个金币办不了事。’

“农夫放心一些了。

“‘你不必给我什么，真的，我是可怜你一家人。不过我那些同事，你至少得给他们两张灰票子16才成。’

“‘哎哟，老天爷在上，叫我上哪里弄这么一大笔钱啊，四百卢布呢，这年头怎么行呀？’

“‘我也是这么想呢，这确实有些困难。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就说你有悔改表现，而且考虑到你喝醉了酒……再说，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过活。至于你得走多远，只有天晓得……当然，如果卖掉两匹马，加上一头牛，再加上几只羊，可能也够了。然而你们当农民的，今后再要积攒这么多钱，可就难啦！不过从另一方面再想想，马留着，你却跑到鬼都看不见的地方去了。格里戈里伊奇，你考虑吧，时间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等到明天，现在我得走了，’法官最后说，把刚才谢绝的几枚小金币顺手揣进了口袋，一边道：‘这完全是多余的，不过不能辜负你的一片好心，我谢领了。’

“第二天早上，瞧，老吝啬鬼带了各种十字钞票17，还有一些旧卢布票，一共三百五十卢布现钞，来找法官了。

“法官答应替他从中调停；农夫给审问了一次，两次，吓得屁滚尿流，最后给从轻发落，或者无罪开释，只是照例训斥几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得小心行事，或者在卷宗里写上一笔：‘留待继续侦查’，便不了了之。农夫却感恩不尽，终生为法官祈祷。

“从前就是这么干的，干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罢了官的县长最后说。

……一般说来，维亚特卡的农民不完全是逆来顺受的，因此官员们认为他们喜欢告状，不守本分。对县政府说来，真正的金库是沃恰克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这些民族可怜，胆小，没有能力。凡是派到这些芬兰族地区当县长的，都得给省长孝敬双倍的谢礼。

警察和官员对这些可怜的百姓真是为所欲为，叫人难以相信。

哪怕一个土地丈量员出差办事，经过沃恰克人的村庄，也要停留一下，从车上拿下测量仪器，插上木杆，拉开测链量地。过了个把钟头，村里就乱开了。“量土地来了，量土地来了！”农民喊着，那神气就像1812年喊“法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村长赶忙前来请安。那家伙还是量着，写着。村长要求他别量了，别欺侮他们。土地丈量员便向他索取二十或三十卢布。沃恰克人高高兴兴凑齐了钱，丈量员于是到下一个沃恰克村去了。

有时县长带了警察所长出外，发现了一具死尸，就把它搬上马车，利用天冷，在沃恰克人的各个村庄转游了两个礼拜。每到一处，总说这是刚发现的，立刻在村里开庭审问。沃恰克人只得出钱了结这事。

我到这儿前几年，有个县长捞钱捞得忘了分寸，把尸体载到了俄国居民的大村庄里。记得他是索贿二百卢布，村长召集居民商量，居民只肯出一百卢布。县长不让步。居民们恼火了，把他与两个文书锁在乡公所内。现在轮到他们威胁他了，对他说要烧死他。县长不相信；农民在屋子周围堆了干草，把一百卢布钞票扎在木杆上，从窗口递给他，算是最后通牒。县长不愧是个英雄，仍坚持二百卢布。于是农民从四周点起了火，地方当局的三位穆西乌斯·斯凯沃拉18也终于葬身火窟。这案子后来闹到了最高法院。

沃恰克人的村子一般比俄国人的村子穷得多。

“朋友，你生活得很不好啊。”我在沃恰克人的小屋子里等马时，对这家主人说。这屋子歪歪斜斜的，又没烟囱，屋里黑咕隆咚，窗开在背后，是对着院子的。

“老爷，有什么法子，我们太穷，钱要留着应付困难日子呢。”

“得啦，还有比这更困难的日子不成，老大爷。”我对他说道，给他斟了一杯罗姆酒。“喝吧，解解闷。”

“咱不喝。”沃恰克人回答，不眨眼地盯着酒杯，又怀疑地瞅我一眼。

“不要紧，喝吧。”

“请你自己先喝一杯。”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从省里来办事吗？”

“不，”我回答，“我是路过这儿，是上维亚特卡的。”

他一听，放心多了，向四周瞧了一下，然后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困难日子，那是指县长和神父来的时候。”

关于后者，我想讲几句话。我们的神父已一天天变得像教会的警察了，这是我们的教会学会了拜占庭唯命是从的作风，我们的皇帝在宗教事务上成了最高主教之后，必然带来的后果。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前已经受洗，另一部分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领了洗礼，还有一部分仍是异教徒。在伊丽莎白时期皈依的，大部分暗中仍信奉自己那悲苦的原始宗教。19

每隔两三年，县长或警察所长总要带了神父，到各乡视察，了解沃恰克人中谁斋戒祈祷，谁不，为什么不。他们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县长和神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证明沃恰克人没有放弃从前的异教仪式。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搜刮大量罚金，制造“困难日子”，然后一走了事，让这里一切照旧，以便过一两年带了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重演故伎。

1835年，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认为，必须使维亚特卡省皈依上帝，把车累米西族异教徒改造为东正教徒。

这个改革是俄国政府推行的一切伟大德政的典范，它粉饰门面，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然后冠冕堂皇地加以总结，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吃尽苦头。

总主教菲拉列特派了一名干练的神父去做传教士，他名叫库尔巴诺夫斯基。这人患了俄罗斯病——虚荣症，一下去就雷厉风行，决心不顾一切，要把上天的恩惠送给车累米西人。起先他试图传道，但不久就厌烦了。事实上，靠这种老方法能收到多大效果呢？

车累米西人一旦明白真相，就把自己的教士派来了。这些教士粗野、狂热、机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道：

“森林里有白桦，高大的松柏和云杉，也有矮小的香桧。上帝同样允许它们生长，没有命令香桧变成松柏。我们应该也像一片树林，彼此相安无事。我们可以是白桦，我们照旧是香桧。我们不妨碍你们，我们为皇上祈福，缴税纳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们的神。”20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跟这些人没法商量，他也当不成基里尔和梅福季21的角色，于是去找县长。县长高兴极啦，他早想向教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是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

县长带了一队警察，以上帝的名义包围了车累米西人。几个村庄领了洗礼。圣徒库尔巴诺夫斯基做完感恩祷告，便去恭恭敬敬地领取大司祭的法冠了。鞑靼圣徒也因推广基督教有功，由政府授予了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

不幸这位鞑靼传教士与马尔梅日地区的毛拉22不和。毛拉对一个信仰《可兰经》的穆斯林这么卖力宣扬福音书，大为不满。在伊斯兰斋月，县长把十字勋章挂在纽扣上，大摇大摆地走进清真寺，当然，站在大家前面。毛拉刚开始用鼻音读《可兰经》，突然停了，说他不能继续念经，因为有一个穆斯林戴着基督教勋章走进了清真寺。

鞑靼人闹了起来，县长混在人群中溜走了，或者取下了勋章。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上，读到过车累米西人改信正教的这一光辉事迹。文章表扬了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的热诚合作，可惜忘了加上一句，说明他愈是坚信伊斯兰教，他对教会的忠诚愈显得大公无私。

在我的维亚特卡生活结束之前，国有财产管理总署的贪污盗窃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因此对它成立了清查委员会，并派人到各省进行检查。对国家农民23的新管理办法，便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

省长科尔尼洛夫24必须指派两名官员参加检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检查组里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悲惨，有的可笑，有的卑鄙。有些案件的标题就使我惊讶不已：

“关于乡公所房屋不知去向及该屋地基图已被老鼠咬毁案”。

“关于22笔国家免役金下落不明案”。这相当于十五俄里土地。

“关于一名农家男孩瓦西里改为女性案”。

最后这个案子特别有意思，我马上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这个假想的男孩瓦西里的父亲，在呈交省长的状子中说，十五年前他生了一个女儿，想给她取名瓦西里萨25，但是神父“喝醉了”，给这个女孩施洗礼时，把她叫做瓦西里，并写进了出生登记册。这个情况起先显然没有引起农民的注意，但是当他明白，征兵和人头税26马上要轮到他的家庭，他只得为这个“人头”向警察所提出说明。警察认为这事相当复杂，为了免得麻烦，便说这事已相隔十五年，时间太久，无法受理。农民去找省长。省长决定进行庄严的检验，派医师和产婆查证……同时发函与宗教事务所联系，但那个喝醉了酒、贞洁得连性别也分不清的神父已经死了，只得由继任的另一个神父到场。这样，案件拖了几年，说不定至今还有人怀疑这个女孩是男性呢。

不要以为，这荒谬的推论是我当笑话讲的；根本不是，它完全符合俄国专制体制的精神。

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有个近卫军军官进了医院，团长在这个月的汇报中却把这个军官报了死亡。不幸的是军官没有死，恢复了健康。团长要求他先回自己的庄园住一两年，希望找机会订正事实。军官同意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官的继承人从公报中看到亲属死亡，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还活着，眼睁睁遭受损失，坚决要求接管财产。活着的死者看到，他不得不再度死去，不是死在公报中，而是死在饥饿中，于是到彼得堡向保罗提出申诉。保罗亲手在他的状子上批道：“鉴于该军官已由朕明令公布身亡，申诉碍难受理。”

这比我们的瓦西里萨-瓦西里一案更妙。在皇上的命令面前，粗俗的事实算得什么？保罗不愧是诗人和独裁制度的辩证学家！

这片官场的沼泽不论怎样肮脏，怎样遍地泥泞，我还要讲几句话。对于无声无息地死于忧患的受难者，这些揭发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补偿。

政府喜欢把无主空地赐给达官贵人。这并无大害，虽然为日益增加的人口保留这些土地，更加恰当。赐予土地的范围规定得相当详细：不准侵占航道两侧、建筑木材林、河流两岸，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兼并农民业已开垦的土地，尽管农民对这些土地除了长期使用外，别无其他权利可言……27

这一切当然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把土地划归私人占有，已成为盗窃国家财富和迫害农民的万恶根源。

获得了租赁权的达官贵人，通常把自己的权利出售给商人，或者千方百计通过省政当局，违反规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奥尔洛夫伯爵领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萨拉托夫省的一条大路和一片饲养牲畜的牧场。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县达罗夫乡的农民突然发现，从打谷场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划归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这些商人是从坎克林伯爵28的一个亲戚那里买到租赁权的。商人们规定了土地的租金。从此开始了诉讼。税务局已被商人收买，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亲戚，只好敷衍了事。但是农民不肯罢休，推派了两名能说会道的代表进京告状。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土地丈量局发现农民是对的，但不知道怎么办，便向坎克林请示。坎克林直截了当承认土地划分错了，但认为已无法归还原主，因为从那时以后，这片土地可能已经转卖，它的所有人对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种改进。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国家土地，他愿意用另一边同等数量的土地赔偿农民。这么办皆大欢喜，只有农民不满意。首先，开垦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边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宜耕种的沼泽地。达罗夫乡的农民主要从事谷物耕种，不是靠打野鸡山鹬过活的，因此他们重新上诉。

这时税务局和财政部把新案子与旧案子分开，单独处理，找出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数量。这样，它们下令除沼泽以外，再划出半个沼泽给达罗夫农民。

农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还没审理，土地丈量局已送来了新土地的平面图，图样照例是彩色精装的，用星号标明风向，还附有各种斜方形符号的相应说明，但主要是注明每俄亩应付款若干。农民们发现，不仅不给土地，还向他们趁机勒索，便干脆拒绝付钱。

县长报告了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派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带了警察去强制执行。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几个农民，打了一顿，平息了事端，还把“罪犯”送交刑事法庭审问。一星期中，警察局长喊哑了嗓门。几个农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两年后，皇太子路过达罗夫乡，农民们向他递了诉状。他下令调查案件。我为此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次审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只是听说，流放者赦回了，至于土地是否物归原主，则不得而知了。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著名的马铃薯暴动事件，以及尼古拉如何把彼得堡的文化福利带给流浪的吉卜赛民族。

俄国农民不愿种马铃薯，这和从前全欧洲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仿佛本能在告诉他们，这是劣等食物，既不能长力气，也不能增强体质。然而精明的地主和许多国有村庄，在马铃薯恐怖发生前很久，已开始种“地苹果”了。但是俄国政府历来反对“自发倾向”，一切必须服从它的指挥棒，按照军法精神统一行动。

喀山省和一部分维亚特卡省的农民种了马铃薯。马铃薯收成时，部里忽发奇想，要在各乡建立中心地窖。地窖计划制订了，命令下达了，地窖也挖好了；初冬时节，农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马铃薯运进中心地窖。但是下一年春天，想强迫他们种冻坏的马铃薯时，他们拒绝了。的确，驱使人们去干显然毫无意义的蠢事，这是对劳动最粗暴的侮辱。这种反对便被说成暴动向上呈报了。基谢廖夫大臣29从彼得堡派了一个官员来，这人聪明能干，在第一个乡里向每人收一卢布，准许他们不种冻坏的马铃薯。

到了第二个、第三个乡，他仍照此办理；但到了第四个乡，乡长坚决拒绝了，他既不种马铃薯，也不给钱。他对官员说：“你宽恕了某某乡某某乡，很明显，也应该宽恕我们。”官员想靠恐吓和鞭打解决问题，结果农民拿起棍棒，把一队警察赶跑了。总督派出了哥萨克。可是附近几个乡支援他们。

最后当局动用了枪炮，可见事态的严重。农民离开家，分散到森林中。哥萨克把他们像野兽般赶出丛林，捉住后戴上镣铐，送到了科兹莫杰米扬斯克的军法处。

事有凑巧，军法处内部警备队的老少校是个忠厚正直的人。他好心地说，一切都是彼得堡来的官员造成的。结果他遭到围攻，大家骂他，不许他讲话，恐吓他，甚至羞辱他，说他企图“陷害无辜的人”。

审讯按照俄国惯用的程序进行：农民在审问时被鞭打，在判刑时被鞭打，在示众时被鞭打，在勒索钱财时被鞭打，打完之后被成批流放西伯利亚。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讯期间基谢廖夫赴各地视察，曾路过科兹莫杰米扬斯克。他应该可以到军法处走一趟，或者召见一下少校的。

但他没有这么做！

……著名的杜尔古30看到法国人讨厌马铃薯，就把它发给包税商、供应商和他管辖的其他人，严禁命令农民种植。同时秘密通知他们，农民来偷马铃薯种子，不要拦阻。过了几年，法国一些地区就种满马铃薯了。

从一切考虑，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不是比用枪弹好吗？

1836年，一群吉卜赛人来到维亚特卡，在田野上扎营居住。这些人从遥远的古代起就过着自由的流浪生活，带着不朽的熊学究和一字不识的孩子，带着医马术和星相占卜，干着小偷小摸的勾当，走南闯北，最远达到托博尔斯克和伊尔比特。他们逍遥自在地唱着歌，偷着鸡，可就在这时省长突然奉到皇上命令：凡无身份证之吉卜赛人（从来没有一个吉卜赛人有过身份证，这是尼古拉和他的大臣们都很清楚的），限于某月某日前，在公文到达时之屯居地，就近向当地城乡政府办理登记。

限期届满后，又来了一道命令：全部适龄壮丁应即征召入伍，其余人员，除男性儿童另行安置外，一律送往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这道发疯的命令，使人想起《圣经》上关于整个种族遭到杀戮和惩罚，全部男丁惨遭屠杀的记载31；连秋法耶夫本人看到这公文也觉得有些棘手。他一边向吉卜赛人宣读这荒谬的命令，一边复文彼得堡，表示无法执行。为了登记，需要钱，需要得到当地居民同意，而当地居民不会轻易接受吉卜赛人落户，何况吉卜赛人是否肯在当地长期定居，也还不得而知。考虑到这一切，秋法耶夫要求部里给予宽容，延期登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功绩。

大臣指示，期满之后，尼布甲尼撒32的命令应即执行。秋法耶夫不得已，派出一队兵包围了吉卜赛人；包围之后，警察局长率领一个警备营到达了那里。这以后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据说，妇女披头散发，号啕大哭，发疯似的奔来奔去，倒在警察的脚边，白发老妪拉住儿子不放。但是秩序胜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长夺走了孩子，带走了壮丁，其余的人被押送到各地定居。

然而孩子夺来以后产生了一个问题：把他们安置在哪里？靠什么钱养活他们？

从前各省的社会救济署下面设有孤儿院，不必国库花一文钱。但是尼古拉的普鲁士贞洁观念认为它们对道德有害，撤销了这些机构。秋法耶夫只得自己垫钱，同时向部里请求拨款。部里办事一向虎头蛇尾，下令在未有处置办法之前，先把孩子送往养老院，由老头子和老太婆抚养。

让小孩与垂死的老人住在一起，强使他们呼吸死亡的气息，并委托需要安宁的老人免费照料孩子……

诗人的天才！

为了不致间断，我把一年半以后的一件事放在这里一起叙述。它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省我父亲的领地上，那儿有个村长，是个聪明的农民，熟悉人情世故，平日做运输生意，自己有几辆三驾马车，在那个实行代役租的小村子里已干了二十来年村长。

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的那一年，邻村农民托他送一个新兵；他自以为老于此道，带着绳捆索绑的未来的祖国保卫者，满有把握地驱车进城了。

“老爷，事在人为呢。”他曾对我说，用手指捋着已有几茎银丝的淡黄大胡须。“前年我们要送一个小伙子去当兵，可这人生得这么瘦小、虚弱，大伙担心他不合格。嗯，我就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车轮不上油是转不动的，你们说说能出几个钱吧。’大伙合计了一会儿，决定出二十五个金币。我到了省里，在税务局讲了几句话，便直接去找主任，这是个聪明人，我早认识了，老爷。他吩咐我进书房见他，原来他脚痛，躺在沙发上。我把一切都给他讲了，他笑笑回答道：‘行，行，你讲吧，这东西带了多少来？你是个守财奴，我知道。’我掏出十个金币，放在桌上，深深鞠了一躬。他把钱拿在手里，掂了几掂，说道：‘可你知道，要钱的不是我一个啊，你还带着多少呢？’我回答他，十来个金币还办得到。他说：‘你看，这派得了什么用场啊？你自己算吧：医生两个，新兵验收员两个，文书，嗯，还有其他各种费用，反正至少还得三个。这么办吧，你把剩下的十个统统给我，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那么你给他了？”

“当然给啦。就这样，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顺利。”

村长在这种扣除尾数的办法的熏陶下，习惯了这样的经济手腕，大概还拿惯了那五个金币（这些金币的命运，他没有提），因此对成功是充满信心的。他没有料到，在贿赂和接受贿赂的那只手之间，也会发生许多不幸。这时派到弗拉基米尔主持征兵事务的是侍从武官埃森伯爵。村长掏出一把金币塞进他的手里。可惜我们的伯爵像《努林》33的女主人公，“不是按祖宗的规矩”教育大的，而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中长大的，那里培养的是对俄罗斯皇帝的德意志式忠诚。埃森勃然大怒，大声呵斥，最糟的是还打了铃，文书跑进屋子，宪兵也来了。村长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穿制服而不要贿赂的人，以致吓得手足无措，没有抵赖，也没有发誓要请上帝做证，证明他从未行过贿，如果他有这念头，就让他的眼睛瞎掉，从此喝不到一口水等等。他只是像绵羊一般听凭摆布，给送进警察局，大概心里还在后悔，给将军的钱太少，以致得罪了他。

但是埃森既未因自己良心纯洁而满足，也未因倒霉的农民饱受惊吓便善罢甘休，看来他是真的想在俄国根绝贿赂，惩办罪行，树立兴利除弊的榜样，因此为村长的险恶用心，给警察局，给省长，给征兵机关，都发了公函。农民给关进了监牢，送上了法庭。我们的法律又愚蠢而不合情理：行贿的农民（即使他是个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须同样办罪，因此案件变得很棘手，必须多方设法才能营救村长。

我赶去找省长，他拒绝过问这事。刑庭庭长和参议们怕侍从武官干预，直摇脑袋。倒是侍从武官本人首先变愤怒为亲热，说他“决不想难为村长，只是教训教训他，审问一下，然后释放”。我把这话转告警察局长，他对我说：“坏就坏在这里，这些大老官都不懂事，应该简简单单把他送到我这里，我会抽他一顿背脊，叫他今后没有问清路切莫往前闯，然后放他滚蛋，这样大家都省事；可现在，只得让法院去磨洋工了。”

这两种见解，巧妙而清楚地表达了俄罗斯帝国关于法律的观念，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正好落在祖国法学的这两大极端中间，那里是最深的深渊，即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法庭拟定了判决书，要把村长先行鞭打，然后遣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他的儿子，他全家人，纷纷找我搭救他们的一家之主。我也非常同情他，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我重又找庭长和参议，向他们证明，他们对村长这么严厉，结果只会害了自己；何况他们都很清楚，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最后还说，如果他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相信“一切恩惠都来自上头，一切赏赐都来自天父”34，那么他们也会两袖清风，没有饭吃。我这么说情疏通，还打发村长的儿子去苦苦哀求，总算达到了一半目的。村长被判在狱中鞭打几下，仍留原地居住，但严禁再为其他农民出头办事。

我看到省长和检察官同意了这判决，才高兴地松了口气，前往警察局，要求他们鞭打时手下留情；警察一半因为我亲自向他们求情，一半也因为可怜这个为司空见惯的小事吃尽苦头的倒霉鬼，而且知道他是有钱的农民，这才答应我只走走过场。

过了几天，一天早晨，村长回来了，他比以前瘦了，头发也更白了。我发觉他虽然很高兴，还是心事重重似的。

“你还愁什么啊？”我问他。

“不如一下子干完的好。”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我是说，不知道他们多咱才给我行刑啊？”

“他们没有鞭打你？”

“没有。”

“那怎么放你出狱啦？你现在不是回家吗？”

“回家是回家，可心里总放不下鞭打的事，秘书是这么念的呢。”

我确实也给弄糊涂了，最后问他，有没有发给他什么证件？他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判决书，最后是这么写的：根据刑事法庭判决，在监狱牢房内鞭打之后，“发给本证明，并予释放出狱”。

我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你已经给打过啦！”

“没有，老爷，没有。”

“哦，如果你不满意，不妨回去，要求他们补打一顿，也许警察会体谅你的苦衷呢。”

看到我发笑，老头儿也笑了，怀疑地摇摇头，说道：

“想不到有这么奇怪的事！”

“真是不成体统。”许多人会这么说，但是请他们想一想，要不是这么不成体统，在俄国还能生活下去吗？

1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平民出身的政治家，曾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大臣。斯佩兰斯基主张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因而失宠，被流放。获赦后于1819至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

2 韦利亚米诺夫（1771—1837），俄国军人，1827至1833年任西西伯利亚省长。

3 谢尼亚温（1801—1851），1840至1845年间的莫斯科省长。

4 这些办法都是15至17世纪俄国宗法社会的制度。赫尔岑曾主张以俄国宗法社会的所谓村社为基础，建立俄国的社会主义。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起义失败后，赫尔岑的这种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但为时不久。

5 彼得大帝改革市政，把商人分为两等，属于一等行会的是大商人和医师等，二等行会中是小商人和工艺师等。

6 这使罗斯托普钦伯爵有理由挖苦佩斯捷利。他们两人在皇帝处用膳。皇上站在窗边问：“那儿教堂顶上……十字架上面黑黑的是什么？”罗斯托普钦答道：“我看不清楚，这得问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他的眼睛明察秋毫，能从这里看到西伯利亚发生的一切呢。”——作者注

7 维罗纳在意大利，亚琛在德国。1815年，俄、普、奥三国结成“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沙皇亚历山大曾去这两地参加“神圣同盟”的会议。

8 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沙皇的官员，经济学家。

9 俄国将军，1822至1828年任西西伯利亚总督。

10 穆拉维约夫（1809—1881），俄国将军，1847至1861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11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纽约的报刊曾多次提到这句话。——作者注

12 17世纪中叶，俄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按希腊教会统一宗教仪式，这遭到一部分坚决保卫“旧信仰”的神父及教徒的反对。这些人即被称为“分裂派教徒”。

13 谢斯拉温（1780—1858）和菲格纳（1787—1813）都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军官，游击战的组织者。

14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1768—1835）于1799年与俄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没有执行弗兰茨的战略，因而在意大利连连获胜，但弗兰茨本人的军队却屡战屡败。

15 西方流传极广的迷信观念，认为有的人生有“毒眼”，遇到它，人畜都得遭殃。

16 二百卢布的纸币。

17 彼得大帝时期发行的纸币，印有十字花纹。

18 传说中的古罗马英雄。据说，在伊斯特拉坎国王波塞纳围攻罗马时，穆西乌斯·斯凯沃拉因行刺波塞纳失败被捕，在审问时，他为了证明自己英勇不屈，把手伸进祭台圣火中，眼看烈焰把手烧焦，仍不缩回。波塞纳被他的勇气打动，释放了他。

19 他们的一切祈祷都归结为一些物质上的要求：种族连绵不绝，五谷丰登，牲口无病无灾等，此外别无其他。“优马拉神啊，让一头羊生下两头，一粒谷长出五粒，让我的孩子生下孩子。”这种对尘世生活和最低生活资料的忧虑，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不幸的被压迫生活留下的印记。魔鬼在他们那里与上帝同样受尊敬。我在一个村里看到一次大火，那儿的居民是混杂的，有俄罗斯人，也有沃恰克人。俄罗斯人忙着搬东西，叫喊，有一个酒店老板尤其突出。火不可能扑灭，但是在开始时抢救一些财物是很容易的。沃恰克人却聚集在一个小山岗上，号啕大哭，什么也不干。——作者注

20 类似的答复（如果库尔巴诺夫斯基没有凭空编造），德国农民在被迫改信天主教时也说过。——作者注

21 基里尔（827—869）和梅福季（约815—885）是弟兄，都是斯拉夫人中最早的传教士，为基督教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22 对伊斯兰教学者和宗教职业者的尊称，与阿訇差不多。

23 从彼得大帝时起，俄国农民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地主贵族私人所有的农奴，另一类是居住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称为国家农民。当时西伯利亚的农民大多是国家农民。新管理法主要是加强了对这些农民的管理工作。

24 从1837年8月起接替秋法耶夫的新省长。

25 瓦西里是男人的名字，瓦西里萨才是女人的名字。

26 人头税是彼得大帝时开始的，规定只向成年男子征收。

27 在维亚特卡省，农民特别喜欢迁移。在树林中，经常会突然发现三四块新垦地。大片的土地和森林（其中的树木一半已被砍伐）吸引了农民，他们便把这些抛弃不用的“无主物”收归己有。财政部几次被迫批准这些土地归占有者所有。——作者注

28 俄国大官僚，1823至1844年任俄国财政大臣。

29 基谢廖夫（1788—1872），俄国大官僚，当时任国家产业部大臣。

30 杜尔古（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时期曾任财政大臣，进行各种改革，后因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31 指古代各民族的互相残杀，这些残杀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在《圣经》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中均有所记载。

32 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公元前630—前562），古代新巴比伦王国国王，曾攻占耶路撒冷，消灭犹太王国，因此在《圣经》中被描写为一个残暴专制的君主。

33 指普希金的长诗《努林伯爵》。

34 《圣经》中的话，见《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